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虹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若干問題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若干問題

周曉虹

本文分布於《南京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

摘　要: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都是現代性的產兒,因此自社會科學誕生的那天起,就欲圖將自己打造成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但事實上人類行為的主觀與能動性始終使其無法擺脫人文主義的糾纏,成為一門純粹的實證科學。不僅某種流行的理論範式始終制約著人們對現實社會的研究,在實證主義的探索之外,人文主義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也繼續扮演著重要的方法論角色,而關於價值中立的無盡爭議更是說明了這一原則的相對性。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探討無意終結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之爭,但卻意在為這種非此即彼的爭議提供一種相互包容的視角。

關鍵詞:範式;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價值中立;社會科學方法論

　　如果說人文學科(humanities)是以人類的精神產品為研究對象的話,那麼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則是以人類群體及其行為為研究對象的。作為「現代性」的產兒,①社會科學自誕生的那天起,就欲圖將自己打造成像自然科學那樣的實征「科學」,但事實上人類行為的主觀與能動特徵始終使其無法徹底擺脫人文主義的糾纏,成為一門純粹的實證科學。我們可以通過對科學範式、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以及價值中立這涉及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三大問題的討論,來理解社會科學的學科地位和基本性質。

一、科學範式:理論是如何左右社會科學研究的

範式(paradigm)這一概念的創用者是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按照庫恩的觀點,科學不是按照進化的方式發展的,換句話說它不是一點點積累起來的一個量變過程,而是通過一系列革命的方式實現的質變過程。這一質變過程涉及到不同範式間的轉換,即「一個共同體成員(也可以說是一個科學家共同體)所共享的信仰、價值觀、技術等等的集合」②的轉換。從這樣的視角來看,發生在20個世紀初的那場「物理學革命」,不過就是一種範式(愛因斯坦的物理學)代替了先前流行的另一種範式(牛頓物理學)而已。

1970年,系統表達庫恩上述思想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後,對自然科學乃至整個科學的發展歷史的解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僅僅5年後,美國社會學家喬治·瑞澤爾就借用這套思想寫成《社會學———一門多範式的科學》一書,用以解釋社會學及其思想的繼替與發展。瑞澤爾的創造體現在這樣兩個方面:其一,在庫恩那裡,相互競爭和對立的範式是不可通約的,或者說,「只有承認牛頓的理論是錯誤的,愛因斯坦的理論才能被接受」,③但瑞澤爾沒有堅持庫恩提倡的這種範式間的非此即彼性,在他看來在社會科學的不同範式之間有著更為鮮明的繼承性或包容性;其二,為了使範式的概念能夠在社會科學中獲得更為靈活的使用,瑞澤爾提出可以在三種意義上使用「範式」的概念:(1)可以用來區分科學家共同體或乾脆用來區分不同的學科,如物理學和化學,或社會學和心理學就是兩種不同的範式;(2)可以用來區分某一學科領域的不同發展階段,如18世紀時的物理學和20世紀初期的物理學,或經典、現代和後現代三個時期的社會學;(3)還可以用來區分同一時期、同一領域內的亞科學家共同體,如心理學中的精神分析,在1930年代的同一個時期就有弗洛伊德、榮格、阿德勒和霍妮等不同範式。就瑞澤爾本人來說,他認為最後一種意義上的範式最為普遍也最為有效,因此,在他看來,「範式是存在於某一科學論域內關於研究對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用來界定什麼應該被研究、什麼問題應該被提出、如何對問題進行質疑,以及在解釋我們獲得的答案時該遵循什麼樣的規則」。④

我們可以通過兩個案例來討論範式流行對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第一個案例可以追溯到馬克斯·韋伯。在1915年寫成《儒教與道教》一書中,韋伯將10年前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對理性資本主義的思考推演到中國,他想討論在中國能否產生「理性資本主義」(rational capi-talism)的問題?通過對中國社會的物質-制度層面的考察,韋伯證實在貨幣制度、城市與行會、封建俸祿國家、宗族組織、鄉村自治和法律等等方面存在諸多不利於中國資本主義成長的因素進一步在精神層面———主要是對宗教(也就是儒教和道教)的考察,他也發現中國產生不了以理性的資本核算為集中體現的資本主義形態。

