巴金：此情至真 16－周末·「問道大師」

巴金：此情至真

2013年9月6日 16：16－周末·「問道大師」特刊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任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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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油畫）克衛 作

巴金在閱讀

巴金與冰心

與巴金合影 （右二為趙蘭英，右一為李小林）

　　本報記者任春巴金，20世紀中國傑出的文學大師，中國當代文壇的一棵參天大樹。1998年12月29日，94歲的巴金對一個人說：「我死了後，你幫我寫一篇文章，看看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這個人，便是採訪巴金26年的新華社高級記者趙蘭英。初秋，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記者與趙蘭英面對面。在她娓娓的敘述中，一個講真話、做真事、捧真心，可親、可敬、可愛的巴金老人，徐徐走來，越來越清晰，越來越真實。「可以26年追隨採訪一位值得尊敬的人，我很幸運。」趙蘭英，這位新華社高級記者在其30多年的職業生涯里，報道的都是與上海文化相關的人與事，申城文化名人幾乎被其一一訪遍。而在這些文化名人中，趙蘭英對巴金的感情最深。巴金說，最怕記者採訪，但趙蘭英隨時都可以來；巴金的女兒李小林說，我爸爸熟悉了趙蘭英的氣息。在巴金最後幾年的歲月里，趙蘭英像巴金的家人一般，經常去華東醫院看望老人。哪怕已經無法用語言交流，只是摩挲一下老人的手，趙蘭英心裡便感到踏實而溫暖。講真話「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走進趙蘭英的家，頂天立地的書櫃佔據了客廳的四面牆，一屋子的書，將小小的客廳「撐」得滿滿當當。《巴金全集》、《巴金譯作集》、《與巴金零距離》、《感覺巴金》……一本本書，訴說著主人與巴金的特殊緣分。趙蘭英抽出其中一本《隨想錄》說：「這是巴老晚年奉獻給社會的重要財富，是一部講真話的大書。」「講真話」三個字，在這部巴金用生命書寫的作品中熠熠閃亮，亦是巴金的「靈魂刻標」。1978年，年逾古稀的巴金著手《隨想錄》書稿的寫作。至1986年，全部150篇完稿，歷時8年。巴金在開篇寫道：「我不想多說空話，多說大話……這只是記錄我隨時隨地的感想，既無系統，又不高明。但它們卻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隨想錄》觸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勇敢面對作者的靈魂。彼時，「文革」剛剛過去，巴金率先站出來，坦承自己在「文革」中講過違心的話，寫過違心的文章，傷害過一些朋友，這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1987年6月，《隨想錄》出版合訂本，在為此撰寫的「新記」中，巴金如釋重負地寫道：「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對於巴金而言，「講真話」不僅是寫作的基本標準，還是為人的一貫風格。「無論在什麼年齡，無論在什麼場合，無論對什麼人，他都講真話、講大實話、不故作高深，這就是巴老的風格。」趙蘭英說。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開會之餘，歌唱家周小燕請大家題詞留念。有人題的是：「為建設人民音樂而努力！小燕同志。」有人題詞：「為人民服務。」有的寫：「為人民服務者，拜人民為老師！小燕同志。」有的說：「唱出人民的聲音。小燕同志。」有的則說：「人民歌唱家，是最光榮的稱號。為人民歌唱，歌唱人民吧！」在大同小異的題詞中，唯獨巴金寫道：「我們都高興聽您唱的歌。小燕先生。」一句樸實無比的話，巴金的「真」躍然其上。