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科學與玄學淺談

很久之前就想寫一篇這樣的文章，最初的起因鋪天蓋地的中醫科學爭論貼，但是我並不想參與到那場爭吵中，真正促使我動筆的是松鼠科學會舉辦的科學嘉年華。科學松鼠會是一個致力推動科學在中國普及的一個組織，而科學嘉年華是一場科普的盛會。我參加了科學嘉年華一系列的活動，聆聽了許多科學家精彩的演說，了解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知識，也聽到了許多有意思的話語，也激起了我對一些問題的思考。記得在《為什麼要相信達爾文》的新書發布會上，有人問起過宗教和科學的關係，而在嘉年華的開幕式上，嘉賓田原也聊到了類似的話題，最近看見松鼠會的小組裡面也有人在討論這個問題。既然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就讓這篇文章從這裡開始吧。在我們所受到的教育中，宗教幾乎是科學的反義詞，宗教要麼是在迫害科學，就是在阻礙科學的發展，所以我們難以想像西方基督教和科學共處的畫面。但是如果看看現代科學誕生和發展的歷史，或許我們能夠找到現代科學與宗教之間割不斷的關係。被誤讀的牛頓談到現代科學，不得不提及17世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物理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自然哲學家和鍊金術士，1642-1727年）博士。在中國，除了蘋果掉落的故事以外，還有一個大家為之扼腕嘆息的故事，大意是說牛頓在年輕的時候專註於科學研究，而步入老年後，卻開始信奉神學，這個故事被稱之為牛頓晚年的悲劇，以至於有人這樣表達了遺憾的感嘆：「偉哉，牛頓！悲哉，牛頓！」[1]。百度百科在「晚年的牛頓」一欄寫道：「晚年的牛頓開始致力於對神學的研究，他否定哲學的指導作用，虔誠地相信上帝，埋頭於寫以神學為題材的著作」[2]。但是，事實卻是牛頓一直就是上帝的虔誠信徒，他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總附註（General Scholium）」中寫道：「太陽、行星、慧星，組成的這個最美麗的系統，只能是由一位有智慧、有權能的上帝計劃支配之下，才會發生。若其它的恆星，也是其它相同系統的中心，這些也都是出於上帝的心意，也是在祂的管理之下。」[3]在1704年出版的《光學》（Opticks）中，他認為「若是一切的物質都是上帝造的，我們還要在別的地方，去找世界的來源，或假定自然定律會叫世界從一片混亂中產生出來，這是不合乎科學的。」「由此看來，我們借著自然哲學得知『第一因』（即上帝），也知道上帝對人類掌握著何等的能力，那麼我們從自然界的亮光中，也就知道了人類對他的本分，和人類彼此的關係。」[4]簡而言之，正是因為牛頓認為上帝創造了世界，為世界設定了精確而完美的運行規則，而他的努力，都是在努力發現「上帝」創世留下的規則，都是在證明上帝的存在。因而科茨（Roger Cotes，數學家，1682-1716）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第二版作序時才會寫下，這書「乃是抵擋無神論者攻擊最好的安全島，也是進攻無神論者最佳的武器寶庫」。[5]在牛頓的思想里，科學是認識上帝、接近上帝的一種途徑，是與上帝直接相關的一項事業。上帝是神聖的，體現上帝存在的力學規律也由此而是神聖的，這種神聖感正是促使牛頓做出巨大科學貢獻的重要原因，而牛頓的許多科學研究都是以護教作為出發點的。如果沒有基督教和牛頓虔誠的信仰，或許我們根本不會知道牛頓的存在，也無法如牛頓的墓志銘上銘刻的那樣，「讓人們歡呼這樣一位多麼偉大的人類榮耀曾經在世界上存在。」哥白尼和日心說關於教會迫害科學家的案例有很多，其中包括哥白尼、布魯諾和伽利略，而這三人和教會的恩怨都和日心說有關。一般認為，在文藝復興以後，科學觀點的第一次重大改變，是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Koppernigk，天文學家，1473-1543年）完成的。中國公眾科技網上的文章這樣描述了哥白尼的遭遇：「1533年，60歲的哥白尼在羅馬做了一系列的講演，提出了他的學說的要點，並未遭到教皇的反對。但是他卻害怕教會會反對，甚至在他的書完稿後，還是遲遲不敢發表。直到在他臨近古稀之年才終於決定將它出版。」[6]百度百科也有相同的描述。[7]然而，在丹皮爾（William Whetham Cecil Dampier，物理學家、農學家、化學家和科技史學家，1867-1952）的《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中卻是這樣的記載：「1530年左右，為了敘述他的研究成果，哥白尼寫了一篇論文，同年以通俗的形式發表了這篇論文的提要。