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搬遷後，西北深度貧困村的轉型之路

? 劉成良 2017.11.2.中國扶貧成績成為世界「奇蹟」，國際各界讚歎中國脫貧事業為世界脫貧事業帶來的貢獻不容忽視。轉眼間，精準扶貧理念已經提出四年了。在這一理念提出四周年之際，新華網思客推出策劃，邀請專家撰稿，談變化，說建議，探討分析扶貧攻堅戰的決勝階段怎麼打。本期我們邀請了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劉成良，他為我們描述了精準扶貧四年來，鄉村生活的新變化。

這些曾經深度貧困區的村莊中，農民在適應新生活上正顯得更加得心應手。　圖片來源：新華社「西海固」，位於寧夏南部，是黃土丘陵區的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涇源、彭陽等六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統稱，這裡水土流失嚴重，生態脆弱，自然災害頻發，曾被左宗棠評價為「苦瘠甲天下」，1972年聯合國糧食開發署將其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為了徹底斬斷窮根，寧夏把易地扶貧搬遷作為解決自然條件惡劣地區群眾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扶貧舉措。寧夏北部平羅縣的廟廟湖村2013年安置了來自西吉縣8個鄉鎮15個行政村的1413戶7025名群眾，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713戶3496人。經過四年多的建設和發展，農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的深度貧困村也正在經歷著農民生活、鄉村教育、基層治理三個方面的現代化轉型之路。農民生計模式的現代化轉型轉型期中國農村貧困的核心問題是發展問題，深度貧困區由於農民生計模式的長期落後、低效，造成了農民家庭長期溫飽有餘、發展資源不足的困境，在市場經濟中就顯得非常脆弱、抗風險能力極差，因此深度貧困區治理的首要任務就是實現農民生計模式的現代化轉型。這些移民村在搬遷之前居住地自然條件均比較惡劣。以窯兒灣村為例，全村6個村民小組，310多戶，1300多人。村莊處於東北-西南走向山脈夾縫的谷地，最南端和最北端的村民小組相距7公里，重巒疊嶂，往來不便。從村莊最南部的小組翻山越嶺去鄉政府的話，需要走5公里山路，最多只能騎摩托車；4個小組的通訊信號非常微弱；農民生活吃水比較困難，僅1個村民小組有水井，其他5個小組都靠泉水，遇到缺水期就容易乾涸。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戶時，全村人均三四畝土地，到了九十年代，村民大面積開荒，有的人家達到人均十多畝土地，最少的人均也有五六畝。當時的狀況是：農業完全靠天吃飯，無法灌溉；耕作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主要是種植小麥、土豆、胡麻等作物，產量很低且不穩定。由於土地面積多，機械化水平低，農業消耗掉了大量的勞動力。從3月到9月是農業耕作時節，全年僅有2-3個月的空閑時間可以外出務工。到了11月，西北地區進入漫長的冬季，氣候寒冷，建築工地都不會開工，農民外出務工除了進廠工作，否則都無工可打。這樣的生計安排已經形成了一種慣性模式，農民很少去考慮該如何改變以獲取更多的經濟收入。一年到頭的農業耕作，不過是一種自給型經濟：小麥、胡麻完全用於自給，即使多了，下一年也一定會繼續種植，他們必須考慮萬一來年作物絕收了怎麼辦；土豆、牛、羊可以換取一點經濟收入，而這些收入的投入和產出時間又相對漫長，具有一定風險。唯一獲取比較快的收入就是打工，但是僅有2-3個月，主要依靠男性勞動力，收入最多也是萬元左右。搬遷之後，政府給予移民人均一畝的土地；54㎡住房，四分宅基地；210平米的小拱棚，而移民只要交12800元就可以。在移民村建設方面，按照「五通八有」的基本方針落實：「五通」即通路、通水、通信息、通廣播電視、通客車，「八有」即有增收的支柱產業、有經濟合作組織、有綜合服務網點、有文化體育活動場所、有標準衛生室、有集體經濟收入、有團結幹事的兩委班子、有駐村工作隊。對於農民來講，最重要的是他們的生計模式已經開始轉型。傳統的農業耕作模式不僅沒有效率，還破壞生態，使得農民家庭始終停留在自給自足層面，難以積累發展資金。而搬遷之後，針對農村不同年齡段勞動力的特徵，政府多舉並施，一方面在安置點周邊安排多種勞動密集型產業，方便女性以及老人就業，例如引進了幾個農業企業、設置了專業的養殖園區、開辦脫水蔬菜廠和編織廠等解決婦女就業問題；另一方面，針對青壯年勞動力，開展多種職業培訓班，如培養電焊、鏟車、挖掘機、美容美髮等技能。為了進一步拓展勞務輸出的渠道，這裡還成立了勞務公司，挑選村莊內見多識廣的做勞務輸出經理人，在外尋找務工機會。2016年在政府以及勞務輸出經理人共同努力下，為村民提供了200多人次的省內務工以及300-400人次的省外（青海、新疆、內蒙古、甘肅等）務工機會。農民的務工觀念正在發生轉變。在老家是以農為主的生活，即便出去打工也都是短期的，因此形成了一種日結工資的習慣，做一天算一天賺一天的錢，對於長遠務工沒有規劃。當地有一個調侃村民務工的笑話就是：一個建築包工頭要找幾個工人幹活，給工人提出了一個月三千的工資，但是工人都不幹，老闆說一天八十，這些農民工都同意了。搬遷後，村民不得不轉變以往的生活方式，以適應打工模式。