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 | 國際政治話語中的中國移民：以非洲為例
1937年，英國詩人奧登訪問中國的前一年，他在題為《夜色漫步》的詩中寫道：「我將愛你，親愛的，我將愛你/直到中國與非洲相遇/直到大川逾于山/鮭魚吟於道。」由此看來，他將中國與非洲相遇看作河水淹沒山川或鮭魚在街上唱歌一樣不可能。他當時並不知道，中國與非洲早在數個世紀前已經相遇。近年來，中非關係的快速發展促進了雙方之間的移民往來，非洲華僑華人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也帶來了一些誤解，甚至成為一個「政治議題」。
學術界習慣於將「華僑華人」作為一個整體概念。新移民的出現使「華僑華人」與「中國國際移民」的概念逐漸重合。然而，「華僑華人」與「國際移民」的概念並不能完全等同。華僑是在非本人出生國居住達一年以上的群體，屬於國際移民。在國外留學一年以上的留學生以及在國外工作一年以上的外派勞務人員也應該屬於國際移民，但不是華僑。華人的情況更為複雜，特別是在當地國出生的華裔雖然是華人的一部分，但他們不屬於國際移民的範疇。儘管這種情況並不理想，也存在定義問題，但社會科學總是以社會現實為基礎，這一點難以改變。本人正是在這一觀點的基礎上使用「移民」，專指中國國際移民。本文試圖以非洲華僑華人為例，探討西方話語對中國移民的政治化傾向，從國際政治如何引發學術興趣開始，進而分析非洲華僑華人的人數及相關特點、他們的職業及其給當地社會帶來的影響，以及華僑華人與中國形象和中國對非政策的關聯。
西方霸權、政治話語和研究議題
各界對「中國」的理解有多種，如「政治中國」、「文化中國」、「血脈中國」等。同樣，對華僑華人的相關稱謂甚多，中文有以下名稱：「華僑」、「華人」、「華僑華人」、「華人華僑」、「海外僑胞」、「外籍華人」、「新移民」、「中國國際移民」、「海外移民」、「僑民」、「新僑」、「老僑」、「歸國華僑」、「歸僑僑眷」、「海外歸僑」等，也有更明確的「華裔」和「華族」。英文有「overseas Chinese」、「Chinese abroad」、「Chinese overseas」、「Chinese ethnic group」、「ethnic Chinese」、「Chinese in diaspora」、「Chinese diaspora」、「diasporic Chinese」、「Sojourning Chinese」、「Chinese(im)migrants」、「new(im)migrants」、「overseas compatriot」，有時直接用「Chinese people」、「Chinese communities」、「ethnic Chinese overseas」、「ethnic overseas Chinese」等，更明確的稱謂有「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overseas Chinese descendant」等。中國對「華僑」有明確界定，「華人」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學者在使用時往往連用，即「華僑華人」或「華人華僑」。《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中明確規定：「歸僑是指回國定居的華僑。華僑是指定居在國外的中國公民。僑眷是指華僑、歸僑在國內的眷屬。」「華人」的廣義概念，既可包括所有的中國人(華夏人之簡稱)，也可包括華僑及華裔，成為描述廣義祖先來自中國的所有華裔之總稱。狹義主要指生活在海外的、擁有外國國籍的華人，多被稱為「海外華人」或「外籍華人」。「華僑華人」多用於中國國內，「華人華僑」往往是中國移民在居住國自稱時所用。中國台灣學界亦如此，只不過統一稱為「華僑」。這種情況的出現既有習慣因素，也有政治考量，也是社會現實的複雜性使然。然而，「華人」已在當地定居入籍，中國只是其祖籍國，有的甚至並不認同中國。非洲華僑華人中絕大部分是近期移民非洲的「新僑」，指改革開放後進入非洲的中國人。
近年來，由於中國人不斷湧向非洲，華僑華人也成為國際上的一個「政治議題」，有時甚至被理解為「中國對外擴張的工具」。一些西方或私人基金會專門提供資助來研究這一問題。何以如此?筆者認為，雖然全球化促進了對國際移民和跨國主義的研究，但對華僑華人的研究實與發達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有密切關係。中非關係的快速發展日益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而不斷增加的非洲華僑華人也順理成章地推動了西方各界人士的重視和學術界的研究興趣。