教皇克力門七世表示讚許，並要求作者將全文發表。一直到1540年，哥白尼才答應了這個要求；到1543年，這本書的第一冊印刷本送到他面前的時候，他已在臨終的病床之上了。」[8]而早在1536年，紅衣主教尼古拉?申伯格就給哥白尼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主要是，想了解哥白尼的學說，信中非常讚賞地談到了日心學說中的日、土、月3個天體的位置。[9]哥白尼懼怕的並非教會，其實哥白尼本來就是虔誠的教徒，而且還是天主教主教堂的大牧師會成員，同其它早期的科學家一樣，他堅持認為自己的做法是對上帝的探索。哥白尼不滿古代天文學家得不到一個不違反均勻速度公設的天體幾何學，而「這是一個根本是取決於宗教基礎的原則，原因（上帝）是不斷持續的，因此結果必定是均勻的」。[10]而日心說提供的「順序顯示出宇宙具有令人讚歎的對稱性和軌道的運動與大小的和諧」，從而顯示出「神聖的造物主的莊嚴作品是何等的偉大」。[11]哥白尼不願意發表作品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遭到持地心說的教士和科學家強大的反對，另一方面則是想更加完善日心說。在那個時代，反對日心說的論點繁多，又顯得有道理，當時有人質疑如果地球旋轉的話，一個從空中掉下來的物體應該在向原處不一樣的地方，因為地球已經稍轉離本位（後來傅科（Jean Bernard Léon Foucault，物理學家，1819-1868）的擺錘實驗證明了所謂的科里奧利力（Coriolis Force））；著名的丹麥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che，天文學家、占星術士和鍊金術士，1546-1601）爭論說一顆炮彈若順著地球轉動的方向發射的話，應該達到更遠的距離，因為它加上了地球旋轉的衝力（這直到伽利略時才以雛形的相對論來解釋）；還有人指出若地球按照龐大的軌道環繞太陽旋轉的話，那麼從軌道的另一端所觀察到的不動星應有位置上的稍微移動（這一點在1838年才被觀察到）。[12]哥白尼只是提出了日心說，支持日心說的證據卻不存在。「信哥白尼的理論並無加添任何對天體的事實知識。」[13]當時支持哥白尼日心說的論據都是非事實而是哲學化的，哥白尼唯一可搜集的論證就是他的系統的數學比較，因為他將八十個用以解釋行星軌道的圓形軌道減為三十四個。[12]實際上，直到100多年後的伽利略時代，主流科學家才開始接受日心說，而到牛頓時代日心說才有了機制的解釋。布魯諾與火刑關於布魯諾（Giordano Bruno， 思想家和哲學家，1548-1600），百度百科是這樣描述的：「這位勤奮好學、大膽而勇敢的青年人，一接觸到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立刻激起了他火一般的熱情。從此，他便擯棄宗教思想，只承認科學真理，並為之奮鬥終身。布魯諾信奉哥白尼學說，所以成了宗教的叛逆，被指控為異教徒並被革除了教籍……布魯諾不畏火刑，堅定不屈地同教會、神學作鬥爭，為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14]在筆者本人所習高中近代世界歷史教科書中，表述了相同觀點，認為布魯諾面對教廷的審判，仍堅持真理，最後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一個為科學獻身的英雄人物躍然紙上，以教導我們不畏艱險探求事實的本源。對於布魯諾的讚揚大概來源於《現代思想形態的塑造（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書中稱布魯諾為新科學的殉道者。[15]然而，布魯諾是因為「雲遊歐洲傳授異教思想，為此他最後被宗教法庭綁在火刑柱上燒死」。[16]「布魯諾是熱忱的泛神論者，公開地攻擊一切正統的信仰。他受到教會法庭的審判，不是為了他的科學，而是由於他的哲學，由於他熱衷於宗教改革；他於1600年被教庭燒死。」[8]「人們通常以為，布魯諾是科學的殉道者，因為他第一個起來為哥白尼的太陽中心學說辯護，後來燒死在火刑柱上。然而，他為哥白尼辯護不是出於科學的理由，而是出於宗教的原因。實際上，他輕視哥白尼的嚴密數學推理，而僅僅是熱衷於用哥白尼的學說去攻擊基督教的某些基本信條，例如耶穌化身只是一個問題（他的時間觀念是輪迴的，就像古典斯多葛學派的支持者那樣——他否定基督教的歷史觀點）。布魯諾被判處死刑，是由於他對基督教進行了令人難以理解的攻擊，而不是由於他信奉世界多元性或為哥白尼進行了辯護：布魯諾遠遠不是科學的殉道者，而實際上是損害了科學，因為他所掀起的那場暴風雨使得宗教權威把哥白尼體系和反基督運動聯繫在一起。事實上，這也是伽利略受到教會裁判的一個主要因素。」[17]其實在中華書局1948年版的《辭海》中也提到了這點：「白魯諾(即布魯諾)：義大利哲學家，幼入黑僧袍派，受宗教的教育；每憑己意指責教理，遂被逐。