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核心與難點：探尋公有制的現實形態

改革的核心與難點：探尋公有制的現實形態　　

——公有制改革兩大問題與公有制現實形態內涵特徵試析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毛立言　　

（內容提要：傳統公有制理論和實踐要把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必須有嚴格的社會歷史條件才能實現的公有制的未來形態放在現實中實施，必然與現實發生矛盾。社會主義改革運動，從所有制是社會經濟形態的內在本質的意義上，可以說是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現實形態、認識公有制現實形態的結構、內涵特徵及其實現形式的過程。公有制改革存在兩大問題。公有制經濟如何適應商品－市場經濟的要求並與之結合問題的凸現促進了這個問題的研究和進展，而公有制現實形態的內涵特徵問題卻長期被忽視。本文提出並論證了一個新觀點，在對生產資料共同佔有的基礎上勞動者之間在支配管理權上還存在差別，這種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特定結合方式形成了領導管理者與直接生產者這種基本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現實公有制形態的內涵本質。這一觀點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公有制現實形態 公有制內涵特徵 支配管理權差別）　　

20世紀50年代肇啟的社會主義改革運動，是人類社會制度演進和變革史上非常獨特的現象。[1][1] 從其原本性質和深度來講，是依據現實重新探索社會主義的現實形態及其實現形式的過程。　　

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的興起，顯示出實踐中的社會主義遇到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似乎是不合邏輯、令人難以理解的問題。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實踐這個創造性活動的特徵的體現和要求，也就是現實在要求人們必須從實際出發探尋社會主義的現實形態。「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內涵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什麼是符合現實社會歷史條件的社會主義」這個問題。　　

列寧在總結蘇維埃社會主義初期建設實踐的時候，曾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2][2]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反覆提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並認為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列寧和鄧小平的這些提問和看法，都蘊涵著一個探尋社會主義的現實形態及其本質內涵和實現形式的問題，也就是說，當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實踐時，在從事這一事業的人們面前，立刻就會面對這個探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主義現實形態的任務。從所有制是社會經濟形態的內在本質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現實形態、認識公有制現實形態的內涵與結構特徵及其實現形式的過程。[3][3] 很自然，探尋和認識現實歷史條件下的公有制的現實形態的內涵與結構特徵及其實現形式，就是其中的核心問題。因此，「什麼是公有制的現實形態？現實形態的公有制的本質內涵是什麼？怎樣構建符合現實的高效率的公有制形態？」，這個在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未被提出、當然也沒有解決的問題，自然就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難點。　　

這是一個艱難曲折的理論和實踐雙重探索過程。半個世紀的歷程充分證明了這種探索的艱巨性。從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的整個發展過程來看，一直存在著對這場具有獨特性的改革運動從「左」右兩面偏離改革的原本獨特性質和特徵的傾向。在改革啟動後的相當長時間，人們對改革的深刻性認識不足，沒有認識到改革是社會主義（核心是公有制）在形態意義上的「革命」[4][4]，對改革的深度認識不足。當改革發展到要搞真正的市場經濟之後，改革運動發生分化，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歷經曲折而最終發生歷史性劇變，放棄對符合社會歷史條件的社會主義現實形態的追求，也就是放棄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改變改革的性質；堅持這種探索的國家在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這個關鍵問題上仍然沒有徹底解決，同樣存在著各種思潮的尖銳鬥爭，這都從不同的方面顯示了這種探索的歷史性難度。 [5][5]　　

一　　

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關於未來新社會的構想是清晰的。問題是我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未來社會設想的歷史定位的認識是否準確？　　

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未來社會將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這種全社會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形態，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直接社會化生產基礎上的。他們強調了未來社會建立公有制的歷史條件和客觀物質條件，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之上」。1877年馬克思在寫給《祖國紀事》雜誌的信中，介紹《資本論》法文版是如何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趨勢時說：「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切個體生產者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力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的所有制。」 [6][6] 　　

恩格斯也指出，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以便實現整個社會對一切生產資料——土地、鐵路、礦山、機器等等——的直接佔有，供全體人民為了全體利益而共同利用。」[7][7] 恩格斯還說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能駕馭的、大量生產力，正在等待著為了有計劃合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佔有。」[8][8] 　　

這種所有制形態是高度社會化生產基礎上的直接社會佔有和直接社會化生產的統一。質言之，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替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所有制在兩個方面實現了直接社會化，既具有宏觀整體運行上的直接社會化；又具有微觀本質內涵上作為社會整體的勞動者與社會生產資料的完全的直接結合。這種直接社會化生產基礎上的社會所有制，作為無差異的「自由人聯合體」，一則實現了經濟系統中的經濟活動體之間利益的無差別性，經濟系統的運行無需「價值」插手其間；二則可以實現全體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無差異性，達到完全的直接結合的「無差別境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新社會的理論是反映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科學預見，是人們熟知的。然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未來新社會設想的思想方法及這一設想實現的歷史條件，卻長期被人們忽視、甚至無視。　　

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新社會構想，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對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趨勢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對未來社會的一種基本邏輯推測和科學理論構想。這種邏輯推測和科學構想的依據，是馬克思提出的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的基本思想。[9][9] 這種自然歷史過程的依據是馬克思論述的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邏輯，即「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來的。」[10][10]　　

根據這一思想，典型和成熟形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充分發揮以後才年實現的，其中自然包括了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和消亡這一前提。作為這一社會構想的基礎，他們設想的未來社會的所有制是一種生產力高度發展和商品經濟消亡後的社會所有制。這是他們從一般邏輯和一般規律的角度預測的未來所有制形態。[11][11] 這種所有制形態是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直接社會佔有和直接社會化生產的統一，是在生產社會化基礎上實行有計劃生產的公有制。非常明顯，這種未來社會的公有制是一種有著特定歷史條件要求的很高形態的公有制。因為這種公有制形態出現的條件，是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所形成的生產力已經達到了自己不能駕馭的程度。這種直接社會化生產基礎上的社會所有制，在邏輯上是要求建立在商品生產消亡基礎上的，是建立在舊分工已經消亡的基礎上的。在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聯合體中，「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按照預先商定的計劃，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12][12] 勞動的社會性也不需要通過交換價值迂迴曲折地表現出來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體現，「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裡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13][13]　　

