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為什麼不道歉，全部來自日方資料

---這是成就肆的第【033】篇文章---

8月份，我又去了一趟日本，這次住在皇居邊上，晚上就在皇居外的步行道上跑步。據說這條路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跑步道之一，已經有40年的歷史了。繞皇居一圈是5公里，沿路種著日本四季代表性的植物，跑一圈大概就經過了四季。我是夜跑，天皇家牆根兒底下站崗放哨的人很多，治安絕對沒問題，跑步的人沒有人山人海，可一分鐘內肯定前後能遇到人。

彙報完近況。

上飛機前，我在系統看東京審判的資料，從日本投降到東京審判的《朝日新聞》所有報道，日本歷史學家的研究論文，還有國際法方面的內容。我感覺中國普遍對東京審判的認識，是一貫的政治需要和一廂情願，真實的情況遠非英達主演的電影那樣的慷慨激昂。

東京審判非常值得重回歷史現場。

它首先是個法律事件，戰爭罪行和戰爭罪犯經過紐倫堡和東京審判確立起來，譴責侵略戰爭有了法律依據。

它還是中日關係的終點和起點。終結了從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開啟了中日雙方要共同面對的戰後時期。

可日本人在如何面對過去，面對給中國人造成巨大災難的侵略責任和罪過上掙扎，帶來的影響就是兩國關係頻頻出現危機。

日本右翼對侵華戰爭的翻案，很大程度上是從東京審判開始攻擊的。所以，閱兵的前夜，用日本的資料把這件事搞搞清楚。

不是按照時間順序，而是按照盟軍國際檢察局辦案的邏輯，先找到重要線索、把天皇摘出來脫罪、確立戰犯名單、審判。

特別長，可反正沒有其他娛樂，北京連出門都不讓。看吧。

作者 | 朱可可

一、絞刑，償命時刻

七名死囚的最後晚餐並沒有什麼特別，米飯、味噌湯、烤魚，還有麵包、果醬和咖啡。23點30分，他們被帶進監獄的佛堂，戴著手銬，身邊圍著看守，履行了簡短的宗教儀式。然後，他們被帶往行刑室，那裡燈火通明。

日本佛教學者花山信勝作為巢鴨監獄的訓導師，見證了戰犯們的臨終時刻。

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板垣征四郎的遺言是：「據日蓮上人的說法，我為了永遠的和平而捨棄醜陋的形骸，也就是拿糞土換黃金，我死值了！」

南京大屠殺的元兇之一松井石根的遺言是：「對天、對地、對人，已不再有憎恨，我將一路無畏，安然離去。」

南京大屠殺的另外一個元兇武藤章吟了一首俳句：「霜夜寒鴉鳴，漆黑一片要出行，我已下決心。」

參與決策全面侵華的廣田弘毅沒有遺言，他對花山信勝說：「什麼都不寫了，您了解我身體很好。只麻煩您轉告一下，我是帶著健康的身體默默赴死的。」

巢鴨監獄安置了4個絞刑台，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和東條英機先被執行，東條英機的假牙和眼鏡被摘了下來，他們稱了體重，以便劊子手確定繩索的長度，這些繩索是為了絞刑專門準備的，塗過了油，很潤滑。死刑犯穿著沒有任何標記的美軍救援工作服站上絞刑台，頭部被蒙上黑色的頭巾，安上絞繩。

