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因「二十一條」被罵賣國賊有點冤

張鳴：袁世凱被日本算計接受「二十一條」導語一直以來，1915年北洋政府對日「二十一條」交涉都被看作袁世凱「賣國外交」或「屈辱外交」的典型，而且無論教科書中還是國人的歷史記憶里，袁世凱大都被認為是因稱帝需尋求日本支持而主動接受「二十一條」的，因此，「竊國大盜」袁世凱又多了個「賣國賊」的稱號。然而，近年來的學術研究越來越多地顯示，袁氏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中固然飽含屈辱，但實在談不上「賣國」。

+收聽01一、袁世凱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並不買賬1、日本趁一戰西方國家無暇東顧，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由於歷史恩怨一直與日本交惡，因此在其掌權後就竭力抵制日本，日本對袁世凱也頗多不滿。辛亥後，袁世凱大權在握，日本要想在中國獲得更多的權益，始終繞不開袁氏，但袁氏在外交上一直是依賴歐美抵制日本，這對日本謀求在華利益始終是一大障礙。而正是在此背景下，一戰爆發了，一直被袁世凱憑藉用以制衡日本的英俄德等國深陷歐洲戰場無力東顧，日本看到了宰割中國的大好機會。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認為歐洲大戰「對日本國運發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佑」，主張趁機「確立日本對東洋之利權」。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認為一戰是「對中國提出要求之良機」。1914年9月，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向德國宣戰，出兵佔領膠濟路及青島，同時日本內閣決定，在歐戰未結束前青島及山東戰區一律實行軍事管制，各級官吏由日本委派，山東省路礦均由日本監督，海關也派日人管理。之後，中國就日本撤出山東問題與日本展開外交談判，但日本非但沒有撤出之意，反而希望利用戰爭的有利機會向中國提出更多權益要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違背外交慣例，越過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凱遞交「二十一條」密約，分為五號，旨在將中國變為日本的附庸國，其詳細內容如下：「第一號，關於山東省四款：一、日本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力利益讓與等項處分，中國政府概行承認。二、凡山東省內並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以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第二號，關於」日本國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共七款：一、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為期。……六、如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商議。七、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約畫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為限。「第三號，關於漢冶萍公司，共二款：一、俟將來機會相當，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未經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該公司一切權力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二、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準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第四號，關於「切實保全中國領土」一款：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第五號，共七款：一、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當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三、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為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內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全面籌畫改良中國警察機關。