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朝鮮人眼中的中國：皇城底下賣禁書

[摘要]從《入燕記》來看，即使是在查繳禁書的高峰時段，在皇城根底下，仍然有一些書商在偷偷販賣「違礙」、「悖逆」的禁書。

補碗

舊上海有句俗諺，叫「江西人釘碗——自顧自」，表面意思是說一個人非常自私，只顧一己之利，而它的由來，其實並無多少地域歧視色彩，重點主要是指市面上補碗的小生意皆歸江西人從事。對此，晚清頤安主人所撰的《滬江商業市景詞》有詩吟詠：

鋼鑽釘碗喚門前，小巧銅攀密搭連。

修補完成無漏泄，藉資糊口巷中穿。

由於鋼鑽在瓷碗上鑽釘，總是發出「滋沽滋沽」的刺耳聲響，彷彿在訴說著小本生意「自顧自」的無奈……

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曾指出：江西因地狹人稠，一個人如果沒有技藝在身就無計糊口。這些人通常都要外出謀生，出門時赤手空拳打拚，從事的職業主要有堪輿、星相、醫卜、輪輿、梓匠之類。當時，就有不少江西人前往北京謀生。及至清代，琉璃廠書業早期都是由江西人所把持，至於其時是否已有補碗的江西人活躍其間，筆者未暇考證。不過，至遲至十八世紀，北京街頭的補碗應當是隨處可見，這給前來朝貢的燕行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此，朝鮮人的一部筆記《雪山由外史》就曾指出：

中國人有破磁皆不棄，命匠釘而用之。其法：取破磁，以繩縛之而合之，令破痕無所違戾，以彎錐緣破之兩邊種穿孔，而只磁肉之半用釘，以小鐵椎打以插之，使之蹲蟠於磁肉，牢固如舊。見其破痕，微如一發之橫在器內而已也。勾水亦皆不漏，茶鍾、酒盞用此，尤奇焉！

此處的「磁」，也就是瓷器。作者發現：中國的瓷碗破了，並不會被扔掉，而是讓補碗的工匠前來打釘子補好，繼續使用。補碗的辦法是將碗置於手中，用繩子綁緊，讓破裂的部分對齊，然後用彎錐，沿著瓷碗破處的兩邊鑽孔，並在碗內的一邊釘上釘子，再用小鐵鎚敲打，讓釘子固定在碗內，這樣，補好的瓷碗之牢固程度，也就與先前未破時完全相同。倘若要找瓷碗破損部分的痕迹，相當不明顯，就像一根頭髮絲那樣細微，不仔細觀察就難以發現。而用這碗來盛水，完全不會滲漏。不僅是破碗，茶鍾、酒盞也會以此種手法來修補，真是特別的奇妙！此種補碗巧技讓朝鮮人大為感佩，作者指出：朝鮮也有彎錐，但都是用來刺穿鋼、錫等金屬物件，現在看到釘瓷器也能用彎錐，穿起來遊刃有餘，像是洞穿軟木那樣容易；另外，朝鮮也有釘子，但只用在木器之上。這些，都不由得令人感嘆中土技術之先進……

在十八世紀，朝鮮燕行使者年年入燕，大概每年都會看到北京街衢巷陌間的這些補碗巧匠，這在他們留下的《燕行錄》中記載頗多。此類印象想來實在深刻，所以一些文人也藉此為題另行生髮。譬如，《古芸堂筆記》中就講過這樣一樁趣事：

故友李懋官誠為一代詞伯，余亦謬有虛名，新學後生贄詩章請改者頗有之。

一日，懋官擲筆太息，謂余曰：「京師百物皆有，補破匠，破盤、破鍋、破襪、破網巾，苟令完好，足以營生。吾與子老矣，硯田已荒，焉能坐而待餓？挾一筆一墨，相隨乎弼雲、三清之間，高叫『破詩補』，豈不得一碗酒、一碟肉乎？」相與大笑。

