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更需要自由生育

07-26

窮人更需要自由生育—— 與蘇振華先生商榷莫之許昨天 17:26分享

1991年，我在廈門湖裡工業區打工，那時，內地農民年收入還不到1000元，這裡面還包含實物收成的價值。而在廈門等沿海加工區，一個月能拿到300元以上，如果加班多些，又或者聖誕趕工，收入還會多上一截。只需要幹上幾年，攢下幾萬塊，就可以回家蓋房子娶妻，又或者是嫁個好人家。是的，當時的他們就是這樣想的。

也因此，每天早上，我與成千上萬的農民工出現在湖裡工業區的時候，我從他們臉上看到的多是一種改變命運的渴望，以及已經觸摸到這種改變可能的自信。對於這些率先從城鄉二元結構中掙脫出來的農民而言，有限的自由流動（當時尚沒有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給他們帶來了切切實實的福利改善。

不幸的是，由於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將天量的勞動力剩餘在了農村，隨著大量的農民走向城市，出現了蘇振華先生所稱的「尋底效應」：「在2006年之前的十多年的時期內，珠三角地區工人的平均工資基本上就沒有漲過」，同時，在生活的逼迫和物質的誘惑之下，也有相當多的婦女走入了風塵。

這些場景讓蘇振華先生覺得不能接受，並將之歸咎於人口數量，認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人口數量太多了，以至於人與人之間不得不陷入殘酷的生存競爭，在生存困境面前，尊嚴是不存在的。」然而，這一推論是不嚴謹的，蘇振華先生1997年在深圳所看到的現象，並不能歸因於人口總量的龐大，而是與當代中國特有的社會制度和社會進程有關。

（資料圖：2005年7月20日，河南省宜陽縣鄉村街頭的計劃生育標語。石頭 / 供圖）

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頭幾年，人口由農村向沿海部分地區的爆炸性流動，主要有三層原因：

首先是中國社會在1990年代開始，正好處於工業化起飛階段，出現了迅猛的城市化過程；其次，則應歸咎於數十年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在農村累積了龐大的勞動力儲備；最後，則是因為長期與外部世界的隔絕，以及由特區發端的沿海領先戰略的導向，使得外向經濟首先在若干特定的地點集中展開，再逐步鋪開，從而將流動的方向單向固定在沿海，並在特定地區放大。「尋底效應」更多是結構性原因所造成，不能簡單歸咎於人口總量。事實上，隨著農村剩餘勞動力人口的釋放殆盡，即使在不利的勞資關係之下，勞動力價格也開始逐步上升，到今天，技術工人的收入超過白領，也已經不再是什麼稀罕的事情了。

然而，除去這樣事實層面的推理錯誤之外，更讓我不安的，是蘇振華先生對於尊嚴的看法，在蘇振華先生看來，那些「騾馬一樣的站街女和領著微薄薪水的工人，他們有半點人的尊嚴嗎？」而以我的經驗來看，即使是「騾馬一樣的站街女和領著微薄薪水的工人」，當他們遵循內心的渴望，努力作出改變的時候，並沒有失去半分的尊嚴，恰恰相反的是，他們能夠在那麼卑微艱苦的環境下努力改變自身的處境和命運，倒是尊嚴的一種具體展現。

在我看來，他者外在超然的眼光里的居高臨下，其實是對同樣作為人的渴望和努力的漠視，試想一下，如果這些男男女女依舊在鄉村裡面朝黃土，他們的生活和命運又能有怎樣的改變呢？

從今天來看，我在1990年代初、又或者是1997年蘇振華先生看到的那些男男女女，難道不比那些留在家鄉，又或者是晚些出來的人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也因此有了更多的福利改善嗎？我們這些外人的觀感，難道會比當事人的福利改善更重要嗎？因此，尊嚴云云，不應由外人的觀感決定，而應該深入到底層人士的生活中去，體驗到他們的努力和追求，沒有追求的生活才沒有尊嚴，僅此而已。

回到生育的話題上來，蘇振華先生試圖用尊嚴來為嚴厲的計劃生育辯護，也因此同樣是不能成立的。底層人士無論在權力、資源還是知識上都處於劣勢，如果想尋求向上流動，除了付出更多的辛勞之外，往往只能從周邊尋找到支持，而自由生育最能提供這樣的幫助，擁有更多的親屬，也就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從而增加底層人士的競爭力。作為四川人，我曾目睹許多「家搭子」在餐飲等服務業的成功，無論是資本籌集、生產經營還是風險應付上，親情紐帶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以親族為主要社會關係，仍是人類社會的主要構成方式，每一個個體都在自己出生的位置上儘力追求發展，沒有人能指望底層人士能與居於頂端的富豪們直接競爭，但是，自由的生育卻可以實實在在地幫助到底層人士，其帶來的相對收益要遠遠大過頂端人群，對於頂端人群來說，多生幾個孩子，不外是多了幾個平分家產的繼承人，而對於底層人士來說，自由的生育則意味著更多的發展可能。其實，底層人士對更多生育的追求已然表明他們對這一道理的服膺。如果蘇振華先生真正關心底層人士的生存和發展，而不是僅僅在意自己從外部觀察的感受，我想，對於自由生育對於底層人士的正面作用，是不應該加以否定的。

事實上，蘇振華先生也承認，因為超生的代價更低，「在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或許是唯一的有利於窮人的政策。」而我要說的是，如果是自由生育，會更加有利於窮人而不是相反，對於張藝謀來說，即使罰得再多，也不過是一個數字，並不能實質性地改變他和他的後代的生活；而對於窮人及其孩子，自由生育意味得更多，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未來。以尊嚴為理由剝奪窮人的自由生育權利，不僅是在權利上不正當的，而其後果更是殘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