那麼，為什麼一些西方國家對中非關係的快速發展如此恐懼呢?這與現實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有著密切關係。近代以來，西方憑藉宗教、武力和意識形態的侵蝕，在非洲建立起相當穩固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剝削制度，這種西方霸權並未隨著非洲獨立而消失。對非洲的剝削可以說是西方富裕社會的基礎之一。舉例而言，尼日這個具有古老文明的西非國家，獨立後法國一直控制著它的經濟命脈和礦產資源(如阿海琺公司對鈾礦的壟斷)，而尼日現在仍是最不發達國家之一;象牙海岸在獨立半個多世紀後，其總統府和國會大廈每年仍需向法國人交付租金，這真是前所未聞。這些只是非洲與西方國家關係的一個縮影。從歷史上看，西方在全球經濟的霸權是建立在對非洲以及其他落後地區的盤剝之上的。對西方國家而言，這種霸權地位必須確保。
然而，兩種力量正在撼動西方的優勢地位。非洲國家獨立以來，多位有思想、有勇氣且力圖擺脫西方控制的非洲領袖被暗殺、推翻或排擠，如盧蒙巴、恩克魯瑪、桑卡拉、卡扎菲、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等。這些陰謀或是直接由西方大國出手，或是由其代理人實施。近年來，蘇丹的分裂、利比亞的陷落、剛果(金)內戰同樣或是由西方直接干預，或是背後有西方大國的影子。西方國家對非洲採取的經濟干預手段更是層出不窮，其中經濟制裁和經濟援助手段最為常見。如果非洲國家不聽話或敢於挑戰西方霸權，經濟制裁隨之而來，辛巴威是一個典型。至於所謂的經濟援助，則是一種更為常用的控制手段。正如肯亞學者希誇提指出的：「由美國、歐洲國家、澳大利亞、日本及其同盟國主導的援助的目的是為了捐助國自身的利益」。隨著非洲國家出現「向東看」的政治思潮，二戰以來由西方主導的非洲發展模式面臨著嚴重挑戰。這可以說是非洲國家的覺悟。
改革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另一種推動力量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它們不僅以自身的發展為非洲國家示範了一種替代發展模式，也正在加強與非洲的合作並大大促進了非洲經濟發展。在這些新興國家中，中國以其獨特的政治制度和驚人的經濟發展尤為突出。「中國的發展模式不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沒有附加條件，從而為非洲國家提供了一種發展的替代模式。」塞內加爾前總統瓦德明確指出：「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中國模式可以教給非洲很多東西。」與此同時，中非合作在範圍、規模、速度和影響方面都是空前的，這種合作正在推動著非洲經濟的全面發展。正如南非學者馬丁·戴維斯指出的：非洲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曲線有很強的關聯性，非洲經濟符合中國的「走出去」戰略，非洲願意接受中國的投資，非洲正遠離傳統經濟體，轉向東方與中國。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報告也指出，「中國的投資不斷幫助刺激著非洲的高速經濟增長。」
這樣，改變非洲命運的兩種趨勢使西方的霸權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有鑒於此，西方國家針對中非關係的各種謠言、誘導和誤讀層出不窮。國際政治話語對社會各界的導向不斷增多，這種政治催化劑也推動了學術研究的興趣。值得注意的是，媒體上出現了包括謠言、誘導和誤讀等不實報道，尤以一位前美國高官的言論最為荒唐。原卡特政府負責人權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羅伯塔·科恩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中國在非洲使用囚犯勞工》一文，宣稱「中國人不僅出口由囚犯製造的產品，而且還派遣囚犯出國工作」如果說科恩女士當時尚未預料到中非合作的快速發展而僅僅是從攻擊中國人權的角度來造謠的話，這一惡意詆毀卻在全世界不脛而走，給後來加速發展的中非經濟合作帶來了不小的障礙。
