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厚自一身輕——說說蕭軍(作者：吳昕孺 ) BaoBao論壇

２， 魯門弟子　　　　第一次見面，魯迅對這對年輕夫婦頗生好感。三郎的拚命哲學和悄吟的敏感心性都讓他掛懷，他總是擔心他們會有什麼閃失，就想著要給他們介紹幾個可靠的朋友。為此，魯迅專門設宴於梁園豫菜館。赴宴前，悄吟決意要對三郎進行一番包裝，她花７角５分錢買回一塊黑白縱橫的方格絨，不吃不喝十幾個小時，硬是將它縫製成一件高加索立領的套頭襯衣。三郎煥然一新，親熱地挽著妻子走進先生安排的飯局，也走進了上海文壇。魯迅為小兩口介紹的朋友是：茅盾、葉紫、聶紺弩與夫人周穎，還有沒來得及趕上飯局的胡風夫婦。魯迅特意委託葉紫做三郎夫婦的監護人。他們於是和葉紫成為了密友。　　魯迅的關心無處不在。兩口子搬到拉都路南段時，周圍住著許多白俄羅斯人，魯迅叮囑他們千萬不要跟那些白俄說俄國話，怕有人告密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有一天晚上，悄吟和胡風在空曠的大街上瘋跑，三郎則跟在後面鼓掌助興，魯迅聽說後嚴厲批評了他們，因為萬一驚動了巡捕房，極有可能惹出禍來。搬家後，他們口袋裡的錢不夠買一張床，魯迅要他們到木刻家黃新波家裡去借，黃新波二話沒說，借給他們兩張鐵床，還叫了黃包車送他們回去。黃新波不久就成為《八月的鄉村》一書的封面設計者。　　聶紺弩鼓勵小兩口多寫點短作品，容易撈到稿費。他們埋頭苦幹，三郎寫短篇小說，悄吟寫散文。三郎的短篇《職業》由魯迅推薦刊登在《文學》雜誌第４卷第３號，拿了３８元稿費，足足可以交三個月的房租。他激動得抱著妻子在房間里轉圈。　　魯迅不顧勞累，認真讀完《八月的鄉村》，他很喜歡這部質樸剛健的作品，為此寫了一篇序言：「我卻見過幾種講述關於東三省被占的小說，這《八月的鄉村》即是很好的一部。」為了便於出版，魯迅要三郎把筆名改掉，他說，俄國有個蕭三，在文學上很活躍，現在即使多一個郎字，「狗們」也即刻以為就是他的；而且筆名最好有兩個，一個平時寫文章用，一個放在長篇上。遵照先生的指示，三郎因為非常喜歡京劇《打漁沙家》里的蕭恩，加上自己軍人出身，故改筆名為「蕭軍」，而《八月的鄉村》則署名為田軍；悄吟夫唱婦隨，取筆名「蕭紅」，兩人的筆名寓含「紅軍」之意，是對蔣介石「言抗日者殺無赦」的蔑視與抗議。　　蕭軍提議，他們兩口子加上葉紫共三人組成一個「奴隸社」。魯迅同意，並策划了一套「奴隸叢書」，使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葉紫的《豐收》和蕭紅的《生死場》先後問世。《八月的鄉村》描寫義勇軍抗日的故事，讓民族危機下苦悶的民眾看到了希望。這樣的書大書店竟然不敢銷售，他們只好用布包著書送給朋友，通過朋友送給朋友，這樣子擴大著影響。反動派固然忌憚，可革命派里也跳出小丑來，一個叫狄克的人聲稱這樣的書「在內容上形式上還有許多問題」，根本不應該出版。魯迅當即寫出《三月的租界》予以反擊。狄克就是張春橋。　　蕭軍、蕭紅兩口子都將魯迅當作自己的精神導師，但兩人在感情傾向上有著細微的差別。對於蕭軍來說，魯迅勝過父親。他從小缺少父母之愛，剛出生六個月時父親毆打母親，致使母親服毒自盡，他在幼年就握著拳頭要「給媽媽報仇」。冷酷的家庭養成了他的叛逆性格和暴力傾向，父親給他的定論是「他做徒弟，會打死師傅；學買賣，會氣死掌柜」。他一生打架無數，所以當張春橋向他施放冷箭，魯迅的反擊是發表檄文，蕭軍卻是下達決鬥戰書。張春橋自知不是對手，推了一個小癟三馬吉蜂去挨打。蕭軍在徐家匯的一塊草地上，把馬吉蜂摔得像一捆稻草，嚇得張春橋再不敢吭聲。蕭軍曾說，他打架的次數比寫文章的篇數還多，打架是他用拳頭寫的文章。有一次，蕭軍問魯迅：「我這野氣要不要改？」先生馬上答道：「不改。」蕭軍得意地大笑。他在魯迅這裡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溫情與包容。　　