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故事

范仲淹(989—105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是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宋大宗端拱二年(即公元989年)农历八月初二，他出生在武宁军(今江苏徐州市)。祖上几代都在吴越王钱俶手下做官，后来跟随钱俶归顺宋朝。他父亲范墉博学多才，任武宁军(徐州)任节度掌书记，是个管理机要文书的官员。

范仲淹2岁那年，父亲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范墉一生为官清廉，家无积蓄，在徐州又没有亲戚朋友，谢氏突然遭此不幸，实在束手无策，只得在官府和朋友的帮助下，护送丈夫的灵柩回苏州郊外老家。在家乡，又多亏族众乡亲的照顾，才把丈夫灵柩安葬在范氏祖茔天平山麓。

把丈夫安葬后，谢氏寡母孤儿就暂宿在范坟附近的咒钵庵里，但生活没有来源，靠谢氏给人家缝洗衣裳，也难以糊口，母子俩经常到范墉坟上抱头痛哭。乡亲邻里和庵里的尼姑都十分同情谢氏，经常给他们接济一些米面杂粮，谢氏将这些米面杂粮用石磨磨成粉，加进野菜，煮成粉糊充饥，但这种半饱的生活终非办法。范仲淹4岁那年，家里一切能变卖糊口的东西都变卖了,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孩子，谢氏只得改嫁。

这年，平江府(今苏州市)推官朱文翰新丧妻室，经人介绍, 谢氏改嫁给他。从此，范仲淹改姓朱，取名说。

朱文翰，字苑文，淄州长山县(今山东省邹平县长山镇)人。他为人忠厚正直，对谢氏母子十分爱怜。仲淹4岁那年，朱文翰去汴京，召试馆职，授秘阁校理，而后又任职湖南安乡、安徽青阳、缁州长山等地，仲淹随父游学。

少小立志

传说他在秋口的时候，一次，与几位朋友外出游玩。在路上，他们经过一座庙，看到寺庙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家很奇怪，一打听，人们告诉说，这寺庙的神很灵，可以断吉凶祸福，也可以问前程未来。出于好奇，仲淹也走到神前求签问道:“我将来能做宰相吗?”神说：“不能。”又问“不能做宰相，能做良医吗？”神仍说：“不能。”范仲淹对神签的答复不免有些扫兴，不过他并不灰心，仍然刻苦读书,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做良相、良医是范仲淹从小就立下的志愿。他认为，做宰相权位高，可以造福天下,普救黎民百姓于水火；做良医，虽然无权造福天下，但可以给老百姓治病，帮助病人解除痛苦。照范仲淹自己的话就是“能及大小生民者，固为良相为然，在下而能及大小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朱文翰迁平江刺史 (宋代刺史乃虚衔，可不必到任)。同年，朱文翰解甲归田。仲淹的母亲谢氏是个贤良的女性，她看到家里生活日渐拮据，丈夫年老多病，收入微薄，要养活一家十几口人确实困难，就找仲淹商议，想让他学些商贾技艺，自谋生计，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又能够多少挣几个钱贴补些家用。仲淹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实在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便勉强答应了。后来，有人介绍他到县城一家店铺里去做学徒。在店铺里，范仲淹不怕苦，也不怕累，可就是看不惯这家商人的虚伪和奸诈，也干不了欺骗别人的事，一个多月后他便回家了，哭着请求母亲允许他继续求学。这事被继父朱文翰知道了。他觉得仲淹是个聪慧好学而志向远犬的孩子，经商根本不符合他的性格。因此，没有责备仲淹，而是对谢氏说:“不要为难孩子，硬要他去做自己不乐意做的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家这么多孩子，就数他有出息,家里再难也要让他上学，”于是，仲淹又回到私塾读书了。应该说，朱文翰不但为人忠厚，而且生活俭朴，为政清廉，刚正不阿；作为继父，他丝毫没有对仲淹另眼相看,而是关爱倍之，所以对范仲淹的影响很大，对范仲淹思想品质的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后来，仲淹听说长白山醴泉寺有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高僧，便萌发了进山拜师求学的愿望。第二年，他拜别了继父和母亲，经人介绍，来到了长白山醴泉寺。高僧见仲淹少有志向, 贫而笃学，愉快地收留了他。

在醴泉寺僧舍，仲淹昼夜刻苦攻读，疲倦了就用冷水洗洗脸，继续学习。每天僧人早起做晨课的时候，他才合衣躺下休息一会。家里日子困难，能供给他的粮食很少，他常常每天只煮一小锅米粥，等冷却凝结后划成四块，加些野菜盐末，早晚各吃两决。后来，高僧被他贫困好学的精神所感动，每顿饭送给他四个饼子。僧人给仲淹的饼子，他不肯一下子吃光，把省下的饼子放在几案上留给下顿吃，但后来发现饼子总是减少，心里很奇怪。一天夜里，他正在读书，忽然听到一种“窸窸窣窣”的声音，抬头一看，见一只老鼠偷偷地衔了一角饼子而去。出于好奇，他跟随老鼠来到殿前，见那老鼠钻进荆树东边的洞穴中去。仲淹刨土探穴,发现一窖黄灿灿的金于。他不为金子所动，仍照原样埋好。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又见一只老鼠偷了他的饼子，钻进荆树西边的洞穴里去，结果，仲淹又发现了一窖白花花的银子，他仍照原样埋好，继续刻苦攻读。直到三十多年后，他任陕西四路统帅时，一次长白山醴泉寺遭逢大火，老僧苦于重修寺院无钱，忽然想到已经成为镇守西部边关的大元帅范仲淹，少年时曾在醴泉寺求学，于是前往求助。及至，仲淹对老僧热情接待,待若上宾,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并且尽量抽出时间与老僧交谈，一块弈棋，一起用斋饭。老僧住了些日子，见范仲淹与士兵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生活十分俭朴。老僧虽然经常与仲淹谈心，也说了寺院遭火灾等近况，但是求助的话却实在难以启口。又住了几天，老僧便提出回寺，仲淹因边事繁忙，也没有强留。临行,仲淹取出一包茶叶相赠。

老僧回到醴泉寺，看看到处是火灾后的残垣断壁，一片废墟；想想自己千里跋涉一无所获，心中不免有些酸楚。他拿起茶叶包看了又看，端详了好一阵子。想想自己又不喝茶，有什么用呢?于是顺手将茶包丢到弟子们刚修好的佛阁里。

长山知县听说醴泉寺老僧晋见范公回寺，专程从县城前来看望。知县到来，忙坏了老僧，可寺内一贫如洗，拿什么来招待县太爷呢?踌躇间猛然想起了范仲淹给他的那包茶叶，于是连忙拿来泡茶。等到打开茶叶包一看，老僧呆住了，原来里面有范公的一封亲笔信，信上写道：

荆东一池金，荆西一池银。

一半修寺庙，一半斋僧人。

众僧见信大喜，立即抡镐去刨，果然刨出了一窖黄金和一窖白银。他们很快修复了寺庙，余下的钱购买了300多亩庙田,僧人们自耕自足，安然修行。

话再说回来。仲淹进山在醴泉寺求学的第一年，正遇上县里科举考试。高僧满有信心地让仲淹去应试。他去了，结果被举为学究。学究是宋朝礼部贡举十科之一，大约相当于后来的秀才。从此，仲淹在县里名声大振。但是心怀天下的范仲淹，对此并不满足，回寺后，他更加勤奋学习了。为了学到更多更广泛的知识,在高僧的指点下，他利用学习之暇，外出拜师访友，求教学者名流，以增进知识，切磋学问，开拓视野。高僧还鼓励他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机会，到闻名全国的应天府书院去求学。

范仲淹在醴泉寺读书的第三年，继父朱文翰因病去世了。他回家办理了丧事，安慰了母亲，便回醴泉寺去了。这年他已是2 3岁的青年，不但学业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思想也更加成熟了，继父去世后，家庭的担子全部落到母亲一人的肩上，生活来源枯竭，家里的日于一天比一天更加困难了，所以仲淹很不放心母亲，经常回家探望。

继父朱文翰的原配妻子初氏，生有一子，继娶仲淹母亲谢氏后又生二子，仲淹就生活在其中。继父与初氏所生的长子从小就失去母爱，父亲长年在外做官，对他也疏于教诲，故而养成了不思进取游手好闲的习惯。父亲在世时对他还有些约束,父亲去世后他就无所顾忌了。谢氏对他束手无策,请族中长辈劝说也无济于事。

一次，范仲淹回家探望母亲，从村里人那里知道了一些哥哥的情况，便找他谈心，好言相劝。谁知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恶声恶气地说：‘‘我花的是我朱家的钱，与你有什么相干?”仲淹听到话里有话，也就不再劝了。为这事，他找母亲想问个明白，可母亲听了只是哭泣，什么话不说。仲淹更加奇怪了。他想了很久，后来找到村里最要好的朋友那儿去问。朋友吞吞吐吐地说:“公乃姑苏范氏之子也，太夫人携公适朱氏。”并透露了一些真情，仲淹总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过去，他对自己的家就有些疑惑，但他只顾专心读书,加上继父对他从小就很关怀和疼爱，所以从来也不曾多想。这下完全明白了，他心里很痛苦。这一夜，他辗转反侧,终难入睡，想了很多很多。他想到了继父多年的养育之恩,将来一定要报答；想到了母亲的痛苦处境，几时才是出头之日；想到了目前这个支离破碎的家，自己又实在无力挽回。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暂时离开母亲，先去南都求学,等功成名就，然后自立门户，再把母亲接去奉养。

碧云黄花，秋风送爽，正是美丽的金秋十月。范仲淹拜别了母亲，又回醴泉寺拜别了高僧和寺庙主持，带上必备的一点行李和琴剑，一个人直奔南都去了。

仲淹这一去渺无归期,母亲越想越不放心，儿子远走千里何时归来？在外又依靠何人？她后悔不该答应儿子出走，于是找到儿子平时最好的朋友，请他赶上去把仲淹追回来。那朋友追上仲淹，说明来意，再三劝仲淹回家。仲淹主意已定，对朋友说：“请回去转告我母亲，让她老人家放心，请她保重身体，十年为期,我考上进士，一定会立即将她老人家接去奉养，临别，仲淹再三拜托朋友，请朋友费心关照他的母亲。