周遊法、英、德諸國，講演於諸大學問；回國後，復以詆教會受火刑死。氏信哥白尼之地動說，主張泛神論，故與羅馬教會不相容。」因而，耶特（Frances Yates，歷史學家，1899-1981）在1964年出版的《布魯諾與隱士的傳統（Gio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中認為應該考慮神秘主義對科學世界觀的證明貢獻，她認為這種神秘主義給人的思想促進了現代科學的趨向[18]——在西方，神秘主義往往被認為是阻礙科學發展的絆腳石。同時期義大利的弗蘭西斯.帕特里齊（Franciscus Patricius，科學家和哲學家，1529-1597）確信哥白尼學說，宣揚宇宙無限，1591年發表了他的新哲學著作和赫爾墨斯著作的新版本，結果第二年受到新教皇的邀請到羅馬一所大學去任教。[19]伽利略與天主教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物理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和哲學家，1564-1642）首先將望遠鏡用於觀測天空，在1632年出版了《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量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將哥白尼學說推到了最終勝利的階段。在羅馬主教與伽利略的衝突中，伽利略被用來作為基督教反對科學的例證。1611年伽利略為了贏得宗教、政治與學術界認可他在天文學上的發現而去羅馬。他受到包括教皇保羅五世和很多高級主教在內的上層人物的熱情接待，並被林賽研究院接納為院士。這年5月， 在羅馬大學的大會上，幾個高職位的神父公開宣布了伽利略的天文學成就。「『我與耶酥會神父們住在一起』他寫道：『他們已確定新行星的存在，而且持續觀察了兩個月；我們比較筆記，我發現他們的觀察和我們的完全符合。』他受到教會顯要的歡迎，教皇保羅五世還要他保證不變的善意」。[20]而伽利略也在發明望遠鏡後說：「上帝願意賜給人類一種才智的工具，這種工具能把我們有缺陷的研究變得完善。」[21]伽利略與耶酥會士的衝突據說是因為對於太陽黑子誰先發現而引起的不快。正是由於這種不快，在1615年，教士集團和教會中許多伽利略的敵人聯合攻擊伽利略為哥白尼學說辯護的論點，並且控告他違反基督教義。伽利略聞訊後，於這一年的冬天趕到羅馬，力圖挽回自己的聲望，企求教會不因自己保持哥白尼觀點而受到懲處，也不公開壓制他宣傳哥白尼學說，教皇默認了前一要求，但卻拒絕了後者。[22]「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定罪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教會內的權利鬥爭的結果。而他之所以能夠安度晚年，也可以體現出當時基督教內部的一些微妙關係。」[22]即使在伽利略受到指控的時候，也有許多天主教高層站在伽利略一邊，例如巴隆紐斯主教（Caesar Baronius，1538-1607），他說：「聖經指出我們去天堂的路，但天堂怎麼運轉並沒有誰說過。」[23]而高興伽利略受到指控的人包括他的同事教授，因為伽利略不工於心計，而他的同事大多相信地心說，正是教會中的力量和這些科學家一起，迫使教皇審判了伽利略。這種複雜性在1633年月28日費倫佐拉紅衣主教在給教皇烏爾班八世（Maffeo Barberini，1623-1644）的信中可以看出：「我建議，請紅衣主教會議把對伽利略採取司法外措施的權利交給我，直到說服他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且在他理解後，引導他公開懺悔。乍一聽，這似乎是個過於大膽的建議；……他意識到自己錯了，在書中，他走的太遠了……我還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其它任何人……這件事完成了，也就有可能按照您對我的建議將他押回自己的家，監禁起來。」[24]「教皇烏爾班八世其實暗地裡在幫助伽利略，具體負責操作的費倫佐拉紅衣主教的信里明顯的表達出這一點，並且，他也很完滿的完成了保護伽利略的這一任務。」[22]「惠威爾（William Whewell，博學家、科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1794-1866）對於這件事有過明白而公正的評述，但晚近的作家對於伽利略因為維護哥白尼學說而受到的迫害，卻有些過分誇張。正象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數學家和哲學家，1861-1947）所說：在發生三十年戰爭和荷蘭的阿爾發（Alva）事件的那三十年中科學家所遇到的最壞遭遇就是，伽利略在平安地死於病榻以前，受到體面的軟禁與輕微的申斥。」