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復原晚清政局大變動的「甲申易樞」之二
「甲申易樞」,是清廷上層繼1861年「北京政變」之後第二次重大權力更迭,對晚清歷史後來的發展影響至深至遠。2016年4月3日正值「甲申易樞」發動132周年,本文採用近年來新發現的當事人檔案、書信、日記等第一手資料,力圖復原事件的過程。完整閱讀,請點擊查看復原「甲申易樞」系列第一篇。▍各方反應
對於這場突如其來的政壇風波,官場各方都措手不及。
被罷斥的軍機大臣翁同龢記錄,那天散值後他去書房教小皇帝讀書。未正一刻退。回家後軍機章京送來諭旨,「前後數百字,真洞目怵心矣。焚香敬告祠堂,省愆念咎,無地自容。」
比較有意思的,是新任軍機大臣閻敬銘的態度。十三日早上,他給兒子寫信說:
「越南事大壞,法人連得數城,我兵似聞風而潰,刻已到滇粵邊界。徐、唐皆逮問,解京治罪,以後事不知如何了結,亦無主意也。我雖專司度支,而無一籌一力之匡時,悚愧何如。故為此番出山,深以為悔,俟時局稍定,仍遂初志也。」
閻敬銘所說「遂初志」,即為辭職回家。接奉懿旨後,他更感惶恐,傍晚提筆再寫家信:
「今晨寄發六號信後,突奉上諭,命為與禮親王、額勒和布、張之萬、孫毓汶五人入軍機辦事。恭邸、寶、李、景、翁全行退出軍機,寶令休致,李、景降二級調用,翁以尚書仍在毓慶宮行走。聞多日以來,參劾甚眾,以法越事,故我萬分惶恐。時事至此,雖智能亦難為,況我本無才,更不知洋務乎。實是老運不好,必將隕越,他日必不能如寶與李、景收場。況年力大衰如此,勞碌慪氣慪心,是速之死也。然我實以早死為幸,省得丟底誤事,並為子孫不留體面。」因是家信,當言心聲。這樣心態的軍機大臣,焉能臨危受命,解決國家的外交和軍事困局?
李鴻章獲悉易樞消息後,大為震驚,立即寫信向張佩綸打探內幕:
「閱鈔軒然大波,驚駭無似,與同休戚。更事較多之親舊一朝同罷,汲引乳臭陋儒,更何足搘此危局?醇親王用意殊不可解,小臣一疏,豈遂動聽。物先腐而蠹生,恐弄成明季世界,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此後變態百出,知公無意久留,鄙人亦欲拂衣而去。樞、譯兩署究竟如何應付,念之心悸。」
名士李慈銘在日記中也記錄其聽到易樞消息後的感受:
「始知十三日朝廷有大處分,樞府五公悉從貶黜,而易中駟以駑產,代蘆菔以柴胡,所不解也。余瀕行時,寓書常熟師,言時局可危,門戶漸啟,規以堅持戰議,力矯眾違,抑朋黨以張主威,誅失律以振國法,不料言甫著於紙上,機已發於廷中,晴天振雷,不及掩耳,可深駭矣。」
文中「中駟」即中等之馬,「駑產」則為劣馬。「蘆菔」即蘿蔔,「柴胡」為清虛熱的中藥,意思是指用更差的貨色去取代中等品質。這種觀感,和李鴻章之「更事較多之親舊一朝同罷,汲引乳臭陋儒」的看法幾乎是一樣的。但李鴻章直接提出「醇親王用意殊不可解」,則顯示李鴻章似另有情報,一開始已將醇王列入易樞的謀劃者之中。
河南巡撫鹿傳麟獲得消息後,寫信詢問京官張曾敭:「時局大破壞,不知如何要挾?設有萬不能堪者,何以應之?醇王總攝,果能振作,亦大佳。否則國事家憂將有不堪設想者。」
所有的人自然都想起當年慈禧罷免恭親王的往事。所不同的,是慈禧的從政經驗現已成熟老辣,而慈安太后也已去世三年。顯然,慈禧借對越作戰失利的機會,調整軍機處,此後,她要獨掌朝政了。
▍待解之謎
「甲申易樞」,是清廷上層繼1861年「北京政變」之後第二次重大權力更迭,對晚清歷史後來的發展影響至深至遠。由於缺乏第一手史料,以往學術界對此課題研究甚少,只能順著野史筆記的說法和家族後人的隔代回憶做揣測。這些野史和回憶錄,雖然也透露些許真相的蛛絲馬跡,但仔細推敲,又存在很多未解之謎。近年來,隨著當事人檔案、書信、日記的發掘,我們對於易樞的細節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仍然存在許多待解之謎需要探索。
▲ 盛昱
首先是慈禧太后對易樞的謀劃。史學家孔祥吉曾經查考清宮《召見檔》記錄,發現從二月初一日起,到三月初八日盛昱奏摺遞上之前,慈禧沒有見過醇王。這可以印證,易樞機緣來之偶然,而非早有謀劃。盛奏遞上後,初九日,慈禧在壽庄公主府與醇王進行了初次密商。十二日又在宮中召見一次。在此期間,恭王去祭陵,和慈禧去祭奠壽庄公主,都是早已預訂下的禮儀程式,與彈劾無關。但盛奏恰在這個時點上提供了問責的理由,引出慈禧一直對恭王存在不滿情緒的爆發。慈禧十三日發動易樞,她的思考和謀劃究竟是怎麼回事?