當我們嚴格遵循馬克思、恩格斯的邏輯思路來確定其構想的未來社會的歷史方位時，應該看到，他們所講的未來社會是指的資本主義和商品經濟充分發展後的社會形態，是生產力高度發展和舊分工消亡後的社會經濟形態。概言之，是後資本主義和後商品經濟形態。因此，說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預測中否定商品—貨幣關係的存在是一種理論上的失誤，這種說法本身就是無的放矢的，是不確切的，因為馬克思、恩格斯本來講的就是不存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形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在舊分工仍然存在的條件下，能否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這種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什麼形態，是馬克思、恩格斯當時沒有提出和觸及的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在對未來新社會形態的預測上遵從嚴格的科學準則，而且還要求人們對未來社會預測的實現問題抱一種科學態度。實際上他們自己也認為，他們提出的未來新社會的基本特徵，只是一種理論和邏輯的預測，是有嚴格的歷史和邏輯前提的，不是具體的模式，更不是可以不考慮社會歷史條件而隨時照搬的教條、複製的藍圖。在全世界無產階級政黨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宣告：「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同時他們還指出，《宣言》中所發揮的一般原理的實際應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14][14]　　

馬克思早在1843年剛剛成為共產主義者時，就明確宣布：「我們的任務不是推斷未來和宣布一些適合將來任何時候的一勞永逸的決定」，而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者發現新世界。1881年馬克思在回答荷蘭社會民主黨提出的一個問題，即如果社會黨人取得政權，他們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應當採取的首要措施是什麼時，馬克思指出：「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候應該做些什麼，應該馬上做些什麼，這當然完全取決於人們將不得不活動的那個既定的歷史環境。但是，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不著邊際的，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答覆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如果一個方程式的已知各項中不包含解這個方程式的因素，那我們就無法解這個方程式。」[15][15] 這就明確告訴我們，要解「社會主義」這個方程式，就必須依靠現實社會條件這個已知條件中提供的能夠解開這個方程式的因素和條件。這是一個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的科學原則，這也就是要求人們，必須依據現實條件去探尋社會主義的現實形態。　　

恩格斯也曾多次強調了這一思想，他指出：「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於現代社會的特徵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 [16][16] 恩格斯在答覆記者的提問時曾說過：「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他們的影子也找不到。」[17][17] 　　

非常明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在資本主義有了相當發展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他們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通過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揭示而得出的未來社會發展趨勢的科學認識。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不能在頭腦中由理性和正義直接推出，社會主義從理論到現實的轉變也不能簡單地從理論中直接導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產生以後，社會主義仍然存在一個從理論向現實轉變的艱巨任務。我們必須認清社會主義創建活動的特性：現實形態社會主義的創建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符合規律的創造性實踐過程。社會主義的現實形態具有歷史性、實踐性和創造性。　　

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完全自發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形態，而是標誌著人類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理性作用提高、具有建構性特徵的歷史發展時期。因此，怎樣使建構理性適應歷史社會條件、符合客觀規律，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　　

這裡必須強調過去沒有引起人們高度注意的一點：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實踐以後，存在著一個探尋社會主義的現實形態，特別是公有制的現實形態的歷史性課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和困難的嶄新的問題。社會主義的現實形態，公有制的現實形態只能依據社會現實條件在歷史實踐中尋找和創造，一切依歷史條件為轉移。我們的任務是，根據現實歷史條件，沿著馬克思指出的方向，創新和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正如列寧在領導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一再強調「根據書本爭論社會主義綱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深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只能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18][18] 他還明確指出「現在一切都在於實踐，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歷史關頭：理論在變為實踐，理論由實踐賦予活力，由實踐來修正，由實踐來檢驗。」[19][19]1989年5月在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談話時，鄧小平強調，「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20][20]　　

因此，「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從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現實這一歷史過程的開始就存在了。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一開始就面臨著探尋自己符合特定歷史條件的現實形態的理論認識和實踐探索任務。　　

然而，在這一過程的開始階段、甚至相當長時期，人們並沒有清醒地意識到這個重大問題的存在。當社會主義由於特定歷史條件而在東方落後國家、先是資本主義很不發達的俄國及東歐諸國，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相繼成為現實以後，現實社會主義的歷史定位和模式選擇問題就突出地提到了人們的面前。但是，非常令人遺憾的是，一開始幾乎是全部，後來是大部分從事領導和研究這種嶄新實踐活動的領導人和理論家都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未來社會基本特徵的預測作了脫離馬克思、恩格斯原來的基本邏輯和歷史條件的教條主義理解，都不加區分地認為，無論在何種社會經濟條件下產生的社會主義都是排斥商品—市場經濟的直接社會化生產基礎上的，這種形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作為無差異的「自由人聯合體」，一則可以實現經濟系統中的經濟活動體之間利益的無差別性，經濟系統的運行無需「價值」插手其間，完全排除了商品經濟；二則可以實現全體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無差異性，達到完全的直接結合這種「無差異境界」。　　

在這種認識指導下，計劃經濟時期的公有制實踐，在趨向於全面消除私有制的同時，在公有制的宏觀形態上努力建立排斥和否定商品經濟的愈大愈公的所有制關係，以實現社會化大生產的直接社會性；在公有制的微觀形態中，即公有制的本質內涵上，以為可以實現全體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無差異性，實現完全的直接結合。這是在社會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試圖複製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公有制形態。這種所有制追求導致了公有制實踐中的歷史定位失誤，使傳統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與現實脫離。　　

現在看來，一個似乎令人驚訝但卻可以理解的事實是，這個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遍及歐、亞、南美十幾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竟是在沒有真正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情況下進行的，更準確些說，是在還沒有形成「社會主義是一個依據現實的創造性實踐過程，必須探尋社會主義的現實形態」的清醒意識下進行的，以為社會主義的「藍圖」已經十分清晰，只要堅定不移地按照「藍圖」去複製就行了。這樣，就一度出現了實踐追求與理論盲目的反差，人們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不顧社會歷史條件地簡單照搬和「複製」這一設想。事實證明，這種複製不符合現實的社會歷史條件，有違於經典作家關於未來新社會創建的科學態度，不符合現實形態的社會主義是依據現實社會歷史條件的創造性實踐過程的特性。　　

毋庸諱言，20世紀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現實這種人類社會帶有理性選擇和設計的實踐活動出現了理論認識的偏差，導致歷史定位和模式選擇的失誤。社會主義發展過程蘊涵著歷史辯證法，顯示著其創造性實踐活動的特性和要求：不符合現實社會歷史條件的社會主義模式和形態，歷史會要求對其進行校正，即進行探尋符合客觀條件的現實形態的變革。　　

二　　

傳統公有制理論和實踐把必須有嚴格的社會歷史條件才能實現的公有制的未來形態放在現實中實施，必然與現實發生矛盾。[21][21]　　