[8]基督徒的學說其實，從中世紀後期到文藝復興，大多數科學巨人是教堂里的神職人員，其中包括，偉大的中世紀數學家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1175-1253），他是牛津的主教；中世紀實驗科學的倡導者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他是方濟各修士，被譽為中世紀的伽利略；十五世紀偉大的數學家和實驗科學家庫薩的尼古拉斯（Nicolaus Cusanus，1401-1464），他是天主教的樞機主教，是第一個提出宇宙無限的人；還有著名的哥白尼，他是天主教主教堂的大牧師會成員。天文學家開普勒（Jahannes Kepler，1571-1630）曾希望成為傳播福音的牧師，被人勸止，讓他繼續發揮才華，去研究數學與天文學。在他的著作中，他經常摘引《詩篇》闡述他的發現與上帝有序的創造有關。數學家和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是現代基督徒箴言的創建者，著有《思考（Pensées）》，基督教信仰筆錄。醫學家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1578-1657），物理學家波義爾（Rolert Boyle，1627-1691），物理學家、化學家法拉第（Michael Farday，1791-1867），物理學家麥克斯韋（James Clark Maxwell，1831-1879）都是虔誠的教徒。把元素與混合物分開的波義爾是一位業餘的佈道者，在遺囑中捐贈他寫的關於上帝存在討論的演講稿，電磁引力發現者法拉第在一次佈道活動中說：「自己說的話不能增加上帝說的話。」麥克斯韋曾寫道：「上帝啊，無論生死，我都不在乎。我的本職是愛您，侍奉您，懇求您的恩惠與眷顧。」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在其著作《近代科學的起源：1300-1800年》中，認為基督教具有一系列科學產生髮展所需要的設想：宇宙是有序的（聖經經常有這樣的描述，例如Jermiah 31:35「上帝給白晝的光叫太陽，而夜晚的光固定了月亮和星星的秩序」），這個秩序是可知的（例如保羅在Roman1:19-1:20中宣稱的「關於上帝是可知的這也很清楚，他的永恆的力量和神威，可以從他創造的一切事物中洞察出來」），有一種動機可以發現這些秩序（創世紀中上帝說「他去充滿宇宙，征服他」，所以人只是管家，管理上帝創造的世界，而非主宰）。[25]相比之下其它文化沒有這些假設，希臘和羅馬文化中「神」變化多端，不可預測，有誰能夠知道「神」的頭腦呢？傳統的印度文化認為宇宙是輪迴圈，天神也是無常的。伊斯蘭教刻意把猶太的觀念弱化，雖然認為存在有序的宇宙，但Allah所創造的宇宙是否有序、無序沒有爭論的刺激性。古典無神論者認為每一件事都是偶然而無意識的。[25]在基督教的體系中，世界是由「上帝」所創造，所以世界的運行會遵從上帝的安排，人類可以運用自己的智慧，去揣測上帝的用意，去發現世界運行所遵從的安排——自然規律。英語Discover很好地表現了這一點，上帝創造了世界，把一切的真相都遮蓋（Cover）起來。人類發揮智慧所獲得的發現，不過是揭開早已存在的謎底罷了。在這個意義上，把科學稱為基督徒的學說，似乎並不為過。雖然可能有人會反感這樣的說法，然而科學體系與基督教認識世界的教義是分割不開的。現代科學和現代基督教，就像是一棵樹上的兩個分枝罷了。科學與基督教的爭鬥科學方法主要是發現新現象、制定新理論的一種手段，因此不斷地在擴大人類知識的體系；只要科學方法應用得上，舊的科學理論就必然會不斷地為新的理論推翻。關於這一點，美國的科學史權威薩爾頓說過：「科學總是革命的和非正統的；這是它的本性；只有科學在睡大覺才不如此。」[26]受了科學的這種特性影響的人總是向前看，並且對保守力量很大的舊制度總是忍受不了。基督教有其自身的利益所在，所以如果自然科學的發展觸及到了這一點，那麼基督教對它的影響就很可能是負面的了。正如丹皮爾所說：「但是在有教義的神學範圍內，時常都有與科學、歷史或人類學發生衝突的情況。麻煩在於：『宗教往往誤認為它所說的就是它的意義所在，而唯理論者則偏偏要指出它所說的是不真實的』。」[27]科學與基督教對立的觀點是由美國的懷特（Andrew Dickson White，外交家、作家和教育家，1832-1918）教授於1869年12月在紐約的一次公開講演中提出的。與之呼應，德雷伯（John William Draper，哲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和歷史學家，1811-1882）在1875年的著作《宗教與科學間的衝突史》中提出了一項著名的原則：科學史是對於兩種競爭力量的衝突的敘述，一種是人類理智的擴張性的力量，另一種是來自傳統信仰和人類利益的壓力。