而在蕭紅眼裡，魯迅除了先生的身份，更多的時候是一個男人。蕭軍拯救了蕭紅，蕭紅以身相許，但蕭軍骨子裡有乃父遺風，他抓著蕭紅的手過馬路，都可以在蕭紅的手臂上抓出五個指印來。蕭紅敏感的心思與蕭軍魯莽的風格隔如雲泥，這也是後來他們分手的根源。魯迅胸懷大愛，他勇猛精進的背後是從容澹定，是心細如髮。這對蕭紅有著莫大的吸引力。她經常一個人去魯迅家，因為她自己無處可去，心裡更放不下病中的先生。她去得太多，以致許廣平對她的到來都覺得是一種負擔，但魯迅一看到蕭紅，便更加開朗、溫和，談興愈濃。 　　蕭紅是魯迅交談最多的年輕作家，是魯迅最為看好也最能理解魯迅的女作家。魯迅和蕭紅都在情感上受到過困挫，魯迅心熱如火，卻從不顯形露色，更不會主動向異性示好；加上他與許廣平相濡以沫，感情深摯，蕭紅的痴迷在現實中沒有可乘之機。她在心裡萌動的愛意彷彿一棵急欲破土而出的種子，卻被生生憋住，她唯一的辦法是到先生家來得更勤，許廣平不答理她沒關係，她就和海嬰玩，她甚至把隨身配帶的家傳寶貝送給海嬰做玩具。蕭紅死後，許廣平在《追憶蕭紅》中對其仍頗有微詞，可見蕭紅的頻頻來訪早已讓她苦不堪言。應該感謝許廣平的是，她在蕭紅生前並沒讓蕭紅感到難堪和尷尬，這裡面當然有魯迅的因素，而許廣平本人的修養和愛才也是不可抹煞的。　　蕭軍與蕭紅對魯迅的感情傾向在魯迅死後表現得更加分明。聞聽魯迅的死訊，蕭軍發狂般趕到魯迅寓所，在魯迅床前雙膝跪倒，平生第一次放聲痛哭。蕭軍是治喪辦事處的重要成員，他為先生守靈三夜，是先生的１６個抬棺人之一，還擔任了一萬多人送葬隊伍遊行示威的總指揮。在靈柩落葬前，蕭軍代表《譯文》《作家》《中流》《文季》四大刊物和治喪辦事處全體同人，發表了富有號召力的精彩演說：　　「魯迅先生他不應該死，他還沒到死的年齡，他自己也不想死，人不想用死來逃避自己的責任。他要活，他要用活著的最後一滴血，為中國的整個民族和人民，為世界上被壓迫的大眾，爭解放，爭平等……魯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飢餓的刀，深深插進了我們的胸槽。我們要用自己和敵人的血將它餵飽！我們要復仇和前進！」　　這實際上是魯迅衣缽傳人的聲音。蕭軍接著積極投入到魯迅紀念文集的編校出版工作中，而不管如何忙，不管颳風下雨，他每周都要到魯迅墓地獻上一束鮮花。　　蕭紅是在日本聽到魯迅逝世的噩耗，她沉痛地寫了《海外悼》，後來又寫成中篇散文《回憶魯迅先生》，這是極散淡又極凝練、極樸實又極生動、極平和又極深情的一篇文字。「一雙拖鞋停在床下，魯迅先生在枕頭上邊睡著了。」每次讀到這裡，我的眼角都噙著淚水，我被先生感動，被一個女子感動。這樣才情如水的女子，這樣知人體己的女子，因為敏感和自尊，也因為超人的才氣，竟輾轉於數男之手而找不到自己愛情的歸宿，好在有魯迅，有先生……蕭紅短暫而苦命的一生因此而變得燦爛。　　１９４２年元月２２日中午，蕭紅病逝於香港，她的遺囑是「葬在先生身邊」。她死的時候，號稱愛她的兩個男人端木蕻良和駱賓基都在場，他們草草埋葬了蕭紅，然後一起爭風吃醋地打架，竟連蕭紅葬在哪裡都不記得。可憐的蕭紅，現在墓地里只有她殘留的衣冠，這個弱女子真是流浪的命，屍骨雖無存，但她飄泊善感的魂靈應該早已陪伴在先生身邊了。　　

３， 勞燕分飛　　　　二蕭的生活從一開始就不和諧，患難和文學把他們綰結在一起，當然還有愛情。但性格差異卻讓愛情成為日常生活中最昂貴的消耗品。從蕭軍晚年的回憶來看，我覺得蕭軍對他與蕭紅的六年夫妻情分缺少一個恰當的評價，也許他與蕭紅的話題太過敏感，也許礙於家人的緣故，但以蕭軍的直爽，應該是沒有這些「也許」的。　　按理講，蕭軍與蕭紅結合的六年，是他們各自人生中最刻骨銘心的六年，是他們出成果最多、最艱苦也最快樂的六年，的確也是打打吵吵的六年。然而，蕭軍的回憶竟是那麼理性和平靜，看不到以前的電光石火，看不到任何深情和眷念，尤其看不到懺悔。　　首先，他說１９３２年的時候，「只有結合才能解救她」，就顯得不實。