具有誘導性的報道同樣具有很強的殺傷力。德國《明鏡》周刊曾發表了一篇煽動性極強的文章《武器與石油和骯髒交易：中國如何將西方排擠出非洲》(Waffen, ?l, dreckige Deals – wieChina den Westen aus Afrika dr?ngt)。作者用這種刺激的標題和歪曲的事例來誘導民眾：中國在非洲進行的是見不得人的勾當;中國將西方排擠出非洲。然而，上述兩個陳述均非事實。這種誘導性遭到正直學者的抵制。2011年，亞歷克斯·伯格、戴博拉·布羅蒂加姆和菲利普·鮑姆加特納在德國發展研究所撰文《為什麼我們如此批判性地針對中國介入非洲?》，文章分析了為何西方總是一味批判中國在非洲的行為，批判了該文的不實之詞，試圖糾正這種一邊倒的情況。然而，《明鏡》周刊的閱讀對象比較大眾化，其發行量也遠超德國發展研究所的刊物，有如羅伯塔·科恩的詆毀一樣，破壞性已經造成。
當然，僅靠詆毀並不能阻礙中非關係的快速發展。正當西方對中非全方位合作一籌莫展之時，戴博拉·布羅蒂加姆的著作《龍的故事——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出版。這位研究中國對西非農業援助的美國學者提供了一個與新聞媒體的詆毀和曲解完全不同的答案。然而，她對中非合作的客觀解釋並不能滿足西方政府。這樣，中非關係這一西方各國政府十分關心的問題，很快成為國際學術界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華僑華人在這場學術討論中成為熱點的「政治話語」之一，隨著中非關係的推進而持續升溫，與不斷「政治化」的中國話題隨影隨形。
「帝國」傳言：非洲華僑華人的人數分析
2005年，黛安娜·蓋姆斯發表文章，將在非洲的中國人稱為「新經濟帝國主義者」，這應該是西方媒體第一次用「帝國主義」來形容中國在非洲的活動隨後，西方媒體譴責中國在非洲侵犯人權，有關中國實行「新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各種報道不斷出現。例如，英國記者彼得·希欽斯挑釁性地提出，中國正在非洲創造一個「奴隸帝國」。美國駐安哥拉大使館的官員甚至在羅安達的公眾論壇上宣稱，中國要在非洲創建一個「新的奴隸帝國」。2014年李克強總理訪問非洲後，西方記者又重拾「中國人入侵非洲」的話題。美國學者霍華德·弗倫奇於2014年出版了《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一個新帝國》，為這一政治話語的討論作了一個小結。
儘管這些「帝國」稱謂用詞誇張以引起輿論的關注，帶有新聞記者的職業特點，但這些報道和著述的潛台詞卻十分明顯：中國正在利用大量移民和工人在非洲建立自己的帝國。情況真是如此嗎?由於本文討論的主題是華僑華人，因此有必要看看中國人在非洲究竟有多少?與其他國家在非洲的移民相比，他們處於何種位置?關於海外華僑華人的人口數量，中國政府目前的估計為6000萬人。
非洲華僑華人為數並不多，但21世紀以來增長很快。1996年，非洲的華僑華人只有136000人。筆者當時指出：由於中國經濟發展需開拓新的市場，非洲發展具有巨大潛力，東亞快速發展以及華僑華人在世界各國樹立的吃苦耐勞的形象，歐美國家開始實施嚴格的移民政策和非洲國家相對寬鬆的移民政策，這些因素將促使中國人走向非洲，中國人移民非洲將形成勢頭。2006～2007年為550 000人。根據新華社報道，2007年高達75萬中國人在非洲「超期」居住或工作。2009年，非洲華僑華人的估計數為58萬～82萬人之間。中國學者李新烽認為，非洲華僑華人的數字在2012年達到110萬。我們可以看出，非洲華僑華人人數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增長了9倍。
儘管非洲華僑華人人數增長很快，但有三點情況不容置疑。
第一，相對於華僑華人在全球其他地方的分布，非洲華僑華人的數目很小。例如，根據近年來中國大陸與台灣相關僑務部門的統計數據，2013年，亞洲各國共有3 000萬華僑華人，美洲約有790萬，歐洲為250萬，只有幾個島國的大洋洲也有100萬華僑華人。僅僅在美國，2010年已有402萬的華僑華人。如果從國家分布數看，華僑華人在非洲每個國家大約平均只有2萬人。這個數字無法與在美國或加拿大華僑華人(150萬)相比。