與徐學士語，寓及此事，大為絕倒，遂號余「補破詩匠」。

號稱「補破詩匠」的《古芸堂筆記》作者，是朝鮮著名的文人柳得恭，他也曾作為燕行使者兩度前來北京。此人與李德懋、朴齊家三人供奉內閣，為檢書。他們才學高邁，文字老成，所作的漢詩更受國人追捧，竟被尊稱為「檢書體」。作為朝鮮第一流的文人，在他們眼中，本國一般人所寫的漢詩，自然都是些不堪卒讀的「破詩」，而由他們加以斧正，做的工作也就如同是在以彎錐修補破瓷碗一樣。

柳得恭被他人稱作「補破詩匠」，可以說是既有幾分無奈，也更有幾分自得。另外，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好友李懋官（德懋），在朝鮮文壇上亦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堪稱一代詩壇的領袖。

李德懋生於李朝英祖十七年（1741年，清乾隆六年），曾任奎章閣檢書官，官至積城縣監，卒年五十三歲。他於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以書狀官隨員的身份前來北京。在朝鮮燕行使團中，書狀官的職責之一是記錄使行日記及聞見事件，回國後啟呈朝鮮國王。據他撰寫的《入燕記》記載，使團於當年的四月十二日渡鴨綠江，五月十五日抵達北京。逗留了一個月之後，於六月十六日離京回國。

從明末迄至晚清甲午戰前，清廷與朝鮮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宗藩關係。在這種宗藩體制下，朝鮮必須定期派使者前來北京朝貢。定期的朝貢每年至少一次，此外，還有不定期的各類派遣。據統計，從順治二年（1645年）迄至光緒六年（1880年）的二百餘年間，朝鮮所派遣的使節平均每年大約兩點六次。

朝鮮使臣雖然年年燕行朝貢，但對清廷卻始終心存芥蒂。對於前明興亡，則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1778年李德懋入燕時，「天地已是大清，日月早為乾隆」，儘管如此，他還是特地前往北京煤山憑弔，親眼看看崇禎皇帝的殉難之地。其時，但見平地築土成山，山上殿閣縹緲，他「舉手指點，不勝凄黯」。在不少朝鮮燕行使者眼裡，明清鼎革，神州陸沉，山川早已變作腥羶之鄉。在遊覽遼薊燕京各地途中，李德懋時時流露出懷念前明的情緒。抵達北京之後，他登覽諸多名勝，彷徨躊躇，發思古之幽情，慨嘆中華禮樂文章之不可復見……

李德懋曾前往東安門拜謁北城內的太學，他詳細狀摹了太學宮殿的布置：

門旁輒書滿洲字，殿中諸位版亦然。蕃人之書胡為乎？聖賢之神版如有明神，必不妥靈。……筆帖式一人前導，而守門者到處索扇、葯。殿門既開，光頭赤身者及童男女攔入無節。使臣烏帽團領，行四拜於大門之稍東邊，觀者皆指點而笑曰：「場戲一樣！場戲一樣！」場戲者，演戲之人，皆著古衣冠故也。

此處對太學重地書寫滿洲字等，均斥為不倫不類，隱含著清朝的諸多舉措與先王之典章制度完全不符之意。換言之，在朝鮮人眼中，「江山滿目是成非」，大清政權顯然缺乏君臨天下的正當性。在上述的敘事中，李德懋還特別提到一個細節，說朝鮮使臣入門時，守門者還大肆索取賄賂。而殿門打開後，光頭赤身者及童男童女之隨便進出，更讓人感到太學聖殿之形同兒戲。在當時，不少朝鮮人都認為，自從明朝滅亡，天崩地坼，胡虜犬羊入主中原，即使是聖賢后裔亦剃頭辮髮，只有僻處海東的朝鮮仍然惓惓於朱明，獨守先王之制君臣大義，嚴辨華夏夷狄之分，故而在實際上，明室猶存於鴨綠江東，朝鮮成了地地道道的一個小中國——此即所謂的「朝鮮中華主義」。因此，他們對於自身的衣冠打扮頗有孤芳自賞之態，認為只有朝鮮人才保留了前明的制度。其時，由於中原衣冠已與曩昔迥異，所以朝鮮使臣在進入太學大門時，旁邊的中國人竟會指指點點，譏笑他們的打扮像是在做戲一樣。這讓朝鮮人深深體會到，不僅是宮殿景觀今非昔比，而且，中國人連前朝衣冠都已不認識了。衣冠髮式久為華夷種族之徽幟，但在當時，先王衣冠法服皆盡為戲子輩玩笑之物，此情此景，豈不讓人感慨萬分？