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哲學家、數學家和邏輯學家，1872-1970）認為：「宗教與科學之間存在著長期的衝突，直到最近幾年為止，科學在這個衝突中總是取得勝利的。」[28]「我認為，世界上各大宗教……全是虛假而有害的」「宗教造成的危害有兩種：一種是由於信仰某種宗教而造成的，一種是由於信仰特殊的教條造成的。關於前者，據認為有了信仰才是美德——也就是說，要有任何敵對的證據也絲毫不能予以動搖的信念。或者說，要是相反的證據可能引起疑惑，那麼據認為，這種證據必須受到禁止。」[29]這些論述正是我們所熟悉的，並被很多人所認同。但是正如司?安德洛斯基所指出的：「盛行的宗教其教義總和科學的發現大相徑庭，這種不相容的程度遠甚於宗教與別種文明的衝突；科學居然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得以勃發成熟，這實在屬歷史的一大悖論。」[30]教會與科學家的衝突或許並不是宗教與科學的對立，正如海塞（Mary Hesse，哲學家，1924至今）在研究伽利略事件時得到的結論所說：「教會的代表人物雖然可能是缺乏先見，但他們並非無理取鬧。他們以為他們的世界觀被一些當時仍未有足夠證據而不負責任的推測所威脅。」[31]到了這裡，或許可以理解為什麼牛頓會說：「我們只是通過對上帝的最聰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終的原因，才對上帝有所認識」。[32]而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物理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1879-1955）又為什麼會在《科學與宗教》一文中寫下這樣的話語：「然而，儘管宗教的和科學的領域本身彼此是界線分明的，可是兩者之間還是存在著牢固的相互關係和依存性。雖然宗教可以決定目標，但它還是從最廣義的科學學到了用什麼樣的手段可以達到自已所建立起來的目標。可是科學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嚮往理解事物的人來創造。然而這種感情的源泉卻來自宗教的領域。同樣屬於這個源泉的是這樣一種信仰：相信那對於現存世界有效的規律能夠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說可以由理性來理解的。我不能設想一位真正科學家會沒有這樣深摯的信仰。這情況可以用這樣一個形象來比喻：科學沒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沒有科學就象瞎子。」丹尼爾在《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一書結尾時的話，或許能給現在的我們以啟迪：「在作者執筆寫本書初版最後一節的時候，當時看起來科學所遇到的最大危險是美國的反對進化論的『原教旨主義』運動。但是以後出現另外一種更大的危險。在德國納粹政權興起到滅亡這段時期內，科學研究的自由，象別的自由一樣，在德國和德國所控制的別的國家內遭受到狂暴的國家主義的摧殘，象愛因斯坦和哈伯這樣的人，都因為種族歧視，而遭到放逐。這些國家利用應用科學和一切其他活動，先是進行秘密的軍事準備，後來就是進行公開的掠奪性戰爭，把這當作科學的主要目的，差不多是唯一的目標；因而為求知而求知的純粹科學便被拋棄了。不幸，科學主要是為了發展經濟的觀念，傳播到許多別的國家，科學研究的自由又遭到危險。科學主要是追求純粹知識的自由研究活動。如果實際的利益隨之而來，那是副產品，縱然它們是由於政府資助而獲得的發現。如果自由的、純粹的科學遭到忽略，應用科學遲早也會枯萎而死的。」[27]寫以上這些，並不懷有「翻案」或者頌揚基督教的目的，因為不管布魯諾因何被教會燒死都是殘忍的行為，正如布魯克（John Hedley Brooke，科學史學家，1944年至今）所說「目的不是為了讓死屍復活，而是要展示科學和宗教的辯護士在他們苦苦思索有關他們同自然或者同上帝關係的根本問題時，他們所採取的方法的多樣性、微妙性和精巧性。這個主題是如此的豐富，所以，很可能將人們的偏見拋在一邊。」[33]對於事實的探究，對於懷疑的思考，正是科學的靈魂所在，世界是如此的複雜和美妙，自然如此，社會亦然，多元的事物怎麼能用非黑即白、簡單對立的二元論去解釋呢？賽先生接下來我想談一談一些我自己的想法。首先是有關科普的，因為寫這篇文章是松鼠會引起的由頭。自從「五四」運動呼喚賽先生和德先生以來，無數人為了實現這兩個目的前仆後繼。然而到了現在，「賽先生」依然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科普也還是任重而道遠的事情。