這種矛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原有公有制的結構特徵理論與現實的矛盾。公有制經濟宏觀運行的直接社會化形式，即經濟運行由社會中心主導的一體化運行實現的直接社會化生產，宏觀經濟運行的排斥市場機制的行政計劃機制主導，經濟系統中的經濟活動體之間利益的無差別性導致經濟系統各經濟組織之間聯繫的非商品關係性，所謂「無需價值插手其間」。這必然與人們逐步清醒和全面地承認社會主義仍然是商品經濟的認識和要求相矛盾，現實也呈現出：由於物質利益根本制約性的存在和人們之間、經濟組織之間利益差別性的客觀存在不被承認（利益分配的平均主義）所導致的人們生產積極性的下降和經濟組織活力的減弱。　　

其二，原有公有制的內涵特徵理論與現實的脫離。理論上講的內部關係的完全平等化，全體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完全的直接結合，已經實現了所謂「同志式互助合作」的「無差異境界」，也與公有制現實形態中全體勞動者並沒有實現與生產資料完全的直接結合、人們在生產過程中還存在地位和作用的差別的客觀狀況不相符。特別是由於沒有客觀地認識公有制現實形態的內涵特徵，沒有建立起在承認差別基礎上的產權制衡和利益制約機制，已經造成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出現某種程度的疏遠化和異化狀態，與理論上的公有制內部人們之間關係的「無差異境界」表現出現日益擴大的反差。　　

無疑的，傳統公有制實踐中的兩大矛盾意味著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探索麵臨著這兩大任務。傳統公有制與現實的矛盾在實踐中的凸現，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愈益突出的問題。對這種矛盾及由矛盾提出的任務的認識，也經歷著一個逐步清晰的過程。對於這種矛盾，最早敏銳覺察並明確提出來的是南斯拉夫的著名理論家愛德華·卡德爾，卡德爾在1972年就把「社會主義社會在整個社會歷史條件的發展中出現的客觀矛盾」概括為「公有制在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矛盾」。　　

非常可貴的是，卡德爾基於對「斯大林模式」的質疑和對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的正視與重視，特別是對公有制的實現和發展應該使勞動者克服與其勞動的客觀條件和成果的異化這一目標的重視及其與現實狀況的反差，使他力圖改變傳統公有制中勞動者沒有實現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勞動者的主體地位沒有充分實現這種狀況，實行逐漸實現「國家消亡」的「自治社會主義」，實行「企業自治」、「社會自治」和「聯合勞動自治」。他認為，國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初形式，它有一定的革命作用，但也孕育著矛盾。它不能消除勞動者與社會資本的異化，並形成了勞動者與作為「職權行使者」的國家之間的分隔。所以不能把國家所有制當作不可更改的教條。他提出，實行「非國家主義化」和「分權制」，通過建立勞動與社會資本相結合的自治一體化的組織形式，使勞動者和勞動集體成為真正的公有制資本的主體和體現者。[22][22]　　

然而，傳統公有制與現實的矛盾，最突出的，還是現實經濟還處在商品—市場經濟這個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與排斥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的計劃型公有制的矛盾，即公有制宏觀一體性與現實要求的經濟運行機制（商品經濟與價值機制）的矛盾。最早實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南斯拉夫試驗」也較早認識到了這一矛盾，很早就提出要搞商品經濟。南斯拉夫理論界和決策者認識到，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承認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實行「市場社會主義」。南斯拉夫試圖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工人自治與社會自治、即「市場經濟＋自由人聯合體」這種模式來同時解決這兩個矛盾，顯示出他們的理論勇氣和勇於探索的精神。　　

但是，問題的難度和這種探索的初步性，使最早實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南斯拉夫試驗」顯出理論和實踐上的不成熟性。「南斯拉夫自治改革」要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實行馬克思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以消除傳統國有制中的異化現象，保障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和利益，雖然曾激發出企業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但不僅在整體經濟的宏觀控制上出現了問題，而且對現實中存在的公有制似乎能夠直接和充分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狀態」的這種理解也是脫離實際的，沒有認識到現實公有制形態的內在結構和內涵特徵，沒有認識到現實公有制形態與馬克思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這種高級形態在發展階段上的差異。這樣，就不能基於現實公有制的客觀狀況建立企業內部的有效機制，不能有效解決勞動者與管理者的矛盾和積累與消費的矛盾問題。因此「市場經濟＋自由人聯合體」這種既有現實性（承認商品經濟的必然存在）又具浪漫色彩的社會主義模式（公有制經濟模式），顯然是難以成功的。　　

當南斯拉夫改革不僅意識到了傳統公有制與現實的兩個矛盾，并力圖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這兩個問題，而且特別注重解決傳統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的異化問題的時候，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基本上都只重視傳統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的矛盾問題，大多忽視或放棄了從現實公有制形態的內涵特徵出發保持其性質和發揮其效能的問題。從這種對比中，可以顯出南斯拉夫探索的可貴，同時也為多數國家的改革忽視對解決傳統公有制中勞動者異化問題的探索而感到遺憾。當然冷靜思之，也可以理解，因為雖然這其中有利益和價值追求影響的因素，客觀地看，傳統公有制與商品－市場經濟的矛盾問題，公有制經濟如何適應商品－市場經濟的要求、塑造商品市場經濟的活動主體的問題，概而言之，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和效率問題，是更突出和緊迫的問題。歷史的發展會把更突出的問題展現在人們面前，而現實中更加突出的問題有時會掩蓋本質的問題。　　

改革的進程顯示出，人們對現實仍然處在商品經濟階段的認識在迅速推進，從原來只承認社會主義經濟中還保留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很快進展到承認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形式仍然是商品經濟。當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了現在仍然處在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而且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那麼，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要發展商品經濟就是一種邏輯的必然，那麼，首要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公有制經濟成為商品經濟中的活動主體，特別是當把效率的提高作為改革的首要目標，努力解決公有制企業如何成為商品－市場經濟的活動主體的問題，自然就成為改革的首要目標。　　

這就是要把與直接社會化生產（產品生產）相適應的傳統公有制形態轉變為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公有制形態，也就是要探尋與商品（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有制現實形態。其中，最突出最現實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構造公有制經濟的商品經濟活動主體。從實際情況來看，後來各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與實踐基本上是沿著這條思路和為解決這個問題而發展的。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1985年在考察了中國的「企業」，並對中日兩國的企業進行了對比研究以後，曾經提出了一個似乎令人難以理解的判斷：「我的印象是，中國不存在企業，或者幾乎不存在企業。」1實際上就是指傳統計劃型公有制中沒有利益獨立的擁有自主權的商品經濟條件下的那種企業。這樣，「政企分開」，「企業本位」，把企業構造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就成為公有制改革的主流。　　

