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與《易經》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易經》是中國文化最古老的典籍之一，被推崇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視其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或許不算無稽之論。《易經》與圍棋在源頭的意義上，很難明確分清孰先孰後，雖然也曾有人試圖澄清二者的先後關係，但終因缺乏直接而有力的證據，故流於推測和假說。如果我們暫時拋開這一難解的歷史之謎，從形而上的角度審視，那麼就不能不承認，在基本的哲學層面上，《易經》與圍棋是深刻相通的。

首先是《易經》的「陰陽」觀與圍棋棋理的相通。「陰」與「陽」是《易經》從複雜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中抽象出的兩個具有本體意義的基本範疇。「陽」代表積極、剛強、進取，如日、如天、如男、如君等等，「陰」則意味著消極、柔弱、退守，如月、如地、如女、如臣。《易經》認為「陰」與「陽」既對立又統一，既相反又相成，在交互作用中衍生出複雜而有序的大千世界，即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一生生不息，以至無窮。圍棋以黑白二色棋子為基本元素，以方圓為基本造型，在縱橫一十九路的小小棋盤上，相依並存，此消彼長，如「陰陽」之道衍生萬物一樣，蘊蓄著無窮的可能性，演化出難以數計的複雜棋勢，以至於「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風雷變化之機」，所以產生於宋代的中國圍棋經典《棋經》十三篇，明確指出「枯棋三百六十，白黑相半，以法陰陽。」明代著名文學家吳承恩《後圍棋歌贈小李》一詩描寫棋勢的變化，以「其初不過三與六」到「忽然變作常山蛇」，「或時乘危斷續」，「或時脫險去莫逐」，「或有時而松」，「或有時而快」，「或有時而暗」，「或有時而奇」……整個過程與《易經》所顯示的宇宙萬物生成發展的模式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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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變化發展觀念上，圍棋與《易經》也是相通的。變化發展的觀念是貫穿在《易經》中的一個基本思想，而且《易經》的變化發展觀充滿著樸素的辯證法意味，在它看來，對於事物而言，變化則吉，則有前途，凝滯則凶，則失去生存活力。但是，事物的變化發展又必須有一個「度」，超過了這個度，就會走向反面，即所謂「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陰陽相互轉化。實際上，這種思想也正是圍棋所恪守的基本原則，如棋局中的死與活，攻與守，得與失，厚與薄、強與弱等，無不是變化發展過程中的產物，而且這一切都有特定的「度」，逾越了「度"則過猶不及。所以弈者強調「壓強莫壓弱」、「擊左則視右」、「強弱之相形，利害之相傾，不可不察也」，這些觀點無不體現出既要求變，又要求適度的思想。古代文人們在其詠棋詩中表現了自己對圍棋辯證法的掌握，所謂「十九條平路，言平又險」（唐．裴說《椹》），「得者失之本，福為禍之梯」（宋．邵雍《觀棋大吟》），「死中求生背水陣，灰冷復然餘燭跋」（宋．艾性夫《解棋》），「人棄處，我須攻，始見陰陽反覆中」（宋．呂公《悟棋歌》）……凡此種種，充分體現了《易經》「陰陽」相生、「陰陽」反照思想對文人圍棋思維的直接影響。

總之，圍棋與《易經》在其哲學觀上，確乎有深刻的一致之處，宋代理學大師邵雍在《觀棋大吟》這首長達三百六十韻，千八百字的鴻篇巨製中就不無驚佩地感慨，「消長天旋運，陰陽道範圍。吉凶人變化，動靜爭樞機"，道破了圍棋與《易經》的內在聯繫。實際上，正是這種內在聯繫使圍棋為廣大文人所喜愛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易經》所內涵的陰陽觀和方法論是古代中國人觀察和解釋世界的最根本依據，而具有黑白二色，方圓兩形，縱橫十九道的圍棋無論是構成原理抑或運動規則都與古代中國人眼中的世界生成原理和萬物（包括人類）運動法則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真可謂「棋如世界」，「棋如人生」。所以當古代文人對枰而坐時，棋盤彷彿就是一個小小的世界，他們運子布局，以演示心中的宇宙天地，進退攻防以檢查自身的謀略與處世能力。圍棋既滿足著文人們對世界人生進行哲理性探討的精神需求，給他們以智慧的啟迪，同時又滿足著他們顯示主體力量和個人才智的人生需要，給他們以「用武」之地，唯其如此，它才為深受《易經》陰陽理論影響的古代文人所接受、所喜愛。（老王不賣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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