凌晨0時1分30秒，死刑犯進入刑場一分鐘後，準備就緒。執行官面向死刑犯，同時撤掉四個踏台。

土肥原賢二6分鐘斷氣。東條英機9分鐘。武藤章10分鐘。松井石根11分30秒宣布死亡。

第二組是板垣征四郎、廣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

0時20分，同時撤掉踏台。板垣宣告死亡是在32分30秒，廣田是34分30秒，木村是35分30秒。

東條、土肥原和木村信奉佛教真宗，司令部的公告里說，絞刑台上有人念經，就是三個人中的一個。

1848年12月23日凌晨0時30分剛過，日本軍國主義最主要的七個戰犯被宣布死亡。當天的《每日新聞》社論中寫道：

沒有人能夠宣稱，他們是唯一的罪犯，而所有其他的日本人都是反對戰爭的……造成悲劇的責任應該由整個民族來分擔。面對他們的處決，日本人應該嚴肅地思考這一點。

天皇第一親信，木戶幸一

二、破案線索《木戶日記》

木戶幸一是明治維新的領袖之一木戶孝允的孫子，大學畢業兩年就繼承了侯爵爵位。1940年開始，擔任內大臣的職位，是天皇的第一親信。他負責主持、召集重臣會議，向天皇推薦首相候選人，和對戰爭決策提出建議。他推薦了東條英機出任首相，這個時期一些列事件，都負有重大政治責任。

木戶幸一之前，麥克阿瑟已經逮捕了100多名戰犯嫌疑人，等待國際檢查局的檢察官們從中挑出遠東國際法庭的被告。因為日本政府在投降前把大部分檔案文件銷毀了，確定戰犯名單的重要依據，除了訊問筆錄之外，就是木戶幸一的日記和他負責的皇室會議備忘錄。木戶幸一雖然不是軍人，可他連接著天皇與內閣、軍部，是解剖這部運轉了十幾年的戰爭機器的中央樞紐。

木戶知道自己在劫難逃，他雖然在接受《朝日新聞》採訪時很淡定，可記者觀察到：「侯爵親自把記者送到大門口，忽然一陣風吹來一根枯枝，他不禁縮了一下脖子。」

審判風暴將起，木戶幸一併不像對媒體所說，打算走一步看一步，他是帶著「任務」走向巢鴨監獄的。

12月10日，天皇裕仁為木戶設告別晚宴。據說天皇對木戶的囑咐是：「這回你真是不幸，要多注意身體。我們事先談一談。我的心境你完全了解，所以想讓你為我充分說明。」

木戶幸一打算把罪名攬在自己身上，讓天皇免責，但他的親戚都留重人跟美國人相熟，透露給他佔領軍的邏輯。木戶幸一在日記里寫道：「據都留君說，美國的想法不是內大臣有罪陛下無罪，而是內大臣無最陛下亦無罪，內大臣有罪則陛下亦有罪。所以，有必要充分做好辯護準備。」

12月12日，木戶幸一向辯護律師說明了辯護方針：作為戰犯的責任在政府和統帥部。聖上對政務和軍務絕對不承擔責任。而且這次大戰實際上是由政府特別是軍部獨裁進行的。內大臣一職是在與政務、軍務無關的事情上輔佐君主，對戰爭無責任。

為了讓這根本與事實不符的方針成立，他必須在檢察官面前營造出日本政治上層有武力好戰派和和平派，他和天皇都是和平派，並且明確說出誰是發動戰爭的責任人。他交出了日記，要以此證明自己一直與軍閥做鬥爭。

《木戶日記》並不在內大臣府，也不在木戶家裡，而是悄悄的保存在三井信託的保險箱。木戶的兒子取出後，交給都留重人轉交國際檢察團。為了防止丟失，國際檢察團分工對日記進行了錄寫，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全部拷貝完。

訊問一共進行了30次。檢察官的審問策略是不以追究木戶本人的責任為目的，而是以他的日記為時間線，得到其他人應該承擔戰爭責任的證詞。

木戶幸一併不像表現的那麼誠實，陸軍大將宇垣一成給他起綽號「銀座的騙子」，在虛張聲勢方面一貫很擅長。

日本研究東京審判的權威，栗屋憲太郎曾經查閱過對木戶的訊問筆錄，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擴日持久的訊問當中，既有淡淡的回答，也有主審官薩蓋特許多追問不夠之處。而且還有些地方分明是木戶在說謊，卻沒有被看穿。這對並不通曉15年戰爭期間日本政治史的薩蓋特來講，也許是無可奈何。

