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歷史的拐點與東亞國際格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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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674年，唐羅之間為百濟、高句麗舊地爭端爆發戰爭。唐出於穩定東部與西北部局勢的考慮，將安東都護府和熊津都督府撤回遼東，唐羅關係恢復轉而密切，新羅實現了「一統三韓」的目標。朝鮮半島出現統一王權，形成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三大板塊互聯互動新局面的條件成熟。其後，大陸板塊累經宋遼金、元明清諸朝更替，朝鮮半島板塊出現高麗、朝鮮兩個長期王朝，日本列島完成由武家政權取代京都朝廷的權力更替。各板塊內部均出現短暫的分裂或對峙，但政權統一居多且漫長，並未影響各自作為支撐東亞國際格局的構成元素所發揮的作用。在一般情況下，大陸、半島、列島板塊形成東亞三角框架，三邊相互支撐，則大局總體穩定，東亞出現長期和平局面。

三大板塊關係表現在國家關係層面，則為中朝日三國之間的三足鼎立框架。其中，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構成「鑄足」的基本要素。諸要素各為國本所系，在奠定三國自存自立基礎的同時，也敷設了三國相互聯繫、彼此影響的溝通渠道和媒介。在中朝日三國鼎立格局中，三國在綜合國力的對比上並非對稱，朝鮮半島王權的一足偏弱。但在東亞地緣結構中，朝鮮半島作為戰略緩衝地帶和文化傳播的橋樑作用重要，構成地緣政治和地緣文化中的有力的一足。在這裡，國土面積和人口多寡對比的意義相對變小。東亞地區的穩定與發展取決於三國三足鼎立架構的完整狀態，失掉任何一足特別是高麗或朝鮮一足出現問題，勢必導致整體框架的失衡，引起中日兩國的迎頭相撞，爆發戰爭。

(二)古代三足鼎立格局失衡導致東亞發生戰爭

在古代，由於朝鮮半島發生異常狀況，三國三足鼎立格局整體失衡並引發東亞戰爭的現象，經常呈現出某種規律性。以下兩個事例，可為驗證的依據。

事例之一：1258年，高麗君臣被迫降服蒙元，高麗第23代國王高宗王皞被迫「離島出陸」，遣使奉表蒙古，表示「將萬世以為期，馨一心而儘力」，向蒙古「效輸忠之職」。(32)1273年，蒙元剿滅退守濟州島的三別抄軍，控制了高麗全境。同年，高麗世子王昛，作為忽必烈的駙馬即位，稱忠烈王，獲賜「駙馬高麗王」金印。此後的六代高麗王均迎娶蒙古公主為妻，皆稱「忠」某王，生活起居迅速蒙古化，形成依附於元朝皇帝的「附馬國體制」。高麗喪失構成三國三足鼎立一足的地位，戰爭接踵而至。1274年，忽必烈以濟州島為前進基地，首次東征日本，因遇風暴來襲失敗。1280年，忽必烈將高麗改稱「征東行省」(又稱「日本行省」)，調集舟師人馬，1281年對日本發動規模更大的入侵作戰，再因不期而至的大風暴摧毀船隊而失敗。日本躲過了蒙元鐵蹄的踐踏，但執政的鎌倉幕府財盡兵疲，加速走向滅亡。

事例之二：萬曆朝鮮之役。1590年11月，因國內武力統一的勝利進程沖昏頭腦的豐臣秀吉誤判海外形勢，執意「假道伐明」，轉移國內矛盾。豐臣在京都聚樂第會見朝鮮使節，表示要「假道伐明」。在致朝鮮國王宣祖李昖的信函中，豐臣宣稱「欲假道貴國，直入大明國，使四百餘州盡化吾朝之俗，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33)。豐臣要求朝鮮帶路，遭到拒絕。1591年9月，陸奧國降服，日本完成統一，豐臣隨即下達了朝鮮征伐令。