從不喜歡把話往大里說、往空里說、往高里說的巴金，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了自己最真誠的心情，卻因為這份「真」，給周小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紀80年代，華裔女作家聶華苓來上海，巴金在國際飯店宴請她。聶華苓緊緊握住巴金的右手，激動地說：「今天真幸福，能夠和您握手。您這隻手是一隻了不起的、偉大的手。」巴金舉起右手，看了看，笑著對大夥說：「這是一隻吃飯的手。」大夥愣了一下，旋即都笑了。聶華苓的本意指這是一隻寫出無數偉大作品的手。而在巴金看來，這就是一隻吃飯的手、一隻勞動的手。這句大實話，是自謙，是幽默，體現的是一個人的真實性情和謙遜品行。20餘年的採訪中，一件小事令趙蘭英記憶猶新。那是1997年11月25日，巴金94歲華誕，趙蘭英前去華東醫院為他祝壽。當她送上祝福後往外走時，巴老輕輕叫住了她。他說：「你的稿子我看了，寫得很好。但當時我沒有聽見『喀嚓』的聲音。」巴老嘴裡的「咔嚓」，指的是趙蘭英一篇報道里的描寫。此前不久，巴金在校對《巴金譯文集》的稿子，起身去取一本書的時候，動作有些過猛，導致脊椎骨折。趙蘭英聯想到自己之前腳背骨折時聽到了「咔嚓」一聲，便理所當然地在報道中用「喀嚓」二字來形容巴金骨折時的聲音。事實上，老年人由於骨質疏鬆，骨折時不易聽到聲響。這件小事，讓趙蘭英反思了許久。身卧病榻的巴老不僅認真地看了她的報道，而且並不因為和她熟稔便放過瑕疵，對她實話實說地點出問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教訓。」趙蘭英特地就此事在《新聞記者》上寫了一篇文章，用這個教訓告誡自己，也提醒同行。做真事夢中，他站在現代文學館大門口，微笑地看著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武康路113號，巴金故居。1955年9月，巴金舉家遷入這幢掩映於梧桐樹蔭中的3層獨立式花園洋房，在此居住長達半世紀。在這裡，巴金寫下後被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的小說《團圓》，寫作《隨想錄》，並翻譯《往事與隨想》等文學名著。這裡是趙蘭英常常進出的地方。巴金去世後，路過武康路，她仍然總是忍不住跨進巴金故居，看看、轉轉。巴金會見客人的沙發、寫作的桌子、放書的書架、陽光房裡的那台縫紉機、花園裡那棵綠葉如蓋的大樹……一切，都讓她感到那麼親切。客廳朝陽台的門邊放著一張小桌子，大約就一尺寬、三尺長。「每天早上吃好飯後，巴老就在生活秘書的攙扶下，坐在這張桌前開始工作，一坐就是幾個小時。90歲時，他在這張小桌上編校《巴金譯文全集》，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趙蘭英回憶說。巴金這一生靠稿費生活，是當時中國作家中唯一不拿工資的。他從來都認為，作家天經地義地靠作品生存、用作品說話，讀者才是作家的衣食父母。因而，晚年巴金雖然早已著作等身，享譽海內外，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但他從未安於享樂，而是兢兢業業地做著自己認為該做的事情。從1989年至1993年，編校《巴金全集》，巴金花了整整4年的時間。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巴金」，本該頤養天年、含飴弄孫。而身患疾病的他卻堅持每天用顫抖的雙手，不輟筆耕。每天用在工作上的時間，都在8小時以上。女兒李小林心疼地說：「我爸爸是這個家庭中年齡最大、工作時間最長，也是最辛苦的人。」那幾年，趙蘭英常常去巴金家裡看他。差不多每次去，她都會看見巴金伏在門邊的小桌子上寫作的身影。因為患有帕金森氏症，巴金動筆非常困難。沒有相當大的毅力，一天裡面根本寫不了一百個字。「我有的時候看他寫字，那個費力啊。手抖抖的，好不容易握住了筆，寫下去，明明要寫豎的卻橫了出去，有時候動不了，他就用左手去推右手。」說到此處，趙蘭英哽咽了。1993年夏季，《巴金全集》到了最後的收尾階段。巴金更是夜以繼日地工作。那個夏天，他瘦了4公斤多，體重只剩下38公斤。