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研究

　　執筆人：穆光宗　　　　出生人口性別比是指該人口某一時期(通常為一年)內出生的男嬰總數與女嬰總數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嬰數相對應的出生男嬰數表示。　　　　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嚴重　　國際上長期觀察的結果顯示，在未受到干預的自然生育狀態下，出生人口性別比介於103至107之間，聯合國1955年設定的正常值在102至107之間。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4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結果報告，零歲組的人口性別比為121.18。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程度比較嚴重、持續時間比較長的國家。　　我國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五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別比分別是104.9、103.8、108.5、111.3和116.9，從1982年以來有明顯偏高勢頭，並有繼續攀升的跡象。如果以107為合理範圍的最高限，2000年全國只有西藏(102.7)、新疆(106.1)和貴州(107.0)在正常界域，其餘都超過了標準，其中有7個省超過了120.0，海南和廣東高達135.6和130.3。　　我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2004年，美、英兩位學者寫的《光棍：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意義》(Bare　Branches: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n　Surplus　Male　Population)一書引起關注，該書將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調與安全問題掛鉤，指出中國男性人口過剩可能會給國內外社會安全造成威脅。但這只是理論上的推測，並沒有得到歷史的或者區域的證據支持。不過，僅就一種現象來說，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光棍村」的存在，在人往高處走、人口多外流的貧困鄉村，男性單身現象的確是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但目前更多地表現為基本人權(婚育權)保障問題，而不是社會安全問題(見莫麗霞主編：《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後果研究》)。　　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引起了中國的高度關注。2004年3月10日，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指出：「要高度重視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問題，開展必要的專項治理活動。」並提出要「加強責任制，把人口數量指標和性別比的指標統一起來考核，力爭經過三至五年的努力，使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勢頭得到遏制」。　　應該指出，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問題有其獨特性：一是嚴格的生育政策的推行導致生育選擇空間的狹小，二是男尊女卑的文化影響和農村婦女地位的低下，三是急劇的社會轉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B超控制的失效，四是深層面的生育責任倫理的缺失。因此，治理對策也需要體現綜合性。　　新生嬰兒出生比例恆定且不受外部環境影響，這似乎已被大量的統計數據證明是一條「鐵律」。各種資料來源顯示，新生嬰兒中男孩多於女孩的現象在任何時代都表現得很穩定，基本在103—107：100之間擺動，而且以105：100為中心。　　「正常性別比」和「非正常性別比」(低於或者高於這個值)兩分類的判斷是重要的，是大家都熟知的，但只是一個基本的判別。這只是人口學的解讀，卻不全面。譬如，常常被忽視的一個事實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問題其實是相對於文化的承受力而言的，它有很重要的相對性。　　　　三大文化張力假說　　出生人口性別比是否成為問題，可以從考察的範圍、積累的時間、偏離的程度、文化的回應四個標準出發進行衡量和診斷。　　這裡，筆者嘗試更進一步，提出「出生人口性別比三區理論」(或者簡稱為「文化張力理論」)，即根據現實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所屬的數量區間，將出生人口性別比劃分為正常性別比、適度性別比和高危性別比三種。出生人口性別比落在103~107之間為「正常性別比」，出生人口性別比落在什麼區間是「適度性別比」，這是一個目前我還沒有結論的問題。但我們可以相信，只要確定了「適度性別比」的數量區間，「高危性別比」也就不難確定。換言之，適度性別比是文化能夠承受壓力的偏高性別比；高危性別比是文化不能承受壓力的偏高性別比。我不能接受文化只能承受正常性別比的經典理論。　　在系統論中，適度性別比相當於一個灰色系統，既非白也非黑，可能更白也可能更黑。對應於正常性別比和高危性別比，適度性別比是一個過渡的性別比，是一個文化尚可以承受的偏高性別比。　　根據歷史的經驗和生活的常識，我將消解高出生人口性別比問題的回應路徑用三大文化張力圈製作成如下圖表：　　圖2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情形下的文化張力理論假說上述框圖說明，在男性可婚人口過剩的壓力下，社會文化作出回應可能的路徑、軌跡和機制。顯然，我們所說的「文化衝突」，就是指黑色文化和灰色文化對綠色文化的衝擊。要緩解這種衝擊，最理想的當然是盡量縮小因為人口婚配壓力所導致的文化無序擴張。雖然出於人性的惡，在不存在人口壓力的情形下也可能產生黑色文化和灰色文化。但男性可婚人口過剩在「食色，性也」的生物學規律下卻必然使文化擴張雪上加霜，從而危及社會穩定。　　