第二，中國移民與其他國家在非洲的移民數字也無法相比。我們知道，中國人和印度人移民南非的歷史較長，遭遇也相似。然而，由於南非和印度歷史上同屬大英帝國，印度人遷移南非的條件相對寬鬆，人數一直遠比華人多。根據印度官方的調查，南非的印度移民人數在20世紀末至少達到100萬。根據海外印度人事務部網站的資料，截至2015年初，印度僑民共計28 455 026人，非洲的印度僑民約佔10%，計2 760 438人。其中印度移民最多的國家為南非，已達155萬，其次是模里西斯，為891 894人。雖然海外華僑華人的總數(按6 000萬人計)肯定比印度海外僑民多，但非洲的中國移民遠不及印度移民。在南非的華僑華人2008年約為30萬人，2008～2009年估計為35萬人，2011年達到50萬人，遠不及155萬印度人。英國總人口為6400萬，但是根據2011年南非政府的人口統計，在南非的英國人達160萬。
第三，這些所謂的中國移民中，入籍非洲國家的人極少;絕大部分為建築業公司的僱員，或是從事其他行業的短期工人。以南非和安哥拉這兩個中國移民最多的國家為例。在南非，已經成為當地公民的華人人數很少，1994年以前抵達南非的華人僅10000～12 000人左右。此外，申請成為南非公民並獲批的華人很少。1985～1995年間，僅7 795名中國人獲得南非國籍。在安哥拉經商的中國人中約87%表示他們肯定要回中國，相當多的中國人均在當地從事工程項目或短期經商。其他國家情況也如此。
上述分析表明，非洲華僑華人的人數並不像西方渲染得那樣多。他們真是多得可以建立一個帝國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臉譜化的非洲華僑華人的職業
華僑華人在海外的傳統形象多用「三刀」(菜刀、剪刀和剃刀)來形容，儘管新形勢使其成分發生變化。然而，西方對非洲華僑華人的描繪仍帶著某種偏見。法國學者馬蒙將中國到非洲的新移民歸納為三類：一類是暫時的勞工移民、企業經營者(通常指經商者)移民和短暫逗留者(指為了尋找機會能夠到歐洲或北美地區的移民)。他認為移民政策在國際關係中日益重要，中國人移民非洲與中非合作政策密切相關。第一種移民與中國確保原材料供應的政策相關，第二種移民是中國推行擴大出口市場政策的產物。他認為中國對非政策主要著眼於3個目標：獲取石油和礦產等自然資源、擴大中國出口市場及在各類國際組織中增加對中國的外交支持，即確保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擴大中國的政治影響力。
朴尹正認為中國移民有4類，在馬蒙的3類外加上農業工人。她認為大多數在非洲的中國人為現代旅居者或跨國公民。關於中國人與當地人的關係，朴尹正指出西方媒體的負面報道、反對黨的政治手段、中國工人與當地人隔絕以及中國人與非洲人之間的商業競爭等導致了一些反華現象，但除了少數人外，非洲人還是尊重中國人的。中國移民在塑造觀念、構建新的認同和改變生活等方面在南非發揮著核心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朴尹正的觀點也在不斷變化。有的學者甚至認為近期到南非的中國人絕大多數為教育水平極低且沒有技能的農民。
穆罕默德根據布吉納法索華僑華人的移民目的和特點將他們分為4種人：長期居留者、外派人員、小本經營者和冒險者。這些歸類基本認為華僑華人中只有3類人：企業家、商販和勞工。倘若談起奈及利亞的華僑華人，在奈及利亞經商的胡介國總會被作為企業家和商界的典型代表被提到，甚至認為他的成功是布羅德曼有關中國在非洲投資理論的最好詮釋。中小商販因其人數眾多而往往成為學者調研的主要對象;作為商販的華僑華人是中國在非洲推進的排頭兵。幾乎所有關於中國移民的報道和研究都要涉及勞工。
這種帶有臉譜化的分類有明顯的缺陷。中國新移民所從事的行業領域較廣，在不同的國家又有所差別。總體而言，老華人華僑主要從事餐館、雜貨店、小型加工等行業，而新移民涉及的領域相對更加廣泛，有零售業、餐飲業、貿易業、旅遊業、運輸業、紡織業、製造業、醫藥業等各種行業。他們中有臨時工、企業主、項目經理、農民、再次移民者等。最為突出的現象是，新移民中的工薪階層和農業移民開始出現，知識分子也漸露頭角。