蕭紅當時的確走投無路，蕭軍的孔武有力是她唯一的依靠，她以身相許既有感激更有依賴；而從蕭軍因為讀到蕭紅的幾句詩認為她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並決心救人來看，他顯然在拯救蕭紅時已經摻雜了情慾的因素，雖然不能說蕭軍乘人之危，至少他對蕭紅的回報，無論肉體還是靈魂，都照單全收了。在這種情況下，說「只有結合才能解救她」，很有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味道，把自己看得太偉大了一點。　　蕭紅確實如蕭軍所說，「自尊心過強，有時膨脹到病態的地步。非常敏感。她有消極的一面，生活意志很弱」等等，這是她的性格問題，蕭紅生來一副多愁多病身，她不是偉人，無力自控，但她對蕭軍是真正投入了感情的。有人將二蕭分開的原因歸結於端木蕻良「插足」，事實上蕭紅髮現端木的時候，她和蕭軍已經分手。蕭軍的「匹夫本性」與「強盜靈魂」讓纖弱、敏感的蕭紅受不了，這其中一方面有纖弱、敏感的責任，另一方面也有「匹夫」、「強盜」的責任。比如１９３８年，他們來到設在山西臨汾的民族革命大學工作，蕭軍總是鬧著要上前線抗日，要去打游擊；蕭紅則認為抗日應各盡所能，我們的特長是寫作，應當用筆為抗日吶喊。兩人各執一詞，不歡而散。正是這一次爭吵，讓蕭紅下定了與蕭軍分手的決心。　　蕭軍還是盡了自己的努力。他一直跟著蕭紅，不想分手，但又忍不住不吵不鬧。蕭軍第一次到延安後，應丁玲邀請赴西安參加西北抗日服務團，就是因為上次吵架後蕭紅去了西安。但到了西安，走出屋來迎接他的是蕭紅和端木兩個人。蕭軍只得默默接受這一切。他轉身和王洛賓、塞克等人去了蘭州，借住民主人士王蓬秋先生家，很快與王家二女兒王德芬戀愛結婚，這一次婚姻延續了半個世紀，直到蕭軍逝世。但人生不是拼壽命長短，長如五十載的蕭王配也敵不過二蕭那如夏花般絢麗的六個春秋。　　二蕭分手後都是閃電式地再婚。蕭軍遇上了賢淑溫良的王德芬，蕭紅遇上的卻是自視清高、自以為是、自我中心欲極強的端木蕻良。從伴侶的角度來看，蕭軍選擇王德芬後讓自己漂泊的身心安定了，而蕭紅選擇端木便走上了愛情的不歸路。端木比蕭紅小一歲，文才不遜蕭軍，長得白皙清秀，但此君是個「膽小鬼、勢力鬼、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裡裝腔作勢」，責任感跟蕭軍比差遠了。蕭紅在香港病危的最後４４天，陪伴著她的是文學青年駱賓基，而不是她的丈夫端木。蕭紅死後，屍骨未寒，端木跑過來和駱賓基論理，沒料到駱賓基手裡攥著一張蕭紅生前寫的紙條，上面赫然是「我恨端木」四個字。　　蕭紅臨終前還想起蕭軍，念叨道：「如果三郎在重慶，我給他拍電報，他還會像當年在哈爾濱那樣來救我吧！」只能說，蕭紅命苦。離開蕭軍尚情有可原，與端木的湊合就十足表現了她的輕率和盲從。如果一介紅塵女子，其非凡的才氣必得以非凡的薄命相襯托，那是上帝的安排，夫復何言！　　蕭軍淡化和公式化當年的二蕭生活，說明他對蕭紅一直懷有怨懟，因為蕭紅當初決意離開，使他受到很多朋友的責難，讓他有理說不清。但他有理嗎？一個把身邊女人打得青紅紫白讓她常在惡夢中驚醒的男人，而這個女人曾被他認為也許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這樣的男人理在何處？　　蕭軍那麼重聲名，所以，他在回憶中才把六年生死相依的濃情稀釋成公務採訪式的答問，「我與蕭紅只有六年的歷史，她在這六年之中的情況我是熟悉的。前期和後期都知道得不太確實。我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這種「實事求是」夾雜著近乎腐臭的虛偽氣息，不由得讓我們再為蕭紅髮出一聲嘆息。　　

