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話語中的「民主陷阱」及其批判
在「言必稱民主」的時代，民主的話語生態卻令人憂慮。西方憑藉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先發優勢以及霸權地位，壟斷了民主的定義權、民主標準的制定權、民主模式的主導權，以及民主是非的裁判權，極力宣揚與資本主義聯姻的西式民主模式，精心編製了一套極具偽裝性、欺騙性和誘惑性的民主話語。西方的民主話語布設了大量的理論陷阱，比如，民主一元論、民主速成論、選舉至上論、民主富強論、民主和平論、民主目的論、民主萬能論、民主終結論等。今天，我們應該積極建構民主的中國話語，對西方布設的「民主陷阱」敢於發聲、敢於亮劍，來自中國的聲音必將終結西方民主話語的霸權地位，開啟民主話語的多樣化時代。
在「言必稱民主」的時代，民主話語生態卻處於極度失衡的狀態。西方憑藉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先發優勢，以及霸權地位，極力宣揚與資本主義聯姻的西式民主，企圖把這顆種子播撒到世界各地。然而，「顏色革命」之花的凋零，「阿拉伯之冬」的來襲、泰國的交替政變、伊拉克的持續內戰……無不在訴說著西式民主向外擴張的辛酸歷史。今天，面對西方精心編織的民主話語，精心布設的理論陷阱，我們應該敢於發聲，敢於亮劍，敢於以自己的理論創造開啟民主話語的多樣化時代。
陷阱1：民主一元論——西式民主具有普世價值，其他國家無需以「民族性」為借口另搞一套「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1](p.339)「民主是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國內秩序，由此當然也能普及於國際秩序」，[2]「美國的神聖使命就是將新教、民主制度、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向北美及其以外傳播」。[3](p.100)上述論斷，將民主看作西方的專利，認為只有西方社會才是民主社會，其他的都是打著民主旗號的「偽民主」。「民主一元論」對「西式民主」推崇備至，認為西式民主具有普世價值，可以複製，可以推廣，其他國家無需以「民族性」為借口另搞一套。正如林登·約翰遜所說：「我們要把湄公河變成田納西州的一個流域。」[4](p.29)這句話赤裸裸地體現了「民主一元論」的本質。
我們不反對民主，但我們反對西方將自己的民主模式當作普世價值強加於人。毋庸置疑，「西式民主」相較於封建專制制度、軍事獨裁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性，但它仍然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有著不可自愈的缺陷和弊端。西方民主建立在財產權利不平等的基礎之上，民主不過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塊遮羞布。美國學者塞繆爾·鮑爾斯在《民主和資本主義》一書中曾指出：「在民主乃是保障個人自由權和使權力的運用負有社會責任這個直截了當的意義上面，今天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合理地稱為民主社會。」[5](p.3)長期以來，在西方霸權話語體系下，民主標準問題的界定，西方國家歷來是自說自話、自以為是，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表現。正如亨廷頓所說：「西方，特別是一貫富有使命感的美國，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認同西方的民主……西方眼中的普世主義，對非西方來說就是帝國主義。」[6](p.200)
民主是具體的、歷史的，而不是絕對的、抽象的。「民主一元論」將民主神聖化和絕對化，企圖建立超階級、永恆的價值體系。2005年2月，布希總統在美俄峰會上要俄羅斯像喬治亞、摩爾多瓦那樣接受美國的民主制度，普京堅定地回應說：「民主和自由必須根據每個國家的歷史和需要分別定義，要因地制宜。所有現代的民主制度和原則都必須適合俄羅斯發展的現狀、歷史和傳統。」[7](p.10)現代西方社會推銷的民主，諸如多黨制、代議制民主、普選制、三權分立等政治制度，帶有強烈的西方社會的民族性和特殊性。美國著名民主理論家達爾語重心長地告誡發展中國家：「我一再指出，一個國家特定的基礎條件和背景條件有利於民主的穩定，如果這些條件過於脆弱或完全缺乏，那麼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說，即使它存在，也是極不穩定的。」[8](p.124)達爾講的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民主的水土不服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應從本國的國情出發，在不受任何外界壓力的情況下選擇合適的民主制度。中國古語講「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就是說一定要遵循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否則適得其反。海地用20年實行美式「民主化」換來的是「失敗的海地」。這樣的例子在非洲比比皆是，盲目地與西式民主接軌，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可能就是跳蚤。