與儒學的衰落相映照，盛清時代的佛教則極為昌盛。李德懋描述說：太學之西有雍和宮，是雍正皇帝的願堂。雍正駕崩時，曾移殯於此。鐘聲法鼓響，佛號梵音鳴，負責誦經的蒙古喇嘛僧大概將近千人，都穿著黃衣，能說漢語，「殿閣樓廊，丹雘金碧，神鵰鬼鏤，至巧極侈」。在清代，朝鮮李氏王朝推行尊儒排佛的政策，朝鮮使臣往往將清朝的奉佛看成是「中州弊俗」，所謂「中州崇奉太多門，風俗靡然莫識源，佛宇多於尼聖廟，關公並與梵王尊」，在《入燕記》中，李德懋實際上是以佛教的興盛來凸顯中華文明之俗靡風頹。

《盛京輿地全圖》

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有一幅清代前期的《盛京輿地全圖》，根據圖上的註記推斷，該圖應是由前來北京朝貢的朝鮮人所繪製。從中可見，燕行使者從鳳凰城（今遼寧鳳城）柵門進入中國，沿途行經遼陽、盛京（今瀋陽）等地，再經山海關、通州到北京。此一慣常的燕行路線，沿途經過遼東、華北的廣大地區。隨著朝鮮使團的逐漸西行，北中國城鎮景觀展現出的圖景愈益繁盛。在遼陽，李德懋看到：「左右市肆櫛比鱗次，恍惚玲瓏，無物不有，老少森立，拱手而觀，人皆秀俊，直亘五里。」這讓他回想起自己的祖國，想到了朝鮮王京漢城的街市，那裡的商況市景與中國相比起來，真是不啻霄壤。及至通州，他又發現：此處的商業街長達十里，從江南運來的各種貨物都堆積在這裡，而來自天下各地的商人，也紛紛在此居廛列肆。這當然是因為通州位於京杭大運河的一個重要樞紐，作為北京的門戶，此處承擔著重要的商業和交通功能。每年，有大批漕糧以及其他貨物由京杭大運河源源不斷北運，故而當地集中了相當多的船隻。對此，朝鮮燕行使者以「舟楫之盛」來形容此一獨特的景觀，而後者又與「皇都之神麗」、「遼野之曠闊」，並稱為朝鮮人心目中的三大「壯觀」景象。

除了通州的「舟楫之盛」外，三大「壯觀」中的「皇都之神麗」，是指北京城之繁華富麗。對此，李德懋在《入燕記》中寫道：

（五月十五日）疾馳入朝陽門，蓋自通州大道，鋪白方石迄於此，凡四十里。車輪馬蹄，日如轟雷……閭閻之繁盛，市肆之華侈，真天府而陸海，舌既不能說其大略，筆亦不能記其一隅。

剛進北京城，眼前所見到的一切，就給李德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鮮人騎著馬快速進入朝陽門，一路上都是大路，從通州鋪著白色的方塊石頭，一直鋪到北京城內，沿途是長達四十里的大路。其間，輪蹄絡繹，穿梭來往。北京城內人口之繁盛，商店的豪華奢侈，讓人一時難以形容……

根據李德懋的觀察，當時，整座北京城的商業氣氛都相當濃厚，連皇宮所在的紫禁城外也都是店鋪，相當擁擠。對此，有的朝鮮使者解釋說：

燕俗以商賈為貴，蓋清人之初得天下也，漢人不服，鬱郁有思亂之心。康熙乃使漢人主買賣，與宰相平揖，富於貲者無所僭制，故漢人皆趨於買賣雲。

這是說——北京風俗以商人在社會上最受尊重，這大概是因為清初滿洲人剛剛奪得天下，漢族人心裡不服氣，總想著鬧點事情出來。針對這種情況，康熙皇帝想出一個主意，讓漢人都去做生意，有錢的人可以跟宰相平起平坐，富人在衣食住行方面，只要有錢，也就不再有任何限制，所以漢人都紛紛跑去做起了買賣。