非洲華僑華人中出現了工薪階層，即白領，這是一個新現象。根據主持《南非華人報》的郭飛耀先生的介紹，工薪階層生活中的主要花費同國內相同職業一樣：供房和供車。「工薪階層，普通華人在南非一個月能賺6 000～8 000蘭特，但是他們的生活成本比較高。」當然，這種情況在南非比較突出。另一種類型是農業移民。在蘇丹、辛巴威、尚比亞、坦尚尼亞、南非以及西非等國都有中國農民從事農業工作。這主要是因為中國農民有著較為先進的耕種技術，他們在國內所擁有的耕種土地較少，在非洲機會很多，因此一些中國農民開始前往非洲從事糧食作物或蔬菜種植。這些人數量並不多，佔地也不大，但開始構成一個可以感知到的華僑華人群體。另一個因素是，以前一些中國援助非洲的農業項目經營不太成功，外援體制改革後經過轉型繼續運作，如馬里塞古的甘蔗園和製糖企業、坦尚尼亞的劍麻農場和尚比亞的農場。這些農場企業的經營者都是新移民。
還有一個行業為研究者所忽視，即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和宗教人士。在非洲生活的一批華僑華人知識分子中不乏出類拔萃之輩。南非皇家學會會員孫博華教授為其中之一。他任職於南非開普半島科技大學，也是該校的校務委員。孫博華於1983年畢業於中國西安公路學院(現為長安大學)，1986年在西安冶金建築學院獲得碩士學位，1989年在蘭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89年至1991年，他在清華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師從中國著名力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張維教授。1991年，孫博華以研究員身份留學荷蘭，1992年以洪堡學者身份在德國從事研究工作。2000年，37歲的他被南非半島理工學院聘為終身教授，成為南非歷史上最年輕的工程學教授之一，同時擔任幾個國際刊物和叢書的編委和主編。孫博華在應用力學、智能複合結構和微機電系統等領域造詣很深，特別是在殼體理論、智能壓電驅動器，微機電陀螺晶元上成就顯著，曾先後發表近百篇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另外還編著有4部英文專著。孫博華博士因在應用力學、智能結構和微機電陀螺晶元等研究領域的突出成就，在2010年當選為南非科學院(ASSAf)院士，並於同年入選為南非皇家學會會員。孫博華每年都要回國多次，與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等科研院校及瑞聲聲學公司等單位進行學術交流合作。他曾擔任暨南大學國際學院的首任院長等教職和廣州國際科學技術交流協會理事長等職務。
此外，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電氣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學院教授、南非工程院院士夏曉華先生亦是傑出的華僑華人，他同時兼任新能源系統中心主任、南非國家研究基金會(NRF)一級研究員。世界科學院院士、南非科學院院士、中國台灣中山大學西灣講座教授徐洪坤教授，南非福特海爾大學理學院院長、中國礦業大學兼職教授、地質學家趙金寶教授等均為著名科學家。這些學者是新一代華僑華人的佼佼者，他們均與國內各高校保持著密切聯繫，經常回國講學交流，用實際行動促進中非雙方的教育和文化合作。這些頂尖級學者為南非帶來了知識、技術和榮譽。當然，還有一些來南非學習和就業的中國留學人員。
這些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在華僑華人中日益增多，主要得力於中國教育國際化水平的提高。非洲的華僑華人中有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主要包括參加過中國援非活動(如援非醫療隊和援非經濟合作項目)的專業技術人員完成使命後留在非洲，也包括一些辭職後來到非洲的技術人員。在非洲，還有一些專職的宗教人士，特別是一些佛教人士。1992年，中國台灣佛光山應南非華人之邀前往弘法，並於南非政府所獻6公頃的土地上興建「南華寺」。此後，一些國家的佛教寺廟建立。華人佛教徒在非洲弘揚佛法，從事慈善事業，廣結善緣，在當地頗受民眾歡迎。
中國移民的影響：衝擊抑或合作
中國人來到非洲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中非關係迅速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對外來投資和移民採取歡迎態度也是非洲各國自身的需要，否則我們難以解釋為什麼大部分非洲國家近年對外國人採取各種鼓勵的簽證措施。華僑華人的存在是一種客觀現實。那麼他們對非洲民眾的生活帶來什麼影響?