那些跟日記不符，顯而易見的謊言，木戶甚至想方設法與其他人串供。關於偷襲珍珠港，他第一次受審時說，自己事先並未得到天皇通知，是聽廣播之後才知道的。可他的日記里卻寫的是，因為擔心襲擊夏威夷而對著太陽祈禱，聽到成功的捷報，感到對虧神助。為了自圓其說，他修改了說辭，早上6點聽廣播的時候，接到武官府的電話，通知即將開戰，他大吃一驚，覺得這下捅了大婁子。為了防止進一步調查，他讓辯護人轉告侍從武官長，當天從武官府通知他開展的事情，要統一口徑。

在珍珠港事件上，他進一步替天皇解釋，沒有人把這個奇襲計劃告訴過他，天皇也不知道。陛下理解為是宣戰之後才開始攻擊。直到開戰兩三天後，參謀總長和軍令部總長上奏時才知道偷襲受到美國強烈譴責。天皇對採取偷襲的行為不高興。根據栗屋憲太郎掌握的資料，木戶同天皇取得聯繫，以便如果訊問天皇關於珍珠港事件，天皇的話跟他受審的內容保持一致。

在確認天皇安全的前提下，木戶的回答很乾脆。第四次訊問是關於九一八事變的。木戶回答，是關東軍的參謀軍官們。一個叫石原莞爾的參謀軍官態度非常強硬。在民間右翼中，點了大川周明。在第30次訊問中，檢察官想確定「大東亞共榮圈」的代表人物，他舉出東條英機、永野修身、及川穀志郎、杉山元、武藤章的名字。除了及川以外，木戶同意了這個名單。在最後選定的28名被告當中，木戶指認了15人，超過了半數。

裕仁與麥克阿瑟第一次見面合影

三、反省不徹底的根源，不起訴天皇

這張照片刊登在1945年9月29日所有的日本報紙上。在這張由美國攝影師拍攝的照片上，裕仁戴著眼鏡、穿著正式的西裝，昂首立正，而與他並排而立的麥克阿瑟穿著寬鬆的軍服，雙手叉腰，很隨意的站在一旁。高大魁梧的麥克阿瑟映襯得裕仁愈發瘦小，而兩人的肢體語言讓人覺得實力超凡的佔領軍對天皇是追究責任還是保護都易如反掌，全看天皇的表現。

這張有預示日本命運意味的照片給日本人首先帶來的衝擊其實卻是，他們第一次能把天皇的樣子看清楚。在《新聞攝影記者的證言—戰後新聞寫真史》上記載，只有宮內省許可的攝影師才能給天皇照相，而且必須從至少20米以外拍。通常不能只照天皇的上半身，也不能拍他的後背，因為他有一點駝背。天皇微笑的照片不能公佈於世，因為他是活著的神，神不應該笑。所以，日本人從前看到的照片都是天皇一動不動的立正站直，油然而生出遙遠的、神聖的崇敬之情。

神化天皇是日本近代天皇制的主要內容之一。它起源於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在明治天皇登基之時，即便是京都的老百姓，也對天皇沒那麼多感情。可到了1889年制定的憲法里，天皇被稱為是一個具有完整的、神聖血統的繼承人。他神聖不可侵犯，是帝國元首、軍隊最高指揮者和國家權力的統攬者。他可以召集和解散帝國議會、發布詔書取代法律、任命和罷免國務大臣、文武長官和解散帝國議會。他是法律的依據，憲法不是用來限制天皇的，而是用來保障天皇權力的實施。

在1889年憲法框架里發生的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中，天皇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木戶總是強調天皇的「和平意願」，可審訊官關心的是表示「和平意願」的行動，因為所有人都看到了天皇在終止戰爭時發揮的作用，如果他願意，那麼行動呢？木戶沒有答案，不僅如此，為了讓天皇與戰爭劃清界限而交出的《木戶日記》，讓世人從字裡行間看到了天皇的權力和行動，他從未盲從過軍閥的意志。在東京審判判決時，法國法官就以《木戶日記》中的內容為例，強調天皇對開戰負有責任。

