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宋徽宗後期，一方面，社會政治已經蘊含著深刻的危機，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經過一個半世紀的長足發展，進入了空前的繁榮。這種繁榮在東京開封表現得最為明顯，《清明上河圖》與《東京夢華錄》是後人識讀這種繁華的最佳圖文資料。開封在唐末稱汴州，是五代梁、晉、漢、周的都城。北宋統一，仍建都於此，也稱為汴京或東京（另有西京洛陽，北京大名，南京商丘）。東西穿城而過的汴河東流之泗州（今江蘇盱眙），匯入淮河，是開封賴以建都的生命線，也是東南物資漕運東京的大動脈。不僅江淮、荊湖、兩浙、福建，遠至四川、兩廣的漕運物資，也都在真（今江蘇儀征）、揚（今江蘇揚州）、楚（今江蘇淮安）、泗州改裝綱船，經汴河運送京師。汴河裡常年漕運的綱船達六千艘，每綱每年往返運輸四次。由於汴河沿線往來舟船、客商絡繹不絕，臨河自然形成為數眾多的交易場所，稱為「河市」，最繁華的河市應屬東京河段。開封有宮、里、外三道城牆，把這個城市化為若干區域。宮城即皇城，太祖時仿照洛陽宮殿，在五代宮城基礎上大規模改建而成。宮城周長五里，南面三門，東、西、北三面各僅一門，東西門之間有一橫街，街南為中央政府機構所在地，街北為皇帝居住生活區。由於宮城原來規模較小，宋徽宗時在宮城外北部營建延福新宮，實為宮城的延伸和擴大，徽宗後期即居住在此。里城，又名舊城，即唐代汴州舊城，周長二十里，除東面兩門外，其餘三面各三門。外城，又稱新城和羅城，宋初也稱國城，改筑後周長五十里，城高四丈，城樓建築宏偉壯麗。城外有護城濠，名叫護龍河，比汴河寬三倍。外城南面三門，東面兩門，北面四門，西面三門，另有水門多座。從交通來看，開封城內幾條御路構成主幹道。從皇城南面正中的宣德門往南，經里城朱雀門，直達外城南薰門，時稱御街，路寬二百餘步，兩邊都是御廊，是開封最繁華的大街。從相國寺東側向北，過開寶寺直達外城的新封丘門，也是重要的御路。此外，外城從萬盛門到新曹門，從新鄭門到新宋門，各有一條東西走向的主幹道；而從陳橋門到陳州門，從衛州門到戴樓門，則構成南北走向的兩條主幹道。宋代東京城市布局和結構，較之前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入宋以後，進入城市的商人與工匠絡繹不絕，唐代以來封閉性的坊式結構不能適應城市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要求。於是，坊市隔絕的舊格局漸被打破，越來越多的商人在坊區內街道兩旁陸續開設了店鋪。有的店鋪為了擴大營業面積，連通衢大道也要佔上一席之地，以至徽宗時不得不向他們收取「侵街房廊費」。既然坊市已打通，臨街已開店，為滿足市民夜生活的延長，商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商業利益，原先坊市制下長期實行的「夜禁」也自然而然宣布取消，開封城裡出現了「夜市」、「早市」和「鬼市」。據《東京夢華錄》載，各種店鋪的夜市直至三更方盡，五更又重新開張；如果熱鬧去處，更是通曉不絕；而有的茶房每天五更點燈開張，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不僅坊市格局被打破，城郭的限制也被打破。由於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不斷湧向城市，城門以外或城郭附近多有居民居住，以至城外發展成新城。新城或外城因不再有坊市的區分，便以「廂」作為劃分管理區域的名稱。廂的本意就是正房兩邊的住房，用來指稱和區劃近城的地區是恰如其分的。於是，「廂」逐漸取代「坊」作為新老城區統一划分的單位。宋真宗時因汴京城外，居民頗多，特命置新城外八個廂，這是廂最早用於城市區劃的記載。其後為便於統一管理，汴京舊城區也劃分為十個廂，而原先的坊反而隸屬其下，坊市結構完成了向廂坊布局的過渡。中國城市的物質文化在兩宋時期突飛猛進，大抵到十一、十二世紀之際，中國大城市裡的物質生活已領先於世界各國的其他任何城市。北宋都城開封與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都是這種繁華壯觀的大都市。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形象反映了北宋開封的城市變化和經濟繁榮。張擇端，字正道，密州諸城（今屬山東）人。他曾在宋徽宗時供職翰林圖畫院，最工界畫，尤喜畫風俗畫。他的《清明上河圖》以長卷的形式，生動細膩的描摹了清明時節汴京東南城內外汴河兩岸的繁榮景象，展現了宋代城市的發展及形形色色市民活動的現實場景，代表著宋代社會風俗畫的最高成就。但也有人認為，圖名清明，是指汴京城東郊的清明坊，圖中所繪並不是清明時節的景象，而是秋景或四時景；有人甚至認為，該圖描摹的並非北宋汴京的景物，而是宋代農村的臨河集鎮。