韋伯的觀點裡包含了這樣兩個結論:其一,像後來的帕森斯所認同的那樣,「只有理性資本主義才是現代化之路」,如此,所謂傳統向現代變遷的過程就是理性化增長的過程;其二,中國是一個傳統的社會,它本身是不能孕育出所謂理性資本主義的。韋伯的觀點通過帕森斯影響了美國戰後整整一代學者,比如,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的領軍人物———費正清,以及歷史學家列維、社會學家英格爾斯等等。帕森斯的影響,加上1950年代前後甚囂塵上的麥卡錫主義,形成了後來左右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範式———現代化理論。這種理論試圖以美國為例,向非西方發展中國家樹立一種實現現代化的通行的發展道路。鑒於戰後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如火如荼,現代化理論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後者希望這一理論能夠阻止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倒向共產主義。由此,現代化理論就從一個原先信奉價值中立的理論最終演變成一種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⑤

這樣一種社會科學的主流範式影響到戰後社會科學的走向。以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為例,在1948年出版的《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受現代化理論的影響,費正清提出了「衝擊與回應」理論來解釋近代中國的歷史與變遷。換言之,在費正清看來,中國近代歷史的主軸就是西方對中國的衝擊,而中國雖然對這種衝擊做出了回應,但是由於這個老邁帝國行動遲緩,所以它的回應總的來說是不成功的。儘管費正清意識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的現代化不會不具有自己的特點,因此不能將現代化完全等同於西化,但是他衡量現代化的標準(工業化、經濟福利、民眾對政治的參與、民族主義、科學和民主),與當時正在流行的現代化理論卻幾乎完全一致。其實不僅是一個費正清,在費正清之後,無論是列文森的傳統-現代模式,還是佩克的帝國主義模式,儘管他們對西方的衝擊性質評價不同(列文森認為這種衝擊是積極的,而佩克則認為這種衝擊是是造成中國近代災難的原因),但都一致認為中國的近代變化是在西方的影響下發生的。

第二個案例還是與帕森斯有關。眾所周知,戰後美國社會學處在帕森斯一統天下的局面當中。在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看來,美國是一個人人平等的均衡社會,我們知道所謂的「美國夢」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美國社會科學界很少能夠聽到對美國社會的批評聲音,即使有批評也很難引起人們的關注。以英年早逝的左翼社會學家米爾斯為例,儘管他在諸如《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1951)、《權力精英》(1956)、《社會學想像力》(1959)等一系列著作中對美國社會進行了辛辣的嘲諷與批判,但在帕森斯的理論「陰影」之下,大多數美國人都沒有看到「只有米爾斯才能夠看到別人所無法了解的真相」。⑥一直到米爾斯死後多年,特別是帕森斯退出歷史舞台以後,人們才驚訝地發現,美國社會的真實本質與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中揭示的一模一樣。直到此時普通人才看到,原先他們一直以為自己生活的自由平等的美國,究其根本也不過是一個或受制於企業大亨、或受制于軍方大佬、再或受制於政界要人的國度。

1998年,美國社會學家趙文詞(Richard Mads-en)在談論中國研究的趨勢變化時曾說過,學者們描繪出的中國圖景的變化並不僅僅是中國社會變遷的反映,也不是單純的數據累計的結果,「而是理論、數據、輿論之間三方面對話的結果」。⑦在這裡,起主導作用的理論就是某一時期佔主流地位的理論範式,數據是你是否能夠獲得以及如何獲得資料,而輿論則與社會或大眾的關注度有關。結合我們這裡的討論,流行的理論範式所以會影響我們的研究,是因為它不但影響到我們選擇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科學領域一樣也有時尚的問題,⑧也影響到我們對資料的解釋與分析。確實,流行的理論範式即一段時間內科學家共同體共同接受的價值觀、信仰和程序,參與了人們對問題的建構、解釋和分析過程,它們影響到社會科學家們的研究。

