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土耳其民主化轉型的新挑戰：如何避免多數暴政

07-25

新視角：

對這烏克蘭和土耳其來說，民主化所面臨的問題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別。對烏克蘭而言，它的國家憲政結構至少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總統和議會的相互關係問題；另一個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尤其是東西部的區域性分裂問題。在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已經建立了一黨獨大的局面，反對黨目前無法對其形成有效制約。埃爾多安還想成為普京那樣的人物，力圖把土耳其改成總統制。土耳其當前的危機主要不是民生問題，而是如何避免多數暴政的問題，是如何保障邊緣群體與少數群體的權利和自由的問題，是認同問題，也是價值問題。第一部分請見：糾結的土耳其與烏克蘭的國家轉型之路

轉型國家之困——近年土耳其與烏克蘭政治不穩定的原因（中）

文/昝濤（昝濤，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土、烏兩國政治危機的原因

地緣政治的問題

土耳其和烏克蘭都屬於邊緣國家，烏克蘭這個國家的名字本身意思就是「在邊緣」或「邊疆」。烏克蘭大部分是平原，無天然屏障可依。烏克蘭是既處於前蘇聯疆域西端的最接近西歐的部位，同時又是作為俄羅斯帝國文明緣起的最直接、最核心的地塊，它還處於西方基督教文明與東正教文明之間的斷裂帶上。這樣的地緣位置和地理環境，使得烏克蘭非常易於受到來自於東方和西方的外部力量的干預。當前烏克蘭局勢的背後，很顯然是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角力。對於俄羅斯而言，是力保自身勢力範圍的西疆，對於西方來說，是歐盟與北約擴張的東界。

土耳其擁有獨特的地緣優勢。土耳其地處歐亞結合部，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峽，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土耳其北臨俄羅斯，向東是高加索、中亞地區，向西為歐洲，其南與東南是北非、中東。土耳其位於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交界之處。歷史上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曾經統治東歐巴爾幹的大片領土。在冷戰時期，土耳其是防堵蘇聯的南大門，是北約成員中處於前沿陣地的國家。

現任土耳其總理達武特奧盧強調說，21世紀的土耳其已經成為一個地區性的中樞國家，冷戰前后土耳其的地緣政治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在冷戰期間的全球關係網地圖上，土耳其被看成是一個邊疆國家；冷戰後，土耳其主要被看成是一個溝通東西方的「橋樑國家」；在後「9·11」時代，土耳其已經成為一個「中樞國家」，土耳其的這一新地緣地位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觀念的和地理的。

土耳其對自己的這樣一個定位，使其逐漸地具有了偏離原先的親西方軌道的特徵，並且日益強調它在本地區（主要是中東）的利益和關係。這個定位上的變化使其在與敘利亞、伊朗和以色列等國的關係上發生了比較重大的轉變。在敘利亞發生危機之前，土敘兩國罕見地實現了和解，土耳其推出「與鄰為善」政策，當然，後來土耳其又加入到推翻阿薩德政權的行列，這與它對地區局勢的判斷以及它屬於西方陣營這些事實分不開。土耳其在加入歐盟的問題上長期停滯不前，也引發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作為這一情緒的反映，正義與發展黨更加註重地區利益，有意疏遠歐盟。

2.憲政民主的問題

烏克蘭獨立以後即採納了憲政民主體制。土耳其是在1946年以後開放黨禁，實行多黨民主制。對這兩個國家來說，民主化所面臨的問題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別。

對烏克蘭而言，它的國家憲政結構至少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總統和議會的相互關係問題，也就是走總統制還是議會制道路的問題；另一個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尤其是東西部的區域性分裂問題。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立國之初的憲政特點是弱化政黨的作用、突出總統的權力，同時議會沒有組閣權、僅有倒閣權。1997年至2004年，烏克蘭政黨數量迅速增長了將近五倍，出現了近兩百個各色政黨。2004年烏克蘭憲法的修正，一定程度上正是自由派力圖憑此限制總統權力，因此，2004年憲法的要害就是「議會總統制」，關鍵是通過議會來限制總統權力。亞努科維奇就任總統後的政治立場是要將當時的「激進政黨體制」改為「溫和政黨體制」，限制政黨數量，提高政党進入議會的門檻。因此，2010年再次修憲，推倒2004年憲法，重新回到之前強調總統優先於議會的「總統議會制」。然而，本次示威活動所達成妥協中提到的「回到2004年憲法」的實質，則是要再次回到自由派所主張的「議會總統制」。