但這兩種觀點並未得到學術界所認同。而所謂上河，有人解釋為上方之河，是御河之類，實際上就是到河上去的意思，整個圖描繪就是清明時節人們到河上去的風俗人情。至於所繪的東京部位，一般多以圖中虹橋作為定位的依據，儘管眾說紛紜，但屬東京城東南方位則無疑問。長卷為淡墨設色絹本，高20.8厘米，橫528.7厘米，繪人物五百餘（一說八百餘，恐怕還得仔細盤點），牲畜近百，樹木近二百，洵為中外繪畫史上煌煌巨制。打開捲軸，東京郊外的菜園風光，汴河運輸的忙碌景象，街頭市肆的熱鬧氣氛，撲面而來。觀畫人恍如身入汴京，置身車水馬龍之間，過虹橋，入城樓，街上人煙稠密，店鋪作坊，客棧民居，錯雜毗鄰；騎馬、坐轎、拉車、挑擔者紛至沓來，車船轎擔的細枝末節，牛馬驢駝的形神動作，士農工商、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打扮舉止，無不勾畫的惟妙惟肖，城市生活的眾生相躍然紙上。《清明上河圖》採用傳統的手卷形式，以不斷移動視點的辦法，即「散點透視法」來表現有關景象，大到原野、河流、城郭，細到舟車上的部件、攤販上的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諧的組成統一的整體，繁而不亂，長而不冗，布局分明，結構嚴謹。作為一幅富於寫實性的作品，該圖所繪景物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時代氣息濃厚，細節刻畫真實。人物的衣冠服飾，各業人員的不同活動，都刻畫入微，生動豐富。《清明上河圖》是中國繪畫史上現實主義的不朽傑作，畫面所反映宋代社會生活和物質文明的廣闊性與多樣性，有著文字無法替代的史料價值，是後人了解12世紀中國城市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形象資料。大約在張擇端創作《清明上河圖》的同時，《東京夢華錄》的作者孟元老也正縱情享受著東京城內令人羨嘆的物質生活。孟元老號幽蘭居士，從崇寧二年（1103年）入京到靖康二年（1127年）南徙，飽覽了二十餘年的東京繁華。紹興十七年，他避地江左，緬懷往事，寫下了《東京夢華錄》。這部書記載了北宋後期東京的歲時節令、物產時好和民風俗尚，因為是親歷目睹，所記尤為真實，簡直可以視為《清明上河圖》的文獻說明。兩者相得益彰，讓後人得以形象具體的了解北宋晚期東京城市的繁榮奢華與市民生活的細枝末節。《東京夢華錄》開創了以筆記描述城市風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體裁，反映南宋都城臨安的同類著作有《都城紀勝》《夢粱錄》《武林舊事》。孟元老的自序追述了當年的繁勝：「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秀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琦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他記皇城東南界身巷的金銀采帛交易說，「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他記東京諸酒店說，「必有廳院，廊廡掩映，排列小閣子，吊窗花竹，各垂簾幕，命妓歌笑，各得穩便」。他記清明出遊說，「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相互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他記暮春都市生活的甜美如夢說，「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把玩《清明上河圖》，品味《東京夢華錄》，你才會明白徽宗朝社會經濟的繁榮與物理財富的豐庶，你才會更深刻體悟到行將到來的靖康之變的歷史蒼涼感。鄧之誠稱讚孟元老「但書太平景象，當時豫大豐亨，即天下敗壞之由，竟不作一語點明，但使閱者試一回思，不覺涕漣，是為白描高手」。張擇端也似乎只是描繪東京的繁盛，令人錯以為「當日翰林呈畫本，昇平風流正堪傳」。而實際上，畫家在《清明上河圖》里也畫上了沿街乞討的乞丐，官衙門口懶散坐著的士兵，大家上亂跑的豬，這裡隱藏著畫家對太平盛世的一種嘲諷。無獨有偶，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里記到南潯門時也說，「尋常士庶殯葬車輿皆不得由此門而出，為正與大內相對。為民間所宰豬，須從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萬數，只數十人驅逐，無有亂行者」。冷峻的敘事中透露出對大內荒謬決定的譏刺，充滿了一種黑色幽默。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