４，兩赴延安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一個身背褡褳、手柱木棍、薄衣單襪的漢子出現在延安，他就是來尋找精神憩歇地的蕭軍。魯迅死了，蕭紅走了，蕭軍再次淪為精神流浪漢。他想到了延安，當時中國最有活力、最有氣節的一塊土地。蕭軍是從山西吉縣步行二十多天來到延安的，他也沒有想到會在延安呆多久，他本來想去五台山打游擊，但路途不通，便靈機一動，拐到延安，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　　那時，《八月的鄉村》已成名著，蕭軍作為魯迅學生的身份亦備受關注。毛澤東從丁玲那裡得知蕭軍來了，很想見見這位「文」「武」均負有盛名的魯門弟子。他派了秘書和培元前往問候，和秘書知道此人大有來頭，友好地提出安排時間見見主席。哪知被蕭軍客氣地回絕：「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住上一兩星期就走。」　　但毛澤東要見的人豈容他隨便逃避。不久後的一天，毛澤東親自跑到招待所來看望蕭軍和其他友人。再過幾天，中共領導人在陝北公學的操場上會餐，毛澤東特邀蕭軍參加。這次聚會毛澤東和他的部下們給蕭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高談闊論，開懷大笑，輪流共喝一個大碗里的酒，還伴隨著塵土飛揚的大風，其豪情逸氣，壯志雄心，讓蕭軍大感快慰。而毛澤東對蕭軍也很有好感，他寫信給蕭軍說：「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和你談得來。」　　在普通作家，而非像郭沫若這類作家兼政治家中，蕭軍與毛澤東算是交情較深的一位。這除了性格上的投緣與互賞，更重要的就是「魯迅的關係」。毛澤東把蕭軍視為魯迅的嫡系傳人，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魯迅的尊重，對魯迅認識之深刻，讓蕭軍有賓至如歸之感。魯迅也不能包治百病，儘管有過很多關照，但後來蕭軍政治上的「幼稚病」表現並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寬懷，作為政治家他也許只能如此。　　蕭軍第一次到延安呆的時間很短，就跟著丁玲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去西安找蕭紅。蕭紅沒有找得回來，卻娶了一個不滿１９歲的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學生王德芬。他們輾轉四川，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幫助下，於１９４０年６月，經西安再到延安。丁玲在西安親眼目睹了二蕭的變局，現在又看著蕭軍攜婦將雛地到了延安，心裡很不舒服。這為她日後與蕭軍交惡埋下伏筆。　　在上海，蕭軍有魯迅的庇護，而且上海是文人圈子，蕭軍的粗獷頗有迷人之處。到了延安，既有文人書生，又有將軍元帥，亦文亦武的蕭軍反而成為一個「怪物」。他一邊穿著俄國式襯衣，綉著白色花邊和綠樹枝圖案，招搖過市，一邊為著生活小事，從皮靴筒里拔出匕首插在桌子上；一邊寫申請書要求入黨，一邊對彭真說，誰要是命令我，我就會起生理上的反感，看來我還是留在黨外吧，省得給黨找麻煩；一邊整天用自己的男高音唱著「同志們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一邊和譏諷他的警衛連戰士打架……　　１９４１年７月，蕭軍覺得延安文人相輕，難於安身，準備再度離開。在向毛澤東辭行時，他問：「黨有沒有文藝政策呀？」毛澤東回答：「哪有什麼文藝政策，現在忙著打仗、種小麥，還顧不上啦。」蕭軍頗有感觸地說：「應該有個政策，否則爭論不休，沒有標準，難明是非。」毛澤東說：「這個建議好。你不要走，幫我收集文藝界各方面的情況好嗎？」蕭軍便留了下來。翌年４月，蕭軍收到中央辦公廳的請帖，參加中國現代文藝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應該說，這個會，蕭軍是始作俑者。