由於相當部分的中國移民是以商販的身份來到非洲，他們給當地民眾帶來的影響十分直接：帶來了便宜商品。正因為他們的到來，普通非洲民眾第一次可以穿上新衣服，或用上新傢具。德國記者澤林在拉各斯看到一位奈及利亞男子在唐人街買床墊，於是問他為何要到中國店買東西。奈及利亞人回答：「我不是沖著中國人來買東西。我買它，是因為它又便宜、又好。」然而，中國人的到來及其帶來的便宜商品對原來的非洲店鋪和靠進口中國商品的非洲商販造成了衝擊。
這樣，「中國商人導致非洲人破產」便成為西方和非洲社會批評中國移民非洲的一大焦點，另一個常見的觀點是他們搶了非洲人的生計。約瑟夫·厄恩斯特以坦尚尼亞和烏干達為例進行考察，認為大量簽證過期後不歸的中國移民正在主宰非洲經濟。這些人簽證過期後，繼續非法留在非洲從事商業和貿易活動，以極低的價格出售商品，且非法運營，不繳納稅費，從而導致當地商人無法與之競爭，大量破產。媒體上也有大量關於這一問題的報道，如賴索托當地人與中國店主之間的緊張關係;中國商人因在奈及利亞卡諾從事奈及利亞不允許外國人從事的紡織品貿易而被譴責為「食腐者」;中國商人在坦尚尼亞、烏干達、尚比亞、納米比亞等國都因與當地人競爭而遭到排斥，等等。丹尼爾注意到華人在非洲比較難以融合的現象。此外，便宜紡織品使得肯亞、奈及利亞、南非等國的紡織業大受衝擊。對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弄清上述問題產生的根源。溫家寶總理2006年訪問南非時，南非方面反映了當地紡織業因大量中國廉價紡織品而面臨倒閉的事實，由此中國政府決定自我約束兩年、削減向南非輸出的31種紡織品。然而，中國的份額減少後，馬來西亞、越南、孟加拉等國生產的廉價紡織品照樣會流入非洲。事實上，提高南非產品的競爭力才要正道。可以說，中國移民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在達喀爾一個專為無店鋪開業小商販服務的加雷-彼得森社區(Gare Petersen)，店鋪大多由中國人開辦，共約200家。塞內加爾商人對中國商人存在著不同意見，流動商販支持他們的買賣活動，進口商認為中國人構成了威脅。消費者群體無統一看法。支持者認為便宜貨可使非洲人享受新商品，並可參與更多經濟活動。反對者認為，便宜商品使塞內加爾人產生了依附。2005年，在達喀爾發生了反對中國人的遊行，但隨後也發生了聲援中國人的遊行。支持中國人遊行的組織者、消費者協會的領導人穆罕默德·恩道(Mohammed Ndao)認為：中國廉價商品為當地人提供了多種選擇，批評那些認為中國商業活動不合法的人忽略了自己在灰色經濟活動中受益，這是一種排外主義。蘇珊·謝爾德通過對53名中國商人的採訪後認為，中國商人為達喀爾的非正規經濟發展做出了社會文化多元化的貢獻，為處於邊緣化的青年人和消費者提供了機會，給當地商人帶來了競爭，同時對塞內加爾社會帶來了衝擊，使當地社團組織對外來人的看法產生了分歧和變化，從而使大家可以更深地理解灰色經濟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作用。
中國人給非洲帶來了積極影響，推動了中國與非洲的合作、南南合作、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商人不但為非洲提供了大量廉價商品，也為當地小生意提供了機會。中國人的商店對非洲人的消費至關重要，他們並沒有取代當地現存的商業，而是開辦新的商品市場。納米比亞的中國批發商是奧希坎戈商業繁榮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被稱為「創造性先鋒」(Creative Pioneers)。中國和奈及利亞在迦納和貝南的移民的創業精神各異，但在勞動分工和比較優勢基礎上合作，對當地的減貧和將廉價商品送至偏遠地區的作用顯著。1995年，中國人在維德角開了第一家商店。2005年，有關移民在維德角所做貢獻的民調錶明，當地人對中國人評價最高。85%的維德角人對亞洲移民(實際上主要指中國人)的貢獻持正面評價，比對歐洲移民的評價(74%)要高。作者發現，當地人對中國來的移民表明了「一種驚人的正面看法」(a strikingly positive view)。為何如此?中國進口商品對當地生產未造成負面影響，商品價格便宜使當地購買力提高，並未導致大批維德角人失業。中國移民並未對維德角民族認同產生影響，未強化當地內部爭鬥。但當地居民也確實存在著一些抱怨，尤其是對來自中國商品質量和勞資關係有所不滿。