似乎我們應該思考一下，為什麼「五四」運動過後快100年，雖然「科學」二字響亮地滲透入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卻依然有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偽科學」事件。擺在我們眼前的現實是進入二十世紀後期以來，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作為大規模科學活動的結果，科學知識的總量越來越大，甚至有「知識大爆炸」一說。海量科學知識的湧出讓人目不暇接，不要說普通人群，即使是象牙塔頂端的博士群體，窮其數十年生涯研究的大多數只是一個學科的一個分支而已，對於該學科外的科學知識，並不見得比普通人群掌握得多。因而如何讓大家在海量的信息當中識別「科學知識」的真偽，應該是一個關鍵的問題。然而反觀我們的教育體制，大多以灌輸科學知識為主，高考更是把這種填鴨方式推向了極致。這種教育的弊端已經被許多人所指責，在這裡我並不想繼續譴責，而是想簡單分析一下這種教育模式對於普及科學的負面影響。記得在嘉年華開幕式的時候，《吃的真相》的作者通過錄製的視頻跟現場的觀眾問好，他說的其中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科學沒有絕對的真理。這句話的意思是富有哲學意味的，它表示著科學從其產生到其發展，一直都經歷著變化的過程。例如從地心說到日心說再到現在的宇宙觀，從燃素說到氧的助燃再到現在對燃燒的認識，從熱質說到潛熱又到現代熱力學，前面的科學家們用自己的智慧不斷更新著科學的定義和範圍。就像螺旋式地上升一般，科學在每次對自身進行否定之後，都會向前邁進一大步。科學的魅力，科學的活力，乃至科學的精神和靈魂，都在於此——對科學自身的懷疑，思考，從不停息。然而，這正是我們的教育中所缺乏的。我們的課本似乎很樂意告訴我們，世界是這樣的，自然是如此的，這種觀念是對的，因為這種觀念是科學的，那種觀念是錯誤的，因為那種觀念是愚昧的。這種教育模式只對我們強調了解科學知識的重要，卻缺乏對科學思維的訓練和考察，以簡單「對錯」的價值判斷代替了本應邏輯縝密的科學思考，它看起來揚棄了「過期」的科學，並且避開了「過期」的科學是不是科學的疑惑，卻在實質上阻斷了一部分人（或許是大多數人）領會科學精神，掌握科學方法的途徑。科學似乎成了新的信仰，凡是「科學」的都是好的，都是對的，「科學」的結論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恰恰違反了科學本身的精神。我們現在的教育和科普工作，過於側重於對科學知識的傳播——誠然這是科學體系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然而，對科學的懷疑，用理性的思維去思考，合理的手段去試探，這些科學研究基本的思維和方法似乎很少涉及。大部分人往往關注科學研究的結果，卻忽略了科學研究本身——許多所謂的「偽科學」正是以這樣的方式迅速獲得了一部分人的認同。我們的教育中「標準答案」式的教育方式，更進一步地使一部分喪失了「懷疑」的能力，更進一步說，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反正我也不懂，就告訴我結果是怎麼的好了」——這種惰性思維正是「偽科學」寄生的土壤——題外話，公民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也正是「德先生」的精髓之一，是民主體制正常運行的巨大保證，「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中國土地的落足並非毫無關聯。在科學研究中，是不需要也沒有「標準答案」的，也不需要「凝聚共識」或者「統一思想」。缺乏對科學發展過程的教育，容易使人忽略科學寬容的、懷疑的、理性的精神。在嘉年華的活動中，跟下來了A線的活動，我非常欣賞這些講座中，許多主講人在對科學知識進行傳播的時候，也不忘了激發台下人對這些知識本身的思考，這或許是對「賽先生」最為動聽的呼喚。玄學 迷信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松鼠會小組裡面充斥了對中醫的爭論，本來不想摻和，但是既然前面寫了這麼多，我也想說說我的看法。這裡說的「玄學」，只是一個代指，並不是著名的「科玄大論戰」中所指的玄學，而是泛指一切以陰陽五行理論為基礎的傳統文化，包括中醫、術數、堪輿（即風水）、星象等等。其實西方科學早在明朝末年就開始傳入中國，不過並未得到重視。另一方面，由於西方科學最初是通過基督教傳教帶入中國，自然跟隨基督教一起受到中國主流文化的排斥。到了清朝末年，中國遭受列強侵略的時候，一部分人開始思索為何中國會落後，救亡圖存是當時人們思考的目標。許多人還是反思中國的文化、制度，跟西方先進的國家進行比較，以期找尋中國落後的原因。