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華為，美國又一次拿出了常用「武器」

07-26

高玉林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

繼中興遭受美國技術禁運後，華為也成為美國司法部調查是否違反有關制裁的對象。對此，華為回應稱遵守開展業務地的所有適用法律和監管規定，包括美國制裁的法律與監管規定。在美國貿易史上，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制裁一直是常用武器之一，受到很多領導人和政治人物的偏愛。殊不知，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制裁的實質是一種錯誤與自負，最終帶來的不是「美國優先」和「美國偉大」，反而是對國內貿易和公民利益的損害。

自由與保護。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界就有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關於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的爭議。隨著理論與實踐的不斷演進，人們對它們的優劣性有了更清楚、更全面的認識。但由於理論的模糊性和意識形態的干擾，保護主義常常成為政客的託詞和借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無情地揭露過美國經濟和社會政策的真相：「沒有一個重要的約束來自於國外」。他說：「我們不能將一切行為的責任，都推卸給全球市場」。為何全球化常常成為人們高談闊論的話題？克魯格曼認為，美國左派與右派之間達成了某種非同尋常的默契，假裝有外部全球化力量在起作用，即使實際行動都是完全本土化的。對於今天的特朗普、羅斯和萊特希澤來說，這些都是他們不願承認甚至故意忽視的。在現實主義、強硬主義的政客面前，外部的貿易是國內政治可以隨時犧牲的東西，經濟學家的真知灼見與金玉良言只是一些無關痛癢的噪音。

多邊與單邊。所謂「301條款」、「超級301條款」和「特殊301條款」是美國對外調查和制裁常用的法律手段和貿易規則。實際上，這些條款的法律依據是美國國內的《1974年貿易法》。歷史上，美國對外貿易的相關權力歸屬於國會，但這部法律及其修正案和其他貿易法律一起使總統和行政部門的權力逐漸增大。1995年WTO成立後，美國開始將大部分301條款案移交給WTO，但仍有部分條款案未納入WTO框架。對這種單邊貿易主義的法律，美國內外都不乏批評聲音。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直言不諱：「美國不公平的公平貿易法並不是以經濟學原理為基礎撰寫的」，「它們的存在只是為了保護美國的企業免受進口的不利影響」。他指出，美國更廣泛的特殊經濟利益與更廣泛的國家利益的衝突方式影響了政策制定，使美國看起來更加虛偽。可以說，美國對伊朗等國的貿易制裁以及藉此對華為的調查是赤裸裸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踐踏了聯合國平等正義的基本規則與理念，違背了WTO開放、平等、互惠的多邊宗旨與原則。

自信與自負。推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的競選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里根總統也曾在競選總統時使用過類似口號。表面上，「美國優先」和「美國偉大」很鼓舞人心，充滿自信，但實質上卻反映了一種傲慢的自負和深層的自卑。面對外部的競爭和挑戰，美國不是自我更新和革命，反而矛頭對外，這終將傷及美國繁榮和「偉大」的根基。唱衰美國的聲音一直都在。「和平學」之父約翰·加爾通提出，美帝國正在走向衰亡，不僅因為上層建築無限膨脹，更重要的是其賴以生存的意識形態「神話」遭到諸多挑戰。西蒙·賴克和理查德·內德·賴博也有類似看法：二戰後的美國霸權只是暫時的現象，其所作所為經常會被破壞而不是增進現有國際體系的穩定。就激蕩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美國政治而言，亨廷頓指出了一種可能，即「政治制度也可能朝著非自由主義、非民主主義和非個人主義的方向發生巨變」。如他所言，美國制度的特徵在於自由理想與制度現實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能否克服與日俱增的自負和自卑，這是有待於特朗普們解決的重要問題。

「推動經濟研究的更多是政策取向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天真無邪的思想。」經濟如此，政治、法律和國際關係更是如此。單邊主義的調查和制裁不但遠離了學術、思想和理論的真理，還摻雜了外交辭令、商戰策略、談判技巧、政治套路和白宮「宮斗」。揭穿其層層真相，需要一雙歲月沉澱、充滿智慧、不乏理性的慧眼。面對其威脅挑釁，需要堅定立場，有禮有節地在既有國際規則和框架內積極應對；需要底線思維，主動做好最壞準備和預案；同時需要掌握、運用國際貿易慣例、規則和法律，拿起「正義之劍」。（責任編輯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