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銷紫砂壺是紫砂史上一個重要時期

　　紫砂壺是茶具之一種，它的興起和發展主要是茶文化和宜興陶瓷業發展與變遷的結果。同理，紫砂壺的對外傳播也受制於兩個因素：一是茶文化自明代開始的不斷對外輸出;二是中外經貿關係的不斷發展。具體分析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明代後期至清代中期，隨著茶葉的出口而向歐洲的輸入;二是自明末清初日本煎茶道興起到清代晚期達到高峰的向日本的輸入;三是清代中、後期對東南亞的商品化外銷;四是晚清、民國時期通過博覽會對歐美的宣傳營銷;五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向香港、台灣地區的輸入。以下分論之。

　　一、早期向歐洲的傳播著名茶學家陳椽教授在其名著《茶業通史》中論及歐洲國家開始飲茶時說：

　　「16世紀初期，葡萄牙侵入我國，歐洲人開始學習飲茶……自神宗萬曆三十五年(1607)荷蘭船隊從爪哇來澳門運去綠茶、1610年轉運歐洲，開歐洲飲茶風氣後，中國茶葉不斷地輸往歐洲各國……1650年，飲茶風氣傳到英國咖啡館。」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是西方人來東方運載茶葉的最早記錄，也是中國茶葉正式輸入歐洲的開始。此後貿易額不斷提高，據《茶業通史》記載，「至崇禎十年(1637)一月二日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給巴達維亞總督的信說：『自從人們漸多飲用茶葉後，余等均望各船能多載中國及日本茶葉運到歐洲。』當時茶葉已成為歐洲的正式商品。」到乾隆年間，茶葉已在對荷蘭的商品輸出中佔據主要地位。此後，英國逐漸取代荷蘭，至道光年間，茶葉又成了英國從廣州運出商品的最大宗，並至光緒十九年之前(1893)，英國一直為運銷中國茶葉最多的國家，通過英國，茶葉被轉運至歐洲其他國家。

　　如此長期而大規模的茶葉輸入，使中國的茶文化在歐洲蔓延。而從晚明到清中、前期也正是紫砂壺興盛、繁榮的最佳時期。隨著茶葉的輸入，茶具輸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尤其早期出口的武夷茶的沖泡正需以紫砂壺或潮汕手拉胚壺為主的茶具。因此，美國著名茶學專家威廉·烏克斯在《茶葉全書》中就明確記載了這段歷史事實，他在第四十九章《茶具的發展》中說：「早在16世紀，江蘇宜興的茶壺就已聲名顯赫。歐洲人用葡萄牙字Boccarro(大口)稱謂它(Boccarro Teapots)。這種壺與茶葉同時傳入歐洲，成為歐洲最初茶壺的樣板。」從他的這段話里可以明確兩點：一是根據歐洲人對紫砂壺的葡萄牙語稱謂可以確定紫砂壺是葡萄牙人早在16世紀前後隨茶葉一起帶去歐洲的。《茶葉全書》中附有歐洲紫砂壺海報一張，可以清晰地辨識出圖上所呈現的是紫砂壺中筋囊器和花器。二是，紫砂壺傳入歐洲後成為歐洲茶壺的樣板，對歐洲茶具的設計製作產生了深遠影響。這點後面會有詳細論述。

　　上文指出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中期，即明代萬曆、崇禎至清代乾隆年間，是中國茶葉銷往荷蘭的黃金時期，也是宜興紫砂壺銷往歐洲的重要開始，甚至可以說是宜興紫砂壺走出國門的第一步。宋伯胤、吳光榮等編著的《紫砂品鑒與收藏》一書收錄了早期紫砂外銷的重要資料：樂賓納在《宜興陶藝西漸》一文里說：「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為數約1635件的茶壺在1680年運抵阿姆斯特丹，伏爾卡推測這批茶壺應是宜興產品。」「登記簿中載錄了1679年由漳州運抵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的七箱朱泥壺，及次年由澳門出口的三百二十件花紋朱泥壺。」「同期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中也提及在1699年由拿騷號運抵倫敦的八十二件朱泥壺。」樂賓納不僅從史料上找到外銷歐洲紫砂壺的證據，而且還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藏於丹麥國立博物館的一個雙流茶壺，上飾以浮雕松、梅及圖案，蓋沿綴以麒麟及像以黃金邊飾。這件茶壺可確定為在1656年(清順治十三年)載錄的『一個稀有的東印度泥壺，壺蓋繫上鍍金鏈，四周鑲有黃金邊飾。』」 另有資料顯示，在雍正、乾隆年間盛行一時的粉彩裝飾紫砂壺也多銷往國外，以滿足國外買主的需要。這些史料不僅證實了紫砂壺在明末清初就隨著茶葉貿易外銷歐洲，而且早期以適合工夫茶法的朱泥小壺為主。由史料所記錄的紫砂壺數量又可以推斷，清初宜興必有一段時間專門製作外銷歐洲的朱泥壺，而且在裝飾上已經採用貼花、浮雕、鑲金等能夠迎合歐洲審美觀念的裝飾工藝了。所以說歷史上「宮中艷說大彬壺，海外競求鳴遠碟」的贊語並非過譽，陳鳴遠所在的清朝前期，宜興紫砂壺在歐洲的受寵可見一斑。