布吉納法索的中國商人共約600人，幾乎全部「由尋找新經濟機遇的私企經營者構成。」儘管中、布兩國沒有外交關係，華僑華人經商在實際操作上有些困難，但與當地人合作融洽。大型中國企業的缺失減少了當地人對所謂戰略意義的擔憂。這樣，「與當地人合作不僅是中國企業家所採取的貿易策略的必要條件，還是確保他們經營活動得以長期鞏固和成功最有效的途徑。」這裡存在著個人之間的合作、通過中間人的合作、中資企業與當地企業之間的合作以及中國企業與行政機構代表人之間的合作。「這種合作的例子在布吉納法索的中國企業中隨處可見。」儘管兩國沒有外交關係，中國企業卻找到了與當地人合作共贏的適當方式。
中國移民是否對非洲人的生計造成經濟上的威脅?的確，奈及利亞的中國新移民中的紡織品商販或迦納北部小金礦的中國礦工，已對當地居民的生存造成消極影響，但非洲各國與中國政府都已經在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布倫瑟斯特基金會的調研報告顯示：在南部非洲，中國商人在當地僱用的本土人相當多。報告指出，在南非、安哥拉、波札那、賴索托和莫三比克5個國家，華人店鋪有一個共同特點：僱用的當地非洲人比中國人多。胡介國經營的企業也表明，他僱用的非洲人遠比中國人多。莫漢等人有關非洲華僑華人的研究也說明了這一事實。中國企業承攬的大型項目更是僱用了許多當地勞工。舉例來說，在2014年8月完工的長達1 344公里的安哥拉本格拉鐵路，就是1 000中國工人(其中有超過20人在工程期間付出了生命)和約10萬名安哥拉工人經歷近10年辛勤勞動與協力合作的成果。正如一位在安哥拉的北京建工集團的工程師所言：「據說當地一共有人口2 000萬左右，中國人就佔到26萬。不過基本都是過去做項目或經商的流動人員，沒有移民過去留下的……工程類的多，還有一些搞外貿生意的。」
華僑華人：中國形象和中國對非政策
中國企業和中國人在非洲做出的貢獻不容置疑。這一點已被非洲政府和人民，以及新聞界所肯定，也引起了西方政界、媒體和學者的注意。
既然如此，為何前面提到的前美國總統卡特助理國務卿羅伯塔·科恩有關「中國勞工是囚犯」的謠言能在國際上特別是非洲引起巨大反響呢?除了謠言製造者是一位頗有身份的美國官員以及各大西方媒體的推動外，這與中國各建築公司的形象和工人的作為有著密切關係。第一，中國在海外的各大建築公司相當一部分以前並未要求統一著裝，而這些建築工人多是新招募的農民工，他們在國外因整日勞動，並不講究工作服的工整。第二，中國工人不諳當地語言，加之多住在工地，與當地民眾很少來往，加深了神秘感。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在非洲各國負責建築工程的中國工人一般都要加班，為按時完工「三班倒」的情況甚多，形成工地上機器不停運轉、工人輪流休班的情況，但在工地圍牆以外的當地人看來，這些人整天在做事。據此，當地人認為這種情況不正常，從而使他們比較容易相信中國工人是囚犯的謠言。當然，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精神也給非洲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有一項有關中國人和西方人在非洲當地適應情況的調研，通過對9個國家(波札那、埃及、衣索比亞、迦納、肯亞、奈及利亞、南非、蘇丹和尚比亞)的1 902人的調查結果顯示，457人認為中國人遠比西方人適應當地情況，500人認為他們比西方人適應，344受訪者認為兩者差不多，還有179名受訪者認為回答「不知道」，認為中國人在非洲不如西方人適應當地情況的比例較少，只有422人，其中認為遠沒有西方人適應的228人，認為中國人不如西方人的194人。此調查結果認為，50%以上的非洲人認為中國人對當地適應超過西方人，只有22%的人認為中國人在適應當地這一點上不如西方人。該調查在其他相關問題上對中國的正面反饋也相當明顯。
非洲人對中國人確實存在著諸多誤解。有關中非因缺乏交流而產生的各種誤解，然而，他們對中國的總體印象是正面的。蓋洛普與皮尤對這一問題做過多次調查，結果都顯示非洲人對中國總體印象良好。2015年皮尤的全球態度調查項目就「對中國的看法」(Opinion of China)這一問題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非洲人對中國持肯定態度(favorable)。在列出受訪結果的所有非洲國家中，對中國表示好感的在迦納受訪者中最高，為80%，其次是衣索比亞和布吉納法索，均為75%，坦尚尼亞為74%，塞內加爾、奈及利亞和肯亞三國的受訪者中70%對中國表示稱讚，處於最低位置的南非也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對中國持有好感，52%表示肯定。由於這種調查結果反映的是非洲人對中國的整體感受，這種正面的態度可以理解為既包括對中國企業的好感，也包括對中國移民的肯定。