「人們常常說，巴金是一位高產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小說、散文、隨筆、政論、演講等大約800萬字。1994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26卷本的《巴金全集》。後來還出版過10卷本的《巴金譯作集》，300多萬字。這些都是人們所看到的他做的事。對於中國文學，他還做了許多默默無聞的工作，很多事或無人知曉，或被人遺忘。」趙蘭英說。1935年，剛過而立之年的巴金，正是文學創作最為旺盛的時期。這時候，他卻應朋友吳朗西之邀，出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不拿一分錢工資，一做就是14年。抗戰爆發、上海淪陷後，巴金把出版社搬到廣州、桂林、成都、重慶等地。他以出版社為陣地團結了幾代文化人，既有魯迅、茅盾、鄭振鐸、老舍、沈從文等大家，也有剛剛嶄露頭角的曹禺、卞之琳、艾蕪等。《故事新編》、《駱駝祥子》、《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死魂靈》、《安娜·卡列尼娜》、《羅密歐與朱麗葉》、《復活》、《戰爭與和平》、《雙城記》、《高爾基傳》……一大批世界名著和經典文學作品問世的背後，都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推動者——巴金。建國後，巴金與靳以一道，創辦了文學刊物《收穫》。他把自己寶貴的時間給了那些「嗷嗷待哺」的文學青年，壯大了文學隊伍。「文革」結束，巴金已是一位垂垂老人，但他為中國文學做些事的願望依然迫切。建一座中國現代文學館，成了那幾年巴金最真切的夢想。趙蘭英回憶：「那些年，當送走一個箇舊年，迎來一個個新年時，我去探望巴老，問他有什麼心愿，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文學館』。」為了建造這個為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留存重要資料、物證，展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軌跡的博物館，巴金髮起倡議，聯名多位作家上書，並身先士卒，向文學館捐出了個人存款的大部分——15萬元，作為啟動資金。幾年後，當由葉聖陶先生寫好的現代文學館的牌子，因為種種原因遲遲沒能掛起來的時候，巴金成了「祥林嫂」，見人就要問。而這個文學館，甚至讓巴金魂牽夢繞：「巴老曾經做過一個夢，夢中，他站在文學館大門口，微笑地看著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夢醒後，他還躺在床上，一個人樂了好一陣子。」趙蘭英說。1985年，在多方努力下，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北京萬壽寺開館。巴金在家人的攙扶下激動地踏上文學館石階。這一天，他又將自己剛收到的一筆稿費捐獻給了文學館。幾年過去，萬壽寺的舊房無法滿足文學館的需要，建造新館勢在必行。1993年，巴金上書中央領導，懇切地說：「文學館是我一生的最後一個工作，絕不是為了我自己，我願意把我最後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它的前途非常廣闊，這是表現中國人民美好心靈的豐富礦藏。」1996年11月25日，巴金92歲生日那天，現代文學館新館奠基，成為獻給巴金的最為珍貴的禮物。2000年5月，文學館新館終於揭開面紗，而此時，重病的巴金已經無法前往親睹。令人欣慰的是，文學館的每一扇大門上，都嵌有巴金的手印，彷彿是紀念巴金為這座文學殿堂、為中國文學所做的實實在在的推動。捧真心他善待每一個人，總是捧出自己那顆滾燙的赤誠之心追隨大師多年，趙蘭英感慨，巴金是一個令人感到溫暖的人：「他善待每一個人，總是捧出自己那顆滾燙的赤誠之心。」對愛人，巴金專心長情。1936年，崇敬和愛慕，促使18歲的蕭珊衝破少女的羞澀，寫信約巴金見面。年長她14歲的巴金，喜歡上了這個熱情的姑娘。1944年，兩人結婚了，從此成為對方生命中無法割捨的一部分。1972年，蕭珊去世，巴金拍打著被白布單包著的蕭珊，哭喊著她的名字。