　　外銷的宜興紫砂壺在歐洲引起巨大反響，甚至有多個國家進行仿製。早在1667年(康熙六年)，荷蘭德爾夫特已出現仿宜興壺製品，著名的陶瓷大師蘭伯特斯·克萊夫斯在1672年發現了仿製印度瓷器(即宜興朱泥壺)的方法，後經過多年研究，製作仿宜興壺技術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這就是著名的荷蘭ARY.DE.MILDE奔馬款仿宜興壺。英國茶具的製造也始於1672年前後。據陳椽《茶業通史》記載：「富爾罕(Fulham)陶工知威特(John Dwight)模仿我國宜興瓷的高火紅色茶壺，造出英國最早的茶壺。」德國人也有仿製。1709年3月28日的一個紀念儀式中，德國人波格向其皇帝奧古斯塔斯大帝宣布了六項重要發明，其中包括仿宜興的「紅色瓷器」。在第二年春天的萊比錫博覽會中，波格首次公開展示其偉大發明，當地報章中一段報道說：「有以下數類器皿出售，第一類是各式餐具，如壺、茶杯……一些作品泥色呈暗紅色及鮮紅，有些胎質堅硬而富於光澤，打磨工細，可與寶石相比……第五類是比較便宜的器具，有點像東印度的陶器(即宜興陶器)，獨特含蓄的外形卻自成一格，看來比較像紅蠟而不像泥，而且特別堅固耐用，如果加以修飾及打磨，直可媲美東印度陶器。」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當時歐洲荷蘭、德國、英國仿製宜興紫砂壺的水平還是很高的。這些壺泥質細潤，流口、頸上、圓足多喜歡鑲銅或鑲金紋飾，有的還安裝環形銅提梁。因黃銅、黃金光亮奪目，整器色調富麗，若再在壺腹上彩繪飛禽花卉或貼塑人物造型，則形態生動，色式俱佳。這些壺式即有宜興紫砂壺的特點又初步具備了歐洲風格，是歐洲茶具史上重要的過渡類型。

　　正如威廉·烏克斯在《茶葉全書》中所說：「18世紀初期，荷蘭、德國和英國曾極力仿造中國宜興的茶壺，小有成就。當時中國的造型極受歡迎，且儘力模仿，故在輸入茶葉之初，中國飲茶的習俗依然保存，但其他方式並不是歐洲人想要的。」因此可以說，是在宜興紫砂壺的基礎上，歐洲人才開始走上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茶壺研製之路，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精美茶具。

　　二、清代紫砂壺向日本的輸出 日本抹茶道用不到紫砂壺，點茶所需的是釜、茶入、茶杓、茶碗等茶道具。

　　但歷史的發展似乎總有著某種機緣巧合，紫砂壺對日本的輸入就源於三個歷史原因：其一，就在紫砂壺於明代中晚期興盛之後，清朝初年一位高僧隱元禪師東渡日本帶去了明代飲茶的新風尚——瀹飲法，即直接在葉茶中注入沸水沖泡飲用。這種飲茶風尚和由宋代傳入的點茶法而形成的抹茶道迥然不同，它直接導致了日本煎茶道的誕生。換言之，日本煎茶道乃是脫胎於中國明代的沖泡飲用法。故而沖泡飲用所需的紫砂壺的傳入就水到渠成了。其二，除了隱元禪師，明末清初還有大批中國人為避戰亂而奔赴日本，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不肯失節侍清的文人雅士。這些文人雅士必然帶去了當時中國的飲茶風尚和飲茶用具，想必明末清初盛行一時的紫砂壺亦在其中。其三，又因中日貿易的繁榮，到了江戶中晚期(約18世紀中後期，清代前期)，煎茶道已趨成熟，至江戶末明治初(19世紀上半葉，清代中期)，煎茶道達到了最為繁榮的時期，並延續至19世紀末。這個繁榮而熱烈的煎茶道盛行期，對紫砂壺的渴求是可想而知的。