經過三年多的適應，村莊附近的企業也見證了農民觀念轉變的過程：剛開始公司同意農民的要求，工資是一天一結，後來逐步變成了一周一結，到了2015年就變成了半月一結，現在工資是一月一結。農民在打工的過程中，逐漸適應了市場規則，與用人單位也建立起了信任關係。鄉村教育轉型農民生計模式的現代化轉型在於能夠建立起一個有效率、可持續的生計模式，從而能夠為家庭發展奠定良好的經濟基礎。而決定農民家庭發展前景的根本還在於教育，沒有教育轉型，很難從根子上斬斷窮根。過去農業發展狀況、傳宗接代觀念等因素深深地影響著農民的生育和教育觀念。集中表現為：農業對於勞動力的需求使得農民在生育方面更加傾向於多生，在培養子女方面，教育由於受到條件的限制，成為了家庭發展中考慮的次要選擇。很多子女都是在小學都沒有上完，甚至沒有讀小學的情況下，就跟著父母一起到田裡勞作，這在女性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由於一直比較封閉，文化模式的慣性讓這裡的世界與外面相比都慢上一拍。過去落後的條件極大地制約了教育的發展，以至於當時在廟廟湖村30歲以上婦女的文盲和半文盲率甚至達到了七八成。可見，要徹底斬斷窮根、阻隔貧困的代際傳遞，發展教育勢在必行。為此，地方政府多維並舉：完善教育基礎設施，建立起了標準的教學樓、配備了較為全面的師資體系；駐村工作隊、村三委幹部在日常工作中，及時發現適齡未入學兒童，積極勸導；開辦各種專業培訓班、農民夜校等，提供婦女的識字率和文化水平。這些都在提升農民知識水平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並且經過幾年的持續性工作，適齡輟學兒童已經極少。基層治理的現代化轉型對於曾經的深度貧困村來講，其落後的根源是多種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自然地理格局塑造了農民的生計模式，影響著地區教育水平。與此同時，地方社會治理也受到諸多限制，這些反過來又加劇了地方貧困的循環。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在於重構國家和農民之間的關係，為地方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從而提升人民的滿意度和獲得感。事實上，對於搬遷之前的鄉村社會來講，這些都很難做到。以窯兒灣村為例，村幹部僅支部書記、主任、會計三人，主要工作是上傳下達、調解矛盾糾紛、代收新農保和新農合，村幹部每月工作補貼是600到800元，平日以務農為主。由於村莊面積廣闊、農民居住相對分散，村幹部做工作存在很大難度。對於基層治理來講，政策傳達與落實都很難到位。除此之外，村莊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也很難得到有效提升。作為村莊治理的主體，村幹部本身也存在著文化程度不高、政策理解不到位以及權力尋租等問題，但是在一個相對廣闊、封閉的社會環境中，這些都得不到有效解決。窯兒灣村文化水平最高的是會計，高中學歷，想找一個和他水平差不多的人來做村幹部都很難，而離開他，很多承接鄉鎮的工作都會陷入癱瘓，何談基層治理現代化？在各級政府的幫助下，移民村的基層治理也逐步的實現了現代化的轉型。7000多人的村莊分為了8個居住區，每個區設置有區長，相當於村級組織里的小組長。「村三委」（村黨總支、村民委員會、村民監督委員會）幹部有十人，在黨建、調解、民政、環衛、婦聯、殘聯、宗教、財務等方面也都進行了分工，村莊內設置有專門的衛生室，除此之外，還有來自市縣部門組成的駐村工作隊、鄉鎮下派的第一書記、大學生村官等來共同參與村莊治理。在針對農民有需求、村莊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方面，這些參與基層治理的多方力量可以形成合力，有效的解決問題。當然，如何實現讓更多的群眾參與到基層事物的管理中，如何探索更為有效的基層治理模式，如何徹底地實現基層治理的現代化轉型，移民村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但是這已經邁出的第一步對所有的農民來講，已經實現了質的飛躍。小結農民生計模式、鄉村教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轉型正在村裡悄然進行著，對於這些曾經深度貧困區的村莊來講，還有需要探索地方，畢竟任何發展和轉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農民在適應新生活方面正顯得更加得心應手。與此同時，因為走出了過去相對封閉、保守、低效的農耕生活之後，有了新的參照對象之後，他們也逐步感受到了差距和壓力感，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構成了其努力奮鬥的動力。在接下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農民都會在這種轉型的過程中持續性地經歷著思想和觀念上的震蕩。然而，新變化中也出現了新問題，他們慢慢發現，雖然相比過去的現金收入增加了，生活成本支出也越來越大了，尤其是人情方面的支出，因為每一家都有著龐大的親戚網路；農民在消費方面也出現了一些不理性的行為，攀比之風在暗中滋長，村莊社會風氣、農民理性發展方面的轉型仍然是任重道遠。（編輯：吳亞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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