就这样，2 3岁的范仲淹来了南都。南都位于今天的商丘南端，是北宋的发祥地，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地方，在当时十分繁华。范仲淹来到南都，进了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南都学舍)，是当地人曹诚出资，在宋初著名教育家戚同文故居旁兴建的，规模宏大，藏书数千卷，皇帝亲赐“应天府书院“匾额，名满天下。与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

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读书，有名师指教，与众多的同学切磋学问，又有大量的书藉可供学习参考，真是如鱼得水，心情十分高兴，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伏天，他都是昼夜苦读，自强不息，刻苦钻研,从不懈怠。然而，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有时他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粥。这种生活状况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的，但范仲淹并不在意，他一心扑在学习上，以颜回自励，“瓢思颜于心还乐”；他效法颜真卿“饘粥不继”的精神。他有一位要好的同学是南都留守的儿子，回家时把范仲淹的情况告诉了父亲。这位同学的父亲很受感动，便关照差人给儿子送饭时也给范仲淹捎上一份。当那同学把捎来的饭给仲淹送去时,仲淹虽然十分感激，但他却再三婉言谢绝，怎么也不肯吃。他对那位同学说：“我吃粥吃惯了，过去在醴泉寺3年，我就是这样过的，如今一旦吃上好饭,粥就吃不下了，那怎么能行呢?请向伯父转达我的谢意。”在南都5年，他坚持过着清贫刻苦的生活。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真宗到应天府朝拜圣祖殿。皇帝到达府城的消息轰动了南都,大街小巷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群，府学的学生们也纷纷涌到街头观看，谁都想看看皇帝是什么样子的。唯独范仲淹没有去，仍一个人留在学校里读书。同学们回来后问他为什么不去看皇帝，他非常认真地说:“皇帝是要见的，但等以后也不迟，眼下我首先要完成当天的功课。”

刻苦勤奋地学习，使范仲淹“大通六经之旨”，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春，他2 7岁时以“朱说”之名考中了进士。

范仲淹中进士后不久，就出任了广德军(今安徽省广德县)司理参军(掌管狱讼和审讯刑事案件的官员)。

上任后，他便天天审阅百姓的诉讼案卷，经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凡发现以往的冤假错案，他坚持一定要重新审理,平反纠正。为此常与太守争论不休。太守每每以势压人，对他大发雷霆，而仲淹则刚直不阿，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每次都辩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回到住处，他便将与太守辩论的事情与各自的言论主张记在迎门的屏风上。等他离任的时候，偌大的一个屏风上，密密麻麻全写满了字。

在视察民情时，范仲淹发现广德人不重视读书学习，他便亲自聘请三位名士为师，教授广德子弟学习，倡导兴教重学之风。

在广德任土，范仲淹没有忘记五年前对母亲的许诺，便决定迎母奉养。谢氏自仲淹的继父去世后，不久儿子又远走他乡求学，孤独的心灵只有寄托于长年吃斋念佛，为儿子祈福，求神灵保佑儿子平安。家务的操劳加上挂念儿子的心情，使得她长夜难眠，经常以泪洗面，眼睛哭瞎了，头发也白了。现在儿子回来了，中了进士又做了官，真是悲喜交加，母子抱头痛哭。

范仲淹回到长山，先拜见了乡亲和朱氏长辈，对他们一一作了道谢，感谢乡亲和朱氏族人对母亲的关照，感谢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又对朱氏兄弟作了一番安排，然后便将母亲接往广德去了。

在广德，母子团聚了。不久，他与参政李昌龄的女儿结了婚。夫人李氏贤德孝顺，夫妻朝夕侍奉母亲。但是母亲在世时，仲淹一直担任着地方上的小官，家中生活清贫。当时他仅有一匹外出代步的瘦马，后来连这匹马也卖掉了。范仲淹没有能让母亲过上一天好日子，他一直十分内疚，后来他常对子女和家人们谈起这件事。

范仲淹到南都求学的时候,曾有过复姓更名的想法，后来考虑再三，认为没有与母亲商量，自己如果贸然行事，惟恐伤害了母亲的心，因而就把这事搁置下来了。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这年他2 9岁了，决意复姓更名，于是和母亲商议，母亲同意了，可这事却遭到了范氏族中部分人的反对。有人认为范仲淹既然随改嫁的母亲去了他乡就不能归复姓，也有个别人恐怕范仲淹复姓归宗后会分得范氏家产。对此，范仲淹多次向族人和亲属反复讲明，说明自己乃范氏后代，只为复姓,决不牵扯财产和其他任何事务。经过几次协商，终于得到了范氏族人的同意。

不久，范仲淹上书向朝廷提出了复姓改名的请求。他在给朝廷的奏《表》中引用了范蠡、范睢的故事，说“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表达了范仲淹博大的胸怀。

天禧元年(1011年)，宋进士朱说经朝廷准奏，正式更名为范仲淹，字希文。

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改任泰州西溪盐官，监管征收盐税。泰州和附近的楚州、通州等都位于淮河以南，东临黄海。这一带地区经常受到海水上潮的威胁。唐朝时候曾在这里修过一道捍海堰，后来年久失修，已不起作用。每年秋季海水上潮的时候，海涛便汹涌澎湃滚滚而来，泛滥成灾。沿海各州县的民舍被漂没，人畜死亡很多，大片土地盐碱荒芜,百姓无以为生，苦不堪言，人们好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范仲淹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着急。他多次访问当地群众，了解灾情，分析受灾的主要原因和治理的最好办法，他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修复捍海堰。情况明白了，于是他上书江淮发运副使张纶，建议修复捍海堰。他的建议得到了张纶的称赞和支持，张纶便奏请朝廷，任命仲淹为兴化县令,并主持捍海堰的修复工程。

对于修复捍海堰，当时有些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修堰虽可以挡住海水，却不利于排除堰内洪涝积水。张纶和范仲淹则认为，“涛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获多亡少，岂不可乎？”在张纶的支持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秋后，范仲淹带领泰、海、楚、通四州的民工4万多人，开始了修复捍海堰的工程。

事有凑巧，工程刚刚开始，就遇上了特大风雪，海水汹涌滚滚袭来。范仲淹不惧危险，亲临一线与滕宗谅等一块指挥民工迅速撤离。但狂风卷着无情的滚滚巨浪，冲垮了刚刚动工筑起的堤堰，吞没了还没有来得及撤离的上百名民工。这一来，被那些反对修堤堰的人抓住了把柄，于是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谎称死人上千，更有人上书请求罢修。朝廷派人下来调查，多亏张纶从中解释。后来朝廷又命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到泰州，与范伸淹研究这件事，范仲淹反复说明情况，全力陈述利弊。胡令仪也非常赞成范仲淹的主张，立即向朝廷写了奏章，于是修复捍海堰的工程，在范仲淹的率领下又重新开始了。

天圣四年(1026年),工程正在紧张施工，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了,他只好离开工地，回南都守孝。但是他仍然关心着修捍海堰的事，他给张纶写信，反复说明修捍海堰利国利民，关系十分重大。张纶也三次上书朝廷，奏议修堰的重要意义，并亲自到工地视察督工。仅用了3年的时间，于天圣六年(1028年)春，长达150乡里的捍海堰，终于修成了。

捍海堰的修复,解决了沿海各州、县人民日夜提心吊胆的海潮,之患，保护了泰、海、通、楚4州数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大面积的良田、盐场。原来逃离家乡的3000多户人家，都陆续返回了家园。从此生产恢复了，民众安居乐业了，国家田赋和盐税收入也大量增加了。

当地民众为了表达对范仲淹的感激,歌颂范仲淹的功绩，修建了纪念范仲淹的祠堂，并将捍海堰命为“范公堤”。

捍海堰工程还未竣工，突然传来“母丧应天府”的噩耗。范仲淹不得不辞官回应天府为母亲守丧。与范仲淹同榜进士应天府知府蔡齐、新任南都留守晏殊，见应天书院缺少良师讲学，又得知范仲淹在应天府守丧，便聘请他到书院主持工作。应天书院是范仲淹10年前读书成长的母校，他当然十分愉快地接受聘邀，并勤劳恭谨，以身作则，白天没有讲完，还常常利用夜间授课，还提灯巡查员生宿舍，对员生问暖问寒，解答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一次,范仲淹带着家人王升来巡看外地员生的宿舍。光线暗淡的破屋中,五六位贫苦的外地员生正围坐在一张破木板桌旁，就着咸菜吃粥。有两个身上衣服单薄，冷得“瑟瑟”发抖。薄板门被轻轻推开，门外走进身披布斗篷的范仲淹,他身后跟看家仆王升。学生们慌忙放下粥碗，口称“先生”，垂手而立。

仲淹走进屋子，朝大家连连摆手道:“快吃,快吃，饭要凉的。”看到各人碗里的是薄汤粥，又看到员生们衣着单薄，难过叹息：“唉—，他招手叫王升过来,凑近他耳边轻轻关照了几句。王升点点头，便走出门去。范仲淹与大家围坐在桌子边，深情地说道:“你们读书真不容易，不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人贵有志，贫贱不移，方能大有作为。”仲淹站起，环顾众员生，继续激动地说道，“应举前，我寄居僧寺读书，早晨烧一盂粥，凝结后划成四块，早顿二块，晚顿二决，终日间饥肠辘辘，三年之间，天天如此……咳，粥要凉了，大家快吃吧。”说罢，对众生点点头，开门而去。

员生们刚端起粥碗，门又被推开，仆人王升肩上扛着一袋粮食，手里拎着一个布包走进屋里。他向大家拱了拱手说:“这是老爷叫拿来的。”他把粮袋放在地上，又把布包放在桌上，打开包裹，露出几件衣服和几吊铜钱，“让诸位御寒，老爷说，读书辛苦，往后别喝稀粥了……”众员生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