　　據此可以說，日本煎茶道的發展歷程也是紫砂壺逐步輸入日本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紫砂壺備受推崇。日本著名學者、歌人兼小說家上田秋成的煎茶道名著《清風瑣言》中即刊印了多個煎茶道所用茶壺，很顯然受到紫砂壺的影響。再如明治間日人瓮江川田剛所撰紫砂名著《茗壺圖錄》之《序》就說：「近者煎茶盛行，人爭購古器，相高以雅緻。即如注春，亦黜銀錫，專用泥沙。明制一壺，值抵中人一家產，而供陶時窯，(指供春、時大彬所制紫砂壺)徒尚其名，往往為黠商所瞞。」這段話不僅可以作為紫砂因煎茶道的興起而傳入日本的證據，更可以看出江戶末年至明治初年，煎茶道繁榮期日本人搶購紫砂壺的熱情和渴求。《茗壺圖錄》刊刻於明治九年(1876)，正是日本煎茶道的繁榮期，若再細看此書，會發現書中《自序》《敘》《序》《後序》以及內容，正全面展示了日本茶界收藏紫砂壺的真實狀況。單從下卷所收錄的二十三件紫砂壺作品的造型之豐富，品種之多樣即可見當時紫砂壺收藏之熱，其中點出名字的紫砂壺收藏家除了此書作者奧玄寶之外就有內田寒泉、中澤谷蘭、太田蘭畹、樋口趨古、北川雲沼、小林寒松、林海仙、青木碧處、林半雨、松井釣古、藤堂詢蕘齋、野村素軒、木戶松菊等十三人之多。他們的藏品藝術水平極高，有李仲芳、陳和之、許龍文、陳鳴遠、楊彭年、符生等眾多紫砂名家的作品。

　　我們可以從奧玄寶的紫砂鑒賞水平之高上判斷，當時日本茶道界對紫砂壺的認知是極深的，理論水平普遍很高，這必然是以紫砂的普及和大量收藏為基礎才能達到的。而這種普及和收藏不是短期內形成的，可以相信從清初煎茶道的形成期開始，宜興紫砂壺就源源不斷地輸入日本了。《(江蘇)陶瓷工業志·特種工藝陶瓷·陶藝名人選錄》中記載道：「陳文伯、陳文居兄弟倆，清雍正至乾隆年間人。文伯號寄石山房……所制紫砂花盆，暢銷日本，久而不衰。」雖然此處所記錄的是紫砂花盆，但據此可以肯定地說在雍正、乾隆年間紫砂壺出口日本當不在少數。清人寂園叟在《陶雅》一書中也記錄說：「葛明祥乃乾嘉時人，歐(子明)葛瓷釉色略相似，在灰墨藍綠之間，廠人鄙之，以為溺壺色。日本人美之以為海鼠色且謂四時花光皆與之相宜。日本人重泥，均以有紋者賤，細如魚子者為下，蓋紋片細碎乃陽羨砂之上釉者，歐氏之所仿也，要不得以廣窯目之。」這些記錄都可以看出日本人對宜興陶器的推崇。日本人對宜興紫砂壺的喜愛程度直到晚清、民國時期依然不減。《陽羨砂壺圖考》的編者之一李景康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談到民國時期我國藝術品流失的狀況時說到：「晚近泰西酷嗜吾國藝術，書畫瓷銅國粹所託，而重價搜羅，精華垂盡，已堪惋惜。僅陽羨砂壺探討未深，復為扶桑人士網羅以去，關懷國粹者不禁俶然憂之。」日本人的大肆收羅已經引起紫砂界的警惕，開始擔心紫砂的傳承與命運，想必那段時間流入日本的紫砂數量亦不在少數。