其次,醇親王在易樞時扮演什麼角色?一般認為,醇王有強烈的參政意識,是甲申易樞的積极參与者。他又是光緒帝親生父親,為求避嫌,不應參與朝政,但慈禧接到盛折,首先與他密商,顯示出格外倚重。李鴻章聽到易樞消息,也說「醇親王用意殊不可解」,顯示信息靈通的高層官員對他早有預判。李鴻藻的孫子,史學家李宗桐說,醇王對新政素持反對意見,對恭王之權早思染指,此次趁盛昱參軍機之便,與太后合謀,已償夙願。他還說醇王久已預備上諭,只候機會下手,這些都是李氏家族的回憶,但拿不出「久已預備上諭」的證據。
翁同龢的後人翁萬戈,前幾年發布了易樞後第四天,醇親王致翁同龢的信函:
「日來瞢騰昏恍,如在雲霧。昔有拙句謂:「天如四時備,人以一身當」,竟成今日之讖。昨謁北城,得悉講筵握留況之,不禁感而淚下,目前僅資啟沃,異日仍賴匡襄也。宏才未競,遽被牽率,局外靜觀,眼光益明,萬望隨時隨事示我南針,俾免濫竽伴食之誚,拜懇拜懇。少暇當躬候請教。」
從此信看,醇王對突然直接參与核心政務,其實也是措手不及。對於他深為信任的帝師翁同龢退出軍機處,還給予抱歉和慰問。這封罕見的通信可作分析醇王當時心態的重要依據。
第三,易樞懿旨由誰起草?目前共有三種說法。
一說是領班軍機沈源深所擬,李孟符在《春冰室野乘》中記載:
「是日,諸公皆已至直廬,方預備入對;忽奏事內監傳旨;令王大臣皆毋庸入見;而單召領班章京沈源深進內獨對。於是諸公始知有大處分,前數目固毫無音息也。是日,承諭擬旨述旨,皆沈一人為之。」
二說系醇王幕客趙某所擬,見李鴻藻之孫李宗桐稱:
「醇王久已預備上諭,據家表兄祁君隱所言,甲申所下上諭出自醇王之門客趙某,只候機會方下耳。」
三說是孫毓汶所擬,黃濬在其著名筆記《花隨人聖庵摭議》中,引徐沅《白醉揀話》稱:
「相傳慈禧太后屢欲興修離宮,皆為恭王所阻,既蓄意予以罷斥,而醇親王亦與恭王不洽,授意孫毓汶密先擬旨,遂成此變局。」
黃濬認為,這段記錄,「前半皆諸家筆記所詳,與外傳無殊。唯其雲醇王奕譞與恭王不洽,授意孫毓汶一節,則稍探秘要。這個說法,為不少後世史家採信和發揮。
分析以上說法,李孟符將沈源深奉旨獨對,寫成當著所有軍機大臣之面單獨進入養心殿,但據翁同龢日記,軍機大臣當日上午未獲召見,只能散去。雖知必有大事發生,畢竟未見沈之行蹤。此外,李宗桐說密諭是醇王門客趙某所擬,徐沅則歸於孫毓汶所擬,均為孤證,無法坐實。
▲ 醇親王奕譞夫婦。醇王福晉為慈禧的妹妹。
▍孫毓汶辨
前面提到,以往史學界對於「甲申易樞」研究甚少。在這方面下過功夫的,倒是非學界出身的高陽(許晏駢)。高陽是我喜歡的台灣小說家,他對晚清歷史的理解和對典章、史料、掌故的純熟運用,常常超出專業學者。然而高陽在《同光大老》(1983年出版)一書中,對於孫毓汶在易樞事件中的作用,卻有大大的考證失誤,並對史學界產生錯誤引導。
孫毓汶,字萊山,山東濟寧人。咸豐六年以一甲二名,與翁同龢分獲丙辰科狀元和榜眼,時任工部左侍郎。其父孫瑞珍,先後擔任過禮、工、吏部尚書,祖父孫玉庭,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從其出身看,是與盛昱、翁同龢、潘祖蔭等人相仿的世家子弟。咸豐八年,孫毓汶丁 憂回籍,後以在籍辦團抗捐被劾,革職遣戍。恭王以孫毓汶世受國恩,首抗捐餉,深惡之。同治元年,以輸餉復原官。易樞前之二月二十七日,他奉旨與內閣學士烏拉布赴湖北查案。