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日中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上列「二十一條」要求，以第五號最為嚴重，它是想完全剝奪中國政府管理自己事物的實權，因此被國人視為「亡國滅種」的條款，正如曹汝霖、顧維鈞所說：第五號「直以朝鮮埃及待我」。同時，為了避免英美等國的干預並逼袁世凱就範，日置益在遞約時使用了三種方式威脅袁世凱：1、要求中國政府「嚴守秘密」並儘快答覆，不得將內容泄露出去，否則將出現嚴重後果；2、「二十一條要求照會所用之紙，有無畏艦及機關槍之水印」，以示威脅之意；3、日置益還威脅袁世凱說：中國革命黨「與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關係，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證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面對如此威逼，袁世凱態度是不是真如教科書中所說主動接受「二十一條」了呢？…[詳細]

1914年日德青島之戰中，等待炮擊的命令的日軍炮兵2、袁世凱誓言「中國絕不做高麗第二」，積極對日談判很顯然，對任何當國者來說，「二十一條」中對中國主權的這種侵犯已經完全超出了可以承受的底線。對袁世凱來說也是如此，在接到日本「二十一條」的密約後，袁氏憤怒地對其日本軍事顧問表示：「日本竟以亡國奴視中國，中國絕不做高麗第二。」尤其對第五號最為不滿：「其中最為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為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曰軍械定數向日本採買，併合辦（軍）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如允其一，國即不國……予見此四條，……誓以予一息尚存，絕不承諾。」就在日置益遞交「二十一條」的當晚，袁世凱就召集國務卿徐世昌、外交總長孫寶琦、外交次長曹汝霖、稅務處督辦梁士治等人商討應對之策，此後又連續召集陸軍總長段棋瑞、司法總長章宗祥等人聽取意見。這些人的態度並不一致：段琪瑞主張堅決拒絕，甚至不惜對日作戰；孫寶琦認為「問題已沒有談判的餘地，只有接受」，外交次長曹汝霖也主張接受；梁士詒則說：「不談判就接受，在外交上沒有這種成例。我們應與日本開會討論，至於能討論到什麼地步，以後再看。」陸征祥也認為應該與日本談判。最終，袁世凱表示「經過慎重考慮，主張和日方談判。」那麼袁世凱對「二十一條」中日方提出的具體要求態度如何呢？這可以從其親自對「二十一條」的部分批示中看出：

袁世凱對日方「二十一條」的部分批示。資料/《駱寶善評點袁世凱函版》嶽麓書社2006年版；製圖/於瀚此外，對於侵犯中國主權最多的第五號條約，袁世凱曾多次手批：「各條內多有干涉內政、侵犯主權之處，實難同意」。即便是到1915年5月7日袁世凱收到限48小時之內滿足日本要求的最後通碟之後，他仍在最後通碟的文本中手批：「顧問、兵器兵廠大損主權，中國政府決難承認。中國政府視之仍有影響主權之慮，故請全行刪去，斷難留此糾葛之點。」由此可見，袁世凱堅持拒絕第五號的內容。另外，袁世凱還主導了整個對日交涉的全過程，據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說：「袁世凱總統是幕後的真正談判者……在中日交涉中，不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應拒絕等原則問題由他決定，他而且還規定了對付日本公使的戰略。……整個談判過程中，每次會晤的記錄均立即送呈大總統。他也仔細閱讀，並作批示，如『此項回答似過於明確』或『此項必須答以『否』」。…[詳細]02二、袁世凱採取四大策略積極對日談判除在談判中據理力爭之外，袁世凱想盡辦法在談判之外尋找著力點，力求將對中國利益的損害降到最低。那麼，袁世凱在對日談判過程中都採取了哪些策略，這些策略又有多大成效呢？策略一：更換外交總長並飭令談判人員採取拖延戰術為了能夠給談判贏得更多的時間，袁世凱盡量拖延談判進程。袁氏在日方提出「二十一條」之後不久就更換了外交總長——任命陸征祥取代孫寶琦。袁氏之所以這樣做有兩種考慮：一是新官上任要處理很多事情，會耗去很多時間，因此對日交涉肯定受影響。