　　威廉·烏克斯在《茶葉全書》中也注意到了日本茶人對紫砂壺的喜愛。其在著作第四十九章《茶具的發展》特別指出：「日本人更喜愛宜興茶壺。在日本，紫砂器被稱作shu-dei，白陶被稱作haku-dei;在日本茶藝人的茶具配置中，如果沒有這兩種顏色的茶具，則被認為不完備。」從這裡可以看出，紫砂壺在日本茶道中的重要地位。威廉·烏克斯又說：「日本有一種陶器叫做『萬古燒』，就是完全仿造宜興的陶器，但較為輕盈和粗糙。」可見，和宜興紫砂壺傳入歐洲並影響歐洲茶具製作的歷史一樣，紫砂壺同樣在日本茶具製造業產生了

　　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日本陶藝家主動從紫砂壺上汲取營養，另一方面，還有宜興紫砂壺工藝師遠赴日本傳播紫砂壺的製作技藝。據宋伯胤先生主編《紫砂品鑒與收藏》一書介紹，當代制壺名家徐漢棠的曾外祖父邵雲甫，是同治年間的紫砂高手，他曾赴日本製作陶藝品，頗負盛名。之後，光緒四年(1878，日本明治十一年)，也就是《茗壺圖錄》出版後兩年，應日本常滑地區陶工鯉江高須邀請，宜興紫砂名工金士恆和制壺高手吳阿根同往常滑，傳授鯉江方壽、杉江壽門、伊奈長三等三人紫砂「打身筒」製法及陶刻裝飾技法達半年之久，使得當地的朱泥技術更上一層樓，出現了小型精巧的作品，是日本製作宜興風格的朱泥壺之始，也極大地提升了日本常滑地區制陶工藝的水平，影響至今猶在。

　　三、清代中、後期對東南亞的商品化外銷清代除順治、康熙及雍正年間的部分年代實行了較為嚴格的海禁，其餘近兩百年間的海外貿易基本上是開放的。

　　尤其對於南洋地區的歐洲殖民地國家，甚至允許他們到除了廣東之外的閩、浙、江海關貿易。據《道光廈門志》記載：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八年(1783)、五十一年(1786)，嘉慶十二年(1807)、十四年(1809)，西班牙的商人萬利落、郎嗎叮、郎安敦、郎萬雷、郎棉一等，就從呂宋(菲律賓)運載大批東南亞特產到廈門貿易，然後從廈門運回包括土茶在內的十餘種中國產品到呂宋，使廈門對外貿易進人極盛時期。乾隆二十二年(1757)後，從福建、浙江、江蘇沿海港口出海貿易的商船仍是不少。又據《皇朝政典類纂》記載乾隆二十九年(1764)，准「浙、閩各商攜帶土絲及二蠶湖絲往柔佛諸國貿易」。據統計，道光九年(1829)，到新加坡貿易的中國商船共9艘，其中從廣州去的1艘，潮州去的2艘，上海去的2艘，廈門去的4艘，共載貨47000擔。道光十年(1830)從廣東的潮州、海康、惠州、徐聞、江門、海南，福建的廈門、青城，浙江的寧波，江蘇的上海、蘇州等地駛往日本、菲律賓群島、蘇祿群島、西里伯群島、馬六甲群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新加坡、馬來亞半島、暹羅、安南、柬埔寨等地貿易的中國船隻達到222艘。

