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新：董希文速寫手稿遺珍

速寫相對其他形式的美術作品來說，是最容易散失又最不容易有機會在報刊或畫展上發表、展出的，這是因為在長達500餘年的西畫進程中，素描或速寫的最初功能，一直是畫家、雕刻家在創作過程中以研究構圖、人物形象與環境、道具等而畫在紙片上或本子上的「草圖」，再就是隨手勾畫的生活「素材」。所以包括畫家、雕刻家在內的許多人最終重視的往往是「作品」，而不是這些缺乏完整形象和表現手法的速寫手稿。然而，速寫尤其是素描也在這500餘年的美術發展中，長期在美術院校里擔任著訓練造型能力的主要任務，有著一定獨立的審美品格。但這與我們所要論及的藝術家階段的素描還是有一定距離的。這種距離當然是指純技能要求的基礎訓練與真性情流露的精神領域之間的距離。從這個意義上說，素描或速寫中雜念、俗念相對正襟危坐狀態下產生的作品要少一些，甚至可以說，真的要了解一個美術家完整的精神世界和作品背後的真實故事，我以為素描尤其是速寫最能說明一切。

然而，速寫的散失率、破損率太高了，別說是博物館、美術館要收集和整理起來費勁，就是畫家本人或家屬都難以保全。尤其是老畫家，大多歷經各種動蕩、搬遷這些畫在紙片上的東西著實丟失不少。能留存至今的無論對畫家而言，還是對歷史而言，絕對的彌足珍貴。所以素描或速寫，對他們來說往往是敝帚自珍，而對收藏家、研究者和廣大藝術欣賞者來說，則是很有價值的隔代「遺珍」。

董希文素描的遺存意義就是如此。

董希文 《山路上的馬隊》 紙本鉛筆水彩 26x35cm

董希文先生是50年代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影響力和最有創作成就的畫家之一，他在五六十年代創作了許多洋溢著時代風采，又為人民喜聞樂見的油畫作品。這些作品在當時幾乎是每創作一幅，就發表一幅的。可以說董希文的油畫所造成的影響之大，在當時油畫界無人可比，當然，這些作品現在大部分已成為傳世的經典，但是隨著對董希文先生懷念的加深和研究的推進，尤其是像董希文先生這樣具有時代穿透力，又豐富多彩的大畫家在整體上的介紹，就顯出我們的研究者和出版社對董希文藝術遺產的另一面——素描的發掘、整理和出版的不夠，其程度遠遠遜於對其油畫作品的研究與出版。這種缺陷，無疑影響了我們對董希文藝術風貌的全面解讀。事實上，董希文存世不多的素描或速寫，不僅表現了他橫溢的才氣和過人的靈氣，還表現了他的勤奮與實幹。這些手稿類的素描或速寫在下筆時，其最初意圖都是不準備發表或讓人看到的，因而在一勾一划之中能夠最真切地流露出董希文內涵中的藝術性情，保留著董希文最原創的藝術理想。就是從純藝術欣賞的角度來說，這些手稿類的素描，其魅力也不見得亞於他的一些油畫巨構，著實是非常讓人心儀的一批小品。

然而，這批素描或速寫除在《董希文長征路線寫生集》（人民美術出版社1958年版）中收入20餘幅之外，再有發表的就是他出訪前蘇聯喬治亞和亞美尼亞時畫的那幾幅美麗動人的女演員淡彩速寫了。之後，董希文的素描一直封存在家裡，再也沒有新的出版，當然，董希文及其油畫作品在中國現當代美術中仍然是顯學，每逢各種不同的紀念活動，總少不了要從美術館、博物館或家裡借出他的油畫作品來展出，這之中就有一個紀念他80誕辰的學術活動，此外，一些重要的美術報刊也沒有間斷過對他的評價。這種情況一方面說明董希文是新中國成立後無法迴避的一個重要畫家，另一方面也說明他的作品準確地反映了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時代風采，而在畫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2000年，《美術觀察》公布的一個關於20世紀10位美術大師的問卷調查結果中，董希文即是忝列其中的大師之一。但相比之下，董希文的素描或速寫長期沒有得到展出與出版的機會，以至無法形成較細緻的研究個案也是非常遺憾的事實。