二是袁世凱認為陸征祥外交資歷豐富，但不懂日語，因此會議進行時雙方言詞翻譯可以耗去不少時間，進而起到拖延談判的作用。同時，袁世凱指示陸征祥盡量拖延時間。為此，陸征祥也算是使出了渾身解數，比如據顧維鈞回憶錄記載：「日本要天天談，每周五次，陸則提出每周開會一次，並和顏悅色地和日方爭辯。他說他很忙，有許多別的外交問題等他處理，他還要內閣的會議。日本公使多方堅持，最後達成妥協，每周會談三次。……每次會議都在下午三時至五時召開，但陸征祥使用了一些手法來拖延。當會議開始時，他的客套話會長達十分、十五分甚至二十分鐘。客套話後又命獻茶，儘管日本公使不悅，陸征祥還是盡量使喝茶的時間拖長，而日置益也知道這是東方待客的禮節，無法加以拒絕。爾後在討論中，一切必須由日文翻譯成中文，及由中文翻譯成日文。陸征祥習慣於講究辭藻，出言文雅，輕言慢語，譯員施履本有時聽不清陸征祥言語，有需請他複述一遍。遇到困難時，陸征祥即向日方提出：『我將就此報告大總統，下次會議時給貴方答覆。』」靠這些手段，陸征祥硬是將對日談判從2月2日拖到了5月7日日本向中國遞交最後通碟前夕，跟日本周旋了三個多月，為袁世凱派人赴日摸清日本底線，發動國內報刊攻勢以及聯合美英俄等列強以對日本施壓贏得了時間。…[詳細]

參加對日談判的外交人員，左一為曹汝霖，左二為陸征祥策略二：利用日本元老院與外交部的矛盾遊說日本放棄第五號條款袁世凱還派人赴日摸清日本的真實要求，並利用日本國內各個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與日本周旋。這一策略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派人暗中結交日本政界要人，謀求軟化日本政府內部的強硬立場。比如袁世凱派遣他的日本籍顧問有賀長雄赴日與日本元老派人物聯絡。據曹汝霖回憶，派遣有賀長雄是他的建議，因為「有賀在明治初年設元老院時他是元老的幹事，與陸奧宗光同事，故在元老方面，頗有淵源。日本政府對元老很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遠見之人，若告以第五項條件不但放兩國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且有賀素抱一種意見，謂對中國臨之以高壓手段，決非永久之良策。」而在日本國內，元老們與外相加藤高明之間對華政見存在分歧，元老們認為「解決對華問題武力不足恃……偏向於支持袁世凱」，而加藤則「利用革命勢力威脅袁世凱，並試圖完全吞併中國」，因此袁世凱希望有賀聯絡元老們遊說日本政府放棄「二十一條」中的第五號條款。有賀赴日後，先後拜會了日本元老井上馨、山縣有朋、松方正義。松方認為「五號一三四款有妨總統體面地位，亦非日本之利，當與山縣協力忠告政府，並勸止勿用武力傷感情」。日本其他元老也都不滿第五號條款，因此陸宗輿致電外交部要中國外交部堅持在第五號條款上面不要讓步。有賀對元老的活動對日本政府著實產生了很大壓力，以致於有賀被政府派警護衛，拘束行動，阻止有賀與元老接觸。袁世凱派遣有賀赴日，利用日本元老與日本政府之間的矛盾的策略終於取得了效果，如據俄國駐東京大使說，「日本之所以放棄第五號要求是由於元老們的力爭」。二是派曾叔度聯絡、結交有相當智識的日本浪人。袁世凱對曾叔度說：「現在正當緊要關頭，你務必常跟他們聯絡，無論何種情報，是真是假，是虛是實，是大是小，都來報告我。並且你見了他們，應該說什麼話，也要斟酌。你預先來問我，我告訴你。……我所想要知道的，不專指日本使館內部情形，我要知道日本商民之動靜。例如最近來的日本人多，還是回國的日本人多，以及他們為什麼要來，為什麼要走。走時是否把家財一起賣盡，有一去不復返之勢。是否接到日本公使館或領事館的命令，勸他們回國。」袁世凱之所以要隨時了解日本僑民在華的動向，顯然是為了弄清日本威脅中國是虛聲恫嚇還是真的要訴諸武力，從而把握談判的分寸。…[詳細]策略三：不顧日本的保密警告將「二十一條」公諸於眾，營造反日輿論為了營造洶洶反日民意以增加談判時的籌碼，袁世凱還刻意秘密安排泄密「二十一條」並放任國內媒體報道中日交涉相關消息。其實，根據袁世凱政府1914年頒布的《報紙條例》，規定報刊等新聞媒體不得對外交秘密等進行報道，因此如果袁世凱真的想禁止各中文報紙刊登中日交涉事宜與相關評論應不困難。但袁氏為了形成強大的國內輿論對日本施壓，通過不斷信息「泄露」的方式將「二十一條」的內容和談判過程公之於眾，比如在中日會談之前，袁世凱就秘密安排身邊的人如顧維鈞、陸征祥、蔡廷干、莫理循等不同程度地將「二十一條」的相關內容、惡劣後果和性質泄漏給美、英、俄等國使館或記者，並利用報刊的傳播在國內外形成反日風潮。而之後形成愛國民意也的確對中國代表的談判有所助益，如陸征祥在第六次會議期間對日置益解釋他不能讓步的原因，不是他本人為中國「極力主張」，而是「國民不能原諒」。日本對袁氏的這種藉助宣傳的策略也心知肚明，在反日輿論高漲之時，日置益就聲稱中國政府「向以政府之勢力取締報紙，並版有嚴重之報律，今若任其隨意言論，恐將生出枝節，於兩國邦交及此次談判均有不利。」隨之又恫嚇說「談判萬一決裂，皆系中國政府不取締報紙之故」。談判後期日本向山東、南滿增兵，其理由也指向袁氏的新聞政策：「每次會議後外國記者即將內容通告英美，因用外人新聞政策，以致群言尤雜，人心搖動，甚為中政府不取。凡重要談判不密，利少害多，本大臣非過急催，甚恐長此漏密，或致發生意外。」儘管屢次向中國提出嚴格取締報紙言論，袁氏口頭上雖然給予承諾，但始終並未認真執行。…[詳細]