在侍從武官長奈良武次的日記里，還有裕仁對軍隊詳細的指示。他批准了對錦州的空襲：「陛下指示，如果張學良在錦州附近重新集結部隊，事件擴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話，余可同意事件擴大。那次空襲中，日軍違反國際公約，把炸彈扔向了平民區。在批准熱河軍事行動時，因為這牽扯到與國聯的關係，裕仁的條件是「注意絕對慎重對待越過萬里長城一事，如不聽從，將下令取消熱河作戰。」這不是對軍隊毫無控制力的口氣。

是否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是開庭前的一個焦點問題。在美國，由國務院、陸軍、海軍組成的調整委員會讓麥克阿瑟搜集證據，來判斷天皇裕仁時候應該承擔責任。在檢察局選定被告時，澳大利亞的曼斯菲爾德檢察官提交的戰犯名單中，裕仁排在第七位，嫌疑罪名是破壞和平罪和違反人道罪。

為了應對，東久邇內閣擬出《關於戰爭問題責任的應答要領》給上下統一口徑：陛下始終命令政府尋求使日美談判圓滿達成協議的途徑，直到最後階段仍未斷念。關於開戰的決定以及作戰計劃的執行等方面，遵循憲法實施慣例，陛下不能駁回統帥部和政府的決定。在襲擊珍珠港之前，陛下雖然從陸海軍參謀長處聽過初期作戰大綱，可沒有接到關於實施細節的報告。陛下以為，上述作戰計劃如果要付諸實施，使用武力之前將用外交手段對付美國政府。

接替東久邇的幣原內閣，則對1889年憲法給出了解釋，天皇所決定的行為，應由其輔弼機關，政府，和輔佐統帥大權的統帥部全部承擔責任。這也是木戶幸一接受審訊時，用來應對檢察官的邏輯。連關押在巢鴨監獄裡的戰犯嫌疑人也通過某種渠道統一了辯護口徑：第一，絕不能讓天皇承擔責任，第二，為國家辯護，第三，在前兩項範圍內極力為個人辯護。

其實在兩人合影的那個初次會面時，栗屋憲太郎推測，麥克阿瑟為了實現順利佔領，已經拿定主意不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所以，受他影響的國際檢察局首席檢察官季南向日本憲法和歷史學者調查情況時，都是按照不追究天皇責任的方向來提問的。

在得知澳大利亞將天皇列為戰犯的三天之後，麥克阿瑟向華盛頓發去了不起訴天皇的電報：「對他的控告無疑會在日本國民中引起巨大的騷亂，其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統合的象徵。排除了天皇，日本就會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養一支百萬的軍隊，無期限地維持秩序。

不起訴天皇，讓在巢鴨監獄裡關了五個多月的木戶鬆了一口氣，也讓日本人民鬆了一口氣，戰後他們持續強勁的支持天皇。可戰爭是以天皇的名義開始的，他不但沒有作為被告，甚至沒有作為證人出現在法庭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公正和嚴肅被削弱了，難以說服他人，這是個依照法律進行的審判，而不是打著審判幌子的政治交換。

從佔領政策上判斷，天皇是個非常有用的人，轟轟烈烈的審判最後服務於美國的利益，這讓東京審判失去了權威性。日本學者大沼保昭在文章中分析日本人對東京審判的「冷笑」心理：「說得挺漂亮，你不也在幹嗎？」

四、挑選被告

1945年9月11日。東條英機像平時一樣，早上5點前就起床，。吃過早飯一直在會客室看書。門外總有外國記者敲門要求採訪，被東條的夫人勝子擋了回去。記者頻繁來訪，讓東條和勝子覺得「命運的時刻」快到了。下午3點鐘，門外動靜越來越大，勝子給東條英機拿去早已經準備好的軍裝，她自己扮成農村老奶奶，到家門口的梅園裡一邊割草，一邊觀察房間里的動靜。