　　在如此頻繁的經貿往來中，茶葉以及泡茶所需尤其工夫茶法所需紫砂壺是出口商品的重要部分。陳椽先生在《茶業通史》中分析的個中緣由是「僑銷促進外銷」，即華僑帶動了中國茶葉和茶具在南洋的消費。華僑下南洋的歷史要追溯到元滅南宋後，「一些宋朝遺民以及一些忍受不了異族壓迫的愛國人士和勞動人民紛紛渡海到南洋各國謀生，茶葉也就隨移民在南洋市場大量出現了。」明初鄭和七次率領船隊出使亞非各國，中國與南洋之間的貿易更發達了，茶葉輸出也更多了。經過清初的海禁之後，上文所述福建、廣東商船重新與南洋各國貿易，從中國運出的貨物主要還是陶瓷和茶葉。《茶葉通史》說，當時僑銷茶葉主要以青茶為主，如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緬甸、泰國等地主要消費閩南閩北出產的青茶。而這些青茶沖泡主要是以蓋碗和紫砂壺或潮汕手拉坯為主。所以，隨著茶葉的大量輸出，紫砂壺必然成為重要的附屬品出口到東南亞地區。這從近年來從南洋打撈上來的多艘沉船的文物上得到了證明。1985年，英裔澳人哈澈(Michael Hatcher)發現1752年(乾隆十六年)在新加坡港東南方沉沒的捷達麥森號(Geldermalson，又稱南京號)並將其打撈，約十件紫砂壺隨即出土。另有1822年1月(道光元年)在南洋沉沒的泰興號(TekSing)上出土了更多紫砂壺。這批紫砂壺中數量最多，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工夫茶壺，其形制多達十種，基本涵括了工夫茶壺的主要品類。胎質以朱泥為主，偶有少量紫泥。其藝術特徵和閩南地區清墓出土的朱泥壺完全一致，都是宜興產銷，底款多寫刻詩詞，並署「孟臣制「行書陰文款。1845年(道光年間)左右在南洋沉沒的迪沙如號(Desaru)是在19世紀40年代航行於中國與南洋間載運陶瓷貨物和木質商船。其出水文物也有宜興出產的陶瓷缸瓮和紫砂壺，其中有三百把較完整的紫砂壺和更多紫砂殘片，估計當時船上約有八百把紫砂壺，多為紫泥，形制比較單一，絕大部分是較小的梨形壺和直流扁腹壺，底款也多是通行的孟臣款，是較為低端的日用商品壺。從這些出土紫砂壺可以看出，這些砂壺多為南洋華裔需求而製作，為沖泡工夫茶所用，承襲了福建及潮汕茶俗。考慮到清代中國與南洋的經貿關係之密切，商船來往之頻繁，可以想到當時外銷至南洋的紫砂壺數量之多。

　　另有出口泰國的磨光壺在清中、晚期非常盛行。它是將燒好的成品紫砂壺進行打磨、拋光，加工好的作品光可照人，有「貢局」款和「利興」款，時稱「車光茶壺」，暢銷一時。這些外銷泰國磨光紫砂壺多為泰國富裕人家所制，一般為小圓壺、圓筒壺、水平壺，大多在壺嘴、口鈕、蓋沿等處鑲上金邊或其它金屬，有的配以金屬提梁，部分作品的底款為泰國文字或圖案，整壺顯得珠光寶氣、富貴華麗，充滿異國情趣。「貢局」款銅把軟提梁為這類壺的代表，它是趙松亭於光緒年間所創製。

　　四、晚清、民國時期通過博覽會對歐美的宣傳營銷

　　晚清至民國時期，隨著近代中外經貿往來的增加以及國內商業資本的發展，使宜興紫砂業發生了重大而深遠的變化，那就是由傳統的手工作坊式的製作逐步轉變為近代陶瓷商號或公司的批量生產。加之國內興辦實業的風氣影響，這一時期紫砂壺商號和公司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在無錫、上海乃至國外成立：光緒二十八年(1902)，宜興鼎山宕窯戶鮑氏、陳氏合資，在新加坡開設「鼎生福」陶瓷店;公元 1912 年(民國元年)宜興葛逸雲與日本商人和田一雄和田合資在大阪開設陶器店;1903年，宜興鼎蜀鎮窯戶張士清，在杭州開設「張萬隆」陶器店;1905年趙松亭創辦「藝古齋」;1909年，潘寶仁創辦「陽羨紫砂陶業公司」;1912年，宜興鼎山白宕窯戶葛翼雲(葛德和陶器公司店主)和日本商人合資，在日本名古屋市，開設主銷宜興產品的陶器店，戴國寶在上海新北門吉祥街創辦「鐵畫軒」陶器店;民國初年，宜興鼎蜀鎮人吳漢文在宜興縣城開設「吳德盛陶器行」，為當時專營紫砂的唯一商號，周文伯在宜興蜀山興辦的「利用陶業公司」……這些紫砂壺公司的成立為紫砂壺以集體形象展現在全球視野中做好了準備。

　　紫砂近代商業的發展要求這些公司改變傳統的營銷模式，他們往往在宜興開設作坊，在上海、天津、杭州、無錫等地開設商行或公司，紫砂壺則由名工按樣製作，從宜興訂坯燒成，然後刻署商行或公司的商標。有些公司的業務甚至就是以外銷為主，比如「鐵畫軒」，它的主產品就銷往歐洲、日本和東南亞。為了拓寬銷路，他們往往將紫砂壺送去參展、參賽，以推廣自己的產品，並刺激該行業的工藝發展。比如，宣統二年(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舉辦的旨在振興實業、獎勸農工的「南洋第一次勸業會」上，宜興陽羨陶業公司的紫砂陶器獲金獎，宜興物產會程壽珍等人的10件產品獲金牌獎。他們更是史無前例地組團參加世界博覽會，讓紫砂壺堂皇地站在世界經濟舞台之上。1915年，「葛得和陶器店」和「利用陶器公司」生產的紫砂器，在美國三