關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長期以來烏克蘭沒有找到一種有效地處理其東西部的分裂問題的方案，在這次示威活動中，出現了西部城市利沃夫要求自治的傳言，媒體也對聯邦制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烏克蘭獨立多年以來未曾在處理非常多樣化甚至是尖銳對立的地方問題上找到一種既統一又務實的治理模式，這大大地影響了政局的穩定。

對土耳其來說，它的憲政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文武關係，即軍方與文官政府的關係；二是正義與發展黨的一黨獨大問題。

首先是軍人干政的問題。1960年以來，土耳其軍方通過不同形式多次干預文官政治。儘管土軍方每次都會還政於民，但通過制定新憲法，審判、關押和限制一些政治人物，它規約了土耳其的現代政治進程。直到近幾年，我們看到大批土耳其軍方高層人士被逮捕和審判，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看起來依靠強大的民意和司法手段已經「馴化」了軍隊。目前土國各方都願意靠文官的、民主的程序解決問題，希望軍隊老老實實地保持中立。但埃及的穆爾西被軍方推翻，西方各國對此態度曖昧，這重新引起了人們對土耳其是否會再次發生軍事政變的擔憂。

以前，土耳其的軍人干政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兩點：一個是政黨政治的失效，另外一個是打壓政治伊斯蘭勢力。對今天影響最為巨大的是1980年的軍人干政，那時制定的憲法一直沿用至今。從那時起，土耳其制定了政党進入議會的高門檻，即必須獲得10%的得票率。這一高門檻的初衷是限制小黨。之前土耳其政黨林立，很難形成穩定有效的政府，聯合政府經常陷入爭吵，從而使土耳其的社會經濟蒙受了巨大損失。土耳其歷史上出現的多次社會動蕩與經濟崩潰都與此有關。鑒於此，軍方制定的法律有意約束小黨攪局，但也出現了一個問題，即出現了贏者通吃的局面，一個沒有獲得絕對多數選票的政黨，很可能在議會裡佔據多數席位，其代表性會受到質疑。

（凱末爾創建了現代土耳其）

土耳其在實行民主化之後，伊斯蘭主義就伴隨土耳其政治的始終，儘管凱末爾黨人制定的世俗主義原則尚未完全被顛覆，但伊斯蘭主義的復興在土耳其政治過程中是非常明顯的。1970年代到1990年代埃爾巴坎領導的伊斯蘭主義政黨崛起，直到1996年繁榮黨上台，土耳其的政治伊斯蘭勢力獲得空前勝利，這引起了捍衛世俗主義的軍方的擔憂，1997年軍方發動軟政變推翻了繁榮黨政府，1998年繁榮黨被取締。2002年，由繁榮黨的繼承者道德黨的一個派別參與創建的正義與發展黨上台，儘管並未從根本上挑戰土耳其的世俗主義根基，但在很多方面已經改變了這個國家僵化的世俗主義原則，伊斯蘭主義復興的跡象隨處可見，比如修改涉及伊斯蘭頭巾的法條，通過限酒令，強化宗教教育，等等，這些都深深刺激了世俗主義陣營。在外交上，正義與發展黨統治下的土耳其也日益強調自主性，與西方的關係有所疏離，更加重視在中東地區和伊斯蘭世界的利益。