董希文 《謝洛夫畫過的模特兒》 紙本鉛筆 51×37cm 1957年

董希文 《人民演員娜拉西澤》 紙本鉛筆 51×37cm 1957年

董希文 《女演員》 紙本鉛筆 51×37cm 1957年

董希文 《蘇聯人民演員涅雪香》 紙本水墨 75×55cm 1957年

董希文 《喬治亞風景》 紙本水粉 37x51cm 1957年

董希文 《飛機上的速寫》 紙本鋼筆 11x17.3cm 1957年

董希文 《飛機上看卡茲別克山》 紙本水粉彩鉛 29.5×48cm 1957年

《董希文素描集》（廣西美術出版社1998年版）的出版大抵解決了這個問題。現在，從印裝效果上看才知道董先生的不少速寫是在用木炭筆畫完後略施淡彩或是用有色鉛筆或用水彩勾塗的；手法多樣靈活，有水彩水粉的，有油畫的，有鉛筆淡彩的，有黑白線條的，當然，不少手稿也已破損，已印上了四五十年歲月的滄桑痕迹。

董希文先生在三四十年代國立杭州藝專求學期間和在敦煌的兩年半，以及在五六十年代三次進藏寫生，都有大量的速寫，他後來遺下來的速寫也大多畫於這幾個時期。吳冠中先生在他那篇有名的散文《出之象塔》里，對抗戰期間，國立杭州藝專的學生在西遷途中，是如何開始走出畫室，到社會生活中去畫速寫，以此啟示新的審美觀，都有許多生動的描寫。其中就說到學校遷至貴陽時，暫住一個天主教堂上課，但此時生活速寫已經替代了畫室的石膏、模特兒寫生而成為了同學們最便捷和最主要的「課程」。在吳冠中先生的印象中，董希文是這群每天都外出畫速寫的同學中最勤奮的一個。遺憾的是這個時期的速寫董希文沒能留存下來。在這本《董希文素描集》里只看到他在昆明街市畫的兩張苗族婦女趕集的速寫，從畫上的題籤得知，作畫時間是1939年2月，畫於昆明圓通街。

董希文 《昆明圓通街速寫》 紙本鉛筆 17x25cm 1939年

1936年，董希文（左一）與張林英等杭州藝專同學在西湖邊留影

1937年11月，國立杭州藝專的大部分師生已在杭州淪陷前夕，逃離羅園，經諸暨縣向江西龍虎山暫避，然後在湖南沅陵與流落到這裡的國立北平藝專合併為國立藝專，由此，兩校的學生獲得了一個非常短暫的戰時學習的時期，所謂戰時學習生活，就是與過去在安靜的校園、課堂裡面對靜物、模特兒寫生完全不同的社會生活的速寫「課堂」。這些被戰火逐出課堂的師生們，一下子置身在了一個觸手可及的大眾生活之中，一切自然是新鮮的。這種新鮮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象塔里的師生們的藝術觀，最直接的變化之一就是將課堂從校園搬到了街頭鄉鎮，於是到民眾中去畫速寫成了師生們的主要課程。當時的學生幾乎天天都外出畫速寫。這樣一來，眼中觀察的對象社會化了，筆下的形象生動了，創作路子擴寬了。董希文先生的畢業創作《雲南收豆圖》和敦煌期間畫的《苗民跳月》，完全是上述學習環境的改變和勤於畫社會生活速寫所取得的直接成果。倘若沒有這段經歷，董希文先生和當時的大部分學生的畢業作品，很難想像會是有血肉、有生命力的現實性作品。