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資產階級民主派和無產階級革命派都把科學和民主作為改造舊中國的途徑。然而，要讓當時的人們接受科學和民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於是「先破後立」成為了歷史的選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體制遭到猛烈的攻擊和幾乎全盤的否定。例如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錢玄同（現代文字學家，1887-1939）曾經提出「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34]。一些錢玄同先生的介紹上說是錢先生最早提出廢除漢字[35]，其實不然，在此之前吳稚暉（政治家、教育家和書法家，1865-1953）即曾在《新世紀》撰文呼籲廢除漢文，「謂中國當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當時錢先生及錢先生的老師章太炎（思想家、史學家，1869-1936）都曾撰文反擊，然而隨著袁世凱和張勳復辟等事件影響，錢先生對漢字的看法才發生了轉變[36]。因而，正如檢視科學和基督教的關係一樣，我們在檢視歷史中產生的一些觀點時，應該考慮到當時的各種社會環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質疑（包括廢除中醫）[37]，正是五四時期興起的，其實那個時期對舊事物的攻擊和否定，以現在的眼光看，絕大多數依然是有道理的，並且使得「科學」和「民主」成為了當時號召進步青年的旗幟，推動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實「五四」運動過後的現在，「科學」已經佔據了學術界和民間思想的主流地位。「五四」之前抵觸科學的思潮已經幾乎銷聲匿跡，大多數人言必稱科學，也相信世界可以被科學所探究，即使現在還是科學未解之謎，以後遲早會被科學所解釋。科學在現代中國已經成為判斷事物「是非對錯」的標準，以至於中醫、風水乃至佛教等等這些被劃為「舊事物」的東西紛紛與「科學」結合，以科學來論述自己存在的正當性。我個人認為，這是不恰當的。如前所述，現代科學是在基督教文化氛圍中成長的，這是和中國傳統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現代科學起源的基督教文化中，上帝創造了一切，並且使一切事物按照上帝安排的軌跡運行，人們不斷地揭示世界的規律，不斷地接近上帝。這是一種自下而上認識自然的方式，上帝可以為不同的物質設計不同的體系，科學開始分為數學、化學、物理、生物等學科，並且不斷細分。而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天人合一」，相信自然界中有一種統一的運行規律，「道者，萬物之所然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正是這種思想的體現。這是一種自上而下認識自然的方式，所以一套陰陽五行理論可以用來解釋許多東西，乃至社會人倫。因而，用科學來解釋這些文化無異於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當然，兩個體系文明的差異遠不止如此，我只是略微看到一些模糊的東西，然後將其寫下而已。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生物化學家和科學史學家，1900-1995）博士曾經對中國文明進行過研究，認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存在，指出中國3-13世紀的科學知識水平還高於西方，並且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現代科學為何沒在中國誕生。然而，李約瑟博士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是從西方文化的基礎出發的，難免有一定的局限性。我覺得，現代科學只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途徑而已，就像人可以用眼睛來觀察自然，也可以用耳朵來聆聽世界。現代科學蓬勃發展形成體系不過是近幾百年的事情，現代科學雖然在很多方面都走到了前面，但是並不是唯一認識自然的方式，「玄學」或許是另一條途徑。正如科學對自身的質疑一樣，對傳統文化的質疑也是促進傳統文化前進的動力，然而，這種質疑是應該是建立在「玄學」的了解、研究和調查之上的。