毛澤東致開幕詞後，第一個請蕭軍發言。蕭軍滔滔不絕地要「自由」，要「獨立」，還說魯迅在廣州時就不受黨派和組織的指揮。坐在蕭軍旁邊的胡喬木站起來發駁，雙方誰也不讓步。這個時候，蕭軍的匹夫氣又上來了，他扯開嗓門喊道：「你們整風，我不相信，看你們能改！」　　由此，蕭軍捲入王實味事件遭到丁玲、周揚、柯仲平、李伯釗、劉白羽、陳學昭、艾青等的圍攻便是必然要發生的。　　蕭軍看上去是為王實味打抱不平，其實他對王實味一無所知，他只是受朋友所託，自恃和毛澤東關係好去幫王求情。毛當然不會買這個賬。碰了軟釘子後，到批判會場呈現一邊倒局面時，蕭軍就煩躁得很，連「往腦袋上扣屎盆子」這樣的粗話都衝出來了。中央研究院派四名代表到蕭軍住處，要他道歉。他把這四名代表轟了出去，洋洋洒洒寫了一份《備忘錄》上呈毛主席。誰都沒想到的是，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９日下午，在延安召開的有兩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上，蕭軍大聲宣讀了他的《備忘錄》，引起激烈論戰。蕭軍本就是不怕事的人，此番舌戰群儒更是使他意氣橫生。但吳玉章的撫慰讓他驀然想起毛澤東在信中叮囑他的「要故意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他終於壓下火氣，承認９９％的錯誤都是他的，但他希望丁玲等人承認１％的錯誤給他台階下。哪曉得丁玲盛氣凌人地說：「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顯然，情緒化已到極點。蕭軍氣極，以一句斬釘截鐵的「從今後咱們就他媽的拉、蛋、倒！」作了結，拂袖而去。　　１９４３年，蕭軍因為與中組部招待所所長發生衝突，被削職為民，發配到鄉下去了，還是毛澤東派胡喬木去看望他，他才得以回到延安。

５，《文化報》與《生活報》論爭事件　　 　　抗戰勝利後，蕭軍回到闊別多年的東北。他連續作了５０天群眾演講，廣受歡迎。接著，他辭去東北大學魯迅文學院院長職務，在中共東北局宣傳部的資助下，創辦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任社長兼主編。在他的報紙上，自由和獨立又成為主題。１９４７年夏，東北局宣傳部決定在哈爾濱創辦《生活報》，由副部長劉芝明挂帥。這個報紙從它一問世起，明顯就是針對蕭軍和他的《文化報》來的。對政治一竅不通的蕭軍還蒙在鼓裡，以為這是一場私人恩怨。　　第二年８月２６日，《生活報》開始由暗箭變為明槍，發表社論《斥<文化報>謬論》，指責蕭軍以「救世主」自居，挑撥中蘇民族仇恨，反對人民的解放戰爭，故意遺忘共產黨是人民救星這一基本真理。接下來的七天，《生活報》每天的社論都對蕭軍進行痛扁。蕭軍固執地認為這不是「黨的意旨」，期望著將來有一天見到毛主席，「誰是誰非一定能弄清楚」。於是，他拿出自己的才氣和幹勁，大舉反擊。　　這一反擊的直接惡果是，中共東北局下達了蕭軍「完全自絕於人民的文化行列」的組織結論。自１９４９年６月起，全東北轟轟烈烈地開展了為期三個月的「對於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反動思想的批判」。大家看到，這樣的語言已經頗具文革氣息了。蕭軍成為建國前夕中國作家，乃至知識分子中因言獲罪的第一人。這次大批判的主要發動者和組織者，便是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劉芝明，也以他的長篇大論《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作為告一段落的理論總結。這次大批判對蕭軍的處理結果是「停止對蕭軍文學活動的物質方面的幫助」，連寫字的紙和筆都沒有了，他被安排到撫順煤礦去進行改造，而這次改造後來成為長篇小說《五月的礦山》的生活來源。　　