陷阱2：民主速成論——西式民主已經有了成熟定型的模式，其他國家無需以任何「借口」拖延民主的進程「民主速成論」認為民主已經有了成熟、定型的西方模式，可以在任何地方紮根速成，其他國家無需以「國情」等為借口拖延民主進程。美國自認為擁有最好的民主，關起門來自我欣賞，無可厚非;但是，強制向他國推銷，公然干涉別國內政，可能就越俎代庖了。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布熱津斯基曾說：「民主還真是一個問題。」[9](p.20)「忽視接受國的接受能力以及政治、社會和文化條件，夢想輸出整個民主政治體制」，這種「速溶咖啡式民主」、「交鑰匙民主」[10](p.199)是有局限的。
民主是一個不斷發展、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們喜歡以速成的民主解決非西方國家的問題，喜歡以「民主換血」的方式直接過渡到民主國家，喜歡將自己的民主原則強加於人。殊不知，英國早在1688年就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度，但是直到1918年，法律才頒布年滿21歲的男子和30歲的女子享有選舉權;法國1789年爆發法蘭西大革命，婦女直至1944年才獲得選舉權，此時已經過去了155年;美國的三權分立、聯邦制、普選制也是歷經200多年的血雨腥風才形成的。正如尼克松所說：「他們的觀點只認清了部分問題，但卻提出了一個錯誤的解決辦法。」「民主體制不僅需要有公眾對自治的願望，而且還需要有使民主運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這些制度在西方用了數百年時間才成熟起來。我們不應期待它們一夜之間就在第三世界紮根。」[11](p.143)尼克松的這一觀點是深刻的，值得當前很多鼓吹「民主速成論」的後生們好好學習。美國保守派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說道：「我永遠不能相信，憑藉美國的力量能夠使一個有著許多文化束縛的國家急速加快民主化進程。」[12](p.96)把西方民主模式全盤引進來，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國家」就可以萬事無憂、一勞永逸嗎?「民主樣板」烏克蘭社會動蕩、國家分裂;「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教派衝突嚴重、政府市政效率低下;「阿拉伯之春」結出了讓美國猝不及防的「民主果實」;喬治亞的「玫瑰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等不顧國情盲目移植西方民主，無不陷入了「顏色革命」的綜合征的民主危機之中。再比如，急於民主化的埃及，最終爆發「二次革命」重新找回迷失的自己。在這裡，西式民主帶來的不是美酒，而是毒藥。
民主發展需要符合本國國情，一步一個腳印紮實推進，絕對不能走極端路線，搞「休克療法」。「西方意識形態挂帥，推行大規模的激進的民主化，無視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把非洲和不甚發達的地方看成是西方體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會。在寬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會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結果往往令人沮喪，甚至是災難性的。」[13]讓非西方國家削足適履、殺頭便冠去迎合西方的標準，這是居心叵測、用心不良。民主不可能在西方國家的強壓之下生根，更不可能在西方國家的槍林彈雨中成長。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曾指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速成的民主無異於揠苗助長。
固然，西式民主有其優長之處，但西式民主畢竟是西方社會的產物，與西方社會的土壤相聯繫，原封不動的照抄照搬必然會產生水土不服。速成的「西式民主」猶如「西藥」也許可以起到治標的作用，卻無法起到治本的作用。