然而，國立杭州藝專遷離杭州時，董希文已去了福建的鼓浪嶼做寫生之旅，並沒有馬上隨校南遷。1938年元月還轉到上海與同學趙無極一同借讀於上海美專半年。直到1938年暑假才回到湖南沅陵與失散了半年的師生會合。誰知這一會合，就意味著學院式的學習生活就此結束，等待他的是一個完全陌生，但卻極富生氣和吸引力的學習空間，那就是鄉土中國的實際生活和社會現實，這個新空間給予他的一切自然都是新鮮和生動的。當然，藝專中的同學們不見得大部分都能有這種自覺接近民間、畫現實生活的思想，對此，董希文是少有的幾個對速寫充滿興趣的學生之一。這期間的董希文非常珍惜戰時環境所給予他的觀察民間、畫鄉村生活的機會，培養了濃厚的寫生興趣。他後來到敦煌，還與常書鴻先生結伴到附近的南疆公路的工地去寫生。可見，他並沒有因生活環境的惡劣和忙於整理、臨摹壁畫而忘了畫家的本分。《董希文素描集》里收入了他在敦煌期間畫的幾幅人物速寫，表現能力顯然比在昆明時畫的速寫有長進，尤其有意思的是，所畫人物的頭巾、衣服、褲子及明暗關係都標上了「面色暗紅」、「新土白」、「藍邊」、「黑」等說明字樣，一看便知是為了將來能用於創作所記錄的材料。他在洞窟里也是這樣，用紙片盡量記錄一些對他創作或研究有用的一些壁畫形象與服飾素材，也同樣少不了簡單的文字標註。可見，董希文是個非常有心的人和將來有志於從事創作的人，他絕不單純為速寫而速寫，也不是機械盲目地抄錄，而是極富表現性地將自己的藝術感受和實際需要勾畫在小本子或紙片上。50年代和60年代初三次進藏畫的那一批素描和淡彩的速寫更說明了這一點。他後來無論是在藏區，還是在紅軍長征路上寫生時，都用實用與表現相結合的筆錄方式記錄了當時所畫對象的氣氛和色調，而且所用的工具和表現手法多種多樣，隨機性很強，看得出是經常處於隨時隨地作畫之情境下才有的一種圖象狀態。

董希文 《千佛洞中的速寫》 紙本彩鉛毛筆 35.5x28.5cm 1943年

董希文 《敦煌時期人物速寫》 紙本鉛筆 34x16.5cm 1944年

董希文 《蘭州萃英門》 紙本水粉 18x26cm 1955年

董希文（中）、常書鴻、邵芳等在南疆公路

董希文給後人留下的素描遺產最大宗的就是沿著長征路和在西藏所畫的那一批作品，其次是出訪前蘇聯所畫的十幾幅素描和水彩速寫。早期在貴州、昆明和敦煌畫的速寫大部分散失，現僅殘存幾張，甚為可惜。藝術史告訴我們，寫生作品在一個畫家的生命里是非常有價值的，它有時甚至標誌著一個不可復得的藝術時態。因為它需要精力的旺盛和感覺的敏銳以及心靈手活的青春才情，進入一定年齡或創作階段後便會少了一種面對生活時心血涌動的成分，主觀的程式理念和相應模式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客觀狀態的鮮活。所以有一些史家喜歡李可染50年代的國畫寫生勝於他後來創作的逆光山水；吳冠中對他70年代畫於鄉下的那一批農家寫生也倍加珍愛，認為情真意濃、質樸素雅，不可多得。董希文的西藏寫生也是如此。雖然他畫有《開國大典》、《春到西藏》、《百萬雄師下江南》、《紅軍過草地》和《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傳世巨構，但依我看，更能傳達董希文的才情、思想的還是這些尺寸不大的西藏寫生。可以說董希文特有的「穩、准、狠」的作畫特點和強調的民族氣派，以及輕鬆自得的作畫心態，在這些寫生中表現得最充分、最準確。這批寫生除油畫得以多次結集出版之外，速寫則是長期的為人鮮知。當然，畫家的手稿如同作家的筆記、札記一樣，有一定的隱私性和資料性，不像創作作品那樣有更多的出版和讓人賞閱的機會。若不是這次看到如此集中又印刷精美的《董希文素描集》，也許人們還沒有機會認識到五六十年代董希文瀟洒帥氣、活潑舒展的一面，因為平時董希文的作品給人的印象總是史詩般的氣派與抒情的個性相結合，即便是油畫寫生，也帶著一定的思想性和創作因素。現在通過這些速寫才展現出了董希文藝術風采的另一面。

