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迷狂：中國人的權謀啟蒙

新版電視劇《三國》正在上演。三國的魅力似乎無可抵擋，雖是翻拍，但觀眾仍然熱情高漲。近年來，從《百家講壇》易中天《品三國》，到吳宇森的《赤壁》，再到今天新版電視劇《三國》的上演，可以說大眾文化傳播中的「三國熱」已經經歷了第三波。在當下，大眾娛樂產業對歷史題材的熱衷，可以看做是近年來傳統文化復興的一個結果，而從傳播與商業運作的規律來說，最直接的因素或許在於，三國在中國當代社會中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

然而，歷史在當下的「復活」又並非代表了當代社會對歷史具有真正的反思，因此，在面對持續不斷的「三國熱」時，我們或許更應該探查這種大眾文化現象之所以產生的深層原因。我們需要認真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為何如此迷戀三國？

文化復興與大眾消費的迷狂

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文化斷層之後，中國從一元社會走向多元社會。而在走向多元社會的過程中，舊有的信仰與價值體系已經坍塌，而新的價值系統又未建立，這就帶來了一種精神上的無根狀態。如果一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崩潰，無論是官員還是普通民眾皆會失去約束自己行為的最後一道精神防線，人們的行為往往肆無忌憚，不管是行政行為還是商業行為，皆給所有社會成員的生命與安全帶來了巨大的風險。

為擺脫這種最壞的狀態，中國社會試圖實現社會價值系統與當代世界接軌。這就帶來了對自我重新定位的問題，因此，中國社會一方面眼光向外去重新認識西方社會以及自己的近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內審視自己的歷史與傳統。外在的世界與自身的傳統，就構成了中國社會重新定位坐標的兩軸。中國社會試圖與傳統再續前緣，傳統文化的復興也就成為一種必然，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現象。傳統文化的復興不只是知識精英的專利，而且也在大眾中喚起了強烈的共鳴。

當大眾參與進來之後，也即意味著社會已經形成了對傳統文化的強大消費需求，因此，也就具備了巨大的商業價值，這就為大眾文化產業的進入提供了可能。這也使近年來的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不再是90年代的「戲說」，而是開始正視歷史，並重新認識歷史乃至解釋歷史。三國熱就是在這樣的一種社會氛圍下產生，三國也成為大眾文化商業機構最熱衷的題材。

央視推出的《百家講壇》，就是面向大眾普及歷史與傳統文化。易中天品三國又是這檔欄目的經典產品。其不僅讓《百家講壇》獲得了空前的收視率和社會關注度，也帶動了一批三國類書籍的熱銷。易中天品三國，講的是歷史，而非小說，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比較客觀。雖然，其對三國那段歷史和人物的觀點與評判就學術意義而言並不新鮮，但是，對於大眾來說，這又未嘗不是一次生動的常識普及。藉助央視這樣一個大眾媒體平台和《百家講壇》這樣一個非常商業化的電視節目，易中天的身份實現了從美學教授到「大眾歷史學者」的轉型。

易中天品三國而品出來的成功滋味，刺激了更多的人來吃三國。於是，後來就有了《赤壁》以及新版《三國》電視劇的出現。尤其是《赤壁》的投入達到了6億元，一舉打破了國產電影製作紀錄。投資方之所以對《赤壁》有信心，除了相信吳宇森的票房號召力，更重要的還是電影的三國題材。事後證明，《赤壁》又創造了中國爛片的紀錄，其票房大火卻又令很多人士百思不得其解。

《三國演義》是政治啟蒙讀物

新版《三國》尚未全部播完，但是，大家已經形成的共識是，其幾乎完全拋棄了原著的價值觀，劉備政權的漢室正統身份以及劉皇叔的仁義道德都被完全顛覆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赤裸裸的權力爭鬥和在爭權中的尚智主義。其以曹操為主線的劇情設計，似乎更是帶著歷史偏見的史書的翻版。在《三國》原著中尚遮遮掩掩而讀者又樂在其中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學，如今是再次登堂入室，大行其道。

國人雖有「少不看水滸，老不讀三國」的說法，但是這並不妨礙《三國演義》成為國人人生中最早的政治啟蒙讀物。民眾往往能夠通過很多方式接觸到三國。新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往往是早年就讀了《三國演義》，而更多的人則可以通過評書、電視劇了解《三國演義》，而在民間社會更是有著關公崇拜的悠久習俗。關公在很多地方被民眾當做財神爺而供奉。《三國演義》並未隨著歷史的鼓角爭鳴而遠去，其仍然在深度地介入著當下國人的生活。

然而，民眾其實只是被動地讓傳統文化影響。這種影響也是一種模糊的、零碎化的。而現在的復興熱潮則是讓傳統文化從國人幽暗的集體無意識中發掘出來，並成為光明正大的意識形態。不過，這種被動狀態並不妨礙三國成為國人最早接觸的關於政治與權力鬥爭的讀物，並讓「三國」情結在自己的身上延續。