一天，书院里来了个秀才。这秀才衣衫褴褛，面帚饥色。他请求范仲淹给予帮助，仲淹当即拿出自己的钱，给了十千。一年后，这秀才又来，仲淹又给了他十千，然后问他为什么这样。秀才凄然地说:“家有老母无以为养，自己又想读书，不得已只好抽空出来奔走生计，假如我每天能有百钱的收入，就可以安心求学了，”范仲淹听了很受感动，见他家贫笃学，求知心切，是个有作为有志向的青年，便答应在学校里给他安排个职务，每月可收入三千，这秀才便留下来了。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跟范仲淹学《春秋》。他学习认真又很勤苦，夙夜不懈。范仲淹服满三年丧期复职的时候,这秀才也回家去了。后来泰山出了个专门研究春秋的儒学大师孙明复,就是当年受范仲淹资助的那个秀才。10年后，范仲淹主持西夏边事，曾极力向朝廷推荐孙明复，说他“隐居泰山，著书不仕，心存圣奥，迹在穷谷”后来,孙明复官至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殿中丞等职。

守丧期间，范仲淹本来是可以不问世事的，但他看到国家的忧患，官吏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忧心忡忡。他分析了当时朝野各方面的情况，便写了一份奏章，冒哀《上执政书》。

他在上书中说: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

他在这份长达万言的上书中，提出了六项十八字的方针,即“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对这六项内容，范伸淹都一一作出了详细的论述。其中重点是对州县官的选择，这项内容占了很大篇幅。他认为没有好的地方官吏。任何事情都是办不好的。官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另外，他还反复阐述了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多办学校，多出人才，是关系到民族素质和国家兴衰的大事。当时的宰相王曾看了他的上书，非常称赞他的见解。这篇洋洋万言的上书，便是他后来《答手诏条陈十事》和推行庆历新政理论基础。

章献太后姓刘，宋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先是嫁给当地人龚美为妻，龚带她去了京师。真宗为襄王时,龚改名刘美，二人以兄妹名义进入府邸。真宗爱其美貌，将她纳入府内。真宗即位后选为美人。她聪明伶俐，通书史、有文才，工于心计又善于权术。后来她又窃取收养了李宸妃(当时是真宗的侍寝)的儿子(即仁宗)，据为已有，因而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被立为皇后。真宗晚年多病，她乘机干预朝政。天禧四年(1020年)，真宗病重，朝廷大权就完全把持在她的手中。

真宗死后，遗诏内仁宗继位。乾兴元年，仁宗继位，但是国家大权仍把持在太后手中。宰相丁渭想让太后还政，王曾等人则认为仁宗尚且年幼，才13岁，还不能理政，所以还政的事就暂时搁下了。仁宗从小被刘太后收养，直到刘太后死，仁宗仍然不知道自已的生身母乃李宸妃。

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仁宗打算率百官在会庆殿为皇太后祝寿，下令起草上寿的仪式。朝中群臣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不能这样做，但谁也不敢出来说话，更没有人敢站出来表示反对。刚结束守丧，在朝中职位还很低的秘阁校理的范仲淹，却不顾个人安危，直接上书太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上书中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他认为皇帝可以率亲王、皇族在职内廷给太后祝寿，“行家人之礼”。宰相可以率百官在殿前给皇上、皇太后祝寿。不然，如果皇帝亲自率百官在殿前跪拜,给太后祝寿，那是“亏君本、损主威”、“不可为后世师法”的大事，是决不可以这样做的。

范仲淹的奏章上去后，刘太后看了很不高兴，当即将奏章交给宰相和执政,让他们去讨论。对此，刘太后虽然没有再追究，但对范仲淹却已心怀怨恨。

仁宗已经20岁了，太后仍然把持着朝政，根本没有还政的意思。对此，朝中多数人都很不满，不过谁都惟恐惹出大祸。范仲淹却不顾这些，他再次上书太后，请求太后还政仁宗。奏书入宫，犹如石沉大海。范仲淹很气愤，于是又上书太后，要求出任外官。很快便下了诏书,调范仲淹出任河中府通判。

晏殊这时已在京出任资政殿学士,是他推荐范仲淹担壬馆职的。对“祝寿”和“还政”的事，晏殊虽然与范仲淹及朝廷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是个明哲保身的人。他不但没有出来说话，而且对范仲淹的做法很不满意。他认为范仲淹这样做会惹出大祸，说范仲淹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推荐他的人想想，这样做总有一天会连累了推荐他的人。范仲淹听到这些话很不以为然，于是立即找上晏殊，当面对他说:“我很感激你的推荐，正因为这样，我才时刻担心有负于您,可真没有想到为了我的忠直而会得罪于你。”

后来，范仲淹为此还给晏珠写去了一封长信，信上说明自己的做法并没有错，说自己身为秘阁校理,年俸30万，等于2000亩地全年的收入。吃着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而不申张正义，不为国家和人民做事，岂不成了“天之螟”了吗？信上又说当时朝中有两类官，一类危言危行，看到问题,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敢于提出意见和建议；一类逊言逊行，遇事言听计从，不提任何意见，也不考虑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危害，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只考虑自己的得失。前者虽然会得罪皇帝，甚至危及个人，但可以使皇帝少做错事，使百姓少些怨恨，可使“政教不附，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而后者只能促使、皇帝多做错事，使民怨沸腾，给国家造成危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信的最后，范仲淹有些激愤地说：“倘若为国家的前程而尽心竭力，不顾个人安危而敢于直言，这不算忠诚的话，那以后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对啊!”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死，仁宗开始理政。这时，因谏太后还政而被贬河中府的范仲淹奉诏回京，任右司谏。从此，他有了直接向皇帝进言的资格。

这年，京东、江淮一带大旱，相继又遭受了严重的蝗灾。范仲淹知道后心急如焚，为了拯救灾民，安定居心，他立即上书，请求皇帝火速派人到灾区赈济灾民。当时仁宗正迷恋着后宫的声色，对朝政很少理会。范仲淹请求救灾的上书一直不见下文，他很气愤,于是冒着触犯圣怒的危险，前去质问皇帝，他说：“宫中如果半日不食将会怎样？现在江淮、京东各路的百姓没有饭吃，灾民苦不堪.，我们怎么可以置之不理呢？”他的这番话却感动了仁宗，仁宗立即答应派他前往灾区，赈济安抚灾民。

仲淹每到一处，首先开仓放赈，安抚民心。他看到灾区人民的惨状，便上报朝廷，请求免去灾情严重的庐州、舒州等地的折役茶，和江东的丁口盐税。他一路看到灾区人民吃的是一种乌昧草，这种草又苦又涩，实在难以下咽。他便把这种草带回京城，请皇帝在六宫、嫔妃和贵戚中传看，让他们知道灾区的灾民们是多么的痛苦，以便提醒他们体谅民间疾苦，力戒奢侈之心。同时又上书，请求罢修长芦寺，并请朝廷下令，禁止民间滥修淫寺，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由于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救灾措施，京东、江淮数路的百姓很快得救了。

范仲淹有一位同年好友叫吴遵路。明道二年(1 033年)，范仲淹奉旨出京赈灾，这时吴遵路正任通州（今江苏南通市)太守。通州是灾区,但百姓却没有被灾情所囚。原来是遵路对灾情早有预料，他事先就募集资金，派人到大江以南的苏州、秀州等盛产米粮的地方，购买了大批粮食运回通州，稳定了当地粮食市场的价格。大灾到来了，他马上动员百姓打柴割草，官府收购民众的柴草，百姓买草得了钱，便可按户丁买到官府的平价粮食。冬天未了，官府将柴草再按原价卖给百姓，这办法使百姓得到了方便。免受灾荒之苦，官府既不赔钱,更不需用国库的粮食。范仲淹对吴遵路的救灾办法十分称赞。

通州人民虽然没有因蝗旱大灾造成困难，但流入的灾民仍然是个很大的问题。吴遵路对此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他派人建起了一些简单的草房。对流入的灾民一律安置，发给他们口粮、衣服、给他们看病，安排他们生产自救。对那些有家有地的动员他们回乡生产。回家的一律发给路费、口粮和种子。吴尊路的办法不但造福一方百姓，而且不需要大量动用国库的粮食和财物。因此，范仲淹向朝廷推荐，请朝廷将吴遵路救灾的事迹宣诸史馆，并将吴遵路的事迹进行宣传，倡导地方官吏学习效法。

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范仲淹因谏止废郭皇后再次受贬，谪守睦州(今浙江建德)。

仁宗的皇后姓郭，是后周大将郭崇的孙女。郭崇归顺了宋朝后，很受宋太祖赵匡胤的信任和重用，后来由刘太后作主，为仁宗选定了郭崇的孙女为皇后。这时仁宗正迷恋看后宫的美人杨氏和尚氏，对郭后并不喜欢。为此，郭后很气愤,但她对皇帝又无可奈何。一次，尚氏当着皇帝的面讽刺了郭后，郭后羞辱难忍，一怒之下便跳起来去打尚氏，仁宗起身去护着尚氏，不料郭后这一掌正落在了仁宗的脖子上。仁宗身为皇帝，怎能忍受这种羞辱，盛怒之下便决定废掉郭后。

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左右仁宗，对刚愎自用的郭后早已不满，内侍阎文应对郭后的为人也心存芥蒂，于是两人串通一气，怂恿仁宗废后。这次正是大好时机，便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吕夷简对仁宗说:“东汉光式帝就废过皇后。”御史中丞范讽是吕夷简的人，也对仁宗说：“郭后立后九年无子，应当废。”消息传出宫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样做很不合适。范仲淹便向皇帝进言，说皇后乃一国之母，决不可以随意废掉，这样做会引起朝野上下一片议论，造成社会混乱,人心不安。为了谏止仁宗废后，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孔道辅、右司谏范仲淹、侍御史蒋堂、殿中侍御史段少连，以及谏院的左右正言等1 0多人同去垂拱殿外,请求皇帝召见。皇帝不予召见，而是派了宰相吕夷简出来解释。他与范仲淹、孔道辅等人进行了一番争辩。范仲淹等人说得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只好答应回报仁宗皇帝，请皇帝召见。第二天，范仲淹、孔道辅等人正要去见皇帝，刚走到待漏院(百官等待朝见的地方)，皇帝便下了诏书，令范仲淹出知睦州，孔道辅出知泰州。

范仲淹这次受贬，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终日郁郁寡欢。他不是因为自己宠辱得失，而是他深深感受到了仁宗的偏执，因而加重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他在《谪守睦州作》中写道：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