有吉普車停在門口，下來幾個憲兵，敲開了東條家的大門，剛進到室內，就聽見像鞭子一樣的槍聲。東條英機倒在了面向窗戶的椅子里。

東條英機在1937年6月擔任關東軍參謀長，在侵華戰爭里是首謀，在發動太平洋戰爭時是總理大臣，他被追究責任是件毫無懸念的事情。從天皇決定無條件投降開始，這個有自殺傳統的國家裡形成了自殺潮。8月15日凌晨，陸相阿南惟幾不想面對投降，剖腹自殺。跟東條英機同列為首批戰犯嫌疑人的「化學戰」之父小泉親彥和參與決策對英美開戰的橋田邦彥在被捕前自殺了。

相比同僚的勇氣，東條英機的自殺時機和未遂在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受到了嘲笑。《朝日新聞》的評論是：「世間對東條之自殺咸評為滑稽兒戲。當年身任陸相，其對士兵做發『戰訓陣』，謂『男兒不當身為戰俘而生還』。今則發布該訓之本人不得其死，醜態畢露。」

9月11日發布的逮捕令，針對是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的日本政府首腦和戰爭中犯有嚴重罪行的高級軍官。11月19日，麥克阿瑟發布第二次逮捕令，抓捕比較重要的日本戰犯，其中包括九一八事變的最高直接負責人本庄繁和南京大屠殺時的中國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

自殺潮在繼續，本庄繁1931年任關東軍司令官，他是日本法西斯軍人領袖之一，也是侵略政策的積極推動者，出庭受審在所難免。逮捕令發布第二天上午，他在舊陸軍大學的辦公室里辦公，職員告訴他盟軍總部已經下達逮捕令。本庄繁說：「很早之前就已有了思想準備，對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把早就寫好的遺書放在辦公桌上，就自殺了。遺書後來由他兒子在遠東軍事法庭上宣讀過，主要內容是把九一八事變和侵佔東北的責任由他一人承擔，打算減輕天皇和同僚的罪責。

12月2日，麥克阿瑟發布了第三批逮捕令，名單上有59人之多，包括兩名前國務總理大臣廣田弘毅、平沼騏一郎和皇室成員梨本宮守正王。跟最早抓捕東條英機不同，後來的戰犯都採用自動投案的方式。

日本是個島國，四面被盟軍海軍包圍，嫌疑人無法逃出國外，它又一向是個「警察國家」，對於各地戶口遷移和國民行動調查的又認真又嚴格，在國內也無處藏身。戰犯嫌疑人不願意被憲兵戴著手銬、坐囚車，所以他們接到逮捕令後，更願意先召集記者發表感想，然後選一天，帶著行李自己去監獄。

12月6日，麥克阿瑟發布了最後一次逮捕令，內大臣木戶幸一和三度擔任國務總理大臣、侵華戰爭的最高責任人之一的近衛文麿位列其中。木戶和近衛從年輕時代就關係密切，這一次卻沒有好朋友攜手走進巢鴨，近衛文麿自殺了。

近衛文麿出生於日本顯赫的「五攝家」之首的近衛家。作為家族250年來第一個由正妻所生的長子，從出生就是「天之驕子」，3歲起便由祖母帶領參拜皇室、12歲繼承爵位，成年後受到日本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栽培和寵愛。從盧溝橋事變開始的侵華戰爭擴大化，他負有主要責任，屢屢叫囂「非打得中國屈膝求和不可，否則絕不停止戰爭。」

逮捕令期限的前夜，近衛把妻子、弟弟、妹妹和女兒等召集在一起，聊天到凌晨一點。又留下次子通隆一直談到凌晨二點半，16日凌晨三點左右，近衛回到自己12張榻榻米大小的卧室，早上六點，被發現身穿白色素衣服毒自盡了，枕邊的盆子里放著一個褐色的小瓶，裡面還殘留一些液體。據當時媒體報道，近衛最後向通隆吐露心聲，關於中國事變，深感自己罪責重大。