當前，土耳其又面臨一個新的挑戰，即在一黨獨大局面下，如何理順民主與自由的關係、「多數人暴政」與保障少數人權利的關係問題。正義與發展黨已經在土耳其建立了一黨獨大的局面，反對黨目前無法對其形成有效制約。埃爾多安還想成為普京那樣的人物，力圖把土耳其改成總統制。雖然埃爾多安的這一夢想尚未實現，但在2014年8月，埃爾多安順利當選為土耳其總統，從總理的位置退下來，總理職務由達武特奧盧接任。埃爾多安在過去這些年表現出日益明顯的自大、傲慢與專制傾向，在修憲、通過保守色彩的法令、限制新聞自由等方面，埃爾多安控制的集團日益佔據主導地位。正義與發展黨曾團結了大批土耳其自由派，但隨著它日益表現出的獨裁傾向，自由派感到頗為失望。長期執政的一個結果就是形成新的利益集團，尤其是執政者與資本集團的結合。最近，已經通過收購等手段控制了土耳其大部分傳統媒體的埃爾多安，還批評了推特，說「社交媒體是社會最大的威脅」。埃爾多安黨人在土耳其的統治對佔少數地位的邊緣群體構成了威脅，甚至讓他們感到絕望。這是土耳其最近發生全國規模抗議的重要原因。

蓋齊公園事件演化成席捲土耳其主要城市的抗議，並不是偶然的。隨著運動的深入，它更多指向了現政府與埃爾多安。抗議者還衝擊了正義與發展黨的黨部。這次土耳其抗議行動的主體，除了過去十年里在民主選舉中失利的反埃爾多安和反正義與發展黨勢力，也有小部分原先正義與發展黨的自由派支持者。2013年席捲土耳其的反政府抗議行動，與2007年的世俗主義者大規模遊行是有繼承性的。如果說過去的抗議主要與選舉政治有關，那麼，最近的抗議反映的主要是邊緣群體與政治反對派針對正義與發展黨一黨獨大的憤怒。

土耳其當前的危機主要不是民生問題，而是如何避免多數暴政的問題，是如何保障邊緣群體與少數群體的權利和自由的問題，是認同問題，也是價值問題。換句話說，在根本的意義上，它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不只是簡單的多數派與少數派的關係問題（若以是否支持正義與發展黨為準，支持正義與發展黨的選民大概佔總人口50%，反對正義與發展黨的佔35%），而是一個自由與價值的問題，它以教俗之爭為主，並包括了大量邊緣群體，如世俗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少數族群（庫爾德人、阿拉維派）、環保人士、女權主義者以及同性戀者等。埃爾多安在他們眼裡已然成為腐敗和暴政的化身，受夠了埃爾多安的人，自然要借任何機會表達不滿與憤懣。在2015年6月的大選中，這些人中的相當一部分把票投給了人民民主黨，該黨雖然被認為是代表庫爾德人利益的，但在大選的宣傳中將自己說成是代表更多少數群體利益的。

3.社會經濟方面的原因

對於一場政治危機的發生，一般的分析都是先從社會經濟的狀況入手。但這個視角對土耳其和烏克蘭所發生的政治危機而言，其有效性是不同的。對烏克蘭來說，經濟形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土耳其而言，如前所述，經濟與民生不是一個主要問題。

我們先看烏克蘭。烏克蘭獨立之後的十年，經濟一直是負增長的狀態；進入21世紀以後，烏克蘭經濟才開始實現正增長。2008年金融危機對烏克蘭的影響也是巨大的。2012年下半年開始，烏克蘭經濟增長速度嚴重放緩。烏克蘭經濟對俄羅斯的嚴重依賴是結構性的。烏克蘭近年來入歐進程加快，刺激了俄羅斯，俄烏雙邊貿易大幅下降，大量青年失業。2013年11月21日亞努科維奇政府宣布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議，但是，緊接著烏克蘭國家銀行宣布黃金儲備一個月內減少將近10%。當時國際評級機構預測，2013年外匯儲備將下降至178億美元，2014年降為150億美元。加上近期內烏克蘭獲得的直接投資減少以及面臨到期債務的問題，經濟形勢雪上加霜。

從參加獨立廣場抗議的人群來看，也能發現烏克蘭經濟的問題所在。與十年前的橙色革命時期相比，本次抗議的參與者多為年輕人，這一點被認為與就業困難有著直接關聯。烏克蘭人說：「只是油價一直在漲，麵包貴了30%，經濟更困難了。」