　　藩市「太平洋萬國巴拿馬博覽會」獲頭等獎和二等獎;1926年，利永公司紫砂大花瓶和多式茶具杯碟，在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獲特等獎;1930年，宜興紫砂在比利時行的「列日國際博覽會」獲銀牌獎;1932年，紫砂名家朱可心、程壽珍、俞國良、吳雲根和范福奎創作的「雲龍紫砂鼎」、「掇球紫砂壺」、「仿古壺」、「傳爐壺」等，在美國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工藝博覽會」展出，均獲優秀獎;1935年，紫砂名師範大生創作的紫砂雕塑「雄鷹」，在英國「倫敦國際藝術展覽會」榮獲金獎。從這些參展成績來看，可以說民國時期是紫砂壺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黃金時期，紫砂作品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如此正式而輝煌地站在世界工藝品的舞台之上。儘管這一時期的紫砂作品因銷路大增而匠氣凸顯，世俗化傾向嚴重，但仍然湧現出程壽珍、李寶珍、汪寶根、范大生、余國良、江案卿、吳雲根、朱可心等紫砂名匠。

　　這些紫砂名手大多是通過博覽會成名。比如程壽珍因其掇球壺榮獲二十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最大的一次國際博覽會——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和1917年美國「芝加哥國際賽會」優秀獎而名聲大振;江案卿也是因為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獎而使其獅球壺名噪一時;余國良因參加1932年美國芝加哥博覽會獲得優秀獎而使其傳爐壺成為經典，顧景舟評價他「傳器製作嚴謹，器形格調雅緻，是晚於黃玉麟的名手」。

　　在晚清、民國時期也湧現了一些諸如趙松亭這樣的紫砂實業家。趙松亭(1853—1934)早年隨師父苦學壺藝，又曾受聘於大收藏家、文人吳大澂處制壺。清末至民國初年開始參與經營，以出口外銷壺為主。前文所述「貢局」款磨光壺即為他首創。他的壺獨步上海各國租界並銷往英法等國，成為晚清至民國紫砂實業家中較為成功的一位。再如利用陶業公司的創立者周文伯也是一位成功的紫砂實業家，他本是宜興芳橋名士、前清秀才，創立利用公司後，1921年他又轉而致力於農林、桑蠶事業，並興辦學校，他的紫砂產品除了在1915年巴拿馬博覽會上獲獎之外，還在1926年美國費城世界藝術博覽會上獲得金獎，1930年在日內瓦列日國際博覽會上獲得銀獎。這一批紫砂實業家往往有著振興國貨，發展經濟的雄強抱負，他們希望通過對外的參展和推廣能夠振興宜

　　興乃至中國，紫砂乃至各行業經濟的繁榮。由宜興陶器參加芝加哥博覽會籌備委員會編輯，周潤身、周幽東合著的《宜興陶器概要》，記錄了一篇宜興陶器實業家汪裕文、張欣成、蔣鴻書三人所撰產品述要就說：「宜興陶器，夙稱國粹，紫砂茗壺，尤馳譽中外，蓋舉世無匹之精絕手工品也。此次應實業部主辦之參加芝加哥博覽會籌備委員會之徵求，宜興陶商之應徵者，出品達數千件價值逮十萬元上。在今民生凋敝情況下，業戶如是踴躍輸特，不能不引為慰幸。」他們為宜興經濟的發展、紫砂技藝的傳承感到擔心，在此書中還收人更具責任感和危機意識的《實業救國與陶業救濟》一文，從此文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宜興紫砂實業家們關心陶業發展、振興陶瓷工業的拳拳之心。