國際檢察局組成了一個指揮委員會挑選被告。首先是犯罪年代的確定。根據梅汝璈的回憶，犯罪的起點從二戰的標誌事件偷襲珍珠港一路往前推算，有人提議到盧溝橋事變，有人提議九一八事變，但是九一八事變的前奏是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了張作霖，從那個時候日本侵佔全中國的企圖心就暴露無遺了，所以，最後犯罪的起點時間定在了1928年。

其次，挑選也確定了標準。委員會成員索利斯.霍維茨回憶，包括嫌疑人是否以侵略戰爭政策為己任，是否在起訴所涉期間代表某種日本權威機構，是否被看作戰爭罪行的事件中作為一個負有責任的主要政治人物，以及檢方是否有足夠的證據來起訴。最終的起訴名單一共28人。

梅汝璈對這個名單的評價是「差強人意」。九一八事變的策劃人之一石原莞爾沒有被選為被告人，連石原自己都覺得奇怪。因為名單的雛形是以珍珠港事件時東條內閣成員作為被告，再進行增減的。

從美國立場出發，美國利益的陰影始終籠罩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除了這28名被告，還有大約60名甲級戰犯嫌疑人關押在巢鴨監獄裡，本來打算再設立軍事法庭審判這些人。可是，東京審判耗時太久，趕上美蘇對立苗頭的顯現，美國失去了追求日本戰爭罪行的熱情，甲級戰犯嫌疑人都被釋放了，右翼思想沒有經過審判和改造，重回政壇，這其中就有東條內閣工商大臣、1957年代日本首相岸信介。

唯一被絞死的文官，廣田弘毅。日本人對戰爭的翻案，以對廣田的同情為缺口，可他得對南京大屠殺負責。

五、東京審判，「甲級戰犯」只是個俗語

經過漫長的證據準備，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終於在1946年5月3日開庭。早上8點42分，一輛巴士到達門口，前後緊跟著兩輛銀白色的憲兵專用吉普車。26名A級戰犯被告到達，另外兩名戰犯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正在押解回日本的路上。這個歷史時刻，只有住在附近的十幾個人圍觀。東京人正忙著在廢墟上重建自己的生活，沒時間來關注戰犯的巴士。

起訴書很長，英文版有四十多頁，主文十四頁，其餘是附錄，一共有55條罪狀。全體檢察官都在上面簽了字。法庭念完它們花了將近兩天的時間。

法庭實際上審判的是日本15年里推行的一整套國策，起訴書的開頭寫的是：「在那個時期，一夥軍事犯罪分子控制並操縱了日本的對內和對外政策。這些政策導致了全球性的嚴重混亂和侵略戰爭，給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以及日本人民本身造成了重大損失。」除了日本國策，還控訴了：「日本人民的整體精神受到某些危險觀念的系統性毒害，以至於認為日本民族優越於亞洲其他民族，甚至優越於世界其他民族。日本並非沒有國會，但是國會機構已經淪為大規模侵略的工具，他們推行的一整套制度與希特勒和納粹黨派在德國以及法西斯政黨在義大利建立的制度如出一轍。日本將大部分經濟和財政資源都用於發動戰爭，全然不顧日本人民的切身利益。」

起訴書之後，按照英美法系進入罪行認否的程序，點到誰的名字，美國士兵就把麥克風拿到誰的面前，因為所有人都否認自己有罪，快得如流水，遞麥克風的士兵經常跟不上。28名被告只用了9分鐘就完成了這個環節。《朝日新聞》的評論是：「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既然已經列舉了如此之多明顯的罪狀，在認否時在否認罪行，堅持認定自己無罪，未免太過厚顏無恥了。實際上，辯護律師們也擔心被告們一副武士態度，會不會對自己不利。」