這樣的描述，究竟有多少是當時的真實情形，又有多少是出自朝鮮人的想像，我們一時還真的難以說清楚。可能很難說是誰在引導，誰在半推半就，不過，對於整個社會來說，經歷了一場劇烈政治動蕩之後，社會風氣往往會產生一些重要的轉變。不知這該稱作社會的「硬著陸」抑或是「軟著陸」，但可以確定的是，志存高遠的政治理想遭受嚴重挫折之後，人們通常的本能反應——治國平天下既遙不可及，頹然喪志之餘溺情於聲色貨利，亦遂成為一種常態。此類的循環往複，在歷史上的北京並不罕見。

在當時的北京，市肆有諸多類型，最常見的當然是露天集市。例如，五月十五日下午，李德懋就曾前往東嶽廟閑逛。根據他的觀察，東嶽廟中開市，人們如潮水般地涌動，那裡的貨物很多，貨物的質量也相當不錯。六月初十日，他又前往著名的隆福寺。據了解，隆福寺每逢每月的九日、十日和十一日，總會有地攤集市。參加地攤集市者，除了一般民眾之外，還有不少達官貴人、文人墨客出沒其間。李德懋就曾在隆福寺集市上，碰到內閣學士、滿洲人嵩貴，只見嵩貴頭戴珊瑚頂子，長得白白胖胖，在場內到處轉悠，對地攤上的各種古玩一一加以評點，並談論它們的價格。此公見到一些擺攤的人，也很隨和地舉手打招呼寒暄，這在李德懋看來相當不可思議，因為內閣學士的地位非常崇高，出現在這樣的場合，與擺攤的小販打招呼，在他看來，相當不成體統。因為在朝鮮，類似於嵩貴這樣的中央級官僚一向高高在上，根本不會出現在這樣的場合，也更不會與擺攤的小販毫無顧忌地交談。

這當然是國情不同，因為在中國，官僚、士大夫逛地攤，淘購舊書、古玩，實為一樁文人雅事。當時，隆福市有趕廟的書攤，各類舊書相當豐富，價格也很便宜，這自然吸引了眾多的官僚縉紳及文人墨客紛至沓來。在此類地攤集市上，除了古玩之外，還有不少露天的遊藝雜耍。其中，尤以「幻術」（變戲法）最為朝鮮人所矚目，幾乎所有到過北京的燕行使者對此皆有描摹，李德懋亦不例外。

清代朝鮮人《燕行圖》中的琉璃廠

在北京，除了地攤集市之外，當然還有許多固定的市肆，其中，尤以琉璃廠最為著名。

琉璃廠一帶在遼代叫海王村，及至明代，工部在海王村舊址上建造了琉璃窯，燒制五色琉璃瓦，故而稱為琉璃廠。清康熙年間，官員汪文柏倡議在此處建房，招商承租，從此以後，琉璃廠一帶的商業才得以逐漸發展。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四庫館，搜集天下藏書編纂《四庫全書》，這是琉璃廠書業發展最為繁盛的時期。當時，四庫全書館設在翰林院。每天清晨，參與編纂的各位大臣進入翰林院，翰林院內設有大廚，供給他們茶飯。及至午後，他們就回到各自的住所，根據上午所校閱某書時遇到的疑難問題，列出相關書目，前往琉璃廠書店查找。在這種背景下，琉璃廠儼然成了開架圖書館。於是，各地書商紛紛前來開店售書，琉璃廠遂迅速發展成著名的書店、古玩店集中的商業街。

李德懋於1778年前來北京，當時，正是《四庫全書》編纂如火如荼的時期，也是琉璃廠發展的高峰階段，所以李氏前來北京，可謂躬逢其盛。因此，就十八世紀朝鮮人撰寫的《燕行錄》來看，李德懋之《入燕記》對琉璃廠的記錄最為詳備，也最具有學術價值。