自然地，改革的歷程顯示出不同國家在公有制改革中的相同軌跡，都走過由放權讓利到兩權分離的道路。然而，當改革又進展到要徹底承認必須搞真正的市場經濟、原來的「改革」隨之被稱之為「轉型」乃至「轉軌」的時候，蘇聯和東歐國家在追求個人和集團私利的強勢集團的主導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放棄了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現實形態的努力，改而推行以私有製為基礎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後來由於這種「休克療法」導致社會經濟的嚴重危機，促使社會政治勢力分化，各種「中左」「中右」政治勢力輪番上台，政策不同程度地向「左」偏移，推行不同色彩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向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靠攏。　　

中國仍然在堅持自己的探索。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確立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已經成為我國企業制度改革、特別是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改革中各種理論、概念中的最重要的概念。這一概念被普遍運用於企業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實踐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現代產權制度是企業改革實踐中最重要的任務。　　

然而，令人擔憂的是，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概念，卻是沒有仔細辨析的。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不僅存在著簡單化、片面化的情況，而且存在嚴重的混亂，主要是混淆「現代企業制度」具有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般特徵，與體現特定生產關係的特殊性質，模糊現代企業具有的這種二重性質。通常說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在這個概念的一般意義上使用的，指的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一般特徵。在邏輯上，是與商品經濟一般、市場經濟一般同等的概念，它只是一種資本組織形式、企業構造經營方式。這種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制度決不等同於現在西方國家存在股份制企業。　　

如果模糊「現代企業制度」具有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般特徵和體現特定生產關係的特殊性質的這種二重性，就會混淆公有股份經濟與私有股份經濟的區別，混淆現代企業制度的不同生產關係基礎的區別，認為股份制就是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就是現代企業制度，沒有什麼公有性質與私有性質的區別；或者提出股份制直接就是公有制，而且是所謂「新公有制」。這樣，就會取消把公有制與股份制結合起來的理論與實踐創新的任務，放棄創建新型公有股份經濟的努力，掩蓋通過股份制推行私有化的主張和企圖。　　

我國體制改革處於攻關階段，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如何通過股份制實現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化轉型，就成為一個重大而緊迫的理論和實踐課題。在這種形勢下，有學者提出了「新公有制」概念，在「新公有制」企業的四種形式中，把純粹由私人持股的股份公司也包括在內。[23][23] 宣揚股份制就是公有制。這種觀點與流行的混淆現代企業制度的二重社會屬性的觀點相匯合，就會形成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錯誤觀念，就會模糊和影響人們對公有制改革的認識和實踐。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是要在承認股份制是一種資本構造和企業組織形式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公有制經濟與股份制的結合。不能只強調其由市場經濟和社會化生產決定的一般屬性，淡化其由特定生產關係決定的特定社會性質，混淆公有製為基礎的現代企業制度與私有製為基礎的現代企業制度的性質區別。不能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變成照搬照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股份制企業制度。要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還需要把公有制的內涵與股份制這種形式結合起來。這是我們真正需要下功夫的事情，這是改革真正具有制度創新意義的地方。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到，探尋公有制現實形態，認識其內涵特徵和結構特徵問題，是經濟體制改革中最重要的問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關係到對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和方向的問題，在改革過程中給予的關注程度和傾注的力量是很不夠的。一些國家放棄了這種探索，就是停止了對現實形態公有制理論和實踐的探索。　　

當然，只要堅持這種探索，就會推動理論的進展。應該承認，我國從公有制的整體運行角度對公有制現實形態結構特徵的探索一直在頻率較高地推進，理論和實踐上都有進展，雖然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還沒有從理論和實踐上完全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的一整套管理和運行體系還沒有形成定型的有效形成），但改革的實踐依然推動著公有制理論在基礎層面的進展。　　

已有學者對「公有制的本質和實現形式」問題的進行了新的理論概括，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典型形式是生產資料的全社會佔有即通常所說的全民所有制，這種所有制既不同於原始的共產主義制度，也不同於高級的共產主義制度，它除了具有公有制的一些一般特點外，還具有自身特殊的規定性。在論述了從公有制的一般特點來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後，他們特彆強調，這些特點只是把公有制與私有制區別開了，而沒有對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公有制與社會主義階段的公有製作具體的區分，而且僅僅從這些特點出發還不能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質與具體結構進行深入分析。這裡實際上已經意識到了要認識社會主義公有制除了具有公有制的一般規定外還具有自身特殊的規定性，實質上，也就是要探尋公有制的現實形態並認識其新特徵和實現形式。他們認為，這種特殊的規定性是由舊分工帶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公有制的最主要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建立在舊分工這種特殊的勞動技術組織形式上的，後者是以消滅舊分工、個人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為基礎的。這種總的判斷也是有深度的。　　

在通過對公有制改革中一些按照現實要求出現的新現象的分析，即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要要通過勞動力與企業的雙向選擇才能實現，勞動者之間還存在著經濟利益上的差別和矛盾，特別是由於舊分工的存在，屬於社會共同所有的生產資料又是通過每一個具有個人理性的具體的人和單位來分別使用的，這就不可避免地使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帶有局部佔有的性質。他們得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和從業者局部佔有的統一」這個新的理論概括和結論，並認為，這一本質是不同形式公有制都具有的一般屬性。因此，公有制企業不論採取什麼樣的具體形式，如承包制、租賃制、股份制等都要體現這一制度的基本屬性。[24][24]　　

筆者認為，這是從基本理論層面對公有制現實形態的本質特徵認識的一個重大進展。這種從現實出發做出的公有制結構特徵的理論概括與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公有制未來形態中生產資料完全的社會直接佔有，以及與之直接相關的消除了經濟系統中各活動體之間利益差別性導致經濟系統各經濟組織之間聯繫的非商品關係性、即「無需價值插手其間」直接社會化生產，有了重大的形態區別，也改變了原來我們對實踐中的公有制形態的結構特徵的認識。這種新的理論概括既在生產資料所有關係上保持著與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公有制形態的一致性，又正視和承認還存著局部佔有的差別性這種由現實條件決定的新特徵。這種新的理論概括和進展是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　　

然而，應該看到，這還只是從一個方面對公有制現實形態的特徵的認識，這個認識的獲得是與公有制改革實踐在這個方面的推進相關的，是公有制沿著如何適應市場經濟存在而對傳統公有制中生產資料歸社會直接佔有這一狀況進行改革實踐的理論總結，是對現實公有制的結構特徵的新認識。本文前面已經講過，傳統公有制與現實的矛盾表現在兩個方面，除了改革一直注重的傳統公有制中生產資料社會直接佔有與商品經濟的矛盾這個問題以外，還存在著傳統公有制理論中關於全體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實現了完全的直接結合、已經實現了「同志式互助合作」的「無差異境界」的內涵特徵與現實的矛盾。傳統公有制與現實的這一矛盾，就是原有公有制理論對其內涵特徵的簡單化、空想化、脫離實際的理解。　　