高陽斷言:「孫毓汶是愛新覺羅皇朝覆亡的罪魁禍首之一。所謂『同光中興』之局,結於此人之手。以醇代恭,出於他的一手策劃;李宗桐所謂醇王幕客趙某,不知何許人;度有其人,亦必為孫毓汶的代表。至於孫密謀掀起此一大變局,其動機有二,一是藉此為進身之階,得以大用;二是報復恭王。後一動機為孫私下結納醇王的由來。因報復恭王,除卻利用醇王之外,別無他途。」
高陽的依據,是翁同龢三月十一日日記:「盛昱封事,四日未下,疑必有故。濟寧電線皆斷,杳無消息,悶悶。」
據此,高陽腦洞大開信手發揮:
「時孫毓汶往江南按事,歸途順道回鄉;所謂『濟寧電線皆斷』,則知在此以前,孫毓汶固與醇王有密電往還,為醇王的謀主。在京大僚,關於政局變化須向濟寧打聽,可知孫毓汶此時的分量。孫毓汶與醇王通信,固有輾轉遞交的電路,可達北洋。其時盛宣懷方署津海關道,與馬建忠同為李鴻章朝夕相處的親密幕僚;以醇代恭,盛宣懷亦極可能參與密謀。光緒初年,醇王曾主張以左宗棠代李鴻章,後知其不可,與李結納,信任益專。李鴻章其時方以張華奎結納清流,感到張樹聲對他已形成威脅;因為通過盛宣懷的關係,助孫完成倒恭扶醇的密謀,就其個人利益而言,固為上策。電報局為盛宣懷一手所創辦,各地電報局的技術人員,尤其是從事譯電的『電報生』,皆負有為盛宣懷探聽政情、傳遞消息的任務;孫毓汶人在江南,而能遙為策劃,倘無盛宣懷之助,是件不可能之事。」
高陽將孫毓汶奉旨赴湖北查案說成往江南按事,順道回濟寧老家,期間還在隱操醇王倒恭王之陰謀。連翁同龢也要向濟寧拍電報打聽消息。由此又牽扯出盛宣懷、甚至李鴻章,均參與密謀,真是小說家的天馬行空、恣意汪洋。
另一位台灣學者林文仁在其著作《南北政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也做探究。他認為:
「二月廿七日經明發上諭,與烏拉布往湖北查辦事件。……則所查之案必不在小,而須用以醇王親信。有清一代派查欽案之例,向是虛指地點,為保密故。孫之往查實非湖北,而應是西南的唐炯與徐延旭。有一事實可以證明:孫、烏查案之明發在二月廿七日,而孫亦確已出京,方有翁同龢『濟寧電線皆斷』之記。但在三月十二日,孫已返京,且蒙召見,足見孫之任務中途而輟,半道折返。否則以二月廿七至三月十二日,短短半月,豈能南北往返?半道而歸,正因三月初二,軍機已請旨將唐、徐二人革職,並由張凱嵩、潘鼎新調補,孫毓汶省了一趟路。事實上,孫走此趟目的為何?依作者之推測,應即去找題目,好為發動朝變開個頭,不意軍機先有舉措,但更不意的是,三月初八有盛昱一摺也。」
林文仁繼續推斷:「其時電報已然開辦,以翁同龢為在京之樞臣,猶指望自孫毓汶處打探消息,醇王勢力漸成主流的情勢,應確已甚顯了。但十一日孫毓汶中斷聯繫,以大事已發動,迅返京師,亦無可再奉告矣。更令人感有深味的是,電報事業乃由李鴻章之能員盛宣懷主掌,一切電信往來,由密碼而譯文,盛乃至李,不可能不知。此是否表示在朝變倒恭之前,李鴻章實已默喻,甚且可能已表示過支持了?以李在朝政決策上所佔有之重量及向來與恭王之親近,新權力結構豈能不慮及李之意向及表示一定之尊重,爭取未來之合作?慈禧、醇王若有類此舉措,李在固權保本為優先考量的情況下,因應現實,也甚符合其為政特質。三月十二日,大事已進入具體細節的議定階段,此日中,孫毓汶及醇王俱有起,軍機仍只匆匆一刻,盛摺仍未發下。本日醇王與孫毓汶之入見,應即已商定對軍機之最後處置。」這段文字,顯然借鑒了高陽的錯誤想像。
