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國初期三反五反運動述評 》

《 建國初期三反五反運動述評 》

王善中

一、

１９５１年，抗美援朝運動進入高潮，軍費激增，致使政府財政收支失去平衡。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辦法是發展經濟。當時黨和政府採取了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五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方針。特別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還佔著相當大的比重。為了發展經濟，政府不能不扶植私人工商業，而對於私人資本經濟不可克服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簡稱為「五毒」）的行為，採取了盡量容忍並不過於限制、打擊的態度。從迄今為止所見到的材料來看，直至１９５１年底，黨中央和毛澤東並沒有發動一場運動來打擊私人工商業的任何意向，這說明政府是從經濟發展的大局上去權衡這一問題的，再則對「五毒」的界定，因時因地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相比來說，黨中央更為重視自身的清廉，當時貪污、浪費、官僚主義（時稱「三害」）現像在一些黨政軍部門中已有所抬頭。中共中央決定從１９５１年２月起開始整黨，１０月，又決定在整黨基礎上，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愛國增產節約運動。

運動陸續揭發出了一些問題，如１９５０年華北地區有「三害」問題的幹部有３０３人，１９５１年上半年便增至５３１人；東北瀋陽工商局下屬各專業公司中有３６２９人有程度不同的貪污行為【注:轉引自林蘊暉等著：《凱歌行進的時期》，第２４５頁。】；軍隊中由於整編過來的國民黨軍隊過多等因，亦存在一些問題。上述數字雖能說明一定的問題，但是從總的來看，這與相應的黨政軍機構相比，實在是一個不大的數字，這恰好說明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人及廣大國家工作人員的清廉。然而，當時黨和政府對這些情況相當重視。這說明，一方面在多年的革命鬥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已形成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作風及艱苦樸素、嚴格遵守紀律的光榮傳統，他們不能容忍腐敗現象的產生。然而在缺乏治國經驗的前提下，他們容易把對上述數字的理解絕對化，從而把出現的「三害」現象看得過重。另一方面，黨中央和毛澤東與其說是從經濟的角度，不如說是從政治的角度去考慮這些問題的。進北京後，毛澤東曾多次告誠全黨，不要作「李自成第二」，希望共產黨人能以自己的信仰、清廉及民主，打破歷史上所有政權所出現的那種「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興」、「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頁。】所以，他把這些數字作為「李自成第二」的苗頭加以理解。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原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現任書記張子善案發，劉、張二人利用職權，直接盜騙的錢財就高達１５５萬元（舊幣），這在當時看來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毛澤東為此夜不能寐，親自批准了處決二人的決定。從政治上考慮，黨中央和毛澤東感到運動必須向縱深發展。１２月１日，黨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毛澤東批示說：』『各級領導機關必須仿照實行懲治反革命條例那樣，大張旗鼓地發動一切工作人員和有關的群眾進行學習，號召坦白和檢舉，並由主要負責同志親自督促和檢查。」增產節約運動由此升溫為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運動採取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形式，一場群眾運動就這樣開始了。

二、

任何一個國家都離不開法制，而法制的制定，必須與這一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道德觀念、風俗習慣等諸國情因素相適應，由是法制對於腐敗的懲治，從來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法制如果脫離國情而過松，國家會陷入混亂；過嚴，超出了社會上實際所能容忍的最低的行為現范，於社會傷害面會過大，同樣亦不利於政權的穩定。然而在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法制的重要性及其上述含義似乎理解不深，以致於在如何懲治腐敗問題上，與其說是依靠法律，不如說是更相信並依賴於戰爭時期的特長，即用群眾鬥爭的辦法去解決這一問題。許多同志在這一問題上還帶有某種理想主義的色彩，相信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比起用法制的方式來，會揭露出更多的問題，解決問題也會更徹底。