應該說，這是更為本質、更深層次的問題。前面已經講到，這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一直被更緊迫的問題所遮掩。因此，使得關於現實形態公有制的本質內涵問題，不僅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甚至還沒有被認真地提出。而公有制現實形態的內涵特徵問題則是一個關係到能否在真實地認識現實公有制的內在真實關係的基礎上正確對待和處理這種關係，從而保持公有制的性質和調動公有制內部各類人員的積極性、提高公有制經濟的運行效率的更本質的問題。本文下面就嘗試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和分析。　　

三　　

「南斯拉夫自治改革」要真正實行馬克思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以消除傳統國有制中的勞動者異化現象，力圖改變勞動者的主體地位沒有充分實現這種狀況，期望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這種願望和努力方向是非常重要和正確的，特別是以後各國的改革都淡化了這個問題，多數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都放棄了這種努力，就更顯難能可貴。但是從科學角度看，他們對現實中能夠存在的公有制內涵特徵的理解仍然是脫離實際的，對現實形態的公有制的內涵特徵還沒有深刻認識。要實現和保障公有制的性質和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必須基於對公有制現實形態的內涵特徵的深刻認識，建立一套有效的內部權利制衡和利益制約機制。　　

公有制現實形態的內涵特徵問題，是社會主義實踐中最為根本和關鍵的問題。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的，「任何時候，我們總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形式和勞動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程度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25][25] 馬克思在這裡不是泛指生產關係總和，而是特指生產資料所有者與直接生產者的關係。這不但闡明了狹義生產關係的內涵，而且指出了它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核心地位。這種帶有普遍性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微觀基礎，是社會經濟形態的「骨骼」，亦即基礎和本質結構。　　

實現傳統公有制向現代公有制的轉型，即「計劃型公有制」向「市場型公有制」的轉型，就是要堅持以公有製為基本制度前提，探尋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各種新的公有制實現形式。所謂現代市場型公有制，就是既堅持公有制的本質內涵和本質要求，又適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新的公有制，是公有制的結構特徵、內涵特徵與適合市場經濟的實現形式的統一。要實現這一轉變，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涵特徵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把握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由於傳統公有制理論對其內涵特徵的闡釋是簡單化、空想化的，是脫離實際的。因此，運用馬克思的所有制本質內涵分析方法，從實際出發認識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涵特徵，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甚至可以說，這是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　　

所有製作為一個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範疇，它的本質內涵和質的規定性就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社會形式，就是由特定的結合方式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經濟關係。馬克思曾明確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要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不同的經濟時期」[26][26]。因此，要搞清楚一種所有制關係的內涵，就必須從現實的經濟過程中，具體分析和把握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社會方式的性質和特徵。　　

在分析某種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社會結合方式的時候，首先必須考察這種結合方式產生的歷史前提。因為一種新的所有制形式的產生必須是有一定的客觀歷史前提和條件的。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後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27][27] 但是，應該全面地理解這種歷史前提，應該看到，這種歷史前提不僅是僅指一國內的生產力發展為新的生產方式所提供的條件，而且還包括同時期發達國家水平較高的生產力所提供的可以借鑒的條件。作為一個「跨越後社會主義國家」，為了進行既不脫離實際、又具有創新性的公有制構造，特別要著眼於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及其提供的創建公有制的經濟條件。所以，要科學地把握社會主義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社會結合方式的本質特徵，就應客觀地分析在資本主義經濟所達到生產力基礎上，這種結合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採取何種形式。應該看到，現代社會化生產不僅造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而且它所提供的客觀物質前提還對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新的結合方式的特徵起著直接的制約作用。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一些獨特的經濟現象，這些現象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自身範圍內的揚棄，而且還表現為通向新社會的過渡點。馬克思說：「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這裡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28][28] 因此，要科學認識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新特點，就必須認真分析這些通向新社會結構過渡點的經濟現象。否則，如果僅從質的方面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做簡單對比，容易得出簡單化的結論。　　

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的發展使生產資料所有權與支配管理權（經營權）的分離成為一種必然趨勢。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被排除在直接生產過程之外，一個適應現代生產力要求的管理階層而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分析了這種現象。他說：「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因此，這種指揮勞動就無須資本家親自擔任了。……合作工廠提供了一個實例，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管理人員已經成為多餘的了，就像資本家本人發展到最高階段，認為大地主是多餘的一樣。」[29][29]　　

產權分化趨勢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這一基本矛盾發展的產物。在生產社會化水平提高和企業規模效應的要求下，隨著商品經濟和信用制度的發展，更便於資本運動和集中的股份制企業的大量產生。股份公司和股份資本這種向資本社會化揚棄和發展的趨勢，愈益深刻地推動著產權的分化：這首先使資本私人所有權轉化為股權，資本所有者轉化為脫離生產過程的股東；股份公司以讓渡股權方式籌集起來的私人資本以公司法人財產的形式轉化為聯合為一體的社會資本，這顯示了資本社會化發展的趨向；在法人資本和法人財產權在生產過程的實際運作過程中，由於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生產技術的複雜化，使管理職能必須由具有專業知識和經營才能的人來實施才能使生產具有高效率，從而執行資本經營的職能逐漸由職業經理來執行，從而造成法人財產所有權與法人財產經營權的分離。股權的分散和經營管理職能作用的凸現就必然形成產權的進一步分化，即所有權、法人財產權、支配權、經營權等的分離化。[30][30] 伯利認為；「公司制度的興起，以及伴之而來的由於工業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產生的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乃是20世紀中頭一個重要變化。」[31][31] 這些分化後的各類產權在交易和組合中可以形成有機聯繫的新產權結構和系統。　　

隨著產權的分化，即所有權和法人財產權、支配權、經營權的漸次分離，一方面形成了可以靈活地擴大資本規模並擁有獨立的法人財產權的法人財產組織――現代法人企業這種市場經濟的活動主體；另一方面就是發生了意義重大的「經理革命」，形成了市場經濟的領導力量和活動中堅――經理階層，造就了對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經理型企業家。形成了現代企業中的股東、董事、經理、監事、勞動者這些主要利益相關者集團的特定地位、作用及其控制、聯繫系統，以及這些不同集團的權利制衡和利益制約機制，也就是形成了現代企業治理結構。從邏輯上說，社會化生產的發展決定了產權分化這一基本趨勢；現代產權分化趨勢形成了現代產權的基本結構，亦即現代產權制度；在現代產權制度的基礎上，形成了現代企業制度，即蘊涵著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現代公司制度。而且現代產權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都還處在不停的變動發展之中。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出現了生產社會化程度比股份公司高得多的壟斷組織形式從而使這種資本的佔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的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這種分離的直接結果，是一個專門從事生產的組織和管理的經理階層形成了，並呈現出科層式系統存在特徵。由於社會化的大生產要求從事管理的人必須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因此這種職能需要受過專門教育的專業人員來擔任。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對管理職能的要求越來越高，管理職能日益科學化和複雜化，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逐漸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職能，這反過來又加劇了支配管理權同所有權的分離。但是，這種分離開來的支配管理權實質上是受資本的所有權制約的，是按資本家的利益和意志行事的。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仍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當然，隨著資本所有權同支配管理權分離的加深，資本所有權的制約力和收益率在程度上會有所不同。這不僅說明了私人佔有社會化生產資料的腐朽性，而且說明了資本主義已經造成了否定私人佔有，使佔有社會化的條件。這說明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特定結合方式已經走向反面。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預示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某些特徵，預示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重新直接結合的歷史趨勢，而且從客觀前提上制約著這種結合的特定社會形式。　　