進入到法庭審判階段，是專業門檻很高的法律邏輯。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里有三項罪行屬於法庭管轄範圍，甲類是破壞和平罪、乙類是普通戰爭罪，丙類是違反人道罪。我們所說的甲級戰犯，其實不在正式的國際文件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法庭憲章中用的是「公平及迅速審訊並懲罰在遠東的主要戰爭罪犯」字樣。

甲級戰犯是習語，他們有兩個特徵，一個是位高權重，一個是犯有甲類罪行「破壞和平罪」。遠東法庭法官梅汝璈的解釋是「這種策劃、準備、發動或實施侵略戰爭的罪行是最大的國際罪行，包括全部禍害的總和。這種禍害沒有地理區域限制，它是對多數國家和人民的犯罪，所以它由國際法庭共同審判，而不宜由一國法庭單獨審判。」而違反乙類、丙類的犯罪，按照國際慣例，一般是犯罪地國的國內法庭或者軍事法庭審判。

破壞和平罪是紐倫堡和東京對國際法律制度的一項貢獻，它是為了阻止未來的侵略者、預防類似軸心國侵略造成的毀滅性戰爭而設立的。在東京審判的《起訴書》里，55項罪狀中的36項都集中在破壞和平罪上。這也是辯方律師關注的要點，反對的理由是破壞和平罪是事後法，在現有國際法律體系內，戰爭不能被認為是一種罪行。遠東法庭拒絕了這個論點，因為先前開庭審判的紐倫堡法庭已經解決了所有法律爭議，而破壞和平罪是一個紐倫堡已經確立的、能起作用的法律概念。

東京審判維持了起訴書中36條罪狀中的8項，認定的犯罪事實是：首先在1928年到1945年間，日本戰時政府各界領導人參與了一個實施侵略戰爭的共同計劃，目的是取得日本對東亞、西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以及印度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控制地位。其次，為推行這個共同計劃，他們也犯有破壞和平罪的實質罪行，實行侵略戰爭。侵略的國家有英聯邦、法國、蒙古、荷蘭、中國、蘇聯和美國（包括菲律賓）

除了南京大屠殺的主要負責人松井石根外，其餘27名被告都被判破壞和平罪，他們獲得的刑罰是終身或者有期監禁。這也是延續了紐倫堡審判的範例。遠東法庭的庭長韋伯在他的分述意見書里說明：「紐倫堡法庭考慮到德國發動戰爭的時候，侵略戰爭並沒有被普遍看作可判決的罪行，而沒有對這類罪犯處以極刑。遠東法庭應該照樣去做，不給那些破壞和平罪的被告判處死刑。

戰犯里的漏網之魚，岸信介，也是安倍晉三的外公。照片中間的小孩兒就是安倍晉三，所以，你們懂了吧。

六、日本人為什麼不道歉

1948年11月12日，判決的日子到來了。從結果上看，七個絞刑戰犯為他們制定的侵略計劃和無數家破人亡、無辜百姓被殘暴殺害付出生命代價，正義得到了伸張。國際法律學者橫田喜三郎強調，定罪是日本為進行侵略戰爭和實施暴行應得的教訓。

東京審判被日本人看作開創未來的起點，判決一宣布，侵略戰爭就翻篇了。日本媒體的評論是，「軍國主義被打倒、日本是有罪的，舊的日本在這一天已經結束了」、「東京審判意味著對明治以來的君主專制進行一次大手術，雖然其中伴隨著巨大痛楚，但是可以說，這成了日本這一國家開啟嶄新一頁的坐標。」所以，到了1949年，《朝日新聞》上關於東京審判的文章只有12篇，而從開庭到判決的兩年多時間一共有1138篇。

東京審判迅速從公眾話語里消失，然而它不是故紙堆，影響著現實中的東亞關係。2001年到2006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年年都去參拜靖國神社，那裡有12名甲級戰犯和審判期間死去的2名被告的牌位。這種行為對中、韓等曾經被侵略的國家既是挑釁，也是傷害，但據《朝日新聞》2005年5月的民調，51%的日本人「不能理解中國把靖國神社當作問題的立場。」靖國神社之爭的核心起因，東京審判被遺忘了。