1592年(明萬曆二十年)1月，在九州名護屋(今佐賀)設置為總指揮部「本營」，集結約14.8萬人馬和700艘戰船，準備開戰。4月，小西行長、加藤清正、黑田長政等兵分三路，侵入朝鮮。除水軍將領李舜臣尚能牽製作戰外，朝鮮陸軍一路敗退。日軍攻陷釜山。5月陷漢城，6月陷平壤，7月佔領圖們江邊的會寧府、鍾城，俘朝鮮兩王子，渡江侵入中國邊境地區。接連到來的勝利，強烈刺激了豐臣秀吉建立大帝國的野心。漢城陷落後，豐臣秀吉提出取代中國、重構東亞新秩序的構想：豐臣本人坐鎮寧波，指揮征明戰爭；獲勝後養子秀次出任監護中國的宰相「關白」，支配北京四周百餘國領地；部將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出任監護日本的宰相「關白」；兩年內將天皇迎至北京，領有京郊十國；皇太子周仁親王或皇弟智仁親王留駐日本京都，出任天皇等。(34)隨後，兵臨「天竺」印度，建立日本稱霸的亞洲大帝國。

朝鮮八道盡失，亡國危機深重。朝鮮國王宣祖北奔義州，疾呼明朝援救。萬曆君臣「以朝鮮為國藩籬，在所必爭」(35)。1592年8月，兵部侍郎宋經昌任經略。12月，李如松出任東征提督，統兵十萬，過江援救。1593年1月，中朝聯軍收復平壤、開城。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議和提上日程。6月，豐臣秀吉開列了明朝皇女遠嫁為日本皇妃、恢復日明勘合貿易、日明通好、日本割取朝鮮南四道、朝鮮國王可返京等議和條件。(36)12月，明朝同意在「勒倭盡歸巢」、「既封不與貢」、「誓無犯朝鮮」的前提下，冊封豐臣為日本國王。(37)1595年9月，明使楊方亨等抵達大阪城。豐臣接受了萬曆皇帝所賜金冊和翼善冠、蟒袍，以為榮耀，卻因明朝拒絕分割朝鮮而怒辭「髯虜」萬曆的日本國王封號。議和破裂，戰端重啟。

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2月，14萬餘人的豐臣軍再次侵入朝鮮。明廷任命兵部尚書邢玠總督薊遼諸軍，御史楊鎬經理朝鮮軍備，備倭總兵官麻貴加提督銜，統領明軍入朝作戰。1598年8月，豐臣秀吉因帝國夢破產，家族統治危機四伏而憂急暴亡，德川家康等四大老下令全軍撤退。中朝聯軍盡收失地，一路追擊。在露梁海，中朝水軍「直前進擊，賊死傷無算」。激戰過後，敗退的「諸倭揚帆盡歸」。(38)

豐臣秀吉組建大帝國的狂想以失敗告終，但兩次侵朝戰爭造成局勢的整體失衡，後果嚴重。史載：「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至關白死而禍始息。」(39)豐臣氏亡而戰禍消弭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作為攻勢力量，由豐臣秀吉將其發揮到極致，嚴重破壞了三國三足鼎立的格局。作為守勢力量的明朝與朝鮮，為維護東亞和平局面，需要互為犄角，相互保護。實際上，明朝傾舉國之力援救朝鮮，不僅是在盡國際義務，更重要的是在有意無意之間恢復三國三足鼎立，維護東亞和平的格局。為此，三國均付出沉重的代價。

(三)甲午戰爭：萬曆朝鮮之役的近代版

甲午戰爭在某種程度上堪稱朝鮮萬曆之役的近代版。如同豐臣秀吉兵侵朝鮮明朝不得不全力援助一樣，300年後，明治政府武力逼迫朝鮮開埠的舉動，也引起清朝政府的高度關注。1875年9月，日本軍艦「雲揚」號炮擊江華島，朝鮮守軍激烈抵抗。1876年1月，新任駐華公使森有禮到達北京。他致函總理衙門，謊稱朝鮮無故炮擊日本的火輪船，問責總理衙門。對此，總理衙門回復說：「中國之於朝鮮，固不強預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40)

