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刻爾克：電影背後的真實歷史
7月21日，名導克里斯托弗·諾蘭執導的電影《敦刻爾克》(Dunkirk)在北美及部分國家/地區率先開畫。上映首個周末，影片以5050萬美元的成績登頂北美票房榜，並以1.05億美元穩穩拿到全球票房冠軍寶座，票房口碑雙雙開門紅。
縱觀二戰歷史，對於英國人來說，敦刻爾克可以被看作是初期不利戰局的終點，而對法國人來講，它卻是不幸結局的起點。
本文刊發於《三聯生活周刊》2015年第36期。
電影《敦刻爾克》劇照
1940年5月15日早上7點30分，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熟睡中被叫醒，電話對面的法國總理雷諾用英語說：「首相閣下，我們已經被打敗！我們已經輸掉了這場戰役！」丘吉爾還沒完全回過神來，雷諾又重複了一遍。「不可能！」丘吉爾沖著電話大聲叫道，「肯定不會發生得這麼快。」
「法軍在色當的防線被突破了，德軍坦克像潮水般湧來。」雷諾說。丘吉爾保持鎮定，拿出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所有經驗都證明，經過一段時間，這種進攻就會告一段落。……五六天之後，他們必須停下來進行補給，這就給了我們反擊的機會。這一切都是我當年聽……福煦元帥親口說的。」
雷諾回答道：「一切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面對的是一股坦克洪流。」丘吉爾當時一定在想，究竟發生了什麼。
第二天下午4點20分，丘吉爾飛到了巴黎，從巴黎勒布爾熱機場走出飛機的那一刻起，他就明顯感覺到，「情況比我們想像的要糟糕得多」。丘吉爾坐車到了塞納河邊的法國政府大樓，在那裡，他見到了法國總理雷諾、國防部長達拉第和法軍總司令甘末林將軍。「大家都站著，我們一直沒有在桌子旁邊坐下來。」丘吉爾後來回憶，當時外面院子里的火堆冒著煙，他隔著窗戶看見，年邁的官員們正在賣力地將一車車法蘭西共和國政府文件扔進火堆里。「可見，政府已在準備撤出巴黎了。」
甘末林站在一張用學生黑板架起的小地圖前，用5分鐘時間低沉單調地介紹了當前形勢。德軍已經渡過默茲河突破法國東部色當防線，阻擊他們的法國軍隊不是被殲滅就是被擊潰。一支集中了大批坦克車的德軍部隊正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向東海岸的亞眠和阿拉斯挺進。此時法國人猜測德軍可能會直奔沿海地區，但也可能會撲向巴黎。
甘末林講完之後大家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最後，丘吉爾開口問道：「那麼，戰略後備部隊在什麼地方呢？」他順口又用法語重複了一遍：「Où est la masse de manoeuvre ？」
甘末林轉過身看著丘吉爾，搖了搖頭說：「Aucune.」（沒有戰略後備部隊。）
丘吉爾驚呆了，他說：「我承認，這是我一生中遇到過最讓我感到意外的事情。法軍總司令和政府部長們顯然確信一切都完了，這讓我們有所動搖。」
5月16日，此時德軍對西歐國家開戰僅僅6天。荷蘭已於一天前投降了。而10天之後，法國北部的英法聯軍則會在敦刻爾克狼狽地撤退，再過不到一個月，法軍向德軍投降了。對英國和法國來說，災難比他們預計的來得快很多。但希特勒和他的將領們，早在去年10月就開始著手準備這場決定歐洲西線戰場命運的關鍵戰役了。
當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後，英法盟軍其實已經與德國宣戰。但當時雙方軍隊幾乎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進攻，德國征服波蘭後，英法與德國陷入了「假戰」。全世界所能看到的是戰場上一片沉寂，但實際上雙方都在幕後備戰。
