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士兵眼中的恐怖部隊黨衛軍

黨衛軍士兵最顯著的標誌是制服右領上的帶有 「SS」 的領章，這兩個字母被設計成了兩道閃電。在被德國佔領的國家裡，這兩道閃電成為老少皆知的恐怖標誌。

　　黨衛軍在「二戰」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3個領域：警衛核心機構；管理集中營；前線作戰。無論在哪一個領域裡，這支政治武裝所表現出的意志、紀律和冷血都超乎尋常。納粹德國在「二戰」中犯下的重大罪行多與黨衛軍有關。黨衛軍士兵因而深遭痛恨，在仇恨者中間也包括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德國人。

　　在我攻讀博士期間，柏林工大有個來自南德的大學生叫阿爾特豪斯，意思是「老房子」，他的爺爺干過黨衛軍。就因為這一點，他從懂事後就不願意見他爺爺。我問他為什麼，年輕的「老房子」說：「黨衛軍有一個算一個都是兇手，他們每人手上平均有3條平民的人命。我為自己和他們同為德國人而羞愧。」我問他這個數字從何而來，他掰著指頭給我算：「黨衛軍前後一共招收了多少士兵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它在1944年底達到最高的人數，有90萬人。加上它損失的人數，我估計它在整個戰爭中的前後總人數應該在200萬上下。『二戰』期間歐洲死了3 000萬人，其中猶太人就死了600萬。我們按最保守的方法計算，把600萬平民死亡的賬放在黨衛軍頭上應該不冤枉它吧？那不就是一個黨衛軍士兵背著3條人命！」

　　為此，我專門查閱了一些在德國出版的有關黨衛軍的文獻，發現了一些黨衛軍在集中營以外的罪行記錄，這裡選摘兩段如下(請注意，這些文字完全是由德國人自己寫下的)：

　　1944年4月5日，在希臘的黨衛軍第7步兵團為報復游擊隊襲擊而毀滅了一個叫克里蘇拉(Klisura)的村莊，殺死居民215人，其中72人為15歲以下未成年人。同一隻部隊還毀滅了一個叫蒂斯特羅門(Distromen)的村莊，殺害了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300多人。

　　1944年6月10日，黨衛軍帝國師第4裝甲步兵團為報復法國游擊隊的襲擊，摧毀了法國村莊奧拉多蘇爾·格拉納(Oradoursur Glane)，一次就殺害了642人，其中190人是中小學生。事件的起因是抵抗運動的狙擊手射殺了一個黨衛軍軍官。這次行動在黨衛軍的檔案中被稱為一次「普通軍事行動」。

　　揭露納粹軍隊的戰爭罪行不是我的寫作重點，因為在這個領域內既無秘密可言，也不存在任何爭議。德國之所以能在戰後重新為國際社會接納，直面歷史悔過自新是其關鍵所在。我要調查並展現給中國讀者更多的是前黨衛軍士兵的個體經歷和感受，而要做到這一點並非輕而易舉。參加過「二戰」的德國軍人在戰後分為兩類，一類被納入常規軍人的範疇，用一句「為國盡職別無選擇」似乎就可以解釋一切；而另一類則被納入「責任承擔者」範疇，黨衛軍就屬於後者。「自願加入」的原則使黨衛軍成員無法用「被驅使」來解釋他們的參戰立場。而紐倫堡軍事法庭對黨衛軍做出的「犯罪組織」的結論也明確定位了這些士兵在「二戰」中的身份：犯罪組織的成員。在這種壓力之下，前黨衛軍士兵通常不願接受採訪，特別是外國人的採訪。東德地區的老兵艾卡特就說過：對歷史上的一個引人矚目的特殊群體，後來人很容易形成一種整體性的概念化和符號化的認識，表現在黨衛軍就是「妖魔化」。為了穿透「妖魔化」的定勢認識，我經過長時間的尋找發現了一些原黨衛軍士兵戰爭回憶的史料，從中可以了解到這支「特殊軍隊」的一些個體對這一段歷史的感悟：