1955年，董希文重走長征路並沿途寫生

董希文 《亞克夏山遠望甲金山》 紙本水粉 13×18cm 1955年

董希文 《中國工農紅軍烈士墓》 紙本水粉 13×19cm 1955年

董希文 《行軍生活速寫之一》 13x19cm 紙本鉛筆淡彩 1955年

董希文 《行軍生活之二》 紙本鉛筆淡彩 29×38cm 1955年

董希文 《馬上速寫》 13x19cm 紙本彩鉛 1955年

董希文 《二郎山看日出》 木板油畫 20.4×29cm 1955年

董希文 《亞克夏山頂》 19.5x21.5cm 紙本彩鉛 1955年

董希文 《黑水邊宿營》 紙本水粉 29x38cm 1955年

董希文 《遵義老工人》 紙本鉛筆 39x27cm 1955年

董希文 《遵義辦紅軍革命委員會主席邱本立》 紙本鉛筆 44x40cm 1955年

董希文 《白龍江棧道》 紙本鉛筆淡彩 31.5×44cm 1955年

董希文 《揚場》 紙本鉛筆淡彩 18.5×13cm 1955年

董希文 《毛兒蓋麥收小速寫》 紙本鉛筆水彩 1955年

董希文 《毛兒蓋麥收小速寫》 紙本鉛筆水彩 1955年

董希文 《蘆花小藏民》 紙本炭鉛淡彩 28x36cm 1955年

董希文 《兩個西藏小孩》 紙本鉛筆淡彩 28×39.5cm 1961年

董希文 《毛驢速寫》 紙本鉛筆淡彩 26x19cm 1961年

董希文 《小牛速寫》 紙本鉛筆淡彩 26x19cm 1961年

董希文 《母子》 紙本鋼筆 18.5×13cm 1955年

董希文 《蘆花晚會上的藏女》 紙本彩鉛 20x19cm 1955年

董希文 《蘆花男藏民服裝》 宣紙彩墨 56.5x35cm 1955年

董希文 《藏民夏帳篷》 紙本水粉 29×38cm 1955年

董希文 《倉德梁子望打鼓山》 紙本鉛筆水粉 13×19cm 1955年

董希文 《公高嶺萬年雪山》 紙本鋼筆 13×18.5cm 1955年

董希文 《草地藏民》 紙本炭鉛 37.5x29cm 1955年

董希文 《草地黃河源》 紙本水彩 19×38cm 1955年

結合當時油畫界的情況來看，前蘇聯造型藝術的表現手法在中國已開始得到全面的普及，馬克西莫夫也被請到了中國。這是中國油畫無法迴避的一個大氣候。董希文的創作思想和油畫風格也相應受到這個背景的一些制約，尤其是創作態度。事實上，早在董希文畫《苗女趕場》（1942年）和《哈薩克牧羊女》（1948年）的時期，他的藝術追求已相當明確，風格也很成熟。只不過那時期他更主要的是追求一種接近民族繪畫的表現手法，有明顯的敦煌情結,還沒有將時代與繪畫的結合上升到思想高度或政治高度來考慮。進入國立北平藝專後，董希文懷著對民族國家的熱愛，以其對新的社會生活的親身感受，創作了許多寫實繪畫，諸如《戈壁駝影》和《窗前靜物》，以及50年代初的《解放區的生產自救》。在這個基礎上，他開始轉向後來那種著力塑造體型結構，具有「穩、准、狠」藝術表現特點的油畫風格，改變了早年裝飾性的民族表現風格。之後中國文藝隨著對前蘇聯的開放和學習，謳歌新社會，讚美新氣象和新生活，成為董希文遠離《苗女趕場》和《哈薩克牧羊女》的一個新時期。然而在他創作生涯達到輝煌的60年代初，即主持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第三工作室的時期，有一次與學生袁運生在翻閱自己的舊作時，曾面對《苗女趕場》說過一句令後來許多畫家、史家震驚的話，他說：「依我的本意是想從這條路子走下去的。」可見董希文由40年代進入到一個意氣風發、高歌猛進的時代時，在如何畫的問題上確實是面臨著嚴峻的選擇。然而，他藝術性情里的那根神經末梢是否貼近了他的藝術思想，那就只有董希文能感受得到了。事實上，董希文的藝術志向是要追求中國油畫的民族風，這是他深藏心裡多年的理想，在他創作的很多政治性題材的油畫里，這種在《苗女趕場》里已初露苗頭的民族風語言，多少受到了一些制約，況且前蘇聯油畫的強大參照系已牢牢地立在中國油畫的身旁，成為中國油畫內在的一種集體意識。對此，董希文在60年代初已有所反思。然而此後中國的政治環境留給他作畫的時間實在不多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可幸的是在他的這些速寫里，比較完整地保留了董希文自由、舒展、鮮活的藝術性情，雖然這些速寫所包含的信息並不是他油畫民族風這一理想的全部，但無疑卻是最接近他藝術理想和個人性情中那種以抒情為上的畫跡。

（原載《美術研究》2002年第2期，

文中配圖主要選自《董希文素描集》(1998年)，

《一筆負千年重任——董希文藝術百年回顧》(2014年))

董希文《穿格衣服的一沙》 紙本鉛筆 30x24.5cm 50年代

董希文 《日壇醫院(腫瘤醫院)窗外》 便條紙蘭圓珠筆 9.2x20.7cm 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