1915年參加反日遊行的各界人士策略四：尋求美、英、俄等國的支持與干涉以牽制日本袁世凱在利用報刊促成民意反日以增加談判力量的同時，也在加緊向美英俄等國尋求支持，希望使各國知曉「二十一條」對其在華利益的損害，因而對日施壓逼日讓步。袁世凱首先想到的是美英兩國，因為英法俄深陷一戰，美國處於超然地位，而英國在華利益是其遠東利益的主要部分。因此，在中日會談期間，袁世凱指示顧維鈞與英美公使館保持接觸。顧維鈞每次開完會後都會去見美國公使芮恩施和英國公使朱爾典，充當了中國政府和英美使館的聯絡員。同時，袁世凱指示顧維鈞把有關「二十一條」的消息也透露給英美記者，以達到借英美輿論給日本施壓的目的。應該說，美國對迫使日本放棄第五號條款還是有幫助的，比如4月15日國務卿布賴恩訓令駐華大使芮恩施以非正式的方式向中日雙方表明美國不打算放棄在華任何權益，也不要求中國接受別國侵犯它的主權的任何協議或條款。美國的態度讓中方在談判中態度趨於強硬。也正是由於美國和日本國內元老派的反對等原因，日本最終才在修正案中暫時將第五號要求擱置。然而，一旦「二十一條」中有損美國利益的條款擱置後，美國的態度就完全扭轉開始支持日本，5月15日美國國務卿布賴恩對駐中日兩國之美使發出訓電：「現在交涉中之條約，其中任何條款經中國政府承認而對在華外人之地位有所變更者，在最惠國待遇之下，美國政府亦將享有其利益。」由此，袁世凱想利用美國來牽制日本的希望落空了。對英國支持的尋求也以失敗告終，雖然英國所有的報紙都支持中國抗拒日本所提的要求，但是英國政府僅僅向日本外相加藤表態說：「若日本侵害英國權益，期望能與英國有所協商。」而加藤則根本不在乎英國的態度：「萬一在英國……要我們把既已向中國提出的條項再予以撤消或改變，那是斷難做到的。」為何日本對英國會如此強硬呢？這是因為英國在一戰期間對日本有所求，1914年8月，英國在對德作戰的第二天就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戰鬥波及遠東、香港及威海衛遭到襲擊，英國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將予以援助。」1915年2月15日，英國的殖民地新加坡發生暴動，英國由於還身陷歐洲戰場，無法抽出足夠兵力去鎮壓，因此希望日本的支援。日本應英國的請求派出軍艦給予了支援，並平息了暴動。因此，根據當時英國的整體利益，在日本與中國之間，英國顯然偏向日本。不但如此，當日本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碟後，英國要求中國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英國公使朱爾典於5月8日對陸徵祥說：「目前中國情形至為危險，各國不暇東顧，為目前計，只有忍辱負重，接受要求」。而俄國面對中國的求助，非但沒有給與同情和支持，反而利用袁世凱在外交上竭力尋求幫助這一點，企圖攫取更多的在華權益。1915年3月15日俄國外交大臣在致東京大使和駐北京公使的信中說：「倘若中國政府滿足那些涉及日本在滿洲和內蒙古勢力範圍內的要求，我們亦有理由要求中國政府使我們在俄國勢力範圍內享有同等權利和特惠。此時日本政府正力求在南滿獲得任便居住權和不動產所有權。倘若日本政府獲得上述權利……亦要擴大到俄國人和所有外國人。」北京公使則給俄國外交大臣回信說：「日本的勢力取代德國在山東的勢力，並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損失；而日本在南滿取得的優惠，則可作為我們要求在北滿獲得同等權利的依據。此外，我們可以中國政府使日本在東部內蒙古享有的某些特權為理由，補充作為我們從阿爾泰地區撤軍條件的要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日本提出最後通碟時，俄國公使才會迫不及待地要中國立刻同意無條件接受日本最後通碟。由此可見，雖然袁世凱想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制衡日本，但歐美各國都始終在謀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對中國利益如何則置之不理，甚至與日本狼狽為奸宰割中國。