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住。

圣明何以报，没齿愿无邪。

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范仲淹的心情十分沉重的。但是这位以天下为己任,一生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是决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意志消沉的。他在去睦州的路上，一再劝慰妻于和儿子们说：“人生的道路就是坎坷的，遇事要泰然处之。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既不要怨天尤人，更不能消沉丧志。”

范仲淹谪守睦州不到半年的时间，即于当年六月改知苏州。他刚到任就遇上了苏州暴雨成灾，大水3个月不退，农田淹没，庄稼长时间泡在水里，秋收无望。农民眼看看即将绝产的粮食心急如焚，民众面临临着饥饿的威胁,范仲淹更是忧心忡忡。他立即深入灾区，调查了解灾情和造成水灾的原因。

范仲淹带领长子纯佑、家仆王升和僚属、公差数人，一个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冒着风雨，驾舟出胥口，沿太湖察看水情。在风雨交加的太湖，范仲淹扒开湖滩茭草，用手臂伸探污泥淤积的厚度，在高高的吴门桥下用木尺在测量水情，桥洞里水流湍急，上下游水位落差竟达1尺多……

经过数日勘察踏看,他终于摸清了苏州水灾的成因和治水的办法。原来,苏州一带地势低洼，雨后积水主要靠河道沟渠排入太湖,再由太湖经胥江—运河—吴淞江泄入长江。以往一遇火水，则是加高加固圩堤，只堵少疏，加上河床淤积，必然积水成灾。于是，范仲淹提出了疏浚河道引太湖水入海的治水方案，“方案”中把原来以“堵”为主改为以“疏”为主，把原来主要靠吴淞江泄洪扩大到吴淞江、元和塘、娄江3条江河同时向长江泄洪，再以运河串联这3条江河，形成三“川”一“横”的“卅”字形泄洪排水的方案。

不久，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于是范仲淹一面继续救灾和安抚灾民，一面安排兴修水利，并亲临一线领导督促太湖水利与河道疏浚工程。经过苏州百姓的艰苦奋战，仅用了两个多月的工夫，工程便全部顺利完成了。从此解除了苏、湖、常、秀各州大片地区的水灾之患。

苏、湖、常、秀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历史上就是全国闻名的粮食产区，素有全国“粮仓”之称。苏州水利工程的完成，保障了江南四州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安定了社会秩序，也大大增加了国家赋税的收入。

景祐二年(1035年)三月，范仲淹由苏州调回汴京，授礼部员外部，天章阁待制，并兼职国子监。

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是个善于玩弄权术、城府很深的人，郭后废除后不久暴死，引起了朝廷上下很多人的怀疑，都认为这事与内待阎文应有直接关系，吕夷简也难逃罪行。范仲淹发誓要伸张正义，决定冒死问皇帝揭发他们的罪行。不过这事却非同小可，范仲淹是知道它的分量的，所以他先回家安排了家事，然后对长子纯佑说:“吾不胜,必死之。”一年前遭贬睦州，现在刚刚回京，却又为伸张正义而冒死进谏，足见范仲淹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

经过范仲淹的揭发和朝中一些主持正义的人的核查，郭后的死确实与阎文应有直接关系，阎文应罪责难逃，被贬逐岭南，死在了路上。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吕夷简心里最明白，让范仲淹这样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留在皇上身边，对自己是十分不利的。于是他暗中派人警告范仲淹说：“你现在是侍从官，不是谏官，用不着去议论国家大事，范仲淹听出了来人的用意，当即对来人说:“议论国家大事，正是侍臣的责任，我怎么可以失职呢?”吕夷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便一再向皇帝推荐，让范仲淹升任吏部员外郎，去代理开封知府。开封府地处京师，是个最复杂最难治理的地方。吕夷简一箭双雕，认为这样做既可以把范仲淹调离身边免除麻烦，又能够让开封府那繁杂的政务缠住他，也便于寻找机会找他的错处，然后便可以明正言顺的罢免他的官职，这一招的确很毒。谁知范仲淹到任几个月便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京城“肃然称治”。吕夷简诡计未适，弄巧成拙，反而大大提高了范仲淹的威信。

范仲淹一生勤政爱民，体察民情。他见到一些地方官吏把严刑拷打视为审案之法宝，对此他很不赞成，他认为这样做必然屈打成招，造成冤狱。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做了试验。一天，他让厨子做了100个馒头，点清数字交给一个使女看管，就在使女不注意的时候，他拿走了一个，不多时他便回来了，然后当着使女的面一个个点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个，他当作十分生气的样子问使女，馒头哪里去了?使女很奇怪，便大声喊冤不止。这时范仲淹一拍案子，大声喝令：“拿家法来！”这下可把使女吓坏了,为了免遭皮肉之苦，她连忙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说自己偷吃了一个，请大人恕罪。范仲淹笑了，立即从衣袖里拿出馒头,向大家说明原因，并一再安慰使女。

后来范仲淹常把这件事讲给同僚、下属和儿子们听，告诫他们办案审案必须慎重，多做调查研究，要重证据，决不可以滥用刑罚，严刑逼供。范仲淹在开封府审理了很多案子,也纠正了很多错案，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敬仰。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的字叫希文)”的民谣。范仲淹在开封期间，还常到皇帝那里去，与皇帝谈论“古今治乱之道”，皇帝对他的议论很赞赏。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权知开封府。当时，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朝中那些一心想升官发财的势利小人，争相奔走于吕夷简门下。吕夷简也专门提拔这些人作为自己的心腹，培植自己的党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范仲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定向仁宗皇帝上书《百官图》，以揭露吕夷简培植党羽，任用亲信，企图把持朝政的阴谋，并劝说皇帝对升免官吏之事要立个规矩，由皇帝亲自掌握。

当然,点名指责宰相滥用私人，奏章一上，后果难测，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上奏章的前夜，他吩咐长子纯佑说:“明日《百官图》一上奏。如为父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就奉母携弟，返回苏州，在天平山下，种田读书，清白自守。”

第二天早晨，崇政殿上，仁宗皇帝端坐在龙座之上，文武官员分站殿陛两侧，威严肃穆，仪态万千。司礼太监手拂麈尾，以清亮圆润的嗓音喊道:“皇上有旨：宣召范仲淹上殿”

范仲淹一手持笏，一手捧着《百官图》奏章，步履从容，走上殿来。行到龙廷前下跪。叩头:“臣范仲淹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仁宗照例略示慰问:“范卿平身，卿在开封府，政绩卓著朕早有所闻…”他急于事毕，可早些回内宫玩乐，便说：“卿有何启奏?即可奏来。”范仲淹镇静沉着地说道：“臣尚有二事启奏。其一,淮南大水，数州遭灾，田地被淹，村镇漂没，数十万灾民饥寒交迫……”

仁宗脸色毫无反应，还是冷冷地说：“淮南灾情，朕已知道。”

范仲淹赶紧一膝跪地奏道：“望陛下开天高地厚之恩，速派大员赶赴淮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仁宗顿了顿，说道：“只是现今仓库空虚，存粮有限,赈济一事。当从长计议…”

范仲淹激动地陈辞:“此事刻不容缓，天下百姓，都是陛下赤子……试问陛下宫中半日不食,该当如何？”

范仲淹的话使举朝众官大惊失色，仁宗眉毛耸了耸，面露愠色，但忍住了：“好吧，看三司使筹备赈灾事宜……”他转向众官吏，“众卿还有何事?”

范仲淹又双手捧上奏章,双膝跪下道：“臣刚才仅启奏其一，还有其二，呈上《百官图》请陛下龙目观看。”

仁宗不耐烦地浏览着《百官图》奏章，看着,看看，“啪!”一声，把《百官图为》往御案上一扔,怒喝道:“狂妄！放肆！”声色俱厉，“朕与吕丞相难道任人唯亲了吗？朕有何私?吕丞相何以不公?你明白道来!”

朝廷上众官员的目光集中于范仲淹一身，许多人为他捏一把汗，此时，范仲淹却并未下跪请罪，亦不慌乱，一句一顿，铿锵有力地陈述道,“陛下请息雷霆之怒，今君相任人唯亲，攀龙附凤之纨绔子弟，窃踞高位，实非朝廷之福。列祖列宗，创业不易，选拔人材,任贤举能，方能永保我大宋江山!”

仁宗暴怒:“难道朕败坏了祖宗大业不成？”

这时，宰相吕夷简趁机启奏:“范仲淹诽谤君上，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应予严惩!”

吕夷简的心腹、侍御史更是为迎合吕夷简主意，要求皇帝以结朋党之罪，严惩范仲淹。

但一批支持范仲淹的大臣像余靖、欧阳修等，纷纷挺身而出，有的为范仲淹辩解，有的大呼：“若范仲淹因忠而获罪，臣等愿与之同罪！”但仁宗最后还是听信了吕夷简等的谗言。第二天早晨，皇宫门前已贴出《皇谤》，左为“交通范仲淹即为朋党”，右为“禁百官越职言事”。太监高声宣读仁宗的圣旨：“皇上有旨:范仲淹、余靖、欧阳修等，结为朋党诽谤朝政，贬范仲淹知饶州，余靖监筠川酒税，欧阳修知夷陵县……，以申法纪。”

这件事在朝廷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很多正直的官员都纷纷表示不满，出来为范仲淹鸣不平，因而也受到了牵连。馆阁校勘尹诛为“朋党”的事向皇帝提了点意见，被贬至郢州监酒税；馆阁校理蔡蘘为此写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诛，一不肖指高若讷。这首诗刊印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人们争相购买传阅。契丹的使官也买了回去，贴在幽州接待宋朝使臣的宾馆里。后来。蔡襄也因此受贬。

光禄寺大夫苏舜钦正居丧在家，听到这件事后立即冒衰上书，他在《乞纳谏书》为中说“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使下情不得上通，圣上将不能知道下面的事情，这是国家的最大弊病。”他请求皇帝纳谏为范伸淹等鸣不平。诗人梅尧臣也赋《啄木乌》诗讽讥时政，诗中把范仲淹比作涿木鸟，虽然吸尽了林中的蛀虫，却得罪了树木的主人,因而被主人的黄金弹射落在余晖中。