當時，琉璃廠是書籍交流的中心。李德懋剛到北京不久，就前往琉璃廠。根據他的描述，琉璃廠一帶的書籍、字畫、古玩以及珍貴布料等相當之多，令人應接不暇。後來，他又多次前往琉璃廠，後者給他的印象是——「左右書肆如水中撈月，不可把捉。」五月十九日，李德懋與另一位著名的朝鮮文人朴齊家等前往琉璃廠，他們抄錄了當時朝鮮國內稀見的書籍目錄。其間，共抄到嵩秀堂、文粹堂、聖經堂、名盛堂、文盛堂、經腴堂、聚星堂、帶草堂、郁文堂、文茂堂、英華堂和文煥齋共十二家書店的一百三十多種書目。除了這十二家書店之外，過了幾天，李德懋又找到一家更為重要的書店。他發現，「五柳居」的陶庭學，更屬書商中的翹楚。陶氏原籍浙江烏程（今湖州），他家從其祖父開始就移居蘇州，因姓陶，就以「五柳先生」陶淵明之後裔自居，在蘇州開了家「五柳書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四庫館，因陶氏擅長版本鑒定，著名學者朱筠就推薦他到京師，為四庫館鑒別並搜訪異書秘本。於是，陶庭學和兒子陶蘊輝就一起到了北京，在琉璃廠開了「五柳居」書店。

在陶氏的五柳居，李德懋借得該店的書目，看完之後大為驚嘆。雖然李氏在朝鮮算是見多識廣，但從該份書目中，他還是讀到不少此前聞所未聞的奇書秘籍。此後，他多次與五柳居打交道，購買了相當多的書籍。其中，還包括當時的一些禁書。譬如，《亭林集》便是此行從五柳居陶生處購買而來。「亭林」亦即顧炎武，作為明末遺民，明朝滅亡後，顧氏在各地籌劃反清復明，他的一些著作，在清代當然屬於禁書，其個人文集《亭林集》，則是其中的一種。對此，李德懋在《讀顧亭林遺書》中寫道：「亭林天下士，明亡獨潔身，今世尊周者，不識有斯人。」但就是這樣一種禁書，在當時的皇城根下，還是可以買得到。看來，乾隆朝文網恢恢，還是百密一疏。

據調查，存世的《朝天錄》《燕行錄》大約有七百種左右。這些資料，不僅是中韓關係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史料，而且，對於清代社會史的研究亦頗有助益。朝鮮使者對於中國社會的細緻觀察，使得各類《燕行錄》意外地提供了諸多鮮為人知的細節，而這些描述在當時因過於平常而為中方史籍所忽略。

譬如，從朝鮮燕行使者的描述中，人們得以窺見盛清時代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畫面。當時，朝鮮使者入燕，雖然目的不同、身份各異，但都非常重視收集有關清朝政治狀況的情報，對於統治階層的一舉一動都相當關心，因此，各類《燕行錄》中有不少關於盛清時代朝政方面的記載，李德懋的《入燕記》當然也不例外。《入燕記》是以時間為序展開描述，在五月二十七日，他就提及朝鮮使臣巧遇乾隆皇帝的情景：當時，乾隆帝坐在轎子里，看到朝鮮使臣跪在路邊，乾隆可能覺得有點好奇，所以儘管轎子經過之後，還是回過頭來，仔細端詳了朝鮮使臣。於是，朝鮮人也有機會看到皇帝的長相：「面白晰，甚肥澤，無皺紋，須髯亦不甚白，發光閃爍雲。」這是對乾隆相貌的直接描摹，與現存中方文獻的記載基本吻合。當時，朝鮮使團實際上都負有收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情報的任務，所以通常是有聞必錄。為了滿足他們的這種需要，負責與之接洽的中國序班（胥吏），有時會故意捏造出一些假情報，作為小道消息透露給朝鮮燕行使者，以期藉此獲得一些報酬。因此，現存《燕行錄》中的一些記載，有時並不見得完全可靠。不過，儘管可能有些是道聽途說，但也頗可聊備一說，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朝鮮使臣為收集中國朝野情報所作出的努力。

在《入燕記》中，最能反映當時政治狀況的重要事件是對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一案的記錄。