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新的社會結合方式是舊的社會結合方式解體後形成的新的生產條件分配的結果，因此，現實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係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關係解體後產生的新的生產條件分配的結果。馬克思曾明確指出了生產條件分配的重要意義，他說：「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於：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32][32] 這種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33][33] 這就告訴我們，正是這種在簡單商品經濟解體後產生的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著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資本主義方式，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本質內涵。馬克思還曾特彆強調了生產條件分配的重要性，他指出：「因此，問題的實質，在這裡作為G－W－A，Pm行為的基礎的，是分配。所謂分配，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消費資料的分配，而是生產要素本身的分配。」[34][34] 總之，直接生產過程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社會結合方式及其形成的人們之間的經濟關係，是由具體的歷史的生產條件的分配所決定的。　　

在否定了私有制、解決了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這一矛盾以後，在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所提供的客觀前提下，生產條件的分配有了什麼樣的變化？聯合起來的勞動者與社會化的生產資料是以什麼方式結合的呢？　　

社會化生產的發展要求承認和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建立實現了經濟發展的這一客觀要求。這樣就從根本上改變了舊的生產條件的分配，提供了在新的基礎上進行新的生產條件分配的前提。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使人們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方面實現了平等，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造成的所有權與支配管理權的一定程度的分離，生產資料所有者遊離於生產過程之外這種情況已經在事實上顯示了否定私人佔有的必要和可能。但是，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只造成了消除人們在生產資料佔有關係上對抗的物質前提和社會條件。社會化大生產所產生、所必須的管理職能不僅必須存在，而且還只能由一部分人相對固定地來執行，人們在管理職能的執行方面存在著差別，而在生產過程中執行管理職能就是行使對生產資料的支配管理權。這樣，在生產資料共同佔有的基礎上，勞動職能、特別是經營管理職能的分配就具有了決定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社會結合方式的意義了。[35][35] 勞動條件的分配具有了新的歷史特點，它完成了一個巨大的歷史飛躍。因為只有在解決了生產資料佔有關係的對抗狀態，實現了人們對生產資料佔有關係平等的基礎上，才能使勞動過程中各種職能的分配成為決定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客觀根據，成為形成人們與生產資料的特定關係和人們之間相互關係的決定條件和環節。但是，這隻奠定了聯合勞動者與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實行直接結合的基礎，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完全的直接結合的實現還要經歷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因此，在現實形態的公有制經濟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支配管理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分離，全體勞動者作為一個整體擁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支配管理權還只能由一部分人相對固定地掌握和行使。全體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上還存在著支配管理權的差別，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還要通過管理這個中介來實現，因而這還是一種不完全的直接結合。概言之，在對生產資料共同佔有的基礎上勞動者之間在支配管理權上還存在差別，這種特定結合方式就形成了領導管理者與直接生產者這種基本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現實公有制形態的內涵特徵。　　

由於所有權的性質決定著支配管理權的性質，支配管理權是所有權的自然延伸，所以管理職能的執行者必須代表全體勞動者的利益和意志。它們只能是全體勞動者以社會名義僱傭的「監工和會計」。因此，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支配管理權的行使必須保證所有權的最終實現，必須使生產資料所有者得到應得的物質利益，也就是要使必要產品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增加和在對剩餘產品的支配和使用上符合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實現其真正的「經濟所有權」。我們知道，所有制的經濟內容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對於在當時條件下可能給他帶來的各種經濟利益具有唯一的占有權。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特定結合方式中不僅包含了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更重要的是生產資料由誰支配管理關係與剩餘產品佔有、支配、使用的統一。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和特徵，歸根到底是由處於一定歷史階段的生產力水平決定的，是與舊的社會分工的存在密切相關的。因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36][36] 「而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37][37]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勞動技術組織形式的歷史發展概括為分工的發展。他們在談到分工這一勞動的基本技術組織形式時曾指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產力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因為它不僅僅是現有的生產力的量的增加（例如開墾新土地）。」[38][38] 「分工從最初起就包含著勞動條件、勞動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著積累起來的資本在各個私有者之間的劈分，從而也包含著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種不同形式。」[39][39] 由引可見，分工包含著很豐富的內容，從勞動條件分配的角度來看，它一方面包含著客觀生產條件（即物質生產資料）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和不同社會成員、不同社會集團間的分配；另一方面也包含著主觀生產條件（即勞動力和各種勞動職能）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勞動組合方式和生產組織結構中不同位置上的分配。正是這種勞動條件的分配，形成了社會成員與生產資料的不同結合方式，形成了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係，形成了一定的所有制形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指出：「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因而也產生了所有制……。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40][40] 因此，經典作家一再強調消滅舊分工與消滅私有制的關係，強調消滅舊分工與實現社會直接佔有全部生產資料的關係，強調消滅舊分工與實現社會直接佔有全部生產資料的關係，強調消滅舊分工、徹底變更舊的生產方式與生產勞動由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關係。　　

社會主義消滅了分工的對抗性質和對抗形式，消滅了由於客觀生產條件的對抗性分配所造成的私有財產對勞動的統治，但是還不能消滅分工造成的一種本質差別，即還不能消滅勞動職能的不同分配所形成的人們對生產資料的支配管理關係和在生產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分配方式上的差別。當然這只是一種非對抗的差別，但正是這種差別顯示了社會主義所有制關係與共產主義所有制關係一定的質的區別。這是因為在現在生產力水平上，還不能徹底消滅舊的分工，在直接生產過程之外執行管理職能還只能由少數人相對固定地來行使。這是由一種經濟必然性決定的。　　