由於時代不同、三國政情國情的差異，兩次大戰的結果迥然不同。萬曆朝鮮之役結束後，託病避戰的德川家康創立了江戶幕府，對內元和偃武，對外實施鎖國，東亞再現近300年的和平時期。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勝。

19世紀70年代，世界開始由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向帝國主義時代過渡，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等叢林法則依然暢行無阻。由於金融資本的高度壟斷，帝國主義列強能夠在更廣大的範圍，更徹底地推行上述原則，構成帝國主義時代最鮮明的特徵——強權政治。東亞國家的興衰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決策集團能否看清世界大勢，把握時代特徵，採取相應措施，由被動應付轉為主動進取，成為叢林法則的受益者。晚清中國，由於文化傳統、自我定位、國際理念、體制構成等因素的綜合作用，註定決策層反應遲鈍，疏於對時代特徵的把握，並對強權政治規則格格不入，從而淪為這一規則的最大受害者。

日本則是另外一種狀況。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規則，與武士階級好勇鬥狠、以強凌弱、熱衷擴張的習性一拍即合。從幕末開港到明治維新，主要由武士構成的最高決策集團把握了強權政治的時代特徵，制定了相應國策。幕府在開港後，避戰締約，保存實力並連續進行安政、文久、慶應年間的三次改革。幕府實行的對外開放方針，以及「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政策乃至總裁體制的政治改革，均對明治維新產生影響。明治建政後，以「與萬國對峙」為最高國策目標，實施「政令歸一」，建立中央集權體制，推行以「富國強兵」為中心的全方面改革，苦練內功，搭上了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末班車，成為東亞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源自武士階級傳統的衝破島國狹隘發展空間、用兵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的精神衝動，在融入歐美列強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時代精神後，演化成以鄰為壑、侵鄰自肥的「脫亞入歐」理念，並最終上升為對外擴張的總方針「大陸政策」，通過甲午戰爭，首次大規模地付諸實踐。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日本鼓吹「征韓」，意味著再次挑戰三國三足鼎立格局；日本選擇了與中朝兩個「惡友」絕交的「脫亞入歐」方針並制定「大陸政策」，表明日本已同三國三足鼎立格局訣別而另起爐灶。日本在甲午戰爭的軍事冒險中得手，中國被迫締約、割地賠款，領土主權支離破碎。同時，日本介入朝鮮內戰，擴充殖民權益。甲午戰爭過後，千百年間曾經發揮過維護東亞和平穩定作用的三國三足鼎立格局早已蕩然無存，軍國主義的日本成為擾亂東亞和平的戰爭策源地，東亞從此進入多事之秋。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繼續以鄰為壑，挑起日俄戰爭、吞併韓國，實行殘酷的殖民統治。繼而，不斷升級侵華戰爭，並最終發動太平洋戰爭，用現代化的軍事手段建立日本稱霸東亞的「新秩序」乃至「大東亞共榮圈」，荼毒東亞和東南亞。自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戰爭，至1945年戰敗投降、殖民帝國崩潰，「大日本帝國」以武驟興，也因武而敗亡。歷史的教訓慘痛，但時至今日，卻未必被某些人真正汲取。

(四)「帝國情結」給力日本右翼勢力

戰後初期，美國單獨佔領日本，按照以美國安全利益為底線的《投降後初期美國對日方針》，盟軍總部(GHQ)在日本推行非軍國主義化、民主化改革，解散軍國主義軍事警察機構，組建東京國際法庭審判戰犯，剝奪軍國主義分子的公職，肢解「大日本帝國」。通過修改憲法、解散財閥、農地改革、教育改革和工會立法，政黨政治納入正常軌道，建立了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制度，婦女獲得參政權，社會面貌變化明顯。言論出版自由，意識形態多元化、和平民主思潮深入人心。經濟立國、科技立國和文化立國等立國方針，引導日本走過60年余年的和平發展的道路，創造了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蹟，在國際社會的關注和驚異中成為世界級經濟大國。1952年日本恢復國家主權後，「大日本愛國黨」等民間老牌右翼團體復活，在「愛國」的旗號下，製造事端，開著高音喇叭車招搖過市，宣傳親美、反共、反華的陳詞濫調。