　　萊夫勒：

　　我成長在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是瓷器行的師傅。我14歲開始學木匠活兒，學徒3年。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國經濟蕭條時期，我也被捲入失業大軍，那是20年代末。為了謀生糊口，我曾經在軍隊的練兵場打短工，也在做玩具娃娃的工廠干過。我在1933年加入了黨衛隊，因為我反對左派的行徑，儘管我年輕時曾參加過共青團組織。在辦理加入黨衛隊的手續時我交待了自己曾經是共產主義者，黨衛隊的人對我說：沒關係，重要的是你現在是什麼。加入這支隊伍必須要出示家譜，身高必須超過米，必須是雅利安人種。黨衛隊成員允許結婚，但必須遞交申請接受審查。這些對我都沒有任何問題，因為我和我太太都是雅利安血統。結婚的時候，我是穿著黨衛隊制服進入教堂的，外面站著50多個黨衛隊隊員等候我出來，他們不能進去。我弟弟加入的是衝鋒隊，不久就發生了黨衛隊奉命取締衝鋒隊的事，我們兄弟成了對頭。我們必須服從，不能反對長官，不允許怯陣也不存在怯陣，誰在戰場上膽怯，他就失去了他的名譽，還要被送到懲罰連去受罰。在黨衛軍中我獲得的最好感覺就是集體精神，這裡沒有醫生、工人、教師的職業差別，大家是一個整體，人人互相幫助。很多人說，黨衛軍中沒有人當俘虜，這不是非常準確。但是，黨衛軍中確實沒有人願意被俘，所以我們總是戰鬥到最後。我們的對手都知道，和黨衛軍作戰沒有一次不是在啃硬骨頭。

　　多林：

　　黨衛軍最早是保護元首的一支精銳武裝，在首都柏林的重大活動中常作為儀仗隊出場。在我報名參加黨衛軍時，一共有1萬人同時參加了報名。但經過嚴格的挑選和體檢，最後得到錄取的只有3 000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1934年6月底，我們接到了上面的通知：根據普魯士腓特列國王組建長人衛隊的模式，柏林也要找一批身高超過米的男子組成阿道夫·希特勒的衛隊。我被錄取了。經過艱苦的訓練後，我們變成了一支像刀切一樣整齊的大個子衛隊。我參加這個衛隊的動機很簡單，就是想去柏林，除此以外沒有其他機會。另外，我也特別喜歡黨衛隊漂亮的軍服。

　　在阿道夫·希特勒衛隊中，我們學會了唱很多歌。有一天突然學唱《瑪利亞和約瑟夫》，它不適合做進行曲使用，我一點也不喜歡，特別是在去靶場的路上要是唱這首歌特別顯得不倫不類，後來上級也看到了這一點，就把這首歌取消了。

　　我無所畏懼，這對我能熬過這場戰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膽小的人總是在戰爭中先被死神帶走。對付游擊隊，黨衛軍採取的做法是：如果在戰線後方某地發生暗殺或破壞，軍官們就取來地圖，以發生事件的地點為中心，用大圓規畫出一個圓圈，圓圈中的一切居民都被當游擊隊處理。對這種做法，我始終不能接受，我認為這隻能引起更激烈的反抗，我們的人被俘後，人家對我們也會毫不手軟。

　　馬斯茨克博士：

　　我從小就沒有家鄉的概念，從來不想家。這並不是說我沒有自己的家，而是因為父母管束太嚴，使我不喜歡這個家庭。參加黨衛隊後，我可以做很多在家裡不允許我做的事情，所以我加入了黨衛隊。我對意識形態方面並不是看得很重。黨衛隊中有很多窮人，他們是一群流氓無產者，很明顯他們總在想：現在我們可以幹些什麼了，現在我們有了升遷的機會了……這是深有底層感和孤獨感的人群在面對新事物時的本能反應。

　　在我的眼裡，大德意志帝國在「帝國水晶夜」中已經輸掉了戰爭，儘管當時戰爭還沒有開始。為什麼我要這麼說？我的理論是，如果穿制服的軍事單位能接受國家的命令去破壞和焚燒平民的房屋和教堂，那麼這個政府就毫無信譽可言，它必然是一個犯罪的政府。