在大批判中，有關蕭軍與劉芝明這一對對手的正面交鋒特別有趣。劉芝明在準備寫那篇批判文章時，到處找蕭軍過去的作品當靶子。蕭軍聽說，連忙親自送上門來。劉副部長寫好文章後，曾得意洋洋地拿給蕭軍看，問道，你覺得怎麼樣？蕭軍笑著說：「不怎麼樣？」劉副部長問，為什麼？蕭軍說：「如果是我批判蕭軍，就不會這麼寫。你把蕭軍比作狼、蟲、虎、豹、鷹等凶獸，但凶獸畢竟不是叭兒狗！魯迅說過，自己的血肉寧願喂虎喂鷹，也不給叭兒狗吃，養肥了癩皮狗亂鑽亂叫，多麼討厭！」氣得劉芝明不打一處出。　　隨著批判的逐漸深入和浩大，不低頭的蕭軍又對劉副部長說：「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飯，少睡一個鐘頭覺，我就佩服你！」劉副部長說：「你跟共產黨耍什麼硬骨頭！」蕭軍反唇相譏：「那共產黨盡需要些缺鈣的軟骨頭嗎？」　　最後，蕭軍離開瀋陽去北京時還找到劉芝明說：「咱倆的賬沒完。不過今天不跟你算了，２０年後咱倆再算。你的報紙白紙黑字，油墨印的，擦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樣，２０年後再看！」　　這就是蕭軍。他不管你組織不組織，他找的是明明白白的個人。你奉哪個組織的命令我不管，我知道你和我過不去，我就要找你算賬。如此魯莽直爽得簡直是沒腦子的蕭軍，能挺過建國以後那麼多運動，那麼多屈辱，算得上是一個不小的奇蹟。他的好朋友胡風就是在同樣的風雨中，未能逃過此劫，沒有見到彩虹，自殺而亡。由於蕭軍察覺不到政治迫害背後的種種陰險，只以為都是個人恩怨，找到自己的冤大頭就可以了，因此他反而具有豁達的心態和傲岸的精神。

６， 白雲厚自一身輕　　　　１９４９年以後的３０年，蕭軍和他的家人都是在迫害中度過。１９５１年，蕭軍舉家遷到北京，卻成了失業的流民。為了生活，他挖過墳墓，當過中醫。１９５９年，在彭真的過問下，他才到北京市戲曲研究所當上了一名研究員。　　　　　他們租住在什剎海邊上鴉兒衚衕６號一棟小樓的樓上部分，但由於動輒勞改、批鬥、關押，蕭軍住在那裡的日子很少，直到１９７２年他才回到他自己命名的「海北樓」家中，這時房子的大部分已被別人侵佔，他們全家人擠在一間屋裡，他只好把一個寬一米、長不足兩米的壁櫥清理出來充當書房。他為它取了一個名字叫「蝸蝸居」，並別開生面地要自己的孩子在一塊木板上刻了「蝸蝸居」三字，釘在「門」的上方。　　這個壁櫥只能勉強塞進去一張不大的三屜桌和一把椅子，它沒有窗戶，白天也必須開燈，而且有「夏暖冬涼」的獨特效果。１９８７年，蕭軍分到了一套新房，算起來他在蝸蝸居里一住３７年。而搬到新房後一年，他便因患賁門癌與世長辭。　　文革浩劫結束後，蕭軍復出文壇。世事白雲蒼狗，經歷了炎涼世態的蕭軍越來越精神，也越來越淡定。延安時期，丁玲多次發言和寫文章批判蕭軍，一直過節甚深。１９７９年６月，蕭軍自己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當他得知丁玲自反you鬥爭後長期身處困境，在文革中被誣為叛徒，一個重要證據是魯迅在給蕭軍信中提到的一句話。蕭軍馬上以當事人的身份為魯迅信上那句話作了長長的註解，說明那段話的本意，為丁玲辯誣。丁玲非常感動。　　１９８１年，在中國作協理事會上，蕭軍與闊別多年的胡喬木重逢，兩人親切握手，久久不想鬆開。胡喬木為自己曾多次傷害過蕭軍向他道歉，蕭軍一笑泯恩仇。　　晚年，很想寫自傳的蕭軍毅然中途停筆，他認為不應該再揭過去的傷疤，因為別人痛自己也痛，他希望所有的怨恨到此為止。　　蕭軍有很深的古詩詞造詣，他一生寫過１０００多首詩。臨終前，他用一首詩歌作為自己一生的總結：　　「讀書擊劍兩無成，空抱韶華誤請纓。但得能為天下雨，白雲厚自一身輕。」　　一代傳奇就這樣結束。　　

OK，要出差趕火車去了～

路上注意哦~~每天都跟著旗子跑這兒晃悠,呵.

一天時間從北京打了個來回，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