此後，蕭珊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巴金的房間里。在1998年底的一次聊天中，巴金告訴趙蘭英：「我的心愿是，死了後與蕭珊在一起，骨灰撒大海。」2005年11月25日，他的心愿得以實現。對朋友，巴金真誠相待。有時候，他是敢於直言規勸的諍友：當老朋友曹禺頭上的職務越來越多時，他卻對其坦言相告：「不要囿於雜務，應該多寫些好作品。」有時候，他敢於無視周圍的眼光，給低谷逆境中的朋友送去真誠的安慰。上世紀50年代，作家蕭乾受到批判，有些昔日的朋友選擇了避而不見。巴金卻不，他在公開場合大聲地叫著蕭乾的名字，大方地坐在他的身邊，關照他要謙虛謹慎。而他與冰心的友情，更是長達70年，真摯感人。上世紀30年代，巴金與冰心第一次見面，冰心就把巴金當成自己的弟弟。她說：「他最打動人的地方，是他的真誠。」1999年3月，巴金病重。當他脫離危險期，從搶救室轉到監護病房時，已經20多天沒有開口的巴金，嚅動著嘴唇：「打電話」、「給冰心」。這六個字里，是極其深重的情誼。對後輩，巴金熱心提攜。當劉白羽還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文學青年時，巴金告訴劉白羽，文化生活出版社準備出版一部他的作品集。令劉白羽始料未及的是，巴金拿出一個紙包對他說；「我已經幫你編好了，你只要自己再看看有沒有修改的地方。」劉白羽接過來一看，自己在一年中發表的作品，已經全被巴金剪貼得整整齊齊。這便是劉白羽人生中第一本小說集——《草原上》。對於身邊的人，巴金總是說：「不要麻煩人家。」他幾乎從來不為自己的事麻煩別人。晚年手腳不靈，行動不便，家人朋友多次建議，請位推拿師來推拿。巴金總是說：「不要。不要麻煩人家。」他也從不為子女和親屬的事麻煩別人。蕭珊是西南聯大中文系學生，上世紀50年代，她很想出去工作。巴金卻從沒向組織提出過，只是讓她到《上海文學》編輯部，當—名不佔編製、不拿工資的義務編輯。1968年，巴金的兒子李小棠分配工作，巴金還是沒有去「麻煩別人」，李小棠後來去了安徽農村。1998年，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翟泰豐來看巴金：「巴老，對組織上您有什麼要求？」這一次，從來不麻煩別人的巴金，「麻煩」了組織——他指著身邊的小吳和小張說：「請安排好他們。」小吳來自四川農村，經人介紹1991年來到巴金家幫助料理巴金的生活。1997年，原在曹禺身邊工作的河北農村小伙小張，也來到巴金身邊。巴金唯一一次向組織請求安排，不是為自己的子女，而是為兩位農村孩子的未來。為人忠心真誠，待人虛心不偽，巴金的一生里，「真」字貫穿始終。讓趙蘭英深感觸動的是，巴金曾親口對她說：「我這輩子寫了那麼多字，不如老周的八個字」。老周，是巴金幼年在成都老家裡一起玩兒的轎夫，也是巴金一生中最為敬重的老師之一。年幼的巴金最喜歡聽老周「擺龍門陣」。每次，老周講完故事總忘不了「教育」下這位四少爺：「要好好做人，對人要真實，不管別人待你怎樣，你自己不要走錯腳步。不要騙人，不要虧待人，不要佔別人的便宜……」在老家，巴金常去廚房幫僕人們燒火。他不停地將柴放進灶膛，常常把火弄滅了。老周一字一頓地對他說：「火要空心，人要忠心。」這八個字，巴金記了一輩子。「恨不能掏出心來」的這種真，燃燒了巴金的所有能量，也點亮了無數人的靈魂燈塔。記者手記講一兩句真話不難，難的是講一輩子真話。因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說真話，秉筆直書，需要的是磊落的襟懷、自省的勇氣、真誠的態度和了不起的良知。正因為此，講了一輩子真話的巴金才留給我們太多感動和啟示。「我們可能無法做到像巴金那樣偉大，達不到他那樣的思想境界；但我們都可以向他學習，對人真誠，對事認真，當好人，做實事。」採訪結束時，趙蘭英認真地說。確實如此。少一些空話套話，多一些真話白話；少一些沽名釣譽，多做一些實事好事；少為自己著想一點，多為他人考慮一些……這樣，生命才能真正地「開花」，即便凋落時，也能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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