不起訴天皇是個重要的原因，日本學者鶴見俊輔認為，天皇不出現在審判中，對日本人理解戰爭責任發出模糊不清的信息，戰爭責任既屬於每一個人又不屬於任何人。很快，侵略戰爭這種不光彩的過去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被當成了一個國家禁忌。

東京審判的意義並沒有充分解釋。英國駐日代表團觀察到，日本民眾將被告的戰爭責任視為戰敗，而不是基於從事侵略戰爭，他們不了解起訴書的實質內容，戰後嚴重的饑荒和貧困要比冗長枯燥的法律程序更與他們息息相關。日本民眾把自己戰爭和戰後的悲慘遭遇歸咎於戰時政府，他們覺得自己也是受害者。侵略戰爭和東京審判是28個甲級戰犯的事情，日本學者Madoka Futamura分析，民眾一直以「旁觀者」來看待東京審判，他們為能夠為自己參與的每一個戰時行為找到辯解理由。

一場舉國動員，持續17年的侵略戰爭，在東京審判的法庭上只有28人承擔了責任，國民甚至對乙級、丙級戰犯一無所知。美國佔領軍釋放了甲級戰犯嫌疑人，蔣介石同岡村寧次化敵為友。1949年1月份，蔣介石逃到台灣前，岡村寧次和260名在中國服刑的日本戰犯一起被美國軍艦接回日本，從此逍遙法外。

日本的侵略罪行並沒有像德國一樣持續的反思和審判，他們迅速迎來同盟國的張開的寬大胸懷，美國救濟了日本的饑荒、壓制了強烈要求追究日本侵略責任的菲律賓。同盟國告訴他們「日本侵略責任在於一小撮軍國主義統治者，不在日本國民。」可是國家是一個整體，如果沒有人民支持的機構，是不會走向戰爭的。

帕爾法官在審判書後面所附的異議書是最著名的攻擊武器，每個反對東京審判的日本人都會引用他的言論。帕爾代表印度出席遠東法庭，在整個審判期間，他因為探親和病假一共缺席了四個多月，是11位法官里缺席最多的人，可最後卻寫了一篇比判決書還長200頁的個人意見書。他認為破壞和平罪是事後法，並且被告不應為日本軍隊犯下的暴行負法律責任，據此，他的異見書認為被告無罪。根據梅汝璈的回憶，帕爾從宣誓到判決始終不與其他十位法官合作，每每爭辯，頑固堅持他自己的見解。但這也就是他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法庭主張。

帕爾的異見書在1952年被松井石根的秘書出版。帕爾也曾經三次訪問日本。1952年，1953年，被岸信介邀請。岸信介作為甲級戰犯嫌疑人被抓捕，只是在選被告的時候，委員會選了經歷相似，但是更早升職的星野直樹，他幸運的躲過審判，還在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1966年，帕爾被岸信介的親弟弟，佐藤榮作邀請訪日。佐藤在1964年出任日本首相，他稱讚帕爾為和平運動做出貢獻，頒發他一等瑞寶章。岸信介的政治繼承人是他女婿安倍晉太郎，也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父親。

東京審判對現實和未來都太重要了，日本的學者和媒體打破禁忌公開評論。既有從80年代就研究東京審判的栗屋憲太郎精深的著作，也有媒體的特別文章。《朝日新聞》討論日本人應該如何面對過去。《讀賣新聞》指明戰時每一個重要階段由哪些人來負責。讀賣新聞的董事長兼總編渡邊恆雄認為，自己作為經歷戰爭時期的老一代，應該在戰爭與責任問題上做些工作，他關注這樣一個事實，日本人從來沒有認真檢視過自己的戰爭責任，特別是道德和政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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