二、迪爾凱姆和韋伯:兩種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差異

　　埃米爾·迪爾凱姆和馬克斯·韋伯是經典時期的兩位最為重要的社會學家,他們的理論以及各具特色的方法論甚至對整個社會科學中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說迪爾凱姆的方法論開創了實證主義的先河,那麼韋伯的方法論則是人文主義方法論的大成。理解迪爾凱姆和韋伯的方法論並對其間的差異做出說明,同樣也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議題。

我們知道,「社會學之父」孔德最早提出建立一門真實的而非虛幻的實證科學,但是孔德只是實證科學的倡導者,而不是實踐者。實證科學最早的身體力行者是迪爾凱姆,他不僅以實證為準繩撰寫了《自殺論》(1897)一書,而且還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1895)一書中詳細論述了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原則,詳盡地解釋了這樣三個問題:(1)什麼是社會事實;(2)社會事實的特性如何;(3)如何研究社會事實?

在迪爾凱姆看來,社會事實是由外在個人,但又具有控制個人的強制力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感覺方式構成的。社會事實包括兩個主要的大類:物質性(material)社會事實和非物質性(nonma-terial)社會事實。前者主要包括社會的結構性組成(如教會和國家)、社會的形態成分(如人口密度、溝通管道,以及住宅布置等);後者主要包括道德、集體意識、集體表象、社會潮流。⑨比如,迪爾凱姆所潛心研究的自殺,就是一種社會潮流,它充分體現了社會生活對個人命運的支配。不但迪爾凱姆時代歐洲的自殺直接受到社會整合程度的影響,今天中國社會居高不下的自殺率也一樣是「中國現代性問題的一個反映」。⑩

接著,社會事實有什麼特點呢?按照迪爾凱姆的觀點,社會事實的第一特徵是,它對個人來說是外在的。社會事實的第二種特徵是,它具有強制性的力量,「它們憑藉這種力量強加於個人,而不管個人的意願如何」。○11社會事實的第三個特徵是它的普遍性,換言之,它們普遍地或廣泛地存在於社會之中。

那麼,按照迪爾凱姆的觀點,我們怎樣來研究社會事實呢?社會學方法論最基本的準則是,社會事實必須根據社會事實來解釋。以自殺的研究為例,過去人們研究自殺時,往往把自殺的原因歸咎為生物學的原因、氣候的原因或心理的原因,但迪爾凱姆對這類解釋提出了挑戰。他認為首先如果你承認自殺是一個社會事實,那麼你就只能通過其他社會事實來解釋自殺。迪爾凱姆的解釋就是探求一個社會的整合程度的高低對該社會的自殺率的影響。迪爾凱姆利用了大量的經驗資料(包括檔案和數據)證實,當一個社會的整合度低的時候,利己主義自殺就上升;而當一個社會的整合度高的時候,利他主義自殺就上升。在迪爾凱姆看來,如果我們根據個人的動機,或是根據個人的意願和模仿行為來解釋自殺這類社會事實,都會將社會學還原到生物學或心理學,忽視社會本身的突生性質;而如果我們用社會整合這樣的社會事實來解釋自殺,就能夠證實,無論何種社會事實「其基本的決定因素是個體之間的結構性關係,而不是個體本身」。○12

迪爾凱姆方法論的第二個準則就是,一種社會現象的起源和它的功能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因此「當我們試圖解釋一種社會現象時,必須分別研究產生該現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13在迪爾凱姆看來,要對社會現象進行充分的解釋,歷史分析(即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缺一不可。歷史分析能使我們理解,為什麼是這個特定事項而不是其他事項能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發揮特定的作用;而功能分析則將揭示我們思考的這個特定事項會給整個社會或其組成部分的運作帶來什麼結果。顯然,迪爾凱姆不僅最先闡明了功能分析的意義,而且他的著作實際上就是一系列功能分析的範例:無論是對分工還是宗教的分析,他都強調了這些社會事實對社會團結和整合的功能。