▲ 清末總理衙門大臣合影。右起:孫毓汶、徐用儀、慶王奕劻、許庚身、廖壽恆、張蔭桓。
其實這全是沒有史料支撐的烏龍。其關鍵,是高、林均未搞清孫毓汶的真實行蹤。高陽說易樞是孫毓汶回濟寧時操持的,林文仁斷言孫毓汶其實沒有出差,但他們都從「濟寧電線皆斷」想到盛宣懷,甚至李鴻章也參與易樞密謀。好吧。真實情況卻是:孫毓汶二月二十七日奉旨赴湖北查案後,隨即在各部物色出差隨員。三月十二日見駕,十五日啟程,四月十八日抵達武昌。他先查湖北鄖西縣廩生余瓊芳身死案,而後又據朝中即時出現的各種參奏,奉旨核查湖北學政在考取進士生員中收取「書價銀」案和湖北應城縣收取鹽斤石膏稅課中存在弊端案;又去安徽調查候補道劉傳楨結交院幕,潛通聲氣,納賄招權,侵蝕帑項案;又查壽州代理知州沈慶立庸懦無能,不理民事案;又往江西,調查巡撫潘霨庸暗浮誇、辦事乖謬之案;又轉河南,查巡撫鹿傳麟剛愎貪腐、屬員諱匿命案,幕友攬權納賄,本人頹唐衰老的情形;又查東河河務貪腐,實際到工銀兩不及三分之二,霜降後官幕各有分潤,中飽私囊;又以河南汝寧破獲王覺一教黨(即後來的一貫道)張懷松等謀襲郡城案,前交鹿傳麟審理,堅稱實未謀逆,命孫、烏再查具奏等等。
這番奔波下來,回京已到年底(十二月初七日,1885.1.20)。試想若孫毓汶真是參與易樞謀劃的親信,在醇王首次走到政治舞台中央,親自處理政務的關鍵時刻,焉能為這些瑣碎的事務離開中樞崗位九個月?我由此推斷,關於孫毓汶在易樞中之作用,顯然存在誤判。
更要指出,「濟寧電線皆斷」,其實是句大白話。光緒七年,清政府建設了第一條長途電報線路(早期電報通信尚不是無線傳輸),從津到滬,在山東濟寧設有電報分局。前些日子,因北路大雪,跨越黃河的水線中斷,翁同龢為得不到前線消息而焦慮。三月十四日《申報》報道說:「聞濟寧電局已飭洋匠出修,先於黃河兩岸安設機器遞報,故津滬電信已可通信矣。」則知盛宣懷、李鴻章乃至「電報生」云云,均為無稽之談。
▍醇王參政
作為彈劾事件的發起者,盛昱絕未料到自己奏摺在政壇掀起了驚天巨浪。張華奎當初要求參張佩綸而盛昱不欲,說不如參軍機大臣,軍機倒則張佩綸必無辦法。但盛其實並未想扳倒軍機,也不知慈禧會抓住這個機會,所以,他於易樞懿旨下達的次日,再次上奏,為恭王緩頰辯解,力圖挽回狂瀾。盛昱奏稱恭王等既以軍國重事貽誤於前,若令其投老田園,優遊散局,殊不足以示罰。方今越南正有軍事,籌餉徵兵,該王等尚為諳練,若易生手,聖躬既恐煩勞,庶事或虞從脞。況疆事方殷,他族逼處,更慮大局。還說寶鋆年老志衰,景廉、翁同龢小廉曲謹,惟恭王才力聰明,舉朝無出其右,徒以沾染習氣,不能自振;李鴻藻昧於知人,暗於料事,惟愚忠不無可取。國步阽危,人才難得,以禮親王與恭親王較,張之萬與李鴻藻較,則弗如遠甚。他本人前日彈劾,請嚴責成,並不敢輕言罷斥。可否請旨飭令恭王與李鴻藻仍在軍機處行走,責令戴罪圖功,如再不振作,即當立予誅戮。如此於大局不為無益。
清朝職官制度中的薦人問責制非常嚴厲。盛昱五歲時,其祖父敬徵因涉濫保駐藏大臣孟保,與睿親王仁壽一起受到降職處分。下引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1845.3.29)上諭,可見一斑:
「諭內閣:前因仁壽、敬徵濫保孟保等堪勝副都統,有旨交該衙門議處。茲據該衙門照濫舉匪人例,議以降二級調用。副都統為二品大員,該王大臣等遵旨特保,宜如何加意遴選,核實秉公,以期收得人之效。乃仁壽等不知慎重,濫選劣員,率行充數,部議降調實屬咎無可辭。仁壽著退出內廷行走,革去宗正、領侍衛內大臣,仍折罰王俸六年半,不準抵消。敬徵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都統,以內閣學士候補,仍留總管內務府大臣,以為濫舉匪人者戒。」
作為世家子弟,盛昱對於「濫保匪人」的指控,應有超越旁人的切身感受。但他卻莽然上陣,無意中成為慈禧改組政局大棋盤上的一枚卒子。尤其是庸碌的禮王上位主政,使他更感失望,被迫將禮王與恭王、張之萬與李鴻藻作比較,寫出「弗如遠甚」的結論,將兩方人物都得罪了。學者吳相湘和高陽將盛昱此舉歸為「系鈴解鈴」,其實卻是他自悔失誤、企圖挽回局面的無奈之舉。
同日上奏的還有監察御史趙爾巽,他奏稱「樞機重地,政務殷繁,禮親王世鐸等甫經入直,何能事事熟諳,是以歷來軍機大臣尚有學習行走之文,況現值邊疆多事,更未可概易生手」,恭親王可否予以自新之路,使之戴罪自效?
但慈禧不予理會,兀自打出另一張王牌,頒發懿旨:
「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
在以往的歲月中,慈禧、穆宗兩次罷免恭王,惇王、醇王、禮王等近支王公皆站在恭王一邊,最後均以太后皇帝方面的妥協退讓而告結束。此次事變,事發突然,慈禧的夾袋裡其實沒有幹部準備。事態發展下去,是否還會峰迴路轉,連遠在倫敦的中國海關稅務司金登干,也忍不住寫信詢問赫德:「恭親王和李鴻藻肯馴順地甘願被黜嗎?或者明天會下道諭旨又讓他們重新官復原職?」
▲ 禮親王世鐸
▲ 慶親王奕劻
禮親王世鐸是清初鐵帽子王禮烈親王愛新覺羅·代善九世孫,此次主掌軍機處,源於醇王的推薦。此人缺乏對世界的了解,有個著名的笑話:某年京城大雪。其子侄從歐洲遊歷回來。世鐸見面後問道:「洋鬼子的國家也下雪嗎?」聞者掩口而笑,答曰:「中國與外國同在天地間,所以都有風霜雨雪。」這樣庸碌無識之人,此次居然上位,從1884至1894年,主持國家最高核心機構軍機處整整十年。
醇王是當今皇帝生父,有「太上皇」之嫌。他又是恭王七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最後一個身份算是「外戚」,現在全部疊加在他一人身上,看似尊貴,實則微妙,在宮廷政治中易招猜忌。十年前,慈禧立載湉為帝時,醇王曾上《豫杜妄論》的密奏,稱「忽蒙懿旨下降,擇定嗣皇帝,倉猝昏迷,罔知所措。獨犯舊有肝疾,委頓成廢。惟有哀懇皇太后施恩格外,洞照無遺,曲賜矜全,許乞骸骨,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純無才之子」,請求免去自己一切職務以避嫌疑。
現在,慈禧先以禮王代恭王,又將絕不可能出現在政治前台的醇王推上前台,這種打破常規的用人布局,明擺著有很大的不對勁兒,如何表態,是擺在所有大臣面前的艱難選擇,猶如俄羅斯輪盤賭的左輪手槍,這一下扳機摁下去,難保不會打中自己的腦袋。
(未完待續)
作者:姜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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