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怎樣進入公共論域——關於「底層寫作」

孟繁華：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文學評論》編委等。長期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評論工作。主要著作：《1978：激情歲月》《夢幻與宿命》《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傳媒與文化領導權》《想像的盛宴》《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以及《眾神狂歡》中文、韓國文版等十餘部。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魯迅文學獎等獎項多種。

事實上，「底層文學」發展到今天，情況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比如像馬秋芬、孫惠芬、溫亞軍、徐則臣、吳君、魯敏等作家的小說，雖然書寫的也是底層生活，但並沒有上述概括的「男底層」或「女底層」的那些情況。

　　1　上世紀90年代以後，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合法性逐漸被承認

　　三十年來的文學與批評，一直存在著與公共論域的關係問題。在上世紀80年代，這個問題還沒有全部呈現出來，除了意識形態的規約之外，流行文化或通俗文藝還沒有構成與文學和批評的競爭關係。那個時代的流行文化或通俗文藝的合法性還是一個問題，鄧麗君或「書攤文化」還處於「半地下」狀態。這種情況使80年代的文學和批評在公共論域幾乎沒有有力的競爭對手，與意識形態密切縫合的改革開放初期文學在那個時代幾乎一枝獨秀。80年代中期文學的分化，是文學為了尋找新的出路放緩了速度，部分文學，比如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等，分離了與社會同步的對應關係。這一變化使文學具有了兩面性：一方面是文學不再直接地參與公共事務，不再對現實直接發言；一方面，文學開始建構起了自己的意識形態——「文學的政治」。「文學的政治」在踐行的同時也構建了新的批評標準，統一的文學批評尺度就是在那個時代結束的。但90年代以後，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合法性逐漸被承認，過去潛伏「地下」或「半地下」的流行文化迅猛地走向前台，幾乎佔據了消費文化的全部空間。現在被普遍認同的文學的「邊緣化」，就是在這個時期成為現實的。

　　文學重返公共論域或再度引起整個社會關注，是1993年發起的「人文精神」大討論。這場討論出於對中國社會精神狀況和文化狀況的憂慮，比如普遍的人格萎縮、社會批判聲音的消失、藝術與文學趣味的粗劣等。雖然那時的討論對中國的社會現實都普遍缺乏切實的了解，使討論一度陷於排隊劃線、更多的是在情感立場上展開，取得的學術性成果不多。但時至今日，回頭看那場討論提出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是越來越嚴重。人對意義世界和價值觀念的問題變得更加茫然。這種與現實建立關係的討論，才使它有可能進入公共論域。這場討論從開始至今整整十五年，十五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是非常巨大的，但人在精神領域的變化究竟有多大是值得討論的。包括當年參與討論的學者，在社會結構中大多成了「中等階層」，這些人的生活圈子也基本在這個階層展開。他們的「生活經驗越來越狹隘，缺少與社會下層的血肉聯繫。一個這樣的在精神上越來越狹隘的人，他很自然就會逐漸遠離那些尖銳的社會和時代問題」。多年以來，文學的閱讀處在越來越低迷的狀態，與文學沒有能力提出或處理當下生活中的尖銳問題是有關的。

　　2004年以來，文學又一次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與「底層寫作」的大量出現和對這個概念的提出有直接關係。關於「底層寫作」、「打工文學」的討論，從2004年至今一直是文學批評集中關注的話題。但是，關於這一文學現象的「認知焦慮」仍然沒有成為過去。因此這是一個毀譽參半褒貶不一的文學現象。對這個文學現象的討論，已經超越了文學界，這個現象本身就不是所謂「純文學」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繼1993年關於「人文精神討論」之後，十幾年的時間裡唯一能夠進入公共論域的文學論爭，因此意義重大。隨著討論的深入，問題的複雜性也逐步顯露出來。比如，「底層」是社會學概念還是文學概念，是誰在寫「底層」，「底層」的問題是否僅僅是苦難可以描述或涵蓋的，「底層寫作」的文學性如何評價，如何看待這一文學現象中的情感和立場等等。這些問題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了文學批評的進步和獨立，在非「組織」的情況下，文學界主動介入這一話題，顯示了文學對公共事務參與的熱情；但另一方面，也有試圖迅速將其知識化的傾向，這種「學院式」的批評似乎很「學術」，但歷史已經表明，學院式的研究或批評首先要經過歷史化的過程。急於將鮮活、生動的文學現象納入學院制度或範疇，結果就是遠離了現實對象去糾纏概念、源流等「學理」層面的問題。因此，有些看似很學術的批評，恰恰將討論引向了歧途。