我們知道，為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直接提供物質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不管其性質和分配形式如何，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少的。必要勞動佔全部勞動時間比例的高低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標誌，同時也制約著是分工和人的發展的狀況。恩格斯高度概括地指出：「當實際勞動的人口要為自己的勞動花費很多時間，以致沒有多餘的時間從事社會的公共事物，例如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物、藝術、科學等的時候，必然有一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物，」「只有通過大工業可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一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和實際的公共事物。」[41][41] 這種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僅是生產資料佔有要有高度的社會性，生產必須成為在全社會範圍內普遍聯繫的社會化大生產，勞動生產率極大提高，生產實現普遍的自動化，而且勞動者本身也要有充分的個性發展，擺脫舊分工的束縛，成為自由全面發展的新人。　　

綜上所述，在生產資料共同佔有的前提下，勞動職能的分配形成了社會主義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特殊社會結合方式，這意味著直接生產者與領導管理者在對生產資料支配管理關係上還存在著差別，這說明社會主義勞動者與生產資料還是一種不完全的直接結合。這就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內涵特徵，它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體系的基本性質和歷史特徵。過去在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理論就是忽視了這種內涵的研究，只是在外延的變化上做文章，因而得不到真正反映客觀實際的深刻認識。沒有按照馬克思關於研究所有制問題的科學方法，對現實的社會主義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進行具體分析，只是簡單地搬用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發展方向的基本設想的一些結論，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完全的直接結合，全體聯合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關係已經沒有任何差別。（這是以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代表的觀點）這種觀點忽視了經典作家多次強調的實現這種直接社會結合與消滅的舊分工的聯繫。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尖銳地批判了杜林妄圖在保存舊分工的情況下實現共產主義的謬論，認為杜林關於「無需從根本上變更舊的生產方式，首先是無需廢除舊的分工，社會就可以佔有全部生產資料」的見解是一種「幼稚觀念」。[42][42] 至於「生產力怎樣迅速向前發展，將怎樣迅速發展到打破舊分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把勞動變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連列寧都認為「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的。」[43][43]　　

社會主義所有制關係的內涵特徵和發展趨勢告訴我們，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途徑就是要在不斷發展生產力和促進生產社會化水平提高的基礎上，逐步促進全體勞動者的全面發展，不斷擴大民主管理，採取各種切實可行的民主措施，保證支配管理權的行使真正代表全體勞動者利益，逐步縮小人們對生產資料支配管理權方面的差別。只有這樣，才能在再生產過程中，使全體勞動者的所有權在經濟利益上得到實現，並且使所有制關係在再生產過程中逐步朝著消滅人們在生產資料支配管理關係方面的差別的方向發展。　　

因此，要保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首先就是要保證全體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通過他們委託的經營管理者的現實支配和管理在經濟利益上得到實現。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所有制關係中對生產資料的支配和管理（這種支配管理包括宏觀和微觀這兩個層次，即社會經濟中心和各個企業。）主要由一部分人相對固定地代表全體勞動者或本企業職工行使。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要求領導管理者在運用支配管理權時，必須代表勞動群眾利益和意志，而這一點又必須在經濟利益上得到具體的實現。歷史的經驗表明，如果不從全體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出發、按照客觀規律來運用這種支配管理權，或者掌握這種支配管理權的人雖有良好的願望但沒有實際的能力（現代化生產對管理職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也是管理在現代經濟活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表現）必然會使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受到損害。應該看到，全體勞動者作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決定了他們就是在不直接掌握和運用支配管理權的情況下，也應該有權對他們的代表――支配管理者進行支配管理活動的情況進行監督。這種監督權是為了保證他們的所有權在經濟利益上最終實現。因此，怎樣從體制上建立起既能夠保證支配管理活動的科學性，又能保證真正符合全體勞動者利益的切實有效、靈敏合理的公有制內部機制，是一個重大的但還沒有解決的問題。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就必須努力探索和儘快建立起這種能夠保證社會主義所有制性質、保證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有效機制。　　

另外，要使社會主義公有製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就必須根據現實的條件和可能，努力尋找和創造多種具體的形式，使全體勞動者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加管理活動，以真正體現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在多種實際管理活動中提高他們的主人翁責任感，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裡應該防止兩種片面認識：一是簡單地認為，全體勞動者既然成了生產資料的主人，就等於實際地參與了支配管理活動，就已經實現了全體的平等。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二是主觀地認為，應該讓全體勞動者完全平等地參加管理，不能只讓一部分人相對固定地行使支配管理權，並且認為經濟體制改革就應該馬上實現這一點。這樣實際上是陷入空想，前南斯拉夫的改革就曾出現過這種失誤。當然，如果認為既然支配管理權還主要由少數領導管理者來行使，那麼，一般勞動群眾只要把這種權力委託給他們就萬事大吉了，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就再也不需要過問了，只要好好勞動就行了，這也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和發展趨勢的。毛澤東曾經尖銳地指出：不能把人民的權力了解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權利。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是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個權利，就沒有工作權、受教育權、休息權等。[44][44] 全體勞動者逐步直接參加管理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在要求，這是在不斷縮小全體勞動者在支配管理關係方面的差別逐步實現的。因此，必須隨著客觀條件的發展和成熟程度，不斷擴大直接生產者參與管理的權利和範圍，而決不能剝奪或縮小他們的這種權利。當然，這不是一個主觀願望的問題，而必須嚴格依據客觀條件的成熟情況而逐步地實現。因為，支配管理關係差別的縮小以至消滅的過程，是與消滅舊分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過程相一致的。而這個過程又要以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為基礎，因而是一個長期的客觀發展過程。但是，在這個發展過程的任何一個階段，都必須根據當時的條件，努力探尋各種能使全體勞動者直接或間接參加管理活動的具體形式，保障全體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在條件可能的情況下，盡量以各種形式擴大勞動群眾的支配管理權。這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民主的本質和要求，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根基和發展根源。鄧小平曾強調指出：「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所有的企業必須毫無例外地實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領導和民主管理結合起來。」[45][45] 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我們過去曾經進行了探索和實踐，已經產生了一些組織形式，如職工代表大會等。探索從內涵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有效形式和機制，不僅是以前沒有解決的一個重大任務，也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時必須認真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　　

解決公有制中出現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的疏遠化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初，就被前南斯拉夫的改革者提出並探索過。但經過半個世紀之久，有些國家已經完全放棄了這種努力，而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國家也依然沒有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國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中如何保持公有制的性質問題沒有解決，公有制改革中直接生產者的地位和權利呈現下降趨勢。究其原因，忽視對公有制現實形態的內涵本質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努力，不能辭其咎。理論和實踐的邏輯告訴我們，是否堅持探尋公有制的現實形態並努力構造符合其結構特徵和內涵特徵的體制、機制，是檢驗人們對改革的認識和態度的試金石。要堅持和推進社會主義，就必須下功夫搞清楚公有制現實形態的結構特徵和內涵特徵並建立一整套有效制度、機制，讓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現實中紮根並茁壯生長。　　