一时间朝野上下纷纷议论。社会上传闻四起，都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鸣不平。

所谓的朋党之灾，只不过是朝廷内部正邪势力的较量，是吕夷简企图把持朝政，排除异己的政治阴谋的大暴露。从这次“朋党之灾”的斗争，可以看出吕夷简的专横跋扈和仁宗皇帝的偏执与平庸。

范仲淹被以“朋党”论处，并被禁军抄家，当日逐出京城。范妻李氏身心遭受到极大摧残，担惊受吓，加上路途艰难,不久便含恨命终饶州，为范仲淹留下三男二女，大的不过十三岁，小的才四五岁。此时的范仲淹，一方面遭受千古奇冤，另一方面还要忍受亡妻之哀。

明道二年(1033年)党项族首领赵德明病故，他的儿子赵元昊继位。元昊是个剽悍傲慢又野心勃勃的人。他继位不久便攻占了凉州、瓜州、肃州等北宋的边城，并继续向北宋进军，陈兵1 0万。与此同时，中止了与宋朝的臣属关系，改国号为大夏，赵元昊自称大夏皇帝。至此，北宋西北边境防务吃紧，出现了战云密布的紧张局面。

宝元二年(1039年)至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两次大举进犯，西夏军逼近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将范雍束手无策，只好紧闭城门不与出战。范雍派人求援，援军在三川口陷入重围。死伤无数，延州孤立无援，成了一座陷入西夏军重围的孤城。

三川口的惨败使朝廷十分震惊，仁宗皇帝大怒，几次换统帅也无济于事。这时，仁宗采纳了宰相吕夷简的意见，让范仲淹官复原职，拜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兼知延州。

经略安抚司设在西安，范仲淹到任不久便北去延州。在延州，他看到满目凄凉的战争疮痍，看到缺乏训练又毫无斗志的将士，…这些他并不十分担心。他所最担心的是朝廷内意见分歧。一派主战，一派主和，仁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些，对边防形势极为不利。范仲淹到延州后，先视察了边防，分析了宋夏两方的情况。他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是战斗力不强，而且山路崎岖窄狭，车辆难行，辎重运输十分困难，一时难以抵御骁勇剽悍来势凶猛的西夏军，一旦轻举妄动，必遭惨败。当今之计，只有对内修固边城，精练士兵；对外坚壁清野封锁交通，以挫败其锐气，然后等待时机,巧取制胜。他认为只要对西夏进行经济封锁，多则两三年，西夏必然不战而溃。

范仲淹的战略主张，却被一部分主战派说成是怯懦无能的表现。韩琦年轻气盛，就极力主张进攻。而急于求成的仁宗皇帝，则采纳了韩琦等人的主张。

庆历元年(1041年)初，韩琦调集了全部人马出击，赵元昊则仅用一部分人马迎战。交战不久西夏军便佯败而逃，韩旖率全部人马乘胜而追，结果被诱入了西夏军在好水川设下的包围圈内，一场恶战，宋军死伤6000多人，韩琦只好赶紧率兵撤退。在回来的路上，阵亡士兵的家属拦路痛哭，使韩琦惭愧不已，也流下了眼泪。

好水川的惨败，教训了韩琦和朝廷主战派，也教训了仁宗皇帝，因而放弃了进攻的主张。开始认识到范仲淹战略主张的正确性，逐渐采纳了范仲淹的意见。

此后，范仲淹和韩琦同心协力互相配合，在宋夏边境开始修筑寨堡、边城，精练士兵，积极建立防务。范仲淹首先整顿改编了延州的军队编制，淘汰了老弱残兵，加强军队训练。同时选拔培养人才，大胆任用种世衡，张去惑、狄青等有勇有谋又熟悉边境地理、了解边境羌民(少数民族)情况，又深得边民之心的人才，放心委以重任。他治军严谨，赏罚严明，对有功者奖,有罪者罚，罪大恶极和克扣军饷的贪污官吏，一经查实，当众斩首。这样一来人人心悦诚服。不久，他便训练出了一支勇猛善战、纪律严明的边防劲旅。军队练好了，边防巩固了。与此同时，还对西夏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之后，范仲淹便开始寻找战机，突袭制胜，很快便收复了灵州、夏州等重要边城。西夏军中传说着“如今的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有数万甲兵，可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

在巩固边防城堡，加强军队训练的同时，范仲淹还采取多种措施，利用各种渠道，积极做好边境少数民族的工作。维护边境少数民族的利益，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保障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争取边境少数民族对宋朝的信赖和拥护。范仲淹还亲自看访或接见少数民族酋长，和他们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分给他们土地、粮食和生产工具，帮助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并对一切有功人员给予奖励。酋长和边境少数民族，人人心悦诚服，他们都亲切地称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很快。好多羌族部落都纷纷前来归顺了宋朝。这样以来。西夏受到了孤立，因而边防也更加巩固了。边境上流传着“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民谣。一贯骄横狂妄的赵元昊并不死心，他几次率部来犯，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军事屡遭失败，粮食日渐紧缺，物资来源枯竭,西复的国力已逐渐消耗殆尽，迫使赵元昊不得不向宋朝求和。事实证明范仲淹的战略思想是十分正确的，它避免了不必要的战争伤亡，减少了大批物资消耗，和睦了民族关系。因而，取得了胜利，促成了西夏称臣的局面。

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赵元昊先派使臣去延州求和，经过协商取得了一些进展。随即又派使臣到汴京求和,几经周折，终于正式向宋朝称臣，仁宗皇帝封赵元昊为西夏国主，同意在宋夏边境的高平寨设立市场，进行贸易。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万匹、茶三万担。

从此，西北边境战云密布的紧张局面，总算缓和下来了。

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经略安抚司设在长安(今西安市)，范仲淹到任不久即北去延州。到达延州时已是塞外寒风萧瑟的深秋季节。这位5 2岁鬓发斑白的戍边帅臣，面对延州战乱造成的凄凉景色和守边将士们的艰苦生活感慨万千，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词《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独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对西夏用兵，范仲淹是胸有成竹的。他遵照“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古训，一贯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他认为只要进行持久的防御战。坚壁清野，以消耗敌人的财力、物力，挫败其锐气，同时整训军队，加强边防实力，然后待机行事,西夏则不战而溃，决不可冒然出击。不然只会造成人员的伤亡、财力物力的损失。因而他制定了“筑城”、“营田”以及民族和睦的策略。

先筑青涧城。青涧，位于延州东北约200里处，地势十分险要，在军事上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但是修筑青涧城的工作却是十分艰巨的。首先必须克服西夏军的干扰，边战斗边筑城。另外，当地水源不足是个更大的困难，要挖地150多尺，再穿透一层石板才能见到水。这项艰巨的任务，范仲淹选中了智勇双全又了解边境内外情况，并善做羌民工作的种世衡担任。种巨衡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城筑好了，泉水也涌出来了，种世衡又鼓励士兵开垦荒地，发展商业贸易。与此同时，他利用多种渠道，搞好与羌民的关系。从此，管州转危为安。

再筑大顺城。庆州(今甘肃庆阳)城北有个马铺寨，寨西北是柔远寨，附近还有白豹、金汤两寨，这3个寨与马铺寨相距都是4 0多里，是深入敌腹的地方。马铺寨是边防要塞，如果在这里筑城,必将断绝西夏与明珠、灭藏等各部落的往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范仲淹看中了这个地方，决定在这里筑城。在这里筑城对西夏造成极大的威胁，赵无昊决不会甘心，他一定会全力争夺的。

为了迅速把城筑好，范仲淹事先秘密做好了一切准备。然后派他年仅1 9岁的长子纯佑和一名归顺的番将，先去攻占了马铺寨，随即快速运去了砖石，并立即秘密筑城，仅用了1 0天的工夫城就筑好了。赵元昊得到消息非常恼火，立即布置兵力，并派3万西夏军前来争夺。范仲淹亲自督战，当战斗正十分激烈的时候，西夏军突然败退，范仲淹下令切勿追赶，收兵回城，因而没有中敌人的诱兵之计。从此，马铺寨城固守了，西北边防也更加巩固了。

马铺寨城的修筑，在军事上是很有价值的，它切断了西夏与明珠、灭藏之间的通路，箝制了他的战略布置,使西夏入侵大宋的计划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朝廷将马铺寨赐名为“大顺城”。并对一切有功人员加官受奖。当时著名思想家张载还为此写了一篇《庆州大顺城记》的文章，内有“百万雄师，莫可以前”的赞誉之词。

在修筑大顺城的时候，范仲淹发现张去惑是个人才，便大胆提拔任用了他。后来在修筑边防城寨中，他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与种世衡一道先后修筑了细腰、胡芦等很多边防城堡。这些边防城堡的修筑，对抵御西夏入侵，巩固宋朝西北边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营田和筑城都是范仲淹抗御西夏入侵、巩固宋朝边防战略方针重要组成部份。营田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边防城堡的守卫办法和团结争取边境少数民族的工作。

在宋夏边境，范仲淹召募了很多当地熟羌(与宋朝来往较多的少数民族)，经过训练作为守城士兵。这些士兵按当的规定是要一律黥面的，而范仲淹对他们仅刺臂,不黥面。这样做是对他们人格的很大尊重，士兵们都很高兴，也很受感动。

边境城堡的防守，是采取轮流值勤的办法。士兵不训练值勤时,一律回家种地，发给他们口粮，每人还可以分到赋田8 0亩，自己能备马的，另外多分赋田40亩。轮到值勤时,官方发给他们兵器，这些人称做强人弓手。守城士兵共分6个营,一营500人，共3000人，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训练,又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因而他们守卫边城，防御西夏都很卖力。营田的推行，不但加强了边城的防守实力，团结了边境少数民族，安定了民心，而且边境兵民的粮食也充足了。这对防御西夏入侵起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营田、筑城的同时，范仲淹还整编训练了全部边防军队。延州守军共18000多人。他首先淘汰了老弱病残士兵，对他们都作了妥善安排，相继充实兵员数额。他将全部军队分为6将，挑选出都监6人，分领6将之兵。又选出指挥使12人，分属6将管辖，他们主管兵士的训练工作，每指挥选出2 5名骁勇善战的士兵，负责训练弓弩手和短兵，训成后担任教头，每教头负责10人，积极加强练兵工作。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将边防守军一万八千多人，练成了一支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边防大军。