　　五、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往港台地區的輸出談起上世紀紫砂業的復興

　　不得不提及一位香港紫砂收藏家羅桂祥博士。早在1980年，他就到宜興紫砂工藝廠訂購了一大批紫砂壺，要求以歷史名作圖樣進行複製，壺上一律要蓋作者印款(文革期間，紫砂壺一般只蓋「中國宜興」四字方印)。這批定製的紫砂壺都是上乘佳器。1981年9月，宜興紫砂工藝廠顧景舟、高海庚、徐秀棠和南京博物院宋伯胤，應香港市政局藝術館邀請，赴香港參加「第六屆亞洲藝術節」，舉辦「宜興紫砂陶藝展」、專題講座、工藝示範表演，引起港、台茶界人士對於宜興紫砂茗壺的高度興趣。10月，羅桂祥先生又將深藏的476件各類陶瓷茶具捐獻給香港市政局，成立「香港茶具文物館」，並出版《宜興陶藝》一書，補充了很多赴宜興時搜集到的新資料，大力弘揚了宜興紫砂文化，肯定紫砂陶藝的價值。因為這一系列的推廣活動，紫砂壺在香港名聲大振，隨之而來的是港台地區掀起一股紫砂壺收藏熱的浪潮，香港先後有「錦峰」「海洋」「英泰」「雙魚」四大商貿公司爭相訂購和經銷紫砂壺，形成了一個空前繁榮的陶藝市場。1985年 6月，香港錦鋒公司舉辦「宜興陶瓷展」，顧景舟、蔣蓉、汪寅仙、周桂珍、呂堯臣、李碧芳應邀訪港，同時出版《壺錦》專冊，促使了紫砂文化的大發展。1987年，潘春芳主編，《砂壺集》由香港海洋紫砂陶藝公司出版，並舉行宜興紫砂展。葉連梅英主編《壺藝瑰寶》，由香港英泰公司出版，並舉行「宜興紫砂名陶展」。1989年5月，顧景舟、李昌鴻、何道洪、王石耕、高麗君等，赴香港參加「中國宜興紫砂陶藝展」，並出版《壺錦續集》，由香港錦峰公司出版。

　　而在台灣，宜興紫砂壺也掀起一輪又一輪熱浪。1982年，詹勛華、杜潔祥主編的《宜興陶器圖譜》由台灣南天書局有限公司出版。1983年6月，台北故宮博物院邀請謝瑞華女士演講《談宜興紫砂》。之前，台北陸羽茶藝中心也邀請謝瑞華女士舉辦了「宜興紫砂」座談，這是外地專家第一次到台灣介紹宜興紫砂壺藝。11月，香港葉榮枝先生應台北陸羽茶藝中心之邀，與台灣壺藝界舉行座談「宜興紫砂制壺諸問題」。這是台灣首次獲得較詳盡的宜興制壺資料。1984年2月，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古代茶具特展」，紫砂壺風光獨好。6月，香港「茶具文物館」開幕，從此促進了港、台壺藝研究風氣，活躍了台灣的古壺市場。1985年，賴福來、陳維沅、張東興編《陽羨砂器精品圖譜》由台灣淑馨出版社出版。1988年，《壺中天地》雜誌在台灣創刊發行，由萬妙玲總編輯。1992年11月，應台灣民族文化基金會邀請，徐漢棠、徐秀棠，由香港轉道台灣，進行陶藝交流訪問。在東海大學，由徐秀棠作《宜興紫砂陶》學術講演，徐漢棠作紫砂成型表演。在鶯歌陶瓷產區，和台灣陶藝界進行交流、訪問、座談。這是大陸陶藝家首次訪台。此後兩地因此而頻繁交往。宜興紫砂藝人赴台交流陶藝每每產生轟動效應。

　　此一時期港台地區的紫砂熱潮以頻繁的紫砂展覽和各類紫砂書刊的出版為標誌。活躍在這個舞台上的是顧景舟等紫砂老藝人其徒輩，他們的製作技藝精湛，視野開闊，思路新穎。作品既具有深厚的傳統底蘊又呈現出多樣的面貌。他們善於繼承也善於創新，很多新的壺藝理念也因與港台地區的茶人交往而得以明確。當然，港台紫砂壺文化興起的深層原因並不在於一兩位名人的推廣與傳播，更重要的是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包括港台地區在內的中國茶文化重新步入到復甦、繁榮的時期，人們開始對品茶有了更高的要求，重新追求雅緻、含蓄的品飲文化。加之國內經歷文革後市場經濟逐步恢復，商品流通不斷加快，這也為紫砂壺進入港台地區提供了客觀可能。

　　雖然港台紫砂壺收藏家的紫砂收藏與投資行為有商業炒作之嫌，但他們在八十年代為復興宜興紫砂藝術而付出的努力是不應該被抹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