隨著20世紀60年代日本作為經濟大國重新崛起，眷戀、吹噓戰前「大日本帝國」諸種「業績」的「帝國情結」在日本社會的某些角落死灰復燃。由於戰後初期美國未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起用吉田茂、岸信介等帝國舊班底，留下了日本政界右翼勢力捲土重來的人脈基礎。靖國神社、游就館、「八紘一宇」塔等物化的「帝國情結」，依舊散發著「大日本帝國」的「餘暉」，顯示昔日的「皇軍戰功赫赫」，為日本右翼勢力滋生提供了豐富的精神土壤。

受新「左」翼團體成立、日本國內和平民主力量發展，以及國際形勢變化的刺激，「盾會」(1968)、「日本皇民黨」(1972)、右翼國會議員組成的「青嵐會」(1972)等新右翼日益活躍。

世紀之交，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後，經濟長期低迷不振所積累的各種矛盾並發。與急劇膨脹的新國家主義、新民族主義相呼應，群體焦灼不安的日本右翼勢力團體從民間升級，迅速進入政界、經濟界、學術界。右翼團體層出不窮，路數五花八門。從「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1994)、「新編歷史教科書編撰會」(1996)，到「加油日本全國行動委員會」(2010)、「維新會」(2012)等，右翼政客團體先後登場，招搖過市。儘管登錄在冊的右翼團體的數量不過900餘個，人數大約10餘萬，但是他們調門高、能量大，對輿論掌控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日本右翼勢力無一不是「帝國情結」的痴迷者和熱衷為「大日本帝國」招魂的狂熱信徒。未從根本上得到糾正的「皇國史觀」、「神國史觀」遂借屍還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自由主義史觀」等論調花樣翻新，抨擊所謂「自虐史觀」、「東京審判史觀」，鼓吹古代天皇的神話、民族優越感，重彈東條英機之類宣揚的「自衛戰爭」、「解放亞洲」等陳詞濫調，增強了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勢頭。

日本政界政黨政治的風雲變幻，致使自民黨加快了右傾化的步伐。1993年8月自民黨失掉了38年連續獨掌的政權，一夜之間淪為在野黨。三年後自民黨翻盤，1996年1月，自民黨總裁橋本龍太郎再次出任首相。7月，橋本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取悅右翼勢力。此後，自民黨在迎合右翼勢力的過程中，自身愈加右傾化並助長了整個政界的右傾化。2001年4月，以改革為號召的小泉純一郎在橋本之後，一年一度參拜靖國神社，惡化了與中、韓等鄰國的政治關係，贏得右翼勢力的支持。2009年8月，自民黨在經歷了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一年一相」的三屆短期內閣後再度失去政權。2012年12月，民主黨大選失敗，安倍晉三再度入主永田町。

2013年2月，安倍在施政方針演說中，公布了其內閣的執政目標為建立「強大日本」。為此，在內政方面，將重建東日本大地震災區，實現經濟增長，建立世界上最安全、最安定的國家；對外推行戰略、價值觀、主張國家利益等原則的外交，以日美同盟為基礎，發揮日美安保體制的遏制力量；渲染對日本的領土、領海、領空和主權的「挑釁不斷」和安全環境更加嚴峻，強調自衛隊以頑強的意志和忍耐力承擔任務，「國家利益，萬古不易」。在演說的結尾處，安倍彷彿不經意地提及修改憲法問題。在美國的支持下，安倍實行日元大幅度貶值的金融寬鬆政策，刺激出口，帶動東京股票市場的股市暴漲，國民支持率攀升到70％以上。據此，安倍有恃無恐地追求其蓄謀已久的目標：修改憲法第九條，解禁行使集體自衛權。修改憲法觸及戰後日本60餘年國家發展道路的底線，立即引起軒然大波，對安倍內閣形成巨大壓力。通過修改憲法解釋來解禁集體自衛權，同樣遭到民意的反對。7月，安倍在接受長崎國際電視台訪談時，首次表態欲修改憲法第九條，將自衛隊定位為軍隊。12月，安倍內閣提出變更憲法解釋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試行草案。