三反運動開始後，在各級領導發動下，廣大群眾揭發出不少問題。不可否認，僅在運動開始的一個月內，被揭發出來的一些問題確實相當嚴重。如公安部行政處長宋德貴貪污７萬元；中國畜產公司業務處長薛崑山貪污２３萬元（上述二人後被處決）；農業部幹部雷亞卿貪污１．４７餘萬元，受賄１．４７餘萬元等等。【注:北京公審大會對七個大貪污犯的控訴，《新華月報》，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９日，中直總黨委宣布運動進入「打虎」（當時稱貪污犯為「老虎」，貪污額１萬元以上稱「大老虎」，１萬元以下１千元以上稱「小老虎」）階段，於是全國掀起了「打虎」高潮。在高潮中，很多單位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逼、供、信」現象，甚至有誘供、假供等現象。在這一現象下，北京市有１／４的案件因罪狀不足不能判刑，１／４案件因情節不清須重新查對。【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重要文件彙編》１９５２年，第１５２頁。】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參加運動者有３８０萬餘人，運動高潮打出「大老虎」達２９萬人之多，占參加運動人員總數的７％強。【注:轉引自林蘊暉：《凱歌行進的時期》，第２５０頁。】如果再加上為數眾多的「小老虎」，那麼在黨政軍部門中，三反運動的打擊面就更寬了。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有二：

一是群眾運動本身的問題。不可否認，群眾運動會猛烈地衝擊腐敗現象，但是，運動的群眾或群眾的運動決不會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在符合國家最大利益即法制與非法制之間的臨界線上自覺地停下來。如果說平日種種法規及道德規範能對人們有所約束的話，那末運動本身及其慣性能給人們一時情緒、一時需要的發揮留下來相當大的活動餘地，使人們可以不顧種種約束繼續超越「臨界線」往前沖。沖的越遠，對國家利益的損害也就越大，不能在國家所需要的臨界線上停下來，從而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這是所有群眾運動不可克服的弊病。

二是中央領導層特別是毛澤東對「三害」現象估計過重，對貪污分子數目估計過多。運動初期，由於各地揭發出來的「問題」太多，自然使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估計更加嚴重。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８日，即運動剛剛開始，毛澤東就表示：「應把這場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注:《中央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８日。】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毛澤東以黨中央的名義指示各單位，限期發動群眾，進行三反，並表示：「各地如有需要殺幾個貪污犯才有利於發動群眾，亦可殺幾個」。於是，很多單位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匆匆上陣了。毛澤東對三反運動抓得很緊，經常去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領導開展三反運動，主任為薄一波）聽彙報，多次對有關文件、報告作批示。中央領導層特別是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估計過重及其一度矯枉過正的作法，是三反運動一度發生偏差的重要因素。

三反運動擴大的偏差，對當時政府各部門的工作產生一定的影響。企業中一些人怕當「老虎」，不肯幹了。一些人以前工作不認真，現在是「寧左勿右」，驗貨時對產品的質量要求過嚴，使「次貨」達到６０％、７０％，甚至高達８０％，使生產和經商受到一定影響。【注:陳云：《市場情況與公私關係》，《陳雲文選》（１９４９—１９５６），第１５６—１５７頁。】在這種情形下，僅華東地區的物資積壓與霉爛的損失就相當嚴重，上海積壓待銷的土產年貨價值達３２０萬元。根據１９５１年９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公安會議，原決定從該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２年４月為鎮反運動的第二階段，以進一步打擊反革命分子，但是，由於三反運動在公安系統亦搞得相當激烈，鎮反工作被延長了。

值得提出的是，由於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謹慎從事，三反運動僅在黨政軍機關中進行，其偏差及其影響未能波及到廣大工農兵及知識分子中。

１月１９日，運動正值高潮，薄一波代表黨中央表示，對廣大民主人士、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一定要採取保護的政策。對於廣大工人階級，黨和政府更是採取了「必須貫徹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２月４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工礦企業中如何進行三反運動》的指示，特彆強調「在鬥爭中要注意防止和糾正把鬥爭的鋒芒轉移到工人群眾方面的錯誤傾向」，對存在於工人中的問題，主要是「教育的過程」，「一般應該推到三反後期以坦白教育的方式加以解決，面向將來，不咎既往」。所以說，工人群眾在運動中所受到的衝擊，就更是微乎其微了。為了保證抗美援朝的順利進行，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３日，毛澤東特意指示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第一線部隊應完全停止三反，全力對敵」。

