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偉專欄丨我為什麼對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懷有期待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鍾偉

自特朗普當選和就職以來，其外交內政引發了許多爭議，其給全球治理和世界經濟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其作為成功商人的背景，以及競選時和就職演講中所表達的實用主義甚至孤立主義的政策主張，令我對其經濟政策，尤其是美中經濟交往仍懷有期待。特朗普總統也許明了，如果中美經貿衝突，美方牌不多；如果深化經貿投資合作，中方牌不少。合作雙贏還是斗則俱損？我傾向於認為美中最終會選擇理性互利之路。

現實主義與孤立主義

第一，特朗普及其團隊始終表現出強烈的現實和功利色彩，這使得摩擦之後的妥協成為可能。

通常民主黨人講究理念和價值觀，而共和黨人則更多地偏向現實和保守主義。建制派的價值觀外交有其不可逾越的雷池，而現實、功利甚至孤立則更多地具有基於利益再分配的衝突和折衷。特朗普圍繞美國優先的政策設想，似乎試圖修改已有國際規則並使之更有利於美國，並且不太在意對他國的利益損害。但如果損人利己蛻變為損人不利己，特朗普還會繼續其要價嗎？

與此同時，中國也並沒有在全球治理中有何咄咄逼人的擴張之勢，只是在擔憂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一個功利保守的美國，以及一個無意修改既有國際規制基本框架的中國，和形成類似美蘇對抗的新冷戰格局相比，雙方似乎更容易突破紛爭，更有可能在美國逐漸審視和修補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進程中，中美以務實態度重新劃定利益分割和角色扮演。

第二，特朗普的全球安全觀似乎尚未定型，但孤立主義色彩濃厚，這使得中美之間的安全競爭將持續，但妥協餘地也隨之浮現。

就特朗普而言，在亞洲一些區域性問題上似乎並不存在比中國所主張的更優的，域內相關國家地區通過對話協商機制逐步縮小分歧，達成共識的解決之道。東南亞的首要問題仍是發展。因此也許存在這種可能，在美國和加拿大加強能源合作，逐漸成為全球重要的能源輸出者時，美國將意識到，包括中日韓，印巴和東盟多國和地區在內的東南亞地區，可能是全球能源最龐大和最穩定增長的需求者。如果美中能在能源領域強化合作，那麼相關區域安定就有可能成為美中和東南亞共同的政策選項。

難以過度「分離」前任「遺產」

第三，特朗普既難以複製里根主義，也恐怕難以過分偏離奧巴馬遺產。

許多人將特朗普和里根相比，認為兩者也許有相似性。但兩者就職時經濟背景不同，里根就任時，美國財政赤字的GDP佔比不足30%，美元利率處於歷史高點；而當下美國財政赤字年高達19萬億美元，美元處於加息初期，這制約了特朗普的政策空間。許多人認為特朗普將顯著有別於奧巴馬，但再製造業化、重振基建、出口倍增等政策，奧巴馬在第一個任期內也曾提出過，但效果不彰。

由此看，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儘管較少受到價值觀輸出和建制派的影響，但特朗普仍將受制於美國經濟的基本面，有可能以更著重實際經濟利益的方式，引導美國經濟繼續運行在復甦之路，但難以作出過於劇烈的改變。當特朗普從一個商人轉為總統之後，角色的轉換決定了他遲早會認同，歷任美國總統及華盛頓精英的所作所為，儘管因時代、理念和視角的不同而令特朗普不快，本質上無論里根還是奧巴馬的主要政策都必然遵循美國國家利益優先之道，這決定了特朗普執政之道難以顯著有別於其他歷任美國總統，但個人特質會讓特朗普彰顯美國利益優先時，手法有異而已。

第四，特朗普本人及其團隊多次批評過人民幣匯率問題。我們至少需要考慮兩種現實制約因素之後，才能看出人民幣匯率是否構成特朗普的可出之牌。

一是中國政府從未曾持續單方向影響匯率。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持續升值，其升值幅度甚至超過了美國一些持續批評中國匯率政策的保守派議員的期待幅度。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人民幣匯率基本反應了經濟基本面的變化。目前中國政府在維持外匯儲備的穩定和匯率大致穩定，同時在資本管制方面繼續保持謹慎開放。人們容易聽到批評一國操縱匯率貶值的聲音，但要「批評」中國政府避免匯率貶值的努力、並將其視為「匯率操縱」，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是聞所未聞，這種「批評」都是虛妄的。次貸危機以來，人民幣和新興經濟體的匯率劇貶相比，其表現有目共睹。

二是特朗普究竟需要怎樣的美元政策？從共和黨人的執政歷史看，從特朗普批評歐元、日元甚至人民幣低估，以及批評強勢美元傷害了美國等表態看，特朗普要的是相對穩定甚至軟弱的美元。在匯率領域，也許最終需要適當的國際協調，來保持美歐中日等大國在匯率政策方面相互照顧對方的舒適度，但急風暴雨的「匯率戰」，可能並不是一個精明實幹總統的政策選項。