我不是反對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而是反對滿天儘是「無知者無畏」類型的批判，正如牛頓所說：「一點小小的知識領他離開了上帝，多了一點知識又把他領回了上帝。」[23]我很反感動輒指責他人（包括古人或者持不同觀點的人）無知、愚昧、落後的行為，有些人似乎不是在探討一個問題，而是在進行政治攻訐，他們高捧著「科學」二字，就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審判者一般居高臨下地喝斥異見者。另一方面，我所見大多數人對於傳統文化，尤其是中醫的攻擊，大部分集中在中醫的理論基礎——五行學說上，但是大多數人依然將五行看做是「樸素的唯物主義」，他們連李約瑟這個外國人指出的「人們常常指出，element一詞從來不能充分表達『行』字……它的詞源從一開始就有運動的含義」[38]都沒有注意到。遺憾的是，現在幾乎沒有對傳統文化進行真正研究的人士，這種文化的脈絡和體系沒有人進行梳理和總結，或許中國文明期待一場自己的「文藝復興」吧[39]。以上的觀點可能會被許多人所不接受，我也不奢望所有人都接受，所以在文中一再強調這是我自己的看法，或許都談不上是一家之言。以後科學或者其他理論的發展或許能夠證明我的看法是錯誤的，然而，我依然不願意放棄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在這裡，我只是希望將我所知和所想的一些東西與大家分享，如果能夠引發一些人更多更深的思考，那便是一件美事了。[1]http://light.fudan.edu.cn/qx/kepu/it420010.html，2009年12月30日最後訪問[2]http://baike.baidu.com/view/1511.htm，2009年12月30日最後訪問[3] H.S.塞耶編，上海外國自然科學著作編譯組譯,《牛頓自然哲學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8頁。[4] 牛頓著，周岳明譯，《光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卷第1節。[5] Roger Cotes，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Newton』s Principia，in Newton』s Philosophy of Nature: Selection from his Writing，Hafner，1953，第134頁[6]http://chro.cpst.net.cn/zzzc/2009_05/242616875.html，2009年12月30日最後訪問[7]http://baike.baidu.com/view/10537.htm，2009年12月30日最後訪問[8] 丹皮爾著，李珩譯，張今校，《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章[9] 唐德華，《論基督教對近代科學的積極作用》，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40頁。[10] 伯特著，徐向東譯，《近代物理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7頁。[11] 英格利斯著，劉中民譯，《阿奎那》，中華書局，2002年，第91頁。[12] 蘭西?佩爾斯，查理士?撒士頓著，潘柏滔譯，《科學的靈魂：500年科學與信仰、哲學的互動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6-67頁。[13] Mary Hesse，《Science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Aspects of 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Physical Science》，Philosophical Library，1955年，第10頁。[14]http://baike.baidu.com/view/15028.htm，2009年12月30日最後訪問[15] John Herman Randall，《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6年，第242頁。[16] 亞?沃爾夫著，周昌忠等譯，《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30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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