１９５２年３月，黨中央和毛主席開始對三反運動採取了一系列的降溫措施。６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問題的若干決定》，其中特彆強調要「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對貪污分子的處理，各地應儘可能地在各級貪污分子總人數中，使摘掉貪污分子帽子、免予行政處分者達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判死刑者，應占極少數」；１２日，作出《若干決定的修改通知》，再次放寬政策；３１日，作出《關於追繳貪污分子贓款贓物的規定》；４月２１日，政務院在上述基礎上，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這些規定條例，使得三反運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群眾運動中那種「無限制性」，基本上被剎住了。

上述種種措施的實行，使三反運動所產生的消極作用及影響相當有限。總的來看，三反運動是成功的。據統計，當時全國參加三反運動的總人數是３８３萬多人（未包括軍隊），經反覆核實後，貪污千元以上者有１０萬餘人，約佔總人數２．７％；被處決案犯僅５１人。這一結果亦是合情合理的，大體上實事求是地處理了本應當處理的人。從此，幹部隊伍更為純潔清廉，廣大工人的勞動熱情空前高漲，整個社會空氣為之清新，至今使人懷念不已。

三、

三反運動開始後，隨之揭發出來資本家的「五毒」問題亦越來越多，如何劃分違法與不違法的界限？如何對待為數不少的違法商人？如何把握對資產階級鬥爭的時限、規模和趨向？是黨中央和毛澤東思之又思，慎之又慎的問題。

從政治上考慮，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民族資產階級是統一戰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表示：「認為可以不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或提前消滅私人資本主義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應該加以批判和糾正」【注:李維漢：《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任務》，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１日。】。６月，毛澤東在七屆之三中全會上亦表示，面對著國內外強大的反動派，我們不要「四面出擊」，「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注:轉引自孫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稿》，第８８頁。】。比起七屆二中全會時的說法，毛澤東的話也策略多了，緩和多了。

從經濟來看，五種經濟並存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既定方針，不僅私人工礦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著相當的比重，而且私人商業占的比重更大。１９５０年，全國商業戶數為４０２萬戶，佔全國商業戶數的９８．４％，其銷售額佔總批發額的７６．１％，零售額８５％。１９５１年，私人工商業的工業產值和銷售額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雖有所下降，但其絕對數額還在上升，如果運動對民族資產階級衝擊過重，整個國民經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然而三反運動越深入，揭發出來的「五毒」問題也越來越多。如江蘇常州市有行賄行為的工商業戶達５５個行業、２９３家，其中有１５個同業公會是集體行賄，該市人民代表中有１１名工商界代表亦參加行賄，受賄人員大多有貪污問題【注:《蘇南人民行政公署關於處理常州稅務局幹部集體貪污事件的決定》，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人民日報》。】；河南治淮工程總部派往上海的１３名採購員中，有１２個被資本家拉下水成為貪污分子；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已發現的貪污分子中，５０％以上都與不法資本家腐蝕拉攏有關。【注:轉引自林蘊暉等：《凱歌先進的時期》，第２５４頁。】另外，資本家本身違法現象也比原來所估計的嚴重，僅以偷稅漏稅計，據抽樣調查，天津市１８０７家納稅戶中，偷漏稅者佔８２％，上海市３５１家納稅戶中，偷稅漏稅者佔９９％。其偷漏稅額一般占應付款稅的５０％，有的高達８０％【注:轉引自王學啟等：《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史稿》第１卷，第８９頁。】。

上述事實反映出，「三害」和「五毒」是互相聯繫在一起的，不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一下違法資本家，許多問題就不能徹底解決，連毛澤東的想法也越來越向這方面傾斜。１月初，毛澤東在北京市委的一份報告上寫了一段批語：一定要「藉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一定要「將此項鬥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待。」【注:《中央轉發北京市委關於三反鬥爭的報告的批語》，１９５２年１月５日。】

１月中旬，三反運動已初見成效，據統計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份物價比１１月份下落１％，較９月份指數下落２．３％，一反過去每月上漲１％的情況；市場貨幣流通量和銀行存款增加，金融物價穩定，政府財政收支「開始表現正常」。【注:《轉發三反運動以來市場物價情況報告的批語》，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４日。】毛澤東為這一形勢所鼓舞，在他看來，打擊資產階級的客觀條件已經開始具備了。２６日，由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了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針對「五毒」而言）鬥爭的指示，由是五反運動與三反運動同時進行，在全國一時形成了一股不可抵禦的洪流。