陷阱3：選舉至上論——民主就是選舉，「有沒有普選」是衡量一國是否邁入民主門檻的唯一標準在西方話語體系中，民主已經被簡化為「一人一票」、「多黨競選」。民主就是選舉，選舉才是民主，民主變成了一種程序上的安排，「有沒有普選」是衡量一國是否邁入民主門檻的唯一標準。熊彼特認為，民主就是公民選舉政治家的過程。他在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把民主方法定義為「那種為做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14](pp.395-396)極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頓也談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主流的方法幾乎完全根據選舉來界定民主」，「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如果其強有力的決策者中多數是通過公平、誠實、定期的選舉產生的，並且實際上每個公民都有投票權，那麼，這個國家就有了民主政體……根據這一定義，選舉是民主的本質」。[15](pp.5-6)從熊彼特到亨廷頓，他們通過對民主概念的修正，將「人民主權」變成了「人民選擇統治者」，將「人民」變成了「選民」，將「民主」變成了「選主」，其實質是在為資本主義辯護。民主不再是「人民統治」，而是每兩年或四年在某個投票點，某個人名旁畫上一個「×」。正如學者漢娜·阿倫特所指出：現代西方的這種「形式民主」，對大眾來說就是一旦行使權利的幾分鐘投票選舉時間結束，大眾參與也就基本結束了。其後的「民主」就是代議制對政治的接管，此後，也就並不再允許公民對政治過程進行實際參與。[16](p.31)套用盧梭的話來說，如果有誰還自以為是民主的，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期間是民主的，選舉結果一經公布，他們就等於零了。[17](p.121)
在西方，選舉已經演變成一場全社會的「政治遊戲」。選舉過程中，誰提的口號越響亮、觀點越激進，誰就能博得選民的好感，誰就能在選舉中獲勝。勝選並不代表勝任，能說不能代表能幹，這種情況下選舉出來的多是政客。就連美國前總統卡特也感慨地說：「難以想像喬治·華盛頓和托馬斯·傑斐遜要是活到今天，還能當上美國總統嗎?!我們永遠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備優秀總統潛質的人，就因為不願意或者不能夠採取一種能夠募集到大量競選經費的政策，而永遠與總統寶座無緣。」[9](p.32)選舉過程中，政客關注的不再是國家長遠的發展，而是能否在大選中獲勝。美國《時代》周刊發表《民主能解決西方的經濟問題嗎?》一文指出：「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問題有著相同的癥結，即現代民主國家選舉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們將選舉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重於更大的國家長遠利益，他們關心的不是削減赤字，提升經濟競爭力，或者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他們的眼光最遠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選舉計票上。」[18]
「選舉至上論」用形式上的民主掩蓋實質上的民主，用一種民主形式取代民主的一切形式，用此種民主形式否定民主的其他形式，這就武斷和片面了。「選舉」是民主的實現形式，但不是衡量民主的唯一標準。正如胡錦濤所言：「衡量一個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關鍵要看最廣大人民的意願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合法利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19]習近平在會晤美國總統奧巴馬時指出：我們講究的民主未必僅僅體現在「一人一票」直選上。我們在追求民意方面，不僅不比西方國家少，甚至還要更多。西方某個政黨往往是某個階層或某個方面的代表，而我們必須代表全體人民。為此，我們要有廣泛的民主協商過程，而且要几上幾下。「一人一票」是民主，上下協商也是民主。把民主等同於選舉，這是對民主的誤讀。
陷阱4：「民主富強論」——「所有的富裕國家都是民主國家」，西方富強乃拜民主所賜
「民主富強論」是西方國家在推銷民主的過程中精心編織的又一個神話。這種論調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富強，西方富強乃是拜民主所賜。有了民主，經濟就能發展;有了民主，就會有西方式的物質富足。一些人泛化和抽象化地將民主說成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中指出：「多數富裕的國家是民主國家，多數民主的國家是富裕國家，印度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外。」[15](p.69)「美國人也早就相信，他們之所以繁榮是因為他們民主，而他們之所以民主是因為他們繁榮。」[20](p.64)誠然，所有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實行的都是西式民主政治，國家的富強與民主制度似乎有著直接的聯繫，試問這種民主制度是否就真的能成為非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是由其自身的制度結構和文化傳統促成的，它是西方文明在自身文化環境中逐步發展壯大的，是一種文明的自我發展。而對非西方國家而言，其社會內部因素無力促成現代化的發端，只有靠西方文明的傳播與衝擊才能夠實現現代化發展，即引進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等西方文明才能帶動現代化發展，[21](p.72)試圖將歐美的發展經驗直接推廣到發展中國家。可是，60年過去了，這些首先複製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現在取得國家富強了嗎?恐怕沒有。