　　所以，在我進行黨衛隊宣誓之前就已經加入了奧地利最早的抵抗運動小組。一方面我要宣誓效忠元首，另一方面我參加地下的抵抗運動，這使我成為了極好的撒謊者，儘管我從來不願意這樣。

　　亨特里克：

　　「二戰」時，我在黨衛軍的維金師。這個師的大多數人是外國人。德國人在招募黨衛軍士兵時很會宣傳，叫做反布爾什維克主義，說這都是為了建設一個新歐洲。我是荷蘭人，在荷蘭，教會也警告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危害以及來自東方的威脅。在面臨新的歐洲如何組成這一點上，我們不應旁觀，我們希望新的歐洲能處於一個最能幹的國家的領導之下，這就是德國。我父親常在德國做生意，這使他非常傾心於德國。當時世界上的確有很多人都對新生的德國感到振奮。黨衛軍在招募新兵的宣傳中告訴我們：你們的行為不會和自己祖國的利益發生衝突，加入黨衛軍和保衛自己的祖國是一致的。戰爭結束後，我無法回國了，因為我在報紙上看到了在荷蘭發生的一切事情，知道干過黨衛軍的人要受到什麼樣的懲罰。因為輸掉了戰爭，黨衛軍成為了替罪羊。

　　巴曼：

　　我在17歲生日的兩個星期後進入了在德累斯頓的黨衛軍營房。自願參軍可以選擇兵種，我選擇了我最喜歡的騎兵，被分到第37黨衛軍騎兵師。從一開始，我們就和很多外國人一起相處。我們雖然有語言障礙，但是基本上能夠互相理解。大家都知道，這是一支「歐洲軍隊」，大家是在為歐洲打仗。我們認定這場戰爭必須要打勝，這關係到歐洲的存亡。

　　我們一直被告知，俄國人在他們經過的村莊里都對老百姓做了些什麼。在戰爭後期，這種宣傳的效果使得黨衛軍拚死抵擋俄國人以及等待美國人佔領德國。

　　1944年6月在法國奧拉多蘇爾發生大屠殺時，我在村外。等我進村時，掃射已經結束。我們把剩下的一群婦女和兒童都趕進了一座教堂，然後我們奉命往教堂里運送炸彈和燃料，然後我們離開了，過了一段時間後，就聽到了教堂里的爆炸巨響。事後我們重返教堂去掩埋屍體。時隔不久，我們就被派到了諾曼底。

　　戰爭結束後，紐倫堡軍事法庭追究了這次罪行，清算了幾個下級軍官，我也被判刑了，一直被關押到1955年才釋放出獄。我不認為自己是委屈的，我所在的部隊做下了這樣的事，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據統計，「二戰」*有31萬黨衛軍戰死，沒有人去公開紀念這個死者群體，後代也羞於提起這些已故的先人，人們甚至難以接受對他們墓地的安排。1985年5月5日，美國總統里根在訪問聯邦德國時在總理科爾的陪同下參觀了在比特堡(Bitburg)的「二戰」德國士兵公墓，在這個公墓中也埋葬著希姆萊的黨衛軍士兵。里根為表示美、德兩國的修好而把戰死的黨衛軍士兵也視為納粹統治的犧牲品，並把他們等同於在納粹集中營里的死難者。里根此舉在德國、美國和以色列的輿論界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強烈的抗議浪潮從各個方面接踵而至，一時被視作是重大政治醜聞。

　　戰後，活下來的很多原黨衛軍士兵遇到了回歸社會的問題。原國防軍軍人不屑與他們為伍，他們認為自己在戰爭中是在履行公民義務，而黨衛軍則是納粹的追隨者；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則把黨衛軍視為集體犯罪者。德國人在申請移民甚至出境旅遊時都經常要申明自己有沒有干過黨衛軍。為了避免精神上的「邊緣化」，一些原黨衛軍士兵組成了互助會，加強互助和溝通，爭取正常的公民權益。在冷戰期間，這個協會曾利用西方國家的恐蘇心理，試圖讓德國輿論給黨衛軍以一定的積極評價，例如把黨衛軍說成是西歐組建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聯合軍隊的樣板。但結果是無人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