根據當時情況，在懲治內部腐敗現象的同時，對資產階級的違法活動以予一定的打擊是必要的。但是，在如何開展五反運動問題上，當時黨和政府的準備工作很不足，其一，黨中央未來得及認真仔細地研究並制定出經濟活動的違法與不違法的界限。也未制定出一系列的具體政策，這些政策即能符合無產階級的一時需要，又能顧及到無產階級的長遠利益；其二，各級黨委和政府主要精力還是放在三反運動上，鎮反工作亦在進行中，他們對「五反」的通知感到合理卻又突然，以致來不及「對五反作精密的研究，或雖有研究尚未向中央報告，也未對下面作明確的指示。」【注:《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大中城市「五反」鬥爭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第４７５—４７６頁。】

運動開始時，工作重心通常是在「發動」，而不在「把握」。毛澤東指出「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要把這些人「整得灰溜溜的、臭烘烘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頁；第１７０頁；第１６８—１６９頁。】中央統戰部提出要「火燒工商界，打劫民進會」；中央宣傳部發出了一系列反右傾的指示，其刊物《學習》雜誌在１—３期中，宣稱要在中國徹底消滅資本主義，要敲響資產階級的喪鐘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思想混亂了，許多基層黨委匆匆上陣，在作法上各行其是。有的地方「逼供信」現象盛行，錯捕錯判問題嚴重；有的地方採用了土改中對待地主的鬥爭方式，把人到處「游批鬥」，戴高帽子；有的地方多罰、多補、多沒收，大有趁勢擠垮一切私營工商業的勁頭。２月下旬，薄一波奉命去上海考察，發現那裡空氣很緊張，各界攻擊民族資產階級的火力極為猛烈，報紙宣傳還在升溫，且已有２００多個資本家被捕，自殺事件達４８起，死了３４人。薄一波在給黨中央報告中說：「現在的情況是指揮官未進入陣地，散兵式的各自為戰，領導上自顧不暇，運動是在沒有領導或半有領導的情況下進著，工人、店員的每一鬥爭，報紙上的每一宣傳鼓動，都使領導的被動性越陷越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是很危險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頁；第１７０頁；第１６８—１６９頁。】

事實說明，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管理國家方面確實還有待成熟。當然，走向成熟的過程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理論上還是「四個朋友」之一的民族資產階級，在現實生活中卻被當作敵人看待。越來越多的資本家開始失望了，在短短的二、三個月中，大批私營工商業處於停業或半停業中，由是許多工人失業，城市市民生活受到很大影響，市民們開始有了怨氣，政府的稅收大受影響，社會上的經濟活動，處於停滯或半停滯狀態。如天津，批發商業成交額頓為減少。棉紗１月份只完成配售計劃的３３％；批發市場粗糧由每天銷２００萬斤減至９８萬斤。許多物資賣不出去，資金積壓。市政府稅收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０天內尚收１３７０萬元，１９５２年１月同期收１０５０萬元，２月同期收６６３萬元。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１９５２年春季，全國貨幣流通量比上年同期減少了１３％，銀行匯兌及票據交換也僅及去冬旺季的３０％。【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１５５—１５７頁；第１７０頁；第１６８—１６９頁。】總而言之，經濟萎縮現象在各地區、各行業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著，這確實是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

建國初期，在國民經濟生活中，既然我們還不能不給資本主義留下一定的位置，那麼資主義的某些弊病，包括資本家在唯利是圖本性下某些違法的活動，也必然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而存在，此其一；在當時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下，國家對經濟活動的管理能力還很有限，而有限的管理能力亦不可避免的會給資本家的違法活動留下較大的餘地，此其二；更何況舊社會給新中國留下了那麼多的舊人員、舊作風、舊思想、舊關係。也就是說，私人工商業的違法活動有很多是應當杜絕的，但亦有些違法活動或不超過一定限度的違法活動仍應有一定的歷史的合理性，不管人們對這些違法活動表示出多大的義憤，但要絕對地、從根本上去杜絕是不可能的。杜絕只能是相對的，杜絕的程度只能依據具體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我們更應當看到，絕大多數私人工商業者是擁護共產黨、擁護新中國的，私人工商業的活動對國計民生來說是利遠遠大於弊，新中國經濟的恢復，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