（本文源自《經濟中國》（劉永佶主編）第3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網　2010-11-22　 重發）　　

[1] 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的性質和特徵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但並沒有徹底解決的問題。之所以如此，從認識論的角度看，正是由這場改革具有的難以深刻和準確把握的獨特性決定的。對改革的性質和特徵，中國改革的啟動者和總設計師鄧小平曾既提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兩個基本觀點，（黨的文件也都肯定過這兩種提法）。但對這兩個針對同一問題的觀點並沒有給予理論上明確的解釋。應該說，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有機統一的，而且正是這種看似矛盾的統一表明了社會主義改革的獨特性。應該說，這種獨特性就蘊涵在這兩個看似相矛盾、實相統一的概念之中：改革既不是原來意義上的根本改變基本制度的「革命」，但又稱之為「第二次革命」；改革既是一種「革命」，又還是、或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顯然，這裡存在著一個怎樣從理論上清晰準確地說明這種獨特性的任務。我國理論界在改革初、中期多數人是從「基本制度」與「體制」的區分和聯繫來認識改革的性質和特徵的，另外從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角度也可以做出一些解釋。筆者認為，應該從形態轉變的意義上來認識改革的獨特性，當然較深入地闡釋這個問題，需要專文論述。本文就是從這種角度來研究公有制改革問題的。　　

[46][2] 《列寧選集》第4卷,第687頁。　　

[47][3] 所謂公有制的現實形態是指由特定社會歷史條件決定並符合現實要求的公有制形態，並且任何一種所有制形態都會有其本質內涵和結構特徵及其實現形式。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未來社會及其核心――公有制形態是後資本主義和後商品經濟形態，筆者稱之為「後現代形態」（筆者已撰《跨越現代化基本要素和結構的「超現代形態」――從現代化視角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政治經濟學解析》一文，專門論述這個問題）。由於商品－市場經濟是現代社會（現代性）的主要依據和內涵，而且人類社會仍然處在商品—市場經濟這個被馬克思從交換關係演進角度劃分的「三大經濟形態」的第二形態，因此，在這種意義上，本文提出的「公有制的現實形態」也可以稱為「公有制的現代形態」。另外，改革已經明確提出了探索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的問題，但一直沒有提出認識「公有制的現實形態及其本質內涵」這個更根本的問題。從邏輯上看，首先應該探尋和認識公有制的現實形態及其本質內涵與結構特徵，在此基礎上，公有制的新實現形式才能更好地選擇和確立。　　

[48][4] 所謂改革是社會主義（核心是公有制）在形態意義上的「革命」，是指社會主義（其核心是公有制）的根本性質沒有改變，但其形態發生了重大改變，概言之，是從計劃型社會主義、計劃型公有制轉變為市場型社會主義、市場型公有制。這種改革也是相當深刻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稱之為是一種「革命」。　　

[49][5] 當改革深入到要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各國的改革在方向上發生了分化，出現了三種趨向和選擇：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馬克思主義主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主義主張的社會市場經濟。參見毛立言：《市場的"復歸"和"主義"的選擇》，載《政治經濟學研究報告（3）》，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頁。　　

[50][7] 恩格斯：《美國工人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6頁。　　

[5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90頁。　　

[52][9]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初版中說到：「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頁）　　

[53][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3頁。　　

[54][11]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分析了商品拜物教之後，談起一個社會群體如何運用所擁有的各項資源安排生產和消費時，他從孤島上的魯賓遜個人支配生產資料談到中世紀莊園的統一支配生產資料，又談到未來社會的有計劃的支配和使用生產資料，就需要社會共同擁有其生產資料。為了進行這種對比和聯繫，馬克思說：「最後，讓我們換一個方面，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請注意，馬克思明確指出這裡只是一種「設想」，是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狀況及其運行方式的一個邏輯設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頁）　　

[55][1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中譯本，第58頁。　　

[56][13]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3頁。　　

[57][14]《馬克思恩格所選集》第1版，第1卷，第265、228頁。　　

[58][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643頁。　　

[59][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676頁。　　

[60][17] 恩格斯：《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談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頁。　　

[61][18] 《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頁。　　

[62][19] 《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頁。　　

[63][20]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2頁。　　

[64][21] 傳統公有制理論對其內涵的解釋是原蘇聯經濟學界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設想而簡單推演出來的。既沒有認識到馬克思、恩格斯未來社會構想的邏輯推論特徵和科　　

[65]學預測性質及其實現條件，也沒有提出根據現實歷史條件探尋公有制現實形態的問題。從影響頗大頗深的、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及在其影響下其他國家編寫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書籍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22] 參見「南」愛德華·卡德爾：《公有制在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矛盾》，中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　　

小宮隆太郎1985年5月11－14日提交給在沖繩召開的「中日經濟學術討論會」　　

的論文中的一個觀點。中文譯文見吳家俊、汪海波編：《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經濟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329頁。　　

[23] 厲以寧：《論新公有制企業》，《經濟學動態》,2004,(1)。　　

[24] 參見楊瑞龍、陳秀山、張宇著，衛興華審：《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02～104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頁。　　

[66][26]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頁。　　

[67][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83頁。　　

[68][2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3頁。　　

[69][29]《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35頁。　　

[70][30]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經濟理論史上提出了一個著名的「伯利－米恩斯假說」，這就是美國經濟學家A·伯利和米恩斯通過對美國200家大公司的調查中發現，現代大公司的管理權正在從私人資產所有者轉到具有管理技術的人手中，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日益明顯。30年以後，美國經濟學家勒納運用伯利和米恩斯的標準，再次調查了美國最大的200家非金融公司的產權類型，結果發現，由經理操縱的資產比率從30年前的58上升到了85，這一研究使得「伯利－米恩斯假說」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A·伯利又於1954年和1959年分別出版了《20世紀的資本主義革命》和《沒有財產權的權力》等著名論著，進一步論述了這種產權分化這一現代經濟發展中的重大現象。　　

[71][31] A.伯利：《沒有財產權的權力》，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62頁。　　

[72][3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頁。　　

[73][3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4頁。　　

[74][3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頁。　　

[75][35] 管理職能是現代化生產的重要生產條件，是現代社會生產力不可缺少的要素，這已被理論界普遍公認。　　

[3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9頁。　　

[76][3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頁。　　

[77][38]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文單行本，人民出版社，第14頁。　　

[78][3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3頁。　　

[79][4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6－37頁。　　

[80][4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1頁。　　

[81][4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6頁。　　

[82][43] 《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3頁。　　

[83][44] 轉引自葉劍英：《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　　

[84][45]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