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行為—大腦」闡釋人自身發展

人與人之間近距離、面對面的交流越來越少，人類可能需要發展出獨特的神經活動，並以此來理解他人的認知和情緒狀態。文化—行為—大腦循環模型對文化、行為、大腦連接的每個節點都做了深入闡釋，它是文化維度論和文化建構論不斷發展的結果，是解釋人自身發展的新視角。

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人的心理活動和行為模式。針對文化如何影響人的行為，人的大腦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等問題，跨文化心理學、文化心理學以及文化神經科學提供了思考的空間和依據。

以文化背景解釋不同行為特徵

早期的跨文化研究基於東西方文化差異，確立了研究的文化維度，並以此來判斷個體心理和行為的不同表現。馬庫斯（Markus）等人提出的自我構念理論認為，獨立性自我構念對應於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凸顯個體自身的特點與需求；互依性自我構念對應於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文化，凸顯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性與情境性。自我構念理論是一種相對靜態的觀點，只是把人的心理和行為置於某種文化框架之下加以解釋，沒有闡明從文化到行為的內在機制，但這種觀點開啟了文化影響心理和行為研究的先河。

當今社會，越來越多的人擁有不同文化而成為雙文化甚至多元文化者。那麼，擁有不同文化系統的個體會有怎樣的行為特點？文化動態建構論認為，文化具有高動態性，個人可以持有不同甚至衝突的文化意義，其心理和行為隨著文化情境即時建構，而非穩定不變。一般地，高文化認同個體匹配啟動的文化線索，認知特徵表現與文化背景一致，出現文化同化效應；而低水平的文化認同者與啟動文化線索恰恰相反，出現對比效應。比如，高文化認同整合的亞裔美國人在美國文化背景下評估員工的績效時，很少會權衡僱員的處境條件（匹配美國文化規則），在亞洲文化背景下則有更多權衡處境條件的表現（匹配亞洲文化規則）。低文化認同整合的個體表現恰恰相反。文化動態建構論關注文化的動態作用和即時性，並考慮了文化認同的作用，較好地解釋了個體同時擁有不同文化系統時的心理和行為，但對行為如何反作用於文化未有涉足。

文化、行為和大腦之間交互作用

隨著文化神經科學的出現，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文化與行為之間不僅存在雙向的交互影響，人類的大腦也在不斷被形塑。文化—行為—大腦循環模型認為，文化與大腦之間存在間接和直接兩種交互方式（如圖所示）。

在直接的文化—大腦交互方式中，文化與大腦相互作用。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塑造不同的大腦功能，在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自我表徵與母親表徵共享大腦內側前額葉皮層（mPFC），而在個體主義文化背景下，該區域只表徵自我，不表徵母親。相應地，文化塑造的大腦執行特定的社會規則並適應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在間接的文化—大腦交互方式（即圖中圓形的路徑）中，行為實踐是該路徑的中介。其中涉及四個環節。

一是文化情境化人的行為。在特定文化背景中，主導性的共享信念和行為腳本使得個體產生文化情境化行為。比如，在個體主義社會，父母重視培養兒童的獨立性，就會讓孩子出生後住單獨的房間；在集體主義社會，幼小的兒童通常與父母住在同一個房間。人們共享的文化信念促成個體的文化情境化行為，離開該文化環境，特定的文化情境化行為就有可能消失。

二是文化情境化行為形塑大腦。人腦的功能性或結構性組織具有內在可塑性，長期接納某種社會價值觀和執行情境化行為之後便會被塑造和改變。行為實踐能塑造人腦的功能甚至結構，使得與行為實踐有關的腦區更為發達。

三是大腦引發文化自發性行為。被文化形塑過的大腦支持個體自發地採用與社會規範一致的行為（即文化自發性行為）來輕鬆應對社會文化環境。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的個體在進行自我反思時，大腦顳頂聯合區顯著增大，在對社會附屬性線索反應時，尾狀核和內側前額葉皮層顯著增大，這些神經活動使得個體更容易採擇他人的觀點、與他人協作並按照社會關係強調的社會規範來行事。相反，個體主義文化背景下的個體在進行自我反思時，內側前額葉皮層神經活動顯著增強，在對社會主導性線索反應時，尾狀核增大，這使得個體儘可能達到目標，並按照社會等級強調的社會規範來行為，而這些文化自發性行為可以獨立於特定文化背景而發生。

四是文化自發性行為適應或改變文化。自發性行為使得人們適應特定文化更便捷，同時也可以改變現有文化。比如，當今互聯網的普遍使用給社會交往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隨之也出現了互聯網文化（如虛擬的熟人、匿名的交往等）。智能手機和便攜設備使人們「always on」（總是在線），這讓人們從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中解放出來，但卻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這些行為帶來了新的社會文化價值觀，改變了傳統文化。

用文化—行為—大腦循環模型

解釋人類發展

文化—行為—大腦循環模型是解釋人自身發展的新視角，該模型的第一個環節包含了自我構念理論和文化動態建構論所闡釋的內容，即文化影響行為。該模型還指出，情境化是文化影響行為的內在機制。以此為開端，將文化情境化行為對大腦的形塑、被形塑的大腦引發文化自發性行為以及文化自發性行為適應或改變文化等環節有機結合在一起，其實質是把主體（人）與客體（環境）、物質（大腦）與意識（心理）連接在一起，系統而又結構化地揭示了人自身發展的路徑，深化了人們對文化、行為和大腦之間動態關係的理解。

此外，基於文化—行為—大腦循環模型，人們還可以預測未來人類大腦的變化趨勢。比如，互聯網讓學生查閱大量資料庫成為可能，他們僅需要記住如何獲得這些文獻而不是記住具體內容。那麼，用來儲存和記憶語義的神經結構（如初級前額葉皮層、初級頂葉皮層和顳葉皮層）在下一代人身上就有可能變為其他功能。人與人之間近距離、面對面的交流越來越少，人類可能需要發展出獨特的神經活動，並以此來理解他人的認知和情緒狀態。文化—行為—大腦循環模型對文化、行為、大腦連接的每個節點都做了深入闡釋，在人類心理行為特徵、大腦的改變和文化的傳承與變化方面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它是文化維度論和文化建構論不斷發展的結果，是解釋人自身發展的新視角。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西部和邊疆地區青年基金項目（14XJC19000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心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