中美合作可以雙贏

第五，特朗普也被認為對美中貿易關係持強硬態度，從功利視角看，美方從中美經貿中獲益甚大，而非受損巨大。

許多人可能關注到了美中貿易失衡，但很有可能忽視了中國將大量國際收支順差投資於美國國債及其其他金融資產；同時美國經常賬戶收支逆差已顯著改善到可持續的水平。回顧歷史，美國在新經濟之前和之中，曾採用超級301條款、自願出口限制等手段，強行調整了美國和日本、德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在特朗普就職之後，他很快簽署了美國退出TPP協議的總統令，其對NAFTA、對墨西哥和中國的貿易政策究竟會怎麼走？存在著美歐日聯手，避免兌現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協議義務，但這同時也幾乎意味著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其自身的國家信用，並損害了主要由其制定的全球貿易秩序。

蘇東劇變之後，全球化生產協作的深度，決定貿易失衡的調節必須非常謹慎，如果輕易挑起全面貿易摩擦，可能會對美中乃至全球經濟都代價沉重。美國經常項目收支已從次貸危機時一度佔GDP的10%，大幅改善到GDP佔比約3%的可持續水平，這一點特朗普不可能視而不見，同時中國也日益成為美國金融、地產和實業的重要投資來源國。特朗普也許會在強硬和試錯之中，逐漸意識到中國雖然得益於全球化和美中貿易；但在貿易價值鏈的利益分配方面，美國跨國公司和消費者可能所得更多，並在短期振蕩之後探尋和中國經貿關係的重新平衡。同樣地，特朗普總統可能也需要和墨西哥、德日等在貿易領域面臨重新調試。

第六，特朗普強調美國製造業的重要性，以及創造就業崗位的重要性，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再製造業的姿態需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後倒退。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果我們拒絕現代電信和互聯網技術，重新使用傳統的郵局、馬車和郵差寄送郵件，那也許可以輕易創造出無數就業崗位，美國歷史上曾有1/10的耕地被用於養馬。但這種向後倒退只能導致郵件成本過高，從業人員收入過低和國民收入更低水平的均衡。因此任何一國的再工業化，都不能不向科技和創新去尋找新產業新機遇。

中國政府清醒地意識到了產業遷徙和跨區域合作的不可避免，較早地提出了「騰籠換鳥」，新近則強調「一帶一路」戰略。特朗普及其團隊也會有足夠智慧，採取向前看，走向高科技重構製造業的趨勢。全球製造業會有限地迴流美國，但深度廣度已很有限。美中事實上都會面臨持續的製造業就業崗位的消退潮，都面臨著製造業如何繼續創新升級的挑戰。

第七，特朗普強調基建和減稅，這些舉措所需要的配套政策和實施能力錯綜複雜，中國有能力扮演重要角色。

特朗普的基建和減稅主張都面臨如何擴大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籌集龐大資金的壓力，很不幸，全球主要國家的外匯儲備都在逐漸減少，中國官方外儲在過去兩年半已減少了1萬億美元。特朗普政府可能需要主要國際收支盈餘國和國際投資者將資本投向美國。日本已表達了向美國基建投資的興趣，據傳願為美基建投入4500億美元。但更為重要的是，從全球範圍看，很可能只有中國具有為大國建設現代基礎設施的資金、技術、設備、人力以及運營管理能力。也許特朗普需要考慮推動美國加入亞投行，在多個國際機構內深化和中國的合作，這也許是其落實基建雄心的可能途徑。歷史上中國勞工以血汗甚至生命在北美參與建設了兩條太平洋鐵路，而今天中國之基建能力，特朗普不會視而不見。

美中能夠塑造新型大國關係

第八，中國致力於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無意取代和扮演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特朗普最終可能會意識到，中國的發展無礙於美國的國際角色，美中之間能夠塑造新型大國關係。

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關注到了中國的崛起，但如何理解和判斷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和取向，可能存在著焦慮感，一些西方學者杜撰的所謂中國採取「戰略性示弱」，集中折射了這種焦慮感。中國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定力，都更多地注重自身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三重轉型，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了作為新型大國對國際事務的巨大影響，但中國努力推動全球化和開放共享，而絕非「國強必霸」。特朗普不難觀察到中國的言行一致，以及在國際體系中，扮演著穩定、持續和建設性地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

特朗普就職以來，已經以其密集的總統令，傳遞了其「讓美國偉大起來」的行動力和緊迫感，這些政策在美國和國際社會都引發了高度關注，美中作為21世紀最重要的兩個大國，完全可以通過合作來做到美國夢和中國夢的並行不悖和相安無事。雙方正視而不誇大和激化分歧，挖掘而不漠視共同利益，就能和而不同，走向雙贏。(編輯 祝乃娟)

21世紀經濟報道及其客戶端所刊載內容的知識產權均屬廣東二十一世紀環球經濟報社所有。未經書面授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詳情或獲取授權信息請點擊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