同盟國領袖們花了一個冬季的時間來構想各種不同的攻勢計劃：取道挪威、瑞典、芬蘭以進攻德國的側後方；通過比利時進攻德國魯爾工業區；假道希臘和巴爾幹打擊德國東面側翼；進攻蘇聯高加索大油田，以切斷該國對德國的石油補給。同盟國領袖們充滿了想像力，直到希特勒發動西線攻勢，才像一盆冷水澆在他們頭上，把他們從美夢中驚醒了。
希特勒的想法總是走在情況發展的前面。當德國入侵波蘭結束後，尚未向英法公開提出全面和平建議之前，希特勒就已經開始思考在西線發動攻勢，1939年10月9日他發布了《元首第6號特別訓令》。他害怕德國和蘇聯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並不能確保蘇聯人中立，因此希望憑藉新型裝甲部隊在軍事上打敗西方國家，以期進攻蘇聯時避免兩面戰線的處境。當時希特勒的野心並沒有那麼大，他只希望通過迅速征服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這三個低地國家搶佔先機，並進一步征服法國北部，再通過荷蘭機場對英國實施長期的空中和海上進攻，最終在與西歐長期的持久戰中改善德國的處境。
德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弗朗茨·哈爾德（Franz Halder）因此奉命制訂了最初的「黃色方案」，即入侵低地國家。這一進攻方案與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的「施里芬計劃」非常相似，通過在比利時中部的正面進攻，以預計犧牲50萬名德國士兵的代價將盟軍迫回索姆河。希特勒感覺到應該馬上動手攻擊，否則就太遲了。因此當英國和法國陸續拒絕希特勒的和平建議之後，他總結道：「只要條件勉強可能，則應該在這個秋季發動攻勢。」這使德國陸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布勞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在內的諸多德國高級將領非常擔心時間過於匆忙，而將影響進攻獲勝的概率。布勞希奇甚至曾經以提出辭呈相逼，而最終，是低地國家持續的惡劣天氣使得希特勒最終將進攻時間一拖再拖，從秋天到冬天，一直延期到了1940年初。
此時一齣戲劇性的插曲完全打亂了德軍的計劃。1940年1月10日，一名德軍聯絡官打算從明斯特飛往波恩與空軍將領討論西線進攻計劃中的細節，但他卻攜帶著整套德軍西線進攻的全部計劃。在嚴寒和冰雪強風中，他的飛機誤入比利時，並在馬斯梅赫倫迫降。這名聯絡官在迫降後未能把文件完全燒毀，進而落入了比利時人手裡，史稱「梅赫倫墜機事件」。當天晚上，比利時國王與荷蘭女王作了電話長談。這讓敵對雙方都緊張了起來，德國人不知道比利時人到底掌握了這份計劃的多少內容，盟軍也不敢確定這份計劃的真偽。
希特勒決定改變進攻計劃，啟用之前擱置的曼施坦因計劃。埃里希·馮·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是德國A集團軍群司令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的參謀長，在「梅赫倫墜機事件」之前他就認為希特勒的進攻不應該完全複製——施里芬計劃，因為敵人也熟知那一計劃，定會做好準備。他覺得應該更冒險，把主力裝甲集群轉移到阿登地區。阿登地區山林密布，非常不適合軍隊推進，外加色當處於法國馬奇諾防線的末端，因此法軍鎮守兵力薄弱。曼施坦因認為當德軍裝甲集群突破之後，將迅速向西插入，不必等候大部分步兵師，直接單獨從側後方襲擊與比利時中部德軍正面進攻的盟軍部隊，形成包圍之勢。