2014年5月15日，安倍舉行記者招待會，借口援助盟國行動，再次強調要變更憲法解釋以行使集體自衛權。6月的輿論調查表明，57.7％的受訪者表示反對，贊成者為29.6％。聯合執政的公明黨，也一度對安倍的做法表示慎重。儘管如此，在執意推行「亞太戰略再平衡」的美國支持下，安倍堅持其既定方針。26日，公明黨最終妥協，認可「有限度」地行使集體自衛權。7月1日，安倍晉三主持臨時內閣會議，通過了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以此為路標，戰後日本長期奉行的「專守防衛」方針向「主動出擊」轉換。日本國家發展道路面臨著新的歷史拐點，此後的日本將扮演何種角色，已是世人關注的尖銳問題。

【作者簡介】宋成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釋：

①「清國に対すゐ宣戦の詔敕」、『日本史史料』(4)近代、岩波書店、2002年、220～221頁。

②安川壽之輔：《福澤諭吉的亞洲觀——重新認識日本近代史》，孫衛東等譯，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08頁。

③陸奧宗光：《蹇蹇錄》，伊舍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18、119頁。

④陸奧宗光：《蹇蹇錄》，伊舍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27頁。

⑤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三，第51頁。

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28巻、第2冊、290頁。

⑦吳汝倫編：《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二十，第24頁。

⑧《增補中日議和紀略》原刻本，第3頁，載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第251、252頁。

⑨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274～275頁。

⑩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上、原書房、1972年、157頁。

(11)《洪範十四條》，《高宗實錄》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條。

(12)《馬關條約》，載褚德新等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7頁。

(13)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第231頁。

(14)《馬關條約》，載褚德新等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0～171頁。

(15)參見王彥威、王亮合編：《清季外交史料》卷122，第1、2頁。

(16)參見鮑里斯·羅曼諾夫：《俄國在滿洲(1892～1906)》，陶文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28、130頁。

(17)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上、174～175頁。

(18)參見高麗大學亞洲問題研究所編：《舊韓國外交文書》第17卷，《俄案》1，首爾：高麗大學出版部，1969年，第1070號文件。

(19)同上。

(20)『福沢諭吉全集』第14巻、岩波書店、1967年、491頁、500頁、524頁。

(21)『福沢論吉全集』第15巻、岩波書店、1967年、245頁、289頁、266頁、270頁。

(22)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上、166～167頁。

(23)『福沢諭吉全集』第14巻、452頁。『福沢諭吉全集』第15巻、79頁、80頁。

(24)參見安川壽之輔：《福澤諭吉的亞洲觀——重新認識日本近代史》，第114～115頁。

(25)參見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第18～20頁。

(26)山本義彥編著『近代日本経済史』、ミネルヴァ書房、1994年、38～39頁。

(27)《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燕地條。

(28)『日本書紀』巻二十七、天智天皇二年三月條。

(29)《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上，《東夷·百濟傳》龍朔二年條。

(30)『日本書紀』巻二十七、天智天皇二年條。

(31)《新唐書》卷二百二十，《列傳》一百四十五，東夷傳日本。

(32)《高麗史》·《世家》卷24，高宗46年條。

(33)桑田忠親『日本の大戦』第6巻、『豐臣秀吉』、新人物往來社、1978年、380頁、381頁。

(34)桑田忠親『豐臣秀吉』、395頁。

(35)《明史》卷三百二十，《列傳》地二百八，《外國》一，朝鮮。

(36)林屋辰三郎等編集『史料大系·日本の歷史』、近世1、106～107頁。

(37)《明史》卷三百二十，《列傳》地二百八，《外國》一，朝鮮。

(38)同上。

(39)《明史》·《朝鮮傳》。

(40)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1卷，第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