與迪爾凱姆相對立的是馬克斯·韋伯的反實證主義方法論。反實證主義方法論的興起在德國有其歷史主義和人文主義背景,它拒絕將世界秩序化的實證主義觀點,非常強調社會歷史過程及其認識方法的特殊性;它反對實證主義力圖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作法,強調對社會歷史過程中的個別人物和個別時期的認識;反對實證主義將本質上形形色色的現象歸結為簡單的要素和規律的傾向,而著眼於對綜合的概括作要素的分析。

作為反實證主義的巨擘,馬克斯·韋伯一生寫了很多關於方法論的著作,發展了一種特殊的方法———反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或者稱之為人文主義方法論,這種方法論構成了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基礎。韋伯的基本主張可以歸納為這樣三個方面:(1)社會學研究的目的是理解人的行為而不是對該行為作價值判斷;(2)社會科學的研究與行為者的目的、意義和價值觀密切相關;(3)「理想類型」是社會學分析的最佳手段,通過建立理想類型我們就能夠實現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統一。在這裡,我們先論述第一和第三個方面,第二各方面涉及到另一個主題即價值中立的問題,可以放到本文的最後一部分去討論。

首先來看韋伯的「理解」概念。韋伯說,「社會學……是一門與對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有關,並因此與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和結果的因果性說明有關的科學」。○14顯然,在韋伯那裡「理解」是一個基本的概念。從解釋學的角度說,這一概念是一種解釋問世著作的特殊方法,其目的在理解作者的思想和文本(text)的基本結構。不過,韋伯對「理解」概念的理解與德國歷史學派的學者狄爾泰不同:一方面,韋伯同意狄爾泰的觀點,認為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就在於前者能夠使研究者有能力去「理解」社會文化現象,而自然科學家則無法獲得對原子或化合物的行動的理解。另一方面,韋伯理解的「理解」起碼與狄爾泰有兩點不同:(1)韋伯卻認為,我們沒有必要將理解和有關事物的因果關係的說明像狄爾泰那樣對立起來;(2)狄爾泰的理解對象是精神生活或乾脆是作為精神生活的結果的文本,而韋伯則欲圖將理解的範圍推廣到整個社會生活,即理解行動者、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乃至整個人類的發展歷史。在韋伯看來,可以有兩種形式的理解:(1)觀察性理解,通過這種直接的觀察,我們能夠理解發生了「什麼」,但是如果我們想進一步了解「為什麼」會發生,我們就需要憑藉另一種理解,即(2)解釋性理解,「這是一種對動機的合理理解,這種動機使行動能夠為人所認識,並且更加富有意義」。○15

接著來看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s)。我們知道,這是韋伯為了克服德國人文主義和歷史學派過度個體化和特殊化傾向而提出的一個概念工具,目的是使我們對個別和特殊現象的研究能夠上升到一般和普遍的高度。我們起碼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理想類型:(1)理想類型儘管是一種主觀建構,但它並不是憑空虛構的,按科恩觀點,它是以理論結構的形式表示的一種「時代興趣」;○16(2)理想類型在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但它並沒有概括也不欲圖概括現實事物的所有特徵,它只是為了研究的目的單向側重概括了事物的一組或某種特徵,如此,它才為比較在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具有共性的現象提供了可能;(3)理想類型的概念也充分體現了韋伯對價值的看法:一方面,他並沒有無視行動者的價值觀,比如,在有關政治社會學的論述中,他劃分出了有關權威的三種「理想類型」;但另一方面,他鮮明地強調,「我們所謂的理想類型……和價值判斷沒有任何關係,除了純邏輯上的完善外,它與任何形式的完美毫不相干」。○17換句話說,理想類型就價值而言是中立的。儘管理想類型非常容易引起人們的爭議,但是大多數社會學家都承認,這是韋伯對社會學甚至整個社會科學的貢獻之一。○18確實,理想類型的提出不僅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內在的邏輯結構,更重要的是它大大緩和了實證主義所提倡的普遍化思維方式和歷史主義所提倡的特殊化思維方式之間的衝突和矛盾。這一解決途徑當時縮小了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分歧,而後來則為實證主義社會學和人文主義社會學的共存提供了某種可能。