此時的曼施坦因正在科布倫茨為制定新計劃踟躕不定，於是便去拜訪了住在附近酒店的德國裝甲集群天才、第19裝甲軍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曼施坦因問我從阿登向色當的坦克運動是否可能，我了解那裡的地形，在地圖上研究了一番之後，我同意他的觀點。」古德里安後來回憶道。曼施坦因將第19裝甲軍從B集團軍群調入了自己的A集團軍群，古德里安正式加入了這一計劃。並成為開戰之後這一關鍵計劃的主要執行者，最終效果甚至遠遠超出了當初他們兩人所預想的。
由於曼施坦因的計划過於激進，在德軍總司令部中引起了很大不滿，結果他被調離了A集團軍群參謀部。但2月17日曼施坦因獲得與希特勒共進早餐的機會，並向元首當面解釋了自己的計劃。初期「黃色方案」的策劃者哈爾德在希特勒的旨意下修改計劃，並繼承了曼施坦因的構想，只是要求裝甲部隊在突破色當後應該在默茲河停留5天時間並建立橋頭堡，等待步兵師趕上並建立一條連續的戰線。
而當1940年1月「梅赫倫墜機事件」中的德軍最初進攻計劃「黃色方案」落入比利時人手中後，英法兩國政府很快就獲得了這些文件的複印本。但兩國的軍事顧問們卻認為這些文件是德國人故意用來欺騙同盟國的。更奇怪的是，盟軍統帥部並沒有對自己原先的備戰計劃做出任何改變，同時認為如果比利時人獲得的計劃是真的，德國統帥部肯定早就改變了其中的進攻重點。
同盟國最高軍事會議早在1939年11月就批准了法軍總司令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的「D計劃」。這一計劃決定大力加強英法聯軍左翼面對比利時中部和荷蘭的兵力，並期待在戰爭最初期，先於德軍進入比利時，儘可能向東推進。後來證明這就等於直接落入了希特勒的手中，完全配合了他的新計劃。英法聯軍向比利時中部推進得越遠，德軍的坦克也就越容易突破阿登地區，迂迴到英法聯軍後方將其截斷包圍。盟軍把大部分機動部隊送到比利時中部邊境，只留一個師守衛阿登地區。
戰爭還未開始，勝負結果幾乎已成定局。除了軍事上的完全失策，盟軍各國還出現了政治危機。
1940年5月9日中午，已經做好一切準備的希特勒明確地把西線總攻時間確定在翌日早晨5點30分，將不可撤銷的行動代號「但澤」迅速發給了德軍西線軍隊的指揮官們，並在黃昏時分乘坐專列動身前往波恩西南被他稱作「鷹巢」的新大本營。
同一天的倫敦，一直提倡綏靖政策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在工黨和自己的保守黨壓力之下被迫辭職。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應英王喬治六世要求組建一屆新政府，直到5月10日晚才組成戰時內閣，自己出任聯合政府的首相兼國防部長。
同一天的巴黎，新上任不到兩個月的法國總理保羅·雷諾（Paul Reynaud）與國防部長愛德華·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和總司令甘末林的矛盾達到了頂峰。上午10點30分開始的內閣會議上，一片沉默中，身患流感的雷諾臉色蒼白、面容憔悴，聲音越來越嘶啞的他憑著毅力用了將近兩小時讀完了對甘末林的指控書，譴責他此前沒有採取果斷行動抗擊德軍對挪威的入侵，並要求任命一位新總司令。這一要求遭遇到了全體內閣的沉默。沒有人說話。最後所有人都轉向了緊緊手握軍權的前總理達拉第，他是甘末林的保護人。達拉第終於發言了，他反對撤換要求，表示甘末林沒有責任，而對於法德戰線，他認為「現在不要開火」是法國政府的「意願」。雷諾要求其他內閣成員發表意見，但是沒有人說話。氣憤的雷諾宣布政府內閣立即辭職，而下午才知道消息的甘末林也寫好了辭呈。
5月10日凌晨1點，甘末林在巴黎近郊文森城堡自己的指揮所里被人叫醒，潛入戰線德國一側的法國間諜送來消息：「德國軍隊正在向西進軍。」