在训练边防军队中,范仲淹任用了狄青、周美等一夫批智勇双全的军事人才，他们不但在军队训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在抗击西夏的战争中都立了战功。

应历元年(1041年)初的好水川一战,宋军大败，赵元昊因而更加骄横。这时赵元昊却派了被他俘虏后归顺了西夏的寨门寨寨主高延德前来求见范仲淹，表达了议和的意思。范仲淹知道赵元昊是不会有议和诚意的。不过一贯主张坚守不攻待机行事的范仲淹，又惟恐稍有不慎，会断绝了议和的路子，造成战略上的失误。因而他便写了一封长信，派部将韩周为使，与高延德去见赵元昊。信上讲了8条“逆顺”的道理。并反复晓之以利害。信上还劝赵元昊息兵休战，立即向大宋称臣。赵元昊见信后，又派使臣带来一封回信，信中措词强硬，态度十分蛮横，并声称决不取消皇帝称号，也决不向宋朝称臣。范仲淹看了信很气愤，但他考虑再三，一时不便向朝廷转达。便叫人抄了个副本，副本中删去了一些实在不堪入耳的野蛮词句，然后当着西夏使的面，将原信焚烧了。

副本送达朝廷，有人认为范仲淹不该与赵元昊通信,更不该焚烧西夏书。宰相吕夷简说范仲淹把事情弄得太糟了。参知政事宋庠说范仲淹无视皇帝，罪当斩首。枢密副使杜衍却站出来坚决反对，他说范仲淹历来忠心耿耿，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壮我大宋国威，招降西夏,决不可以办罪。仲淹出征西夏乃吕夷简推荐，因而这时吕夷简也改变了态度，和知谏院孙沔等6 9人都帮助杜衍说话，尽力为范仲淹辩解。对这事，仁宗虽然没有降罪，但最终还是免去了范仲淹经略安抚副使的职务，降知耀州。

范仲淹到耀州后,立即给皇帝上了一份《耀州谢上表》，谢表中反复讲明了遣使西夏，与赵元昊通信、焚西夏书、不全文上报朝廷等事，完全是为了大宋的尊严和战略的需要。谢表还说不报西夏求和的事，是因为西夏本无求和诚意惟恐上报后朝廷对西夏的无理要求左右为难。如果朝廷答应了西夏的无理要求，必然被西夏所轻视而损我大宋国威，辱我大宋尊严；不答应，将会出现僵局，断绝了议和的路子。说自己完全是为了给朝廷留有余地，说得头头是道，合情合理。从谢表足以看出范仲淹的战略远见，看出他对西夏边事一贯的战略思想和良苦的外交用心。

庆历三年(1043年)春，宋西夏议和告成，边境局势稍有缓和,范仲淹奉诏回京。这时谏官们纷纷上书进言，推荐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不过他本人虽然人在京城，而他的心然密切注视着宋西夏边境的事态发展。他认为赵元昊骄诈蛮横，是不会甘心俯首称臣的。又加这时北部的契丹也一再挑起事端。因而他多次请求皇帝，要朝廷派他与韩琦仍回陕西边防。这年八月朝廷决定升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他仍再三推让,并向仁宗反复说明理由，说自己最熟悉西北边境的情况，希望仍派他回边防巡视，但最终也没有得到仁宗的答复。

九月，仁宗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询问关于国家兴革的事。皇帝赐坐，给他纸笔，让他在皇帝面前写出对国家兴革的意见。在当时皇帝的这种做法，是对大臣的一种极大的信任,也是皇帝给予大臣的特殊荣誉。

北宋至此已经8 0多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急待解决的弊端。对这些，范仲淹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6年前的冒哀上书中，他便提出了6项1 8字的改革意见，现在他经过了多年的观察和仕途的经历，又几经深思熟虑之后，于是写出了有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不久又写了一份《再进前所陈十事》的奏书。他认为社会在前进，事务在发展，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即《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范仲淹提出的10条改革意见的内容是：

(一)明黜陟。就是改变文官司三年一升迁的磨勘(考核)法。官员中有大功、高才和特殊贡献的加以重用；老弱病残和愚昧无能者另作处理；有罪过者，按其情节轻重给予应有的处分。

(二)抑侥幸。改变贵族官僚子弟恩荫做官的旧法。对恩封赐的官员要严加控制，以减少冗官。

(三)精贡举。改革现行考试制度，把原来考试内答偏重诗赋改为侧重策论。

(四)择官长。严格选择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各州县的长官，使其能够更好地治理郡邑和统治黎民。

(五)均公田。国家的各级官员，按照等级分配给数量不等的土地，以免他们贪污国财和掠夺民财。

(六)厚衣桑。朝廷和地方都要重视农业生产，提倡开渠修堰，增加农业收入。

(七)修武备。在京师召募卫兵五万人,以捍卫朝廷的安全。

(八)减徭役。合并人口较少的州县，裁减地方机构和官员，使徭役和赋税相对减少。

(九)覃恩信。要广施恩德，以增强皇帝和朝延的威信。

(十)重命令。各地法令必须由朝廷统一发布，不得自行其事。

宋仁宗对范仲淹所提十项建议非常赞赏。他即颁布全国，付诸实施。择官长的建议实行最早。由二府(枢密院、中书省)选用诸路转远使、提点刑狱和大州的知州；由两制、御史台、开封府、诸路监司选用知州、通判；由知州、通判选用知县。对那些“非才、贪浊、老弱、尸位素餐，坑国害民的官员”，范仲淹主张一律罢官。在推行新政过程，范仲淹一面调换官员，一面制订发展农业、教育和加强政令的措施。他要求现任官员要尽心为国，廉洁奉公，节省开支，改变腐败奢靡之风。这样，朝廷的官员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政事不理，坐吃俸禄了。朝廷内出现了政治上比较开明的新气象。

庆历新政的实施。得到了杜衍、富弼、韩琦、佘靖、王洙、欧阳修、王尧臣、王益柔、蔡襄、尹洙、章岷、苏舜钦等一大批正直的官员和朝野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新政实施后，全国出现了清除恶吏、改革弊政、扶植农桑、减轻徭役、兴办学校的热潮，很快便呈现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欣欣向荣的局面。朝野有识之士纷纷赋诗、著文歌颂新政，百姓更为之欢欣鼓舞。

庆历新政的实施，也直接危害了某些朝廷权贵,和封建腐朽势力的切身利益，限制和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他们一个个对新政恨之入骨，于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上下串通，群起而攻之。

正当范仲淹、富弼等革新派人物怀着对仁宗的知遇之恩，昼夜谋划，励精图治地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改革之际，一股强大的暗流却已向着革新派袭来。

野心勃勃心术不正的枢密副使夏竦，在陕西任统帅时搞得一团糟，被解除了帅职。回京后又谋相位未逞，被调往毫州。对此他很不甘心，妄图待机报复。以夏竦为代表的一伙腐朽势力，极力反对新政，对革新派人物恨入骨髓。他们便串通了宦官兰元震，天天在仁宗耳边吹风，诽谤革新派人物。说范仲淹一贯结交朋党，说12年前的那伙朋党又全部回来了。说用不了多久，他们将会把持朝政，“误朝迷国”。“朋党”这个罪名，早已是他们刺向范伸淹等人的一把刀子,这次正好再用来刺向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人物，以达到他们扼杀庆历新政的罪恶目的。平庸的仁宗不作调查也不辨真伪，叉加上他看到这时范仲淹在朝廷的权力日增,在士大夫中的威望越来越高，身居要职又掌握着西北的兵权，因而也产生了猜忌之心。

夏竦见时机已到，着手陷害范仲淹等革新派大臣。他先是命家里一个使女天天练字，摹仿一位叫石介的革新派人的笔迹，伪造一封石介写给革新派大臣富弼的密信，信中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又派一心腹拿了伪造的密信到开封府告状，扩大和传播革新派要废掉仁宗皇帝的谣言。仁宗对此事虽然未必相信，却对革新派增加了更多的猜忌，对新政也产生了疑虑，于是他决定颁下诏书，戒按察使苛刻，戒文人肆言，废仁子新法。

范仲淹得知后，既激动又忧愤地叹息道：“戒按察使苛刻’，则贪官酷吏又可肆无忌惮：‘戒文人肆言’，分明是堵塞言路。‘废仁子新政’，于官员有利，而官员愈多愈滥，于国家、百姓大不利!”他认为自己身为中书执政，决心拼死力争,维护新法,坚定地封驳了陛下诏书！

第二天早期,仁宗皇帝十分恼怒，盯住跪着的范仲淹问：“范卿为何封还朕的诏书？”

范仲淹抬头望着仁宗，坚决地回答:“这三事一行，非天下百姓之利！”

仁宗“啪”地拍了一下案几，发火了：“你开口天下，闭口百姓，你心目中还有君王吗?难道朕连诏书也不能发了吗?朕非发不可!”

范仲淹低沉地，但语气果断：“臣为天下百姓，亦为陛下计,身为中书，便要‘封驳’。”

仁宗冷笑一声：“卿不肯易意，朕就使中书易人。”他转向张士逊丞相道：“诏书照发，宣读朕的圣旨!”