　　2　許多年以來，能夠引發社會關注的文學現象，更多的恰恰是它的「非文學性」，恰恰是文學之外的事情

　　「底層寫作」、「打工文學」等概念顯然是臨時性的概念。這種現象在當代文學中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傷痕文學」、「朦朧詩」、「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一直到「私人寫作」、「70後」、「80後」等，這些概念都是臨時性的，它們都還不是科學的概念，但這些概念是可以通約的，文學界都知道這些概念具體指的是什麼。至於這些現象如何概括更合適，可以留給以後或文學史的研究。與此相關的更重要的問題，是「底層寫作」文學性的問題。這個問題似乎是在「專業」範疇里的討論，對這個文學現象普遍的指責是「粗鄙化」、「苦難焦慮」等。對「底層寫作」文學性問題的討論是一個真問題，遺憾的是，至今也沒有人能夠令人信服說清楚「文學性」究竟是怎樣表達的。這個問題就像前幾年討論的「純文學」一樣，文學究竟怎樣「純」，或者什麼樣的文學才屬於「純」，大概沒有人說清楚。

　　站在民眾的立場上說話曾經是不戰自勝，「政治正確」也就意味著文學的合理性。但是，在今天的文學批評看來，任何一種文學現象不僅僅取決於它的情感立場，同時，也必須用文學的內在要求衡量它的藝術性，評價它提供了多少新的文學經驗。這些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需要強調的是，許多年以來，能夠引發社會關注的文學現象，更多的恰恰是它的「非文學性」，恰恰是文學之外的事情。我們不能說這一現象多麼合理，但它卻從一個方面告知我們，在中國的語境中一般讀者對文學寄予了怎樣的期待、他們是如何理解文學的。另一方面，急劇變化的中國現實，不僅激發了作家介入生活的情感要求，同時也點燃了他們的創作衝動和靈感。「底層寫作」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但是，就像在文學領域沒有可能認同的「中國經驗」一樣，也沒有一個共同的「底層文學」經驗。因此，有人在抽象地肯定這一文學現象「傾心於表現底層民眾的生活，其主體背後所隱含的道德情懷不容置疑」的同時，又具體地否定「『男底層』便是殺人放火、暴力仇富，寫到『女底層』常常是賣身求榮、任人耍弄，不僅人物命運模式化，故事情節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見溫暖，不見尊嚴，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絕望，鮮有十分豐饒的精神質感」、因此是「一種遊離了文學本色的寫作」的看法，也是片面的，因為沒有一個所謂共同「文學本色」的存在。在「整體性」已經破碎，多元性已經建構了新的文學格局的時候，妄論統一的「文學本色」是試圖建立新的「整體性」，但要實現這樣的意圖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既不是今天文學的現實，也不是文學未來發展需要的路線圖。