…[詳細]02三、袁世凱對日交涉成效顯著但仍無法避免喪權辱國1、袁世凱對日交涉取得了不小的效果，但在日本的脅迫下被迫簽訂《民四條約》袁世凱運用各種策略，使中日會談拖延了近3個月之久，日本最終失去了耐心，遂於5月7日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最後通碟，限5月9日午後6時前給予答覆：「如到期不受到滿意之答覆，帝國政府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5月8日，在對外求助無效，國內又貧弱無力的局麵線，袁世凱認為中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己接受日本通碟之要求」。最終，中日雙方在1915年5月25日簽訂了《民四條約》。從對日交涉的最終結果來看，雖然袁世凱最終仍無法避免妥協簽約喪權辱國的命運，但是其三個月的努力，的確己使中國的損失盡量減少。我們將《民四條約》與「二十一條」原本相比就會發現，最後簽訂的文本實際上只有「十二條」：原本中第五號的七條沒有簽訂，第四號全部刪除，第三號中的兩條刪除一條，第一、二號中的十一條最後簽訂的條文不是「留待日後磋商」，就是加進了限制條件。這些不得不說是袁世凱外交努力的結果，儘管不一定是最好的結果。應該說，《民四條約》是在日本武力脅迫下籤訂的，從提出「二十一條」起，日本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威脅袁世凱。比如3月8日，日置益訪晤曹汝霖，謂若於數日之內無滿意之承認，恐生不測之事。同時，日本還不斷地向山東和南滿增兵，以示軍事威脅。當英美俄都袖手旁邊甚至助紂為虐時，要想抗拒日方最後通牒，只有完全依靠中國自身實力，然而從當時中日實力的對比看，雙方懸殊太大。袁世凱曾向段棋瑞了解「為了保衛國土，中國軍隊能採取哪些行動」，段的答覆是：可以抵抗日本48小時，48小時以後，「聽候總統指示。」在日本發出最後通碟5月8日的國務會議上，幾乎所有的發言者都認為只有接受日本要求一途，獨段棋瑞一人主張動員軍隊。實際上，袁氏此前也曾有過與日本一戰的想法，早在3月23日他就對美使表露過：「我準備作一切可能的讓步，但必須以不削弱中國的獨立為前提。日本的行動可能迫使我採取另外一種政策。」然而鑒於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這兩次戰敗後割地賠款的慘痛教訓，袁世凱的確不敢輕啟戰端。誠如英國大使朱爾典所說：「中國的局勢至為危險……我想大總統……知彼知己，絕不敢輕啟釁端。聽說陸軍總民段祺瑞已經備戰幾個星期了，我不願見他（大總統）遭此慘運。」在反覆權衡和戰之輕重利害後，袁世凱最終被迫選擇了對日本妥協。也正是因為當時的國際形勢與中日實力對比狀況，一些學者對袁世凱等對日讓步表示了理解。比如當時尚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其日記中寫道：「吾因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所未見。」著名近代史學者蔣廷獻也說：「關於二十一條的交涉，袁世凱、曹汝霖、陸宗輿諸人都是愛國者，並且在當時形勢之下，他們的外交已做到盡頭。」陳恭祿分析袁氏讓步的原因說：「就國際形勢而言，中日強弱懸殊，和戰均不利中國，銜其輕重利害，決定大計，終乃迫而忍辱簽訂條約，何可厚非？」…[詳細]

由袁世凱簽字的《民四條約》2、袁世凱將五月九日定為「國恥日」對此次外交失敗，袁世凱也視為「奇恥大辱」，他告誡國人說：「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外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正是處於警醒後人的目的，袁世凱決定將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並寫入教科書，以待後來者奮發圖強。無奈袁本人卻在半年之後執意稱帝，將「國恥」和「奮發圖強」之說拋之腦後，也難怪會落得罵名。…[詳細]參考資料：曹俊《袁世凱與中日「二十一條」交涉》；《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六卷；郭傳芹《「二十一條」外交事件中袁世凱政府新聞策略及傳播效果考察》；周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期間的國民外交》；郭琳《袁世凱與「二十一條」簽訂始末》等。結語應該說，袁世凱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時還是盡了力的，石源華對袁氏外交「初則據理力爭，終則喪權辱國」是比較中肯的，後人評說此事，若一味斥責其喪權辱國而對其外交努力視而不見，的確有失公允。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