沈德潛號歸愚，江南長洲（今蘇州）人，被視為繼王士禎之後領袖詩壇的人物。其人早年困於場屋，屢試不第，至六十七歲始登進士，由編修歷官至禮部侍郎，以詩獲乾隆皇帝賞識。有《歸愚詩文鈔》，乾隆曾序其詩集。七十七歲南歸時，乾隆將自己的詩集十四冊請他修改潤色，並說「朕與德潛以詩始，亦以詩終」。之所以受到如此器重，是因為其人作為一名御用的文學侍臣，他一向重視詩歌的教化作用，其詩歌理論最適合盛清時代統治者的口味，最能體現官方的文藝思想。不過，就是這樣一位御用詞臣，仍然受到乾隆皇帝的嚴詞指斥。

沈德潛的《國朝詩別裁集》有教忠堂刻本，目前見於《四庫禁毀書叢刊》。該書卷首有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國朝詩別裁集序》，序中三次提及錢謙益及其《列朝詩選》。卷一亦首列錢謙益，對錢氏的為人及其詩歌成就作了簡單的概述，從中可見沈德潛對錢氏的推崇，他甚至為時人的「貶之太甚」而鳴其不平。在《國朝詩別裁集》一書的「凡例」中，沈德潛指出：「是選以詩存人，不以人存詩。」以錢謙益的詩歌成就，自然符合這一標準。但此一標準，卻與乾隆皇帝極不合拍。清高宗非常強調忠君思想，以綱常名教作為評價歷史人物的重要準繩，他曾為前明殉節死義的大臣議謚，特敕大學士、九卿等稽考史書，編輯《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並在國史中首創「貳臣傳」之例，將在當朝做官的前明官僚，統統歸入「貳臣傳」中。在這種背景下，被人們視作「有才無行」、「大節有虧」的錢謙益，自然也被打入「貳臣」之列。在乾隆看來，詩歌的核心是忠孝，在這裡，意識形態成了詩歌創作的唯一準繩。因此，當他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名教罪人」竟被置於《國朝詩別裁集》卷首，遂勃然震怒，下令抽毀審查，並重版刊行。重版後的該書改名為《欽定國朝詩別裁集》，此一欽定本首列「慎郡王」（此公系康熙第二十一子允禧，在當代電視劇《甄嬛傳》中鼎鼎大名，而在另一部《宮鎖珠簾》中則為「十九阿哥」），而先前那些由明入清的詩人則悉數消失，雖然「凡例」仍標榜「以詩存人」，但原先的宗旨卻早已消失殆盡。

李德懋抄錄了弘曆的《國朝詩別裁集御制序》，並加小段評論。從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一案的裁定中，我們得以窺知盛清時代的文壇風氣。當時，在文獄繁興的羅網之下，庸懦畏怯的士大夫紛紛鉗口不言，這在《入燕記》中有諸多描述。

李德懋燕行的1778年，清王朝正處於全盛時期。不過，即使是在這樣的盛世，民間社會的脆弱也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時，統治者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極為重視，一有風吹草動，從其世襲的武庫中最拿得出手的勞什子，便是想方設法對思想自由加以鉗制，這在短期內也相當富有成效。不過，我們也看到，在北京，政治上的高壓和經濟上的繁盛同生共榮。從燕行使者的經歷來看，清代禁書活動可能並不像以往史家想像的那麼嚴密。根據記載，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便開始大規模地查繳、銷毀「禁書」，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方告結束，此一運動雖然在以往中國史籍中多表現得轟轟烈烈，但從《入燕記》來看，即使是在查繳禁書的高峰時段，在皇城根底下，仍然有一些書商在偷偷販賣「違礙」、「悖逆」的禁書。而且，書商對於當時的社會政治現實也往往敢於放言高論，這似乎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