一些新移民投入到當地的社會公益活動，以期促進中非合作。例如，南非的上海僑界領袖姒海先生自己出資拍攝了一部南非華僑華人在南非打拚的紀錄片，從而使當地民眾更了解華人在當地的奮鬥史。辛巴威的趙科等人為促進華僑華人與當地居民的融洽關係，組織中津足球友好賽。一些國家的華僑華人團體積極開展各種慈善活動如助學工程和組織文藝活動，或是與中國企業和援非醫療隊合作進行各種義診和救治活動。這種自覺行動既表現出為定居國服務的意識，也可以糾正對中國人海外形象的不良看法，還可以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
有一種觀點認為，華僑華人是中國國家戰略的一部分。研究顯示，這種觀點與真實情況不符。朴尹正否認中國人移民非洲受到中國政府支持，認為前往南非的大多數中國人是獨立移民，來自不同地區，教育水平參差不齊，擁有不同階級背景，他們的目的是希望提高生活水平。一份關於南部非洲中國商人的調研報告認為華僑華人的情況多元，遠比西方人想像得複雜。這些華僑華人與使館聯繫很少，似乎與中國對非政策沒有多少關係;他們表達了對中國大使館的不滿，受訪者中95%回答未得到過中國使館的幫助;中國使館也並不掌握他們的準確人數，他們對使館存在著不信任感。作者由此得出結論：中國人移民非洲並非中國大戰略的一部分。筆者曾在2011年指出：「中國在非洲什麼都不缺，就是缺戰略。」這是有感而發，也與中非關係逐步推進的事實相符。然而，非洲的中國移民與中國政策是否存在著關聯性?上述研究已經說明：答案是肯定的。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華僑華人的增長與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直接相關，中國人移民非洲與中國的非洲政策有各種關聯。他們在中非合作方面發揮的作用將日益擴大，這表現在經濟增長、政治作用和文化影響方面。
第二，非洲華僑華人給非洲帶來的影響並非一種，也非單向：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對各階層利益的影響不同，不同利益集團對他們的評價也不同。非洲各方也通過反饋來影響他們。
第三，中非關係並非通常的兩分法那樣簡單，在中國或非洲、官方或民間、國企或民企、商人或消費者、成功者或失敗者等矛盾之間有諸多因素，各對矛盾並非截然對立。中國移民來源多元，職業多樣，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出現。這些移民多保留中國國籍。錯綜的後果影響和複雜的社會關係促使不同力量重新組合，也使不同因素互相作用。
第四，西方一些人在觀察甚至研究非洲華僑華人時，往往將他們作為一個政治議題來解讀，喜歡將華僑華人在非洲的負面影響放大，甚至從自己臆想的政治角度來解釋一些經濟現象或社會現象，從而影響了其觀察和分析問題的客觀性。
近年，非洲華僑華人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男性移民需要成家、賺了錢無人繼承，由此開始產生思鄉之情，加之，還有一些華僑華人面臨子女教育、經濟不景氣、社會治安不理想等問題，促使一些華僑返回或再遷移。有學者據此認為「非洲華僑華人的數量不會繼續增加，而會在目前的數量上略有減少」。筆者認為，這一看法理由不充分。上述現象確實存在，最近非洲一些國家貨幣貶值直接影響到移民的收入，移民迴流現象相對明顯。然而，中非經濟關係的基礎有望從貿易轉到包括貿易、投資和金融等多方位的合作。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論壇峰會的召開，大大推動了建立在中非產能合作基礎上的投資。此外，中非民間交往與文化交流也將促進中國人到非洲從事各種活動。大部分非洲國家仍願以寬鬆的移民政策吸引外資。從各種跡象看，非洲華僑華人的數量仍會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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