當德國人集結了136個師總共300萬名士兵準備在拂曉對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和英國發動進攻時，英國沒有政府內閣，法國既沒有政府內閣，也沒有軍隊總司令。
從突破到海岸當時德軍的兵力相比盟軍並無優勢。德軍基本動用了全部兵力，300萬人。而法軍總共擁有600萬名士兵，只不過在北部部署了220萬人，加上英國、比利時和荷蘭的部隊，法國北部的盟軍總共超過330萬人。此外英法聯軍的裝甲車輛共有4000輛，而當時德國陸軍所有的裝甲車輛只有2800輛，這還包括了裝甲偵察車，真正進攻時使用的不過2200輛。但正是德軍裝甲兵團在色當的突破成為整場戰役的關鍵。盟軍在色當狹小的裂縫很快就擴大成一個巨大的缺口，德軍坦克共有10個裝甲師，其中由艾瓦爾德·馮·克萊斯特（Ewald von Kleist）將軍指揮的7個裝甲師從這個缺口沖入，有史以來最大的坦克集群用了不到一個星期就將法軍的信心徹底擊碎。
當戰爭頭幾天德軍在右翼比利時中部使用空降部隊配合B集團軍群和3個裝甲師佯攻時，盟軍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過去了。沒有人注意色當。5天時間，古德里安率領的先頭裝甲部隊已經突破了法國的色當防線並在默茲河建立了橋頭堡，駐守的法軍第九軍團被徹底消滅了。法軍和德軍都不相信德國裝甲部隊可以推進得這麼快，因為他們都忽略了決定因素古德里安。古德里安將軍早在戰前就潛心研究獨立使用裝甲部隊戰略性深入貫穿的理論，並且對坦克長距離突破的理論充滿了狂熱的信心。正是古德里安和他的坦克部隊一次又一次地不顧上級的停止命令，拖著整個德國陸軍向前，才產生了德國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勝利。
兵團總指揮克萊斯特5月15日晚按照戰前原計劃命令坦克部隊停止前進，並駐守橋頭堡等待步兵師跟進，古德里安與他激烈爭論。「我不能同意這個命令，也不願同意，因為它會使我前功盡棄，完全喪失奇襲的作用。」古德里安最終獲得了接下來24小時推進的許可。
不過，自從突破了法軍色當防線，希特勒就一直非常緊張。前進越順利，敵方抵抗得越少，他就越不安。德國陸軍司令部參謀長哈爾德在日記里記錄下了這種心理變化：「5月17日，相當不愉快的一天。元首神經緊張到了可怕的程度。他被自己的成功嚇壞了，他害怕接受任何機會，並盡量控制我們……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元首與統帥部的看法完全不一樣，他對德軍南面側翼的安全不斷地表示擔憂。他大聲怪叫著說我們會把整個戰役都搞垮。」
17日早晨7點，克萊斯特坐飛機去最前線找古德里安，下了飛機就對古德里安破口大罵，指責他不服從希特勒的命令讓坦克停下來等待步兵。等到克萊斯特一口氣說完，正在喘氣的時候，古德里安提出辭職。A集團軍群總司令倫德施泰特知道後，趕緊派來第12軍團司令李斯特上將安撫古德里安留下，並授權後者執行「威力搜索」。古德里安對這個名詞擅自做出了彈性解釋，率領坦克部隊強渡瓦茲河、索姆河並一路沖向大西洋海岸。「我始終都再也沒有接受過命令，直到我抵達大西洋海岸前，一切的決定都是自己一個人負責。最高統帥部對於我的行動只有牽制的作用而已。」
古德里安率領第19裝甲軍5月20日在阿布維爾達到了大西洋海岸，旋即向北直取海岸線各個港口和英法聯軍背面。此時在法國北部的法國第一兵團、英國遠征軍和比利時軍隊的22個師被徹底包圍了，他們三面環敵，背朝大西洋，離他們最近的海港便是敦刻爾克。一部分英軍裝甲部隊曾奉英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戈特（John Gort）之命企圖21日在阿拉斯向南突圍，未果。但這次突圍卻在德軍最高統帥部內部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德國人開始保守了。