文化張力理論假說可以理解為對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普遍升高嚴重惡果的一種人口文化現象的新解釋。換言之，在男性過剩人口的壓力下，未來時期一定在或大或小的範圍里出現灰色和黑色的人口文化現象，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新人口文化現象，是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克服的人口文化障礙。　　歸根結底，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是一個文化現象和文化問題，也是女性在男權中心的文化中的地位、價值和命運的問題。　　　　性別比失調的歷史啟迪　　遠古中國和近代中國一直在或大或小的範圍里存在出生人口性別比和總人口性別比失調的問題。20世紀上半期我國著名人口學家陳達教授指出：「提起性比例，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西方人認為遠東的印度、日本和中國都是男子的比例較高。如1927年內政部關於12省的人口報告，普通性比例為124：100，這是民國以來所見報告中最高的比例」。陳達教授自己利用1932-1939年經過現代普查手段得到的資料，得到性別比為112.7。但古代中國和近代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的誘發機制和平衡消解機制與當代中國大不相同。　　從理論上講，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是一種「人口生態」危機，而且失調範圍越大，問題和挑戰就越大。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具有一種滯後性，可能被生命周期演變的力量所消解。　　回溯中國的文明史，我們發現人口的發展存在著十分奇妙也十分殘酷的自我平衡機制，出生時多出女孩不少的男孩在整個生命周期卻遭遇了更高的死亡率，從年少時上樹和下河的死亡風險到青壯時參戰和過勞的死亡風險都證明著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死得更多。　　總結歷史的經驗，我們看到了「王朝更迭」與「人口增減」的循環作用機制。在古近代中國的帝王治術中，「廣土眾民、實力人口」是共同的追求，因為男孩長大之後意味著勞力、兵員和賦稅的來源。所以，男性人口增殖的相對多和快也激發了統治者的雄霸之心，暗示著成就帝王之業的「資本」。然而，狼煙四起之時必然是赤地千里、人口銳減。姜濤博士推斷：「戰國後期直至漢初的人口性別比不會很高，出現男少女多的情形也是極有可能的」。　　歷史經驗表明，在死亡率主宰人口增減的年代，人口的增長是緩慢的，人口加倍時間往往需要六七十年甚至上百年，但人口減少卻很迅速、很猛烈，一二十年就可使人口減半。一般新朝初建，大局未定，人口的增長是不穩定、不規則的，休養生息的政策可以提供一個人口增長的準備期。遇到太平盛世，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就會進一步演變為偏高的總人口性別比。　　但有一個事實不能忘記，就是長期以來婦女在人口登記方面的信息遺漏也會在事實上發揮兩性平衡作用，根據段紀憲博士對1592年陝西華州人口的估計，女性人口漏登超過一半。歷史人口登記和造報中相沿成習的女性人口缺漏現象所導致的傳統社會人口性別比偏高確有一定程度的「假性」成份。勞役負擔過重導致男性人口壽命過短也是一種殘酷的自平衡機制。歷代勞役一般由成年男丁承擔。歷朝歷代在勞役中死亡的男性人口不知其數。　　在文化的層面上，還存在一種禁慾機制消解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帶來的現實威脅。　　　　人口性別比失調的國際視野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多數國家對人口的變動，特別是對男女嬰兒出生比例的統計都十分重視。一些國家不僅將每年總的新生兒性別比計算出來，而且按母親年齡分別對嬰兒的性別比進行分析研究。　　前蘇聯性別比失調不是因為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所致，而是「二戰」期間人口減員直接帶來的。前蘇聯性別比失調的顯著特點是女多男少，失調是因為偏低。所以在性質上，與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截然不同。所以前蘇聯的發展過程不足以成為中國明天的映照。　　隨著生育水平的降低，日益升高的出生人口性別比也成為韓國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如果說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調，主要是因為偏好男孩的意願過於強烈和政策限定的生育選擇空間過於狹小互相擠壓的結果，那麼韓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主要是因為強烈的男孩偏好和意願生育水平下降互相擠壓的結果。　　根據資料，韓國不僅總體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而且出現孩次越高，性別比就越高的特點。1985年，韓國總體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9.4。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給一個社會帶來的挑戰(如婚姻擠壓)具有時間上的滯後性，目前還沒有證據和研究表明韓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已經給社會造成嚴重的問題。但人口生態的危機還是引起了韓國政府的高度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國會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維護女童權益、反對歧視女性、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在這些法律中，就含有防止墮胎的內容，對於利用B超做胎兒性別鑒定者，發現後罰以重金，吊銷醫生執照或停止醫療機構執業。這些都對我國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經驗。　　(作者系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