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海山：莊子與斯多亞派人生哲學比較

莊子與斯多亞派創始人芝諾(Zenoofcitium)幾乎為同時代人,他們雖然遠隔數萬里,卻都構建了一個「不動心」的追求精神絕對自由的人生哲學體系,他們共同追求的是擺脫一切物慾,世俗事務,以至自己的身心狀態,一種物我兩忘的精神上絕對自由。主體的自我的絕對膨脹和絕對的實現,然而卻與世界毫無關係,決不在自我與世界、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之中。人與世界本性的同一是莊子與斯多亞派的共同理論前提。「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我為一個小世界,萬物是一個大世界,兩者可以並生、合一。作為個人的自我與作為世界大我之所以同一,原因在於「道」。在莊子看來,道是超時空,是超感覺而又無所不在的東西,非物卻又是萬物之本源。道作為萬物之源,也是人性的本源,也就是非人性和非物性的道成為人和萬物同一的根據。斯多亞派認為世界是一個和諧統一體,人是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人又是一個小宇宙, 人與世界本性同一,同一的源泉是神。人是神的作品,而且是一個首要的作品,埃皮克提特(Epictetus)說人「是神的本質的一個分明部分,而且在你本身中包含了神的一部分」。因此,人不可以用不潔行為褻瀆神,人的本性是神聖的火(神)的一個火花,萬物亦是神的產物,人物同一中人佔據重要的位置。莊子與斯多亞派關於人與世界同一的思路、論證基本相同,都把兩者同一建基於超人超物、非人非物的「道」或「神」之上。他們對道與神的具體性質、具體論述有所不同,本質卻是相同的。 但是畢竟兩者的文化背景,思想淵源有差別,所以兩者關於人與道、神的關係見解有異。莊子把人分為世俗之我與超乎現實的之我(「真人」、「至人」),生活在現實世界之中使我受物所累,不能超脫物之束縛,人一旦得「道達到萬物與我為一」,則成為「真人」、「至人」,人可游於四海之外,死生無變,超脫一切人間利益,莊子的著眼點還是人的自我超越,使我成為「真人」。正因為如此,「道」並沒有演變為宗教性質的神的需要。斯多亞派著眼於神,塞涅卡(Seneca)說:「你願意把神叫做命運嗎?不錯,因為世界上的一切都依賴它,神是一切原因的原因。」神決定萬物的運行規則,也決定人一生的命運。偉大的人是順從命運生活,不懂這一點的人象狗一樣被命運拉著走。人我關係上,斯多亞派是神決定論。正因為如此,斯多亞派的還不是宗教意義上的神,必然演變為基督教的神,這是它的理論體系和現實生活的需要。

處複雜世界生活能夠對一切變化「不動心」,以達到精神上絕對自由,這是莊子和斯多亞派的共同理想。

春秋時期處於社會大動蕩,大變化的歷史轉折時期,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對現實變化無所適從,但又無法逃避,需要尋求一種解脫,莊子為他們找到了一種辦法,即精神上的自我解脫而非現實生活中真正的獲得解救。在任何一個動蕩的社會中,都會有這樣一種追求「不動心」的哲學體系的誕生,這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莊子對世俗充滿憤懣情緒,集中批判現實生活對個體自我的限制、壓抑。這種壓制一方面表現為人為物累,另一方面表現為外在的權威和倫理道德觀等對人的精神及天性的摧殘,他稱之為「殘生傷性」。莊子認為要擺脫這種局面,只有從現世逃脫到內心的精神世界中,採取對身外之物毫不動心的態度,以求得內心的絕對自由。這種境界即是「逍遙遊」或「游心」。斯多亞派把事物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人類無法改變的事物,指自然現象、社會財富、權力、人自身的生死等,人只能去忍受;另一人類所能及的事物,指人的思想、精神。世俗能夠束縛甚至扼殺人的肉體,但絕不能控制、扼殺人的精神世界,關注精神自由,人可以成為真正自由的人。這就是所謂「不動心」。只有內心自由的人才是真正自身的「主人」,而有顯赫權勢的人卻是為物所束縛的真正的「奴隸」。

構建精神絕對自由的「不動心」人生哲學體系是莊子和斯多亞派的共同點,兩者都把著眼點完全放在個體的內心世界之中,其共同特點是精神與自身相一致。他們的差異之處在於,莊子設想的主體自由是絕對的「外天下」、「外物」狀態,主體在社會、世界之外自由遨遊,以至「以游無窮」。帶有十分明顯的浪漫色彩,把主體自由神化。斯多亞派的主體自由則把人放在世俗生活之中,強調的是肉體被鎖住,人被投入監獄的惡劣狀況下,依然堅信精神的絕對自由和無比崇高,似乎更關注人在惡劣環境中如何達到精神自由。

莊子和斯多亞派對於達到絕對自由的途徑的觀點相同,都主張通過物我兩忘的方法使精神擺脫一切羈絆。莊子的超世方法主要有:通過齊物、齊生死、齊是非以達到不辯是非,萬物一齊,死生一條,最終與道合一進入絕對自由狀態。通過「坐忘」、「心齋」,從「有待」進入「無待」,從否定客體最終否定主體自身即「無己」或「喪我」。最關鍵的是要「虛」,即「萬物無足以撓心」,最終進入不動心的最高精神境界,莊子以為這樣主體就戰勝了萬物。斯多亞派基於靈魂對人至關重要為出發點,極端藐視肉體,認為肉體不僅對人毫無價值,簡直是沉重的負擔。安頓尼諾(Antonnus)說:「人,這是被屍體拖累著的一點靈魂。」斯多亞派以此否定財富、權勢、健康、生死、苦樂,認為它們只對肉體有用,對靈魂則有害。因此,要達到不動心境界,必須對外物及自己的肉體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放下一切慾念去追求神,使自己的人權變為神。這種方法亦稱之為「靜觀的方法」。

斯多亞派的方法帶有明顯的禁欲主義傾向,要求人們剋制甚至禁錮自己的慾望,更為甚者要求人們結束自己的生命以求得解脫,有的斯多亞主義者就是以自殺來解脫自己,這就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為爾後的基督教作了思想準備。莊子雖然要求人們「忘我」,要求人們不去追求外物,但並不要求人們真正禁絕自己的慾望,只是逃避到深山老林隱居,或者隱於鬧市而不為外物所動,追求擺脫外物束縛的「逍遙遊」,並非是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

莊子和斯多亞派的「不動心」人生哲學體系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或者是當時歷史文化背景下一部分人的心態。儘管中國戰國時代和希臘化時期、羅馬時代的背景、文化有很大不同,但兩者都處於歷史的動蕩和大變化的時代。當時一部分被壓迫者,或者失意於社會的人士,對現實強烈不滿,又無力採取實際行動反抗,對於改變自己命運或社會地位已經絕望,被迫把解救自身和追求自由的願望放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以追求精神的絕對自由作為一種自我安慰,自我心理平衡的手段,以最方便最廉價的自我精神解脫來安撫現實中的痛苦和不滿。可以說,莊子和斯多亞派的不動心人生哲學體系是弱者的哲學,是古代世界的阿Q精神。但是在當前發達國家中,物慾橫流、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盛行,這種不為物累的不動心精神狀態似乎可以安撫一部分不滿現狀的人。同時,兩者主張不刻意追求名利順其自然地生活,對於解脫日趨緊張和為追求名利所累的生活,也應有可借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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