在琉璃廠，朝鮮燕行使者與書商過從甚密，他們從後者那裡，了解到不少下層民眾對國家大事的反應。乾隆晚期，在四川、湖北、陝西等地白蓮教的活動日趨活躍，萑苻嘯聚，時肇禍釁。嘉慶六年（1801年）柳得恭第二次燕行時，正是中國發生川楚陝起義之際。因此，他對此一事件相當關注，幾乎是逢人必問。據《燕台再游錄》記載，川、楚、陝動亂期間，北京的士大夫都緘口不言，諱莫如深。只有琉璃廠書商崔生和陶生「時時痛言之，似是市井中人，無所忌憚而然耳」。根據他們的說法，這場動亂的起因是由於四川、湖廣等省賦繁役重，窮苦百姓流為盜賊。當時，滿洲大臣為了博取功名，竭力主張請剿，調集鄉勇討伐，「一切驅督，繩以峻法」。在當時的軍事行動中，官方並不供給糧餉，故而「鄉勇悉變為盜賊，所在滋蔓」。結果，官長遭殺戮，平民被燒劫，癬疥之疾漸成心腹之患，朝廷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開始調集瀋陽、寧古塔、黑龍江等處的旗人前往征討。不過，八旗將領「日吃肥豬、麵餅，暖帳擁美人，玩愒度日」，而八旗士兵又水土不服，未戰而病死者甚多，清剿行動舉步維艱。當時，北京每天都有很多謠言，其中雖然也有打勝仗的消息，但其實都是言涉風影，未可執為確據，地方動亂呈星火燎原之勢。不僅是川、楚、陝各地，在當時的江南繁華都會也不斷發生群體性的事件，如「蘇、杭民或聚黨白晝毆打公差」，顯然亦昭示著社會的動蕩不安。

柳得恭提到的「崔生」即錢塘人崔琦，是琉璃廠聚瀛堂書店的主人，而「陶生」則為著名的五柳居主人。這些書商縷悉時弊，洞若觀火，對於當時的一些奇變驚聞亦敢放言高論。相對於市井中人，讀書人似乎顯得頗為謹慎。不過，在一些《燕行錄》中，還是有少量精彩的描述。例如，考據學家陳鱣，與吳蹇同為海寧著名的藏書家，他與燕行使者朴齊家、柳得恭等人過從甚密。從清人傳記上看，這位「美須髯，喜交遊」的陳鱣完全是傳統士大夫、學者的形象。不過，陳鱣雖為學問中人，但他在與柳得恭的交往中卻頗為忘形。他曾自稱「東夷」，而且還關上門，穿起朝鮮人的唐巾氅衣，戴上笠子，「曳履徐步」，口稱「樂哉」。在與柳得恭的私下筆談中，他直抒胸臆，對於時事絲毫也不忌諱，認為當時的「討賊」、「剿撫」二局，上下只是「彼此支吾」而已。他判斷「天下將大亂矣！」並進而詢問柳得恭：「吾可作管幼安，有容我者乎？」管幼安即三國時代的北海朱虛人管寧，他在漢末曾避亂至遼東。當時的遼東部分地方清時屬朝鮮，此一典故顯示，陳氏對於時世似乎頗為絕望，甚至動過逃到朝鮮避難的念頭。由此例子可見，乾嘉時代的考據學派中人，顯然並不像我們以往想像的那樣刻板，作為讀書人，他們對於現實政治的觀察與思考，或許並不亞於其人的學術水準。

杜詩曾有：「莫笑田家老瓦盆，也曾盛酒養兒孫。」在小農眼中，瓦盆瓷碗只要不摔破，便要永遠用下去，有些破損，只要找來個把補碗匠將它補好即可。在傳統中國，大一統的封建專制制度，唯一的目的就是倚靠威權粉飾太平，將江山「自顧自」地傳於子孫後代。於是，歷代都曾湧現出一批補碗巧匠，他們殫思竭慮地彌縫著破碗，重妝氣象再整風流。也因此，細若遊絲的裂隙被繩索和彎錐一一修復，於是，溥天率土循途守轍，老祖宗傳下的瓷碗遂周而復始地以完好無損之外觀示人，從某種程度上看，這著實令人嘆為觀止！而身處瓷碗底部的蟻民，只能時時刻刻地順意承旨嵩呼萬歲，稱頌帝王的德福兼隆洪恩厚澤，但在實際上，一些草茅下士衡泌寒儒，雖然埋首於故紙堆中尋章摘句，但他們也真切地看到瓷碗內部在在可見的裂隙，在其內心深處亦未嘗沒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只是此種真性情，只有在特定的場合才偶爾有所表露，而這些，也只有在朝鮮《燕行錄》這樣的域外文獻中才能無所顧忌地得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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