三、價值中立:可行與不可行

眾所周知,社會科學研究中「價值中立」原則的提出和實證主義的盛行密切相關。實證主義社會學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仿效自然科學,將客觀性奉為圭臬,以消滅主觀偏見或保持價值中立為基本原則,力主運用中性語言、不帶價值判斷地揭示社會現象和社會行為的規律。這一原則最早的倡導者是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而將其真正推進到具體的社會學研究中去的則是埃米爾·迪爾凱姆。後者將孔德的「使想像從屬於觀察」的研究原則具體化,提出了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原則。○19在迪爾凱姆看來,考察社會,必須觀察實際,不能摻進個人的想像,否則就無法了解社會的真相。

對上述主張持批判態度的也不在少數,庫恩、波普爾、霍克海默和費伊阿本德等人都是「價值中立」觀的反對者,他們反覆強調「不存在中性的觀察陳述」,「一切觀察都滲透著理論」。在他們看來,社會研究根本不可能排除主體的旨趣及其他主觀因素的影響,對事實的接受、選擇、描述和綜合不可能沒有重點和方向,概念的使用也不可能不牽涉到特定的主體旨趣甚至全部社會實踐。○20我們前面已經論述,在托馬斯·庫恩看來,不要說社會科學,即使是自然科學都是一種被先例和傳統束縛的活動,它的每一次貢獻都是以過去的示範性成就或所謂「範式」(paradigm)為樣板的,所以任何科學知識並不能簡單地從自然中讀取,它總是通過歷史上特定的和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範式來起媒介作用的。

要談論「價值中立」原則及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可行與不可行,不能不談馬克思·韋伯,這不僅因為韋伯是第一個將實證主義社會學所倡導的客觀性原則用「價值中立」(Value-free)一詞明確表述出來的社會學家,而且因為事實上韋伯也一直力圖在上述兩種觀點中找到一種平衡。韋伯對價值中立原則的闡釋,始於對歷史學派經濟學的倫理傾向的反駁。韋伯認為,知識可以分為兩類:「『既存知識』,即關於實然(what『is』)的知識;規範知識,即關於應然(what『should be』)的知識」。○21就社會學而言,作為一門關於具體現實的經驗科學,它當然只能以研究現象的「實然」為任務,而不應涉入「應然」或規範知識與價值判斷的領域。

但是,如果我們因此就認為韋伯是一個排斥價值及其作用的實證主義者,那就大錯特錯了。恰恰相反,韋伯從來沒有無視價值及價值判斷的重要性。從其一生來看,韋伯在政治上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立場,在學術上對經濟合理性的推崇,對科層制的肯定,以及對人類未來前景的擔憂,無一不體現出了其鮮明的價值傾向。所以,公平地說,韋伯不僅是價值中立原則的倡導者,他也是價值關聯(value-relevance)原則的擁護者。韋伯認定的價值關聯原則起碼有兩個方面的意義:「首先,可能人們已經注意到,科學家本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必然會根據他的價值觀設定對科學意義的承諾———這必須是他的天職(call-ing);其次,科學僅僅在有限的情況下,才是純粹個人孤立的活動———它一定具有經由社會化組織的特點」。○22無論科學家本人對科學意義的理解,還是被社會化組織起來的科學本身,都使得科學家無法擺脫,或起碼在選擇課題時無法擺脫其自身價值及社會價值施與的影響,他是在這種價值影響下開始第一步工作的。