經濟拜民主所賜，還是民主拜經濟所賜?「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底，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22](p.209)「一個國家經濟越發展，國家越富裕，國民收入越高，准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一個分化成大多數貧困民眾和少數顯貴的社會，要麼導致寡頭統治，要麼導致暴政。」[23](pp.23-26)就連極力鼓吹美國民主制度的亨廷頓也發現，「從長遠的觀點看，經濟發展將為政治民主創造基礎」，「在窮國，民主化是不可能的」。[15](p.70)民主的發展是以經濟的發展為根本前提的，而不是相反。一直以來，很多西方學者和政客都喜歡將印度與中國放在一起比較，因為一個是所謂最大的威權國家，一個是所謂最大的民主國家。比如，愛德華·盧斯認為：「印度的制度優勢也讓很多人相信，印度的『龜』最終將超越中國的『兔』。隨著印度經濟的發展，它所擁有的『軟』優勢，諸如獨立司法權和民主自由媒體等，將會帶來更豐厚的回報。」[24](p.261)可是，事實呢?實踐最有說服力，它不會屈從於任何權威，「寄希望於未來」恐怕只能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法。
西式民主既不是實現富強的前提條件，也不是實現富強的充分條件。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制度只能從不同國家的國情出發，量體裁衣。
陷阱5：「民主和平論」——「一個自由民主國家不會同另外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打仗」，戰爭往往發生在不同價值觀的國家之間「民主和平論」是西方大國為了拉攏他國編織的又一個謊言。這一論調認為，奉行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之間可以和平相處，戰爭往往發生在不同價值觀的國家之間。1983年，美國學者邁克爾·多伊爾在《康德、自由主義遺產和外交》一文中首次提出「民主和平論」的學術觀點，他寫道：「一個自由民主國家不會同另外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打仗。」他的主要論點有兩個：第一，一個民主國家決不會(或者說極少)同其他民主國家打仗;第二，當民主國家間發生衝突的時候，它們極少威脅要使用暴力，因為這樣做是非法的。[25](p.61)「民主和平論」的邏輯是只有非西方國家都「民主化」，整個世界才會「安全」。在這種邏輯驅使之下，對非民主國家進行「民主改造」就成為西方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和「崇高使命」。他們以為只要把他們眼中的獨裁、專制國家武力改造成民主國家，世界就此太平，此即所謂「刺刀下的民主」。[26](p.239)「民主和平論」因為「和平」二字而極具偽裝和誘惑性，因而也確實受到一些小國的追捧，其實建立在脅迫基礎上的「和平」，實乃水中月、鏡中花。「民主和平論」粉飾了西方國家民主輸出的險惡用心。美國白宮的「必讀本」——《論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一書的作者夏蘭斯基認為：「民主可以消除中東的『暴政』」，其目的是「為布希通過中東推廣民主來根除恐怖主義的想法提供了理論基礎」。[27]但事實上，西方國家以民主自由為借口，以輸出民主為對外政策，強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但並沒有給世界帶來和平，相反，西方民主國家挑起的戰事卻從未停止。「民主和平論」不但沒有解決戰爭問題，相反，卻為一些西方大國謀取不正當利益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借口。可見，「民主和平論」不過是西方國家的一個說辭，是西方國家在民主的名義下干涉別國內政的幌子。「民主和平論」與其說是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劑良方，不如說是構成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脅。
陷阱6：「民主目的論」——民主是最高的目的，以「民主」的名義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