在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執政後，土經濟發展成就令人矚目。在每次大選勝利後，正義與發展黨的經濟成就被普遍關注。就總量來看，土耳其已成為穆斯林世界中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之一。

自2002年開始，土耳其經濟進入了長達6年的高速擴張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土耳其的經濟增長放緩，但土耳其政府加強宏觀經濟管理，出台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實行降息、減稅和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促使國內消費需求回暖，消費者信心指數隨之上升。這些年，在正義與發展黨的領導下，土耳其經濟保持較高的增速，一度緊逼中國，只在2012年時有所下滑，相對於歐洲各國來說，仍然是生機勃勃。且不管正義與發展黨的經濟政策與土耳其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有多密切——畢竟經濟增長有很多周期性、歷史性的非政策因素在內——但毫無疑問，正義與發展黨抓住了歷史機遇，克服了前期的困難，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並將之轉化為政治上的不斷成功。

經濟增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還有分配的問題。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實際上更多地體現在分配領域，也就是說，在如何分配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方面，政治將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做得好自然可以換來更大的政治利益。如果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變成普遍性的全民福利，尤其是被少數人分去了絕大部分的蛋糕，這就會造成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

在經歷了「阿拉伯之春」的國家，比如埃及，之前的經濟增長率並不低，勢頭也不弱，但因為嚴重的兩極分化問題，普通埃及人的相對剝奪感嚴重。再加上政治上專制，腐敗極其嚴重，對權貴階層沒有有效的監督，這是埃及發生民主革命的重要原因。這跟土耳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土耳其最近發生的針對政府的抗議行動，基本上不涉及民生問題。伊斯蘭主義的正義與發展黨本來就是靠打民生牌在基層獲得了大量的選票，作為執政黨，它在民生問題上的政績一向是可圈可點的。即使在埃爾多安的內閣出現了腐敗醜聞之後，大量正義與發展黨的支持者還是在地方議會選舉中支持了他們，原因無非在於正義與發展黨之前的很多政策惠及了普通民眾，他們是樸實的土耳其人，對一個關愛他們生活的政黨或政客，他們的腐敗容忍度相對較高，這一點是土耳其中下層民眾的政治文化。

正義與發展黨利用經濟的攀升，著力搞好民生。比如，在教育方面，把針對貧窮學生的獎學金普及面翻番，使醫療的普及面大大拓寬，建立惠及全民的醫療保障體系，讓窮人真正能上得起學、看得起病。這就確保了土耳其底層民眾對正義與發展黨的支持。正義與發展黨尤其關注貧窮民眾，這是它的重要票源。正義與發展黨利用了之前多年經營的基層工作基礎，並在上台後以國家政策的形式鞏固和擴大了這個基礎。正義與發展黨的前身繁榮黨是伊斯蘭主義政黨，具有多年的草根工作經驗。繁榮黨過於保守，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色彩過濃，它的選民來源沒有那麼廣，所以在1996年時的得票率遠不如後來的正義與發展黨。正義與發展黨除了吸引之前繁榮黨的主體選民外，還把更多的保守中產階層吸引了過來。這對於正義與發展黨而言才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它的得票率相當高，其他政黨很難撼動正義與發展黨的地位。

2015年6月的大選對正義與發展黨的政績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首先從結果來看，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只得到約41%的選票，雖是議會最大黨，但並未成為議會多數黨。人民民主黨則獲得了13%的選票，首次突破10%的「門檻」，獲得80個議會席位。議會剩餘席位被共和人民黨和民族主義運動黨瓜分。不能說正義與發展黨遭到了失敗，但是，相對於之前一直很高的支持率來說，顯然已經有人開始拋棄正義與發展黨。根據筆者的調研，這個原因主要在經濟方面。當前土耳其經濟發展停滯，失業率攀升至11%，創下五年新高，人民的日常生活已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這是導致執政黨的支持率不斷下滑的原因。現階段土耳其經濟缺少推動持續發展的新動力，過於依賴中等或較低科技含量的產品。如何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突破當前的困局，已經成為對正義與發展黨的重要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