這樣看來,在韋伯那裡,一方面我們應該恪守價值中立原則,另一方面這一原則又不是無限的,它的基本含義有二:其一,一旦科學家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念選定了研究課題,他就必須停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價值觀,而遵循他所發現的資料的引導。其二,既然事實世界和價值世界是兩回事,你就不能從「實然的判斷」推導出「應然的判斷」。超越自己的本分去處理價值評判問題,就會使科學喪失客觀性,喪失最起碼的尊嚴。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儘管從理論上說,韋伯清楚劃分了科學研究過程中「價值關聯」和「價值中立」兩種原則發揮作用的階段,但許多研究者還是發現,即使韋伯自己也未能完全保證或難以保證在資料解釋時的價值中立性。○23因為資料本身並不會說話,它們必須由社會學家來解釋,那麼,究竟價值中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是否可行呢?一方面,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研究者提出研究設想、研究計劃、研究選題時,無論是其使用的概念、假設、理論,還是那些看來十分中立的實證方法,其實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著某些不能證明的價值或文化假設。那種絕對的「價值中立觀」,即認為在觀察、描述、分析等經驗研究的所有過程中都應該也能夠排除一切價值因素之左右的看法是不現實的,在實際的社會科學研究中也是行不通的。不說別的,就說我們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時所使用的語言,其本身就是一種難以排除文化或價值因素的認知載體或工具。借用洪堡爾特的觀點,每一種語言獨一無二的設計都包含了一種獨特的價值觀,你要完全做到value-free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價值中立」視為一種從事科學探究的規範性原則即研究者應持的立場,強調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和自主性,那麼,「價值中立」就不僅有其現實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行的。也就是說從這種意義上所說的價值中立原則並不否認社會科學研究所具有的價值意義,但是我們必須視這些價值意義為客觀的、給定的或某種即成的東西,而不能將我們的主觀意圖和價值偏好強加於研究對象。比如,「吸煙有害健康」這一陳述儘管有著明顯的價值色彩,但並不妨礙其客觀性和科學性,因為這客觀性和科學性是以吸煙行為造成的病理事實為前提的。換言之,科學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應是獨立於研究者的價值立場的,它們不會因為人們的主觀好惡和價值觀的不同而變化。這樣的原則顯然依附於這樣一種科學觀,即科學不是文化創作,也不是政治辯論或宣教佈道,它有著自身的方法論和邏輯的要求,所以在科學研究中不能用價值判斷代替事實判斷,而應該儘可能地減少個人的主觀好惡性和價值傾向可能導致的對事實的歪曲。

在給出了「價值中立」原則的應用限度之後,接下來我們還有必要討論由此引發的兩個互為聯繫的與現實的社會科學研究或實踐有關的問題。其一,奉行上述意義上的「價值中立」原則是否意味著抹煞社會科學的實踐品格?其二,如果你要旗幟鮮明地張揚社會科學的實踐品格,或者乾脆說,你要將社會科學應用於現實的社會問題探討甚至是社會政策的研究,你是否還能夠保證及如何保證上述意義上的那種有限度的價值中立呢?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即社會科學的實踐品格問題。我們說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與傳統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相比迥然不同的一點是,它們都有鮮明的實踐品格。社會科學的實踐品質,是由其與人類社會及其行動的天然聯繫決定的。人類社會的愈益複雜化,不但造成了社會科學內部的愈益「分化」,而且造成了社會科學本身愈益「捲入」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分化,是社會科學對人類社會實踐活動複雜化的一種回應;捲入,不僅說明社會實踐常常成為社會科學的研究主題,而且說明社會科學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事實上也為社會實踐提供了知識支援。就「捲入」的第一個層面而言,顯然不存在什麼價值中立問題,你的研究興趣,或者說你的選題標準事實上都體現著你的價值或價值選擇,它反映了你對現實的關注程度、層面,對社會實踐活動或社會事件的立場。就「捲入」的第二個層面即為社會實踐提供知識支援而言,那麼不僅能夠而且應該做到我們前述的有限度的「價值中立」:無論這種社會實踐在你看來有怎樣的正當性,你都不能單憑你的贊同傾向就慷慨陳辭,你也不能按照這種傾向去為正當性找依據,你更不能為了證明其正當性而歪曲或篡改經驗事實。