《三國演義》是有史以來對中國政治鬥爭和權力運作進行的最為詳盡而生動的一次解讀，其以小說的形式填補了中國政治學的不足。它講出了三代以來、暴秦之後，中國現實政治的秘密和一個專制帝國治亂循環的宿命。《三國演義》也就成為後世一部通俗化的政治「教科書」。

為何對動亂的時代著迷

三國時期是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代，這也恰恰是誕生傳奇與英雄的時代。而現實的殘酷也拉緊了生命的琴弦，讓人性呈現出巨大的張力。一個不平凡的時代對後世的吸引力，似乎總是強過那些所謂的太平盛世以及不好也不壞的朝代。這其實是以一種審美的心態對待歷史。事實上，國人對三國的熱情並非如此超然。

三國時期之所以被稱作動亂的歷史時代，乃是因為在那個時代文明與制度幾乎崩壞。沒有什麼制度和道德的力量，來約束政治集團和政治人物的行為。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的意見，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而之所以會如此，乃是因為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為皇帝權力來源的合法性提供了形而上學的解釋。董仲舒提出漢朝的建立乃是來自天命，而不是來自於武力征服。對皇權來說，這是一個維持自己統治的最好的合法性解釋。如果權力的合法性不是來自上天的神秘授予，而是來自於武力，那就意味著任何人、任何政治集團，只要他們的實力足夠強大，就可以把皇帝拉下馬取而代之。

「天命說」既維護了皇權，實際上也對皇帝的權力形成了一定的制約。如果皇帝是一無道昏君，不按照上天的意志實行仁政，那麼，皇帝也就會被上天拋棄，天命也就會轉到更合適的人身上。這可以說是天道憲政。

然而，漢朝這一根本的政治法則到了東漢就演變成了一場政治鬧劇。王莽之亂後，在平息了綠林和赤眉的「造反」運動之後，劉秀成為皇帝。然而，他也要面臨權力來源合法性的問題，這時東漢的儒家就發明了「天命再授」的說法。這種政治把戲堂皇上演，實際上宣告了天道憲政的脆弱，而且也直接為東漢末年黃巾軍的「天命轉移」說法，提供了現實的摹本。事實上，隨著黃巾軍的被剿滅，天道憲政也就此破產。天命實際上只是成為不同勢力集團爭權奪力的一個借口，而失去了任何對權力的制衡。這也就是到了三國時期，何以圍繞權力而展開的爭鬥成為現實政治所有的內涵。

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他又親身見證了和三國時期同樣的治亂循環。宋代知識分子超越了漢儒，將對皇權的制約從實踐和理論層面都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宋初文彥博向宋神宗提出的「臣與君共治天下」的理念深入人心。而在實踐當中，王安石也實現了與神宗共定「變法」之「國是」的權力。而一直到南宋，皇帝與大臣都保留著這種執政傳統。「國是」一定就具有了一種絕對的約束力，皇帝也不能輕易更改。另一方面，理學家們則通過形而上學的推演，而賦予了士大夫階層制約皇權的合法性。他們分出了天命傳承的道統與學統，道統適用於皇帝，但是，他們認為道統自三代之後就斷了。天命就通過學統而傳承了下來，周公之後是孔子，孔子之後是孟子，然後，越經千年，傳承學統而知道天命的就是宋朝的理學家們。這實際上就是說，皇帝權力的合法性乃是士大夫階層授予的，因此也應該接受士大夫們的制約。這是升級版的天道憲政。

而宋朝的覆滅實際上也就在此宣告了「天道憲政」的失效。而在元朝覆滅和明朝建立的混戰當中，權力法則又再次成為了所有的政治。而明朝的建立雖然把理學推高到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但是，朱元璋的暴戾則讓人輕易洞穿了這種政治把戲的所有奧秘。因此，在《三國演義》中所傳達的政治理念，也正是羅貫中對其生活世界的認知。

羅貫中身處的時代與三國時期的相似表明，只有在文明與制度崩壞的時代，權力才會是政治的所有內涵。這樣的時代因為缺少了思想的羈絆，也就把權力鬥爭的複雜演繹到了極致。

而我們雖然所處的這個時代要大大優於三國時期，但是，同樣的文化斷裂，也同樣一度存在類似的權謀政治現實。由此，我們看到，與傳統斷裂確切地說應該是與傳統文化精髓之間喪失了聯繫，而傳統文化的某些糟粕卻在這種斷裂的夾縫中瘋狂生長。

中國雖然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而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無論是在經濟生活還是私人生活中，行政權力之手仍然缺乏有效的約束，而且主導著社會資源的分配。所以，當代的中國社會有如此之多的三國迷不是沒有來由的。而大家對三國的迷戀，毋寧說是對權力的迷戀。在一個以權力為主導的社會中，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羅貫中看到了歷史是在不斷地重複和循環，但他沒有看透歷史的黑暗，而當代一些人士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幾乎已經成為常識，都能看到中國社會應該通往怎樣光明的未來。只是問題在於，我們需要把這種少數人的認知轉換為大多數人的認知。而粗鄙化的傳統文化復興難以把大眾引導向對三國、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最值得擔心的就是目前這種新版《三國》中確信無疑地對權謀的讚美與歌頌。而國人這樣被刺激得越high，我們離三國也就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