于是，太监问声宣读：“皇上有旨:范仲淹、富弼等善于治军，明于边事,宜用其所长,改任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河北宣抚使,任韩琦知扬州、欧阳修知滁州，石介为濮州通判……”

范仲淹听完，长叹一声，眼眶里涌出了两行热泪。至此,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此夭折了。范仲淹为了挽救北宋政治危机所领导的这次革新运动，虽然仅仅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在北宋历史上影响深远，它传播了改革的思潮，开创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风气，也为25年后的王安石熙宁变法奠定了基础。

庆历三年（1043年)春，西夏局势缓和。范仲淹、韩奉旨回京。这时他的好友同榜进士滕宗谅(子京)仍留在边关,招讨使郑戬却向皇帝揭发，讥滕子京滥用公使钱。

当时朝廷内部情况很复杂，一些争权夺利的人正好借机大做文章,以便从中渔利，于是捕风捉影罗织罪状，弹劾滕子京。对此，朝廷派人多次调查，并未查出什么问题。范仲淹也几次在皇帝面前为滕子京辩解，并反复向仁宗说明道理。他说公使钱本来就是地方官据情使用的，只要不属贪污，即使有开支不当之嫌，也决不应该对此大作文章，如果对这种事一味纠缠不放，将会对边防不利，欧阳修当时知谏院，也出面为滕子京辩解。结果仁宗还是对滕于京作了处分，先贬至凤阳，又降知号州。庆历四年(1044年)谪守巴陵(今湖南岳阳)郡。

滕于京谪守巴陵的时候，心情是很坏的，但是他并没有消沉。一次他外出巡视,看到岳阳楼年久失修，便决定重新修茸。庆历五年(1045年)动工，翌年即竣工。楼修好了,他便请好友范仲淹为岳阳楼写一篇记。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写成了光照千古的《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岳阳楼记》这篇仅仅368字的短文，千百年来一直被世人所传颂。文章生动地描述了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岳阳楼壮观景象。文章以景抒情，蕴含着对挚友不幸遭遇的慰藉和开导。特别是作者借以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和胸怀。文章中“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博大胸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伟大抱负，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想，正是范仲淹“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得失不计”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品和气节的感情抒发，是他辉煌一生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和包拯都是足智多谋、一心为国为民的忠臣，两人关系也相当密切。

一次，两人在一起谈心，包拯谈起做官之难时，突向范仲淹说：“希文兄。你足智多谋，学识渊博，又聪明过人，不会感到处理民事案件之难吧?我最近接到一个小案多天来苦思冥想，想不出处理这个案于的良策，真把我愁坏了。原告状子的内容是这样的……”他把案子的大意向范仲淹讲了一遍。范仲淹听后说:“处理民事案件确实很难，不过你说的这一案不算太难，我只用三个圈便可将它弄清。”包拯说：“那好，一言为定，这个案就交给你处理。你若能很快结案，我拜你为师。”

案子是这样的。陕西乾州有一家兄妹二人，哥哥名常颂恩，妹妹名叫常爱花，自幼失去父母，二人相依为命。后来常颂恩取妻张氏。常爱花出阁。因婆家贫穷,常爱花常回哥家请求资助，常颂恩也同情妹妹家庭困难，对爱花的资助很慷慨。这样时间长了，引起了张氏的不满。

一天，常爱花又回哥家借粮，张氏得知后，便偷偷到村外的城隍庙，跪在城隍像前许愿说：“城隍爷呀，你听着。今天我要叫常爱花到你面前发誓，你若能偏向我，过后我给你许只大公鸡。”许愿后又迅速返回家。这时，常颂恩妹妹常爱花所要的粮已装好，正准备送爱花回婆家去。张氏一进门就说：“爱花，今天我想给你哥哥做条新被子，能不能帮我一把?”爱花听后一口答应了。于是姑嫂二人在当院铺了三条苇席，张氏取出被料，开始缝被子。张氏指上带了个金戒指，故意在常爱花面前晃来晃去，常爱花也清楚地看到了张氏手指上明晃晃的金戒指。又过了一会儿张氏趁爱花不注意，将金戒指从手指上取下塞进了被子的花里。被子缝完时，张氏突然说：“呀！我的金戒指掉哪去了?”于是也假意乱找。找了一阵没找见，就问爱花“缝被子时我手指上戴的金戒指你看见了没有？”爱花是个老实人，也就老老实实地答道:“我看到你手上确实带了个金戒指。”张氏又说：“就咱俩在这儿，它会往哪去呢?”说完又寻找。常爱花以为张氏的戒指真的丢了,也帮忙到处找。又找了一会儿，张氏说:“爱花，就咱两人在这儿，别人又没来过。你说那戒指会到哪儿去呢?”“嫂子，你的戒指我没拿，丢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张氏恼羞成怒地说:“别人又没来过,你没拿它会往哪里去 ?把戒指给我拿出来！”“嫂嫂，我真的没拿，你若不信我跪下对天发誓。”“说来轻巧，要发誓到城隍庙去，在城隍爷像前发誓。”

到城隍庙后，爱花跪在城隍像前高声说:“城隍爷在上听着，我常爱花要是拿了嫂嫂的金戒指，出你庙门时将我双腿跌断。”谁知走出庙门时爱花跌了一跤，真的将腿折断了。张氏看到后得意地说:“爱花，戒指是你拿不是你拿,这不已证明了吗?真是罪有应得。”说后一溜烟跑回家去了。

张氏一到家就大吵大闹。常颂恩已得知妹妹爱花腿被跌断之事。但他深知妹妹爱花平时的为人，认为戒指的丢失，不会是爱花之过。但听张氏说，爱花的双腿折断出在她发誓后，他虽然很同情妹妹的不幸，但也不敢在张氏面前替爱花说话。只好套上车，默默地把爱花要借的粮食放在车上，将爱花送回了婆家。事隔一天，张氏并未就此罢休,她自认为理由充足，就到官府告了状。

范仲淹接案后，开始升堂审理。他让手下人将常颂恩、常爱花、张氏三人同时带上来，详细观察三人的气色后，便提笔在三张纸上画了三个圆圈，发给每人一张，让他站一处，静候审理。首先上堂的是常爱花，她跪在大堂上好一阵不见审问，感到奇怪，便偷偷抬起头向大堂上观看。只见范仲淹端坐堂上，衙皂们一个个横眉怒目，吓得她赶快低下头。又过了一会，仍不听审问,爱花就壮胆开口问道:“大老爷把我带上堂来为什么不审问呢？”范仲淹说:“我也就不用问了，你按照我给你的东西老实说吧。”常爱花拿起那画有一个圆圈的纸看了又看，想了又想说：“大老爷，看来世上真有弄不清的事呀!你画的这个圈一定是一眼井，我常爱花今日冤沉井底。永远也别想跳出来了。”范仲淹听了后说:“将她带下去，传常颂恩上堂。”常颂恩跪在大堂后，范仲淹仍是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常颂恩等得发急了，开口问道“大老爷，为什么不审问呢?”范仲淹说，“你照我给你的东西老实答来就是了。”常颂恩看了看纸上圆圈说：“这个圈好比是我这个家。我家三口人，一个是我的亲妹妹，一个是我的家里人，我整天总是绕看圈转，也真没个好办法带好这个家呀!”范仲淹听了后说“将他带下去。带张氏上堂。”当张氏来到堂上时，范仲淹一拍惊堂木，高声喊道“跪下!”张氏跪下后，范仲淹仍是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坐着。张氏等了好一阵，不听有什么动静,便偷偷地环顾四周。好看到范仲淹端坐在大堂上，两边皂们手执水火棍和刑具，怒目圆睁，吓得她浑身打颤，又慌忙低下了头。又等了一阵。仍不听审问，便开口问：“大老爷将我带上堂来为什么不问话?”范仲淹说：“我不用问了，你依我给你的东西照实招吧。”张氏看看纸上的圆圈,由于她做贼心虚,心里想:“莫非范大人已经知道事情的真象了?不如依实说来，免受皮肉之苦。”说道：“你画的这个圈，好比我们这个事。这事是我摆的圈，我想叫我妹爱花往里跳。原因是，我妹妹爱花常来我家借粮借钱，我怀恨在心，编了这个圈，一来想要回她借走的粮钱，二来阻止她再来借。我的金戒指是我将它藏起来了我有罪，请大老爷宽恕。”范仲淹就这样很快地结了案。

范仲淹断完此案，包拯非常钦佩，就拜范仲淹为师。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61岁了，一生奔波操劳, 如今他已是白发苍苍、行动迟缓的老人了。这年正月，他由邓州徒知杭州。

杭州离他的祖籍苏州很近，水陆兼程也不过两天的路程。他派人请来了他同父异母的兄长仲温。仲温比他长七岁,做过黄岩知县，5 0多岁便解职归田了。这时仲温的身体已很不好，一年后便去世了。仲淹与仲温兄弟多有来往，两人的关系很好。过去兄弟俩就曾商议过购买义田的事，这次两人见面，就把事情全部谈妥了，仲温回到苏州，很快便把义田购齐了。后来范仲淹曾专程到苏州，与中长辈们共同商议了义田的管理和支出办法，同时选出了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具体掌管这项工作。

据钱公辅《义田记》载：“范文正公，苏人也。…置负郭长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中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出纳焉。日食，人一升，岁衣，人一缣；嫁女者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仕而居官者罢莫给。”

义田管理办法的制之，范仲淹是参加过意见的，分配办法中制定了“仕而居官者罢莫给”的条文，就充分体现了他置义田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周济族众亲人和扶贫济危意向。

我国历史上的“义田”之举，据说始于范仲淹。

据资料和志书记载，范仲淹共置了两处义田，一处在他故乡苏州吴县，另一处在他的第二故乡淄州长山县。第一处置义田千亩，以表达对故乡吴县乡亲的一片深情；另一处置义田4顷3 6亩，则是为了报答朱氏族众的养育之恩。从他的义田之举可以看出，范仲淹不但是一位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伟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天性至孝、胸怀博爱、一生无私奉献的人。

范仲淹从政30多年，所到之处。几乎都有他亲手创办和热心扶持的学校。

早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刚刚步入仕途，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的时候，看到广德人不重视读书，他便聘了3位饱学之士，在广德办起了学校，亲自动员广德的青少年入学读书。在广德大力倡导重学之风。后来，广德出了很多人才。

天圣四年(1 026年)，范仲淹居丧南都，枢密副使晏殊也正出守南都。晏殊聘请范仲淹执教南都书院。在府学里，范仲淹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都非常严格，并且处处以身作则。他每次教学生写文章时，命题后，都是自己先写一篇,摸摸题目的难度、论说的范围，达到自己心中有数,以利于指导学生，帮助学生思考，因而学生进步很快。

范仲淹在知饶州的时候，他亲手迁建了一处郡学，后来学生很多，学校办得也很有成绩。2 0年后，饶州人彭汝励中了状元，他的弟弟彭汝霖也中了进士，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都范仲淹亲手创办的饶州郡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

范仲淹出征西夏时,当时边境形势十分紧张，军务繁忙，有时甚至昼夜不得安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没有忘记教育事业，他所到过的延州、耀州、庆州、邠州等地，都有他创办和扶持的学校。