再看第二個問題即如何在現實問題的研究中保持相對的價值中立?顯然,絕對意義上的價值中立確實是天方夜談。但是,如果你將這一點視為或作為拒絕價值中立原則的託詞的話(這種傾向在現實的社會科學研究中並不鮮見,很多心甘情願地為某種利益集團找理論的人,往往以社會科學做不到價值中立為託辭,為自己歪曲性的社會科學找理由),那麼,你要麼還是沒有真正弄清「價值中立」的涵義———它只是要求你在研究過程中保持客觀的態度,避免用價值判斷代替事實判斷,或者說儘可能遵循科學研究本身的內在規律;要麼就是你太清楚了「價值中立」的涵義,意識到一旦奉行了價值中立的原則,你要麼會失去隨意表達自我意願的自由,要麼會失去獲得某種現實利益的機會。

如果你同意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奉行上述意義上的有限度的價值中立,或起碼同意研究時對現實或經驗資料的解釋確實不應受個人或某個群體的主觀好惡的左右,那麼你就應該意識到,在你的解釋或因果分析過程中,事實重於價值,哪怕這個從事實推導出的結論嚴重地偏離了你的價值。以馬克思為例,儘管他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感情,並且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但他還是稱讚「從李嘉圖來說,他把無產者看成同機器、馱獸或商品一樣,卻沒有任何卑鄙之處,因為無產者只當作機器或馱獸,才促進『生產』(從李嘉圖的觀點看)……這是斯多葛精神,這是客觀的,這是科學」。○24試想,如果我們能夠以這樣的精神去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或者哪怕是從事與社會決策有關的政策研究,我們就不會為某種現實的考慮放棄科學的客觀準則,不會將我們的研究作為對既定或將既定的政策的一種被動解釋,而這樣的研究也就真正能夠起到服務現實、推動社會進步的目的。

周曉虹(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南京　210093)

注:

　①Giddens, Anthony, 1988,Sociology, NewYork: Norton, p.1.

　②③Kuhn, Thomas, S., 1970,TheStructure ofScientific Revolution,Second Ed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175,p.98.

　④Ritzer, G., 1975,Sociology:A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p.7.

　⑤雷迅馬:《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

　⑥沃爾夫、阿蘭:《〈權力精英〉後記〉,米爾斯:《權力精英》,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頁。

　⑦趙文詞(Richard Madsen),塗肇慶、林益民主編:《五代美國學者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⑧Sperber, Irwin,Fashion in Science,OpinionsLeaders and CollectiveBehavior in theSocialScien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90.

　⑨Lukes, S.,Durkheim: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Allen Lane,1973, pp.9-10.

　⑩吳非:《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17頁。

　○16科恩:《19世紀至20世紀初資產階級社會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頁。

　○17○21Weber, Max,TheMethodologyoftheSocialSciences, NewYork:The Free Press, 1949, pp.98-99,p.51.

　○18Freund, Julien,The Sociology ofMax Weber, NewYork: PantheonBooks, 1968, pp.59-70.

　○20張小山:《實證主義社會學面臨挑戰》,《社會學研究》1991年第5期。

　○22Parsons, T.,「Value-Freedom and Objectivity」, in Stammer,O., ed.,Max Weber and Sociology Today, New York: Harper &Row, Publishers, 1971, p.34.

　○23Runciman, W.G.,ACritique ofMax Weber』s Philosophy ofSocialScien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50-52.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