「民主目的論」者認為，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民主是國家發展和追求的唯一目的，以「民主」的名義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無疑，在民主化的世界大潮中，蔑視民主、踐踏民主精神的民族是沒有前途和希望的。但是，在西式民主的話語霸權之下，將民主本身作為目的，為民主而民主，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英國牛津大學歐洲問題教授蒂莫西·加頓·阿什就是西式民主的高級營銷員，在他看來，為了「民主」，一切代價都是值得的;有了「民主」，經濟落後、民生凋敝、政局動蕩、社會分裂都是暫時的。[28]
其實，民主首先是手段。「民主目的論」忽視了作為政治上層建築的民主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是為人民謀福利的。正如列寧所說：「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層建築一樣，歸根到底是為生產服務的，並且歸根到底是由該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決定的」。[29](p.405)沒有經濟發展的民主是不可能穩定的，沒有麵包的民主是走不遠的。哈耶克也指出：「民主本質上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手段。」[30](p.71)美國保守派學者弗朗西斯·福山2013年2月19日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這段話頗有見地：「(人們)最初的、普遍的東西並不是渴望自由民主，而是渴望生活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即技術上先進和繁榮的社會，這個社會如果是令人滿意的，就傾向於推動人們參與政治的要求。自由民主是這一現代化過程中的副產品，是某種只有在歷史進程中才成為人們普遍渴望的東西。」[31]在泰國，一句「為了民主」足以調動百萬計的「紅」「黃」兩軍，你方唱罷我登場。其實，幾乎所有複製西方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最終得到的都是「飢餓的民主」、「貧窮的民主」、「無序的民主」、「血腥的民主」。「民主是過程，不是果實，經濟果實才能填飽肚子，民主的動能需化為經濟的成果」。[32]
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不是最高目的。「民主目的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是有害的。
陷阱7：「民主萬能論」——民主是把萬能鑰匙，西式民主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民主萬能論」者言必稱「民主」，竭力向世界宣揚「民主原教旨主義」，似乎民主一試就靈，民主是把萬能鑰匙。其實，民主不是萬能的，民主和集中(權威)，要保持合理的張力，畸輕畸重不行，偏廢一方不行。民主有餘而集中不足，抑或相反，都可能出現嚴重的後果。這一點就連高喊「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都已看到，他指出：「以中印為例作比較，中國能建設很好的基礎設施(如非常龐大的機場、高鐵、還有橋樑和大壩等)，這是因為中國政府是中央化的，可以很快實施這樣的項目，而在印度基礎設施比較落後，這是因為印度有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民主政府，在建設時會碰到很多抗議，包括工會、農民組織的反對，由於政治上的反對力量過於強大，很多建設項目最後只好放棄。」[33]可見，西式民主不僅不是萬能的，而且只能是「低能」的民主，這樣的民主只會給非西方國家帶來劣政。
西方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政治制度是中國的軟肋。由於缺乏西式民主，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治理問題。中國的腐敗問題和貧富差距問題是因為沒有民主，只要搞了西式民主，這些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基於這樣的邏輯，他們認為中國最終將被迫實行與西方一樣的政治制度。然而，西式民主果真有那麼神奇嗎?拿腐敗來說，前蘇聯、東歐國家在民主化後不是更加清廉而是更加腐敗了。再比如，貧富差距問題真的就可以在西式民主制度下解決嗎?根據邁克爾·耶茨引用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2010年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占居民總收入的50.2%，而最窮的20%的家庭僅得到收入的3.3%。而在30年前，相應的數據分別是44.1%和4.2%。2010年，最富的5%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收入的總和還要多。美國《大西洋月刊》甚至披露：「美國收入差距比所有的西非、北非、歐洲和亞洲國家都嚴重。」除了美國以外，引進西方民主模式的俄羅斯，10%的最富有者和10%的最貧窮者之間的收入差距由1991年的4∶1提高到2010年的41∶1。[34]無需贅言，這些數據足以反駁萬能的西式民主。事實上，「民主萬能論」不過是西方設置的陷阱，而非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方案，寄希望於西方的方案解決中國的問題，純粹是一種隔靴搔癢的主觀臆想。