范仲淹46岁那年，由睦州徙知苏州。半生奔波，至此还没个属于自己的家。现在回到了原籍，正好安置个家了。于是他在苏州南园地方买了决地，准备建处住宅。地买好了，有人说那是块风水宝地，在那里建房安家会世代出大官的。范仲淹听了后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我一家贵，倒不如建一处学校,让当地人都贵。那不是更好吗?”此后，范仲淹再没有建房安家。所以直到64岁去世，也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舍。

范仲淹把在苏州南园这块准备建房安家的地献出来了，并且出资建了一处学校。学校建成了，人们说屋太多，规模也太大。范仲淹很不以为然地说：“将来学生多了，也许还赚小呢!”学校开学后，范仲淹亲自聘请了当时知名学者胡瑗前来讲学，后来他还聘请了著名学者孙明复等到苏州讲学。这就是两宋闻名于世的苏州府学。

范仲淹知越州的时间并不长，他同样关心着越州的教育事业。他给越州办了一处学校，并聘请声望很高的学者李觏到越州去，给越州的学生们讲学。

在范仲淹看来，国家之患，莫过于比人才缺乏更大的了，而培养和发现人才,就必须多办学校，学校多了，受教育的人就多，人才也就自然会多起来了。庆历四年(1044年)春，范仲淹任参知政事。由于他三番五次地向仁宗皇帝建议创办学校。因而引起了仁宗的注意，仁宗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参加讨论的近臣有宋祁、欧阳修、王拱辰、张方平、范仲淹等人，他们都在会上积极发表议论，极力赞成范仲淹兴办学校的主张。讨论结束后，由宋祁执笔，代表与会人员向仁宗写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报告，报告中精辟地论述了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深远意义。这篇文章得到了仁宗的赞许。不久，朝廷采纳了范仲淹兴办学校的建议，以仁宗皇帝名义颁布了州县兴学诏书。诏书一颁布，全国各地办学热潮高涨，成为庆历新政的一大政绩，开了中国教育史上州县办学的先河。

范伸淹5 0岁以后，职位高了，权力大了,收入也一天天多起来，按说他和他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享受，但是他没样做。

5 2岁那年八月，他担任了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当时皇帝又是赠金又是赠银，数字之大是惊人的。这些钱他都用来奖励了将佐、士兵、安抚了边境少数民族及其首领们，而他自己始终分文不取。

5 5岁那年八月，他任参知政事后，收入就更多了。但是他和他的妻儿们仍然过着布衣淡食的清苦生活。《宋史‘范仲淹传》说他家“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富弼在《范文正公墓志铭》中说他：“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设富贵之乐。”他这样节俭，他的钱哪里去了?前面说过，他把所有的钱都用了办学校、置义田，帮助部属亲友，抚恤孤寡贫困上去，而自己却一点积蓄也没有。富弼还说他“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的确是这样。

60岁以后,范仲淹感到身体疲惫，精力不足。因此，有一次在闲谈中曾表露过要退闲的意思。于是便有人要给他在洛阳建处园林，也有人要给他买下唐朝宰相裴度的“绿野园”，这些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担心的不是退闲后有没有地方住，而是国事繁忙退不下来。”他还说:“洛阳到处是园林，如果将来退闲后有兴趣的话，无论是哪处园林去玩，都不会有人阻拦的,又何必自己建园林呢?建一处园林，必将耗费钱财造成很大的浪费，也必然要给国家和人民加负担。至于买下别人的园林，那更是取人之物为己所用，我会于心不安的。”

他任职苏州的时候，曾有过在原籍建房安家的想法,这本在情理之中，是无可非议的。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把地捐献出来建了学校。因此，直到他去世，全家人也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家。

范仲淹廉洁自律的高尚情操，表现在他一生的方方面面。范仲淹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简练，笔锋犀利，才华横溢，很受人崇拜。他一生给人写了很多碑铭、墓志、序文等。按当时的规定，是要收取很多酬金或贵重礼品的，但是他一律拒收酬金，分文不取。不过他却有个原则，凡是请他写碑文、墓志等文章的人，不论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都必须是受他尊重的人,对那些心术不正，少廉寡耻的人，他一律拒绝，决不阿谀奉承。

庆历六年(1046年)正月，范雍死了，范仲淹给他写了墓志，称赞范雍是“邦之伟人”。范雍的儿子为了表达谢意，给范仲淹送去了非常贵重的礼物，他拒不接受。范雍的儿子感到实在心中不安，便又送去了父亲收藏多年的书画珍品，范仲淹仍然拒不接受。这一来范雍的儿子感到很为难，最后范仲淹只好留下了一本很普通的书《道德经》，其余珍贵书籍全部还给了范雍的儿子，并且再三嘱咐他说：“你父亲一生收藏书画很多，都是些稀世珍品，希望你能够十分珍惜他，千万不可以丢失了。”

范仲淹一生洁身自好。治家更是十分严谨。他常对于女们说:“我与你母亲侍奉你祖母，你母亲都是亲自烧火做饭。你祖母生活俭朴，治家节俭，她从来不随便吃好东西，也不用人侍候，他老人家给我们立下了节俭的家风。”由于范仲淹对子女良好的教育，和以身示范的影响。因而他的家人们都具备着勤俭的作风。

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是个很有才华的政治家，哲宗时曾两次做宰相。他结婚的时候，女方家境很好，要陪嫁罗绮帐慢。范仲淹听后很不高兴，他说：“罗绮岂是做帐慢的东西，我们家历来以节俭为家训，怎可乱了我们的家规呢?”这话传到女方，女方就没有陪嫁罗绮帐幔。

范仲淹经常教育子女说：“救人危难是做人的本分。”一次，范仲淹叫其次子纯仁随差人用船往苏州运送500斛小麦，以周济族人。路经丹阳时，忽然听到附近的一只船上传来悲惨的哭声，纯仁靠船前去探问究竟，得知那船是石曼卿护送亲人灵柩回乡安葬，船至中途，钱尽粮绝。石曼卿是北宋文学家、诗人，官至太子中允、秘阁校理。由于他为官清正廉洁，家道清贫。纯仁认识这位石叔叔，对他十分同情。决定将500斛小麦送给石叔叔。石延年在感激之余,话中透露出他家连丧三人未葬之事。纯仁竞慷慨立断。将“船”一起留下，自己徒步返京。范仲淹见儿子回来了，便问:“麦子送到了吗?”纯仁将路遇石延年三丧未葬的事告诉了父亲。范仲淹马上说:“你为什么不把五百斛麦子给他?"纯仁答道：“我正是给了他，可我看出他三丧未葬还不够。”范仲淹又急着说:“你为什么不把船也给他?，纯仁又答道“我正是把船也给了他,才徒步返回的。”范仲淹大喜，这就对了，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范仲淹还非常注意对子女的品德教育，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他谆谆告诫子女们都要廉洁节俭以自律。勤奋读书以自强。他常以颜回家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故事教育于女们，他还常对子女们说:“颜鲁公(真卿)为唐朝第一等人，而饘粥不继，非所谓君于固穷欤!”他对子女的要求很严，因而他的四个儿子后来都颇有成就。

范仲淹与他在苏州的兄长仲温多有书信往来，每次都再三嘱咐兄长，要教育侄子们遵纪守法，“不烦州县”并一再嘱侄子们，做官首先要廉洁勤政、做事谨慎。侄子们必须有了乡曲之誉，然后才能推荐。

范仲淹与他朱姓兄弟、侄子们也常有书信来往,信中除了表达关心问候外，每次都教育他们读书做人的道理。他4 9岁那年十二月，由饶州徒知润州，这时他的原配李夫人已于先一年病故，灵柩安放在瓜州(此指江苏扬州南之瓜州，与润州隔江相望)寺中。这时他给长山朱氏弟弟的信中说:“神榇安瓜州寺中，悲感!悲感!”信中也谈了教育子女好好做人的事。57岁那年他在邓州任上，又给他朱姓侄子们写了封回信，信中谆谆教导他们读书做人的道理。还说：“人生本来忧多乐少，要善自宽解，应该要求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庆历三年(1043年)春，西夏求和，边事暂缓, 范仲淹奉诏回京，八月，出任参知政事，随即领导了“庆历新政”。新政虽然因仁宗的平庸而告失败，但范仲淹统领全局,昼夜谋划,其劳累是可想而知的。不久，他又宣抚河东、出知邠州、兼领陕西四路缘边招讨使，这时他已是5 7岁了，征途的劳累，军政事务的繁忙，使这位年迈多病的统帅身体日益衰弱多病。十一月，朝廷才让他去邓州治病。皇佑元年(1049)，他6 1岁，又徒知杭州。在邓州和杭州这些条件较好的地方，经多方医治，身体稍有好转。

皇佑二年(105 0)年，范仲淹以资政殿学士加户部侍郎。十一月调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当即水陆兼程北上。次年三月到任，几个月的旅途劳累，加上政务、军务和救灾工作的操劳，自己感到一天天难以支撑下去。他在《陈乞颍毫一郡状》中说自己“去冬以来，顿成赢老。”他不但经常眩晕，咳嗽不止，而且精力也极坏。但是他不顾这些，仍坚持政务，励精图治。仅一年时间,就把青州治理得社会安定，民众安居乐业，万民称颂。

皇祐三年(1051年)冬，范仲淹病情加重，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好上书请调闲郡治病。不久，朝廷准他调任颍州。皇祐四年（1052年)春起程，行至徐州病危。多方医治无效, 于五月二十日病故。

范仲淹在徐州病重期间，仁宗皇帝派人问候并赐药。死后，仁宗亲笔书写了“褒贤”之碑，并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伊川万安山。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魏国公。

按宋朝的规定,大臣临终前要留《遗表》。内容多是向皇帝提出对自己对子女和家人的请求。而范仲淹在《遗迹表》中，先是谈了自己生平志愿，接着谈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忧国忧民的忠心；最后他请求皇帝要“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彰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民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这份600多字的《遗表》，除了谈论国家大事、治国之道外，只字不谈个人和家庭的事。

范仲淹一生功业卓越著，职位显赫，道德文章盖世，万民称颂，但他的身后却十分萧条，一家人连个属于自己的家都没有。富弼在《范文正公墓志铭》中说他“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这样拮据而清贫的家庭状况, 范仲淹应该是最清楚的，但他在《遗表》中却只字“不干私泽”。真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质和无私奉献精神，将世世代代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