　　事實上，「底層文學」發展到今天，情況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比如像馬秋芬、孫惠芬、溫亞軍、徐則臣、吳君、魯敏等作家的小說，雖然書寫的也是底層生活，但並沒有上述概括的「男底層」或「女底層」的那些情況。比如馬秋芬的《朱大琴，請與本台聯繫》，並沒有著意於進城務工者慘不忍睹的生存狀況，沒有永無盡期的苦難敘事。小說是將朱大琴在城市遭遇的精神盤剝和尊嚴踐踏，淋漓盡致地書寫出來。在生存艱難的背後，朱大琴們還在承受著另外的鮮為人知的精神苦難。他們內心卑微的希望在城市規則那裡轉眼即逝。在這個事件中城裡人共享資源相互利用，用時髦的話叫「雙贏」。他們密切結成的社會關係網，以不同渠道和形式瓜分了公共資源。行業壟斷和行業權力資本在「合理」、「合法」地兌換成金融資本。但這一切與朱大琴們沒有任何關係。都市合謀榨取了朱大琴最後的資源，一切都順理成章，朱大琴還要含著眼淚表達她的感激和理解。因此《朱大琴，請與本台聯繫》重新書寫了底層生活，將這一題材的創作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青年作家魯敏的《鏡中姐妹》和《紙醉》也是書寫底層生活的作品。《紙醉》的情節在年輕人的「心事」上展開，在日常生活中表達的是「現代」怎樣改變了淳樸、厚道、禮儀等鄉村倫理，鄉村中國的小情小景的美妙溫馨、但在大世界的巨變面前是怎樣不堪一擊轟然倒塌。她對鄉村的至善至美的懷疑，使東壩的土地失去了最後的溫柔和詩意。《鏡中姐妹》是一部典型的成長小說，張家五姐妹生活在同一個環境，但不同的心理和性格，造就了她們不同的心路歷程和生活景況。社會的影響遠遠大於家庭的影響，沒有人可以逃離社會環境想入非非。在時代的交叉口上，她們的命運竟是如此不同。《鏡中姐妹》中最讓人感動的是姐妹情誼。她們朦朧地共同愛上了一個高年級同學，這是她們共同擁有的秘密。這個秘密使她們的情誼不能言說又無可替代。不諳世事的孩子們沒有能力處理這個突然來臨不期而遇的青春事件。終於，當「發卡」出現之後，決絕的小雙選擇了死亡：她要把發卡和那個男生一起留給大雙。這個悲劇遠遠超出了姐妹情誼，它是人類面對愛情時至今無法解開的難題。小雙那純潔、幼稚的選擇不是拒絕而是放棄，她是送給大雙的幸福的祝願。也只有情竇初開的朦朧愛情才有如此的詩意，就像煙雨中的荷蓮，隱約盛開的是讓人心碎的愛意。也唯有這樣的情懷，才有決絕的小雙，才有親自將發卡戴在小雙頭上的大雙。這無聲也無比感人的一幕，是魯敏獻給我們的關於底層青年的愛情神話。那裡有心靈的苦難，但又不僅僅是苦難。「底層寫作」的全部複雜性並沒有得到揭示，這一文學現象從來就不僅僅是「苦難敘事」能概括的。但我能夠理解的是，有人對這一文學現象已經出現的某些問題表示擔憂，另一方面顯然也誇大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3　所有的經典文學如果沒有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它的經典性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

　　在「純文學」的討論中，李陀說：「上世紀80年代所謂『純文學』的特點是去政治化，而未來的『純文學』很可能是很政治化的，會對主流意識形態和商業文化提出特彆強烈的批評和反駁。」李陀可能將他的想法做了極端化的表達，但我同意他的看法。過去的「去政治化」，是因為政治對文學的干預太多，文學沒有獨立的精神地位；今天文學的「政治化」，是因為作家有介入社會公共事務的權力，它是文學獲得獨立的另一個表徵。當然，任何試圖全面的概括都會詞不達意，都可能走向片面。這些看法無非是在說明，文學走向公共論域，必須關心書寫文學之外的「公共性」問題，對這些問題有提出和擔當的願望和能力。在我看來，文學的社會性和文學性不應也不會構成矛盾關係。所有的經典文學如果沒有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它的經典性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又如何能夠進入公共論域呢？如果僅僅潛心於「純文學」，文學就只能在小圈子裡流傳和欣賞。

選自《深圳特區報》2010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