儘管西方一些勢力不遺餘力地對外鼓吹西式民主，但西式民主在西方早已褪色，日暮已現。德國《世界報》網站2013年刊文指出，西式民主的弱點和缺陷可以列出一張很長的單子：持反對意見的人阻撓乃至勒索、無法管理，國家債台高築，政黨分崩離析、政府分崩離析、國家分崩離析的可能性也不再能排除此外，還有個致命的惡習，那就是寅吃卯糧，花自己手裡沒有的錢，以兒孫的福祉為代價換取自己的一時之樂。[35]
西式民主不是最壞的制度，但也不是最好的制度，更不是唯一的好制度。中國不是拒斥一切民主，而是拒斥西方式民主。因為我們知道，解決中國的問題最終要用中國自己的方式，只能走中國式民主之路。
陷阱8：「民主終結論」——西式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人類走向民主的步伐止步於西式自由民主「民主終結論」者認為，西式自由民主已經發展到頂峰，人類走向民主的步伐將止步於西式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也構成歷史的終結」，[36](p.1)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歷史終結論」，其實質是「民主終結論」。
西式民主不是終點，「民主終結論」違背了歷史發展和民主發展的一般規律。民主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決定於一個國家的經濟基礎，並最終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37](p.591)很難想像，生產力永無止境的奔湧向前，而作為上層建築的民主政治體制卻可以任憑風浪起，我自巋然不動。從專制到民主，從低級民主到高級民主，從較高級民主到更高級民主，從民主到民主的消亡，這是民主發展的辯證法。[38](p.156)人類社會從專制走向低級民主歷經幾千年，從低級民主走向高級民主依然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西式民主不是終點，「民主終結論」否定了人類理性認知能力的無限性和實踐發展的可能性。就人類某一特定主體在其存續的特定歷史階段內而言，其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而就整個人類在其存續的歷史長河中來說，其認識能力是無限的。「民主終結論」實際上是將一種自由民主制度代替現存的所有政治制度，是將暫時性的自由民主制度變成永恆的制度，是將西方特殊的自由民主價值變成全球普世的價值。「民主終結論」不僅沒有給西方人自己改革、創新自由民主模式留下任何空間，而且否定了其他國家量身打造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人類社會必將揚棄低級民主，走向更高級的民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便是有益的嘗試。社會主義民主也不是終點，共產主義民主也不是終點。隨著共產主義的實現，作為國家形式的民主將會消亡，但民主管理依然存在。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民主」的完善程度將會空前提高，但不是民主的「全面終結」，也不意味著民主從此將失去向前發展、向上提升的一切空間。在共產主義社會，人們所實現的只是更高層次、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平上的「人民民主」，而不可能是「人民民主」的頂峰和最後完成，根本不存在最終的、最後的民主模式。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人民民主」也是逐步提高、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
「民主終結論」背離了歷史的基本事實。隨著中國模式的不斷崛起，「民主終結論」也即將終結。2009年1月初，福山在答日本《中央公論》記者的專訪時也說：「隨著中國的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39]
「民主終結論」是在為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鳴金開道，是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民族國家實行「西化」、「分化」、「和平演變」的理論工具。正如哈貝馬斯所說，「我得聲明我對歷史終結這種論斷不以為然」，並不是歷史到了終結點，而是「被操縱的世界已經到達了崩潰點」。[40](p.79)「民主終結論」的實質是把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美化為「普世價值」，鼓動人們擁護其所謂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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