然而，五反運動的浪潮確實把資本家們打痛了，國民經濟亦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這時，共產黨人才對資本主義對新中國的必要性及打擊民族資產階級不宜過寬過重有了比較深刻的理解。毛澤東認識到，「打擊要適可而止，不能走的太遠，走的太遠，就要發生問題。我們已經對資產價級打了一下，現在可以在新的基礎上和他們講團結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１７６頁。】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分步驟開展城市五反鬥爭的指示，強調各級黨委「必須在自己所在地的城市（包括大城市和一部分中等城市）對五反鬥爭作精密研究」，「決定策略，取得經驗，推動鬥爭，將情況和意見隨時電告中央」。運動「對一般縣城則堅決停止」。【注:《中央關於分步驟開展城市五反鬥爭的指示》，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５日，毛主席指示上海，「決不能盲目地進行五反」，「不應當提出反暴利口號」，「嚴密控制，非常需要」。同日，中共中央向各地發出通知說，私人工商戶「應分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違法的、嚴重違法的和完全違法的五類」，在劃類時，要「過去從寬，將來從嚴（例如補稅一般只補１９５１年的）；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就大城市來說，「前三類約佔９５％左右，後二類約佔５％左右」。【注:《中央關於在五反中對工商戶處理的標準和辦法的指示》，１９５２年３月５日。】現實生活是複雜的，這種訂比例來確定打擊面的辦法雖然有些機械，但從打擊面盡量小的含義來看，畢竟比過去前進了一大步。如何把握上述比例，各地可依自己的情況而定。如北京，基本守法戶的違法款額大體訂在２００元。結果在全市５２５８７私營工商戶中，嚴重違法戶僅９３７戶，佔１．８％，完全違法戶４６１戶，佔０．９％。【注:《當代中國的北京》第１冊，第７７頁。】又如上海是工商業集中之地，情況比較特殊，其作法是：一、基本守法戶的違法數額訂在２０００元；二、分類時不單純按違法數額劃線，而是適當考慮審查對象的政治態度及過去對革命的貢獻。三、對半守法半違法資本家實行只退不罰（更不捉人）政策，原先估計退罰款為１０億元，現降為４億元左右，補退方式除付現款外，亦可採用分期償付，轉資本為公股等多種方式。【注:中共中央關於結束「五反」定案、退補等問題的指示。】資本家們如釋重擔。

原將榮毅仁先生家擬訂為基本守法戶，毛澤東說：「何必那麼小氣！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１７４頁。】這個標兵一樹，對上海產生了很大影響，上海３０３位上層資本家，若按其違法金額來說，「大部份須列入嚴重違法戶或完全違法戶」，這時參照政治態度等種種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被保護過關。很多資本家一面感激涕零，一面又覺得壓力很重，說：「不幸生而為資產階級，又幸生而為上海資產階級」。【注:薄一波：《關於上海「五反」鬥爭情況及第三戰役部署問題的報告》。】

６月１３日，政務院指示結束五反運動，強調善後工作要實事求是，要「既有利於清除工商業者的『五毒』，又有利於團結工商業者發展生產和營業」，「對違法工商戶，一般只令其退財補稅，少數才予以罰款」。【注:《新華月報》，１９５２年６月。】這樣，轟轟烈烈的五反運動，終於在比較溫和的氣氛中結束了。據北京、天津、上海、濟南、武漢、廣州、重慶、西安八個城市統計，參加五反的工商總戶為４６７７７６戶，嚴重違法戶為１１４３３戶，佔總數的２．４５％，完全違法戶為２１８９戶，佔總數０．４５％，二者合計僅佔總數的２．９％。【注:八個城市『五反』中工商戶分類統計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第８８３—９２８頁；第５２５頁。】這樣的比例數，可以說是基本上保護了民族資產階級恢復國民經濟的積極性，又有力地打擊了他們的消極作用。

三反五反運動都發生過程度不同的擴大化，但都又在錯誤的道路上沒走出多遠就退了回來，總的來說，它們的積極成果遠遠大於其消極影響。一方面，廣大工人熱情高漲，生產提高，成本下降，４月以後，北京等七大城市商品物價平均下降了５％；【注:《勝利地結束五反運動》，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５日《人民日報》。】另一方面，資本家們大多不敢再作違法活動了，大多實際上已喪失了控制其企業的權力，之後除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外，他們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

（作者單位 當代中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