5月24日，古德里安和其他坦克部隊全部接到最高統帥部的命令，要求他們停止前進，所有部隊撤回到外圍運河一線後面，敦刻爾克的被圍盟軍交給空軍來對付。「我們當時都無話可說了。因為命令的理由未被宣布，所以連辯論都不可能。」古德里安抗議得到的答覆只有「這是元首的手令」。那時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隊距敦刻爾克僅有10英里了。「於是我們在一眼可以望見敦刻爾克的地方停下來了。空軍進攻的同時，我們眼看著大船和小船不斷地把盟軍撤走。」
在徹底耽誤了兩天之後，5月26日古德里安才獲得了希特勒的准許繼續進攻敦刻爾克。「可是已經太遲了。如果當初最高統帥部沒有制止第19軍的推進，那敦刻爾克早就被攻克，勝利的成果也非現在可比。假使當時我們能夠俘虜全部英國遠征軍兵力，那麼未來的戰局發展恐怕就很難預言了。很不幸，這個大好機會卻被希特勒個人的神經質糟蹋了。」「二戰」結束德國投降後，古德里安在自己的戰爭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希特勒為什麼在關鍵的時刻做出了讓坦克部隊停止前進的爭議命令？
5月24日上午，他先去視察了A集團軍群總司令倫德斯泰特的總部，正是A集團軍群負責德軍阿登、色當的突破任務。倫德斯泰特是一位謹慎的戰略家，對一切不利的因素絕不大意，正因如此，他對於希特勒來說常常是一個好幫手。此刻他指出，長時間的迅速行動已經減弱了坦克的實力，而長驅直入的坦克部隊很可能受到南北兩面法軍的夾擊。他認為德軍坦克要想通過面前的弗蘭德斯沼澤地相當困難，會對坦克集群造成進一步的消耗。希特勒對倫德施泰特的謹慎態度表示「完全同意」，並強調保存裝甲部隊以供未來使用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德國空軍元帥赫爾曼·戈林（Hermann G?ring）出現了，他向元首保證他的空軍可以從天空封鎖海邊的盟軍退路，以完成合圍的任務。顯然，戈林高估了空軍的威力。古德里安後來分析：「我想促使希特勒做出這個決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戈林的虛榮心。」
後來還有證據顯示甚至德國空軍的使用也並未發揮其應有的全部實力，希特勒同樣加以制止。希特勒軍事理由的幕後是否還有政治理由的存在？倫德斯泰特總部作戰處長君特·布魯門特里特（Günther Blumentritt）對希特勒訪問A集團軍總部時曾記錄稱：「希特勒的精神非常愉快，承認這次戰役的過程的確是個奇蹟。他相信6個星期之後，就可以和法國簽訂合約。他還表示英國有存在的必要，想站在英國認為可以接受的基礎上與他們謀求和平。」布魯門特里特在其以後的回憶中經常使用這一記錄，希特勒是否覺得保留英國遠征軍可以更容易與英國達成和平協議？如今我們依然不得而知。
敦刻爾克大撤退5月31日，丘吉爾再次飛往巴黎。他告訴法國將領們，到目前為止盟軍已從敦刻爾克撤出16.5萬人，僅在前一天就撤出了大約5.3萬人。「但是，有多少法國人呢？」法軍新任總司令馬克西姆·魏剛（Maxime Weygand）刻薄地問道，「法國人是不是都被留在原地了？」「大約有1.5萬名法國人，」丘吉爾直視著魏剛繼續說，「而且，法軍直到現在還沒有接到登船撤離的命令。我到巴黎來的主要原因就是確保向法軍和英軍的指揮官下達同樣的命令。」
「不管怎麼說，」法國總理雷諾打斷道，「22萬英國士兵當中已經有15萬撤離了，而20萬法國士兵中只有1.5萬人被送走。如果不能得到立即糾正，它將會給大家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
早在5月26日19點前，英國海軍部就發出了信號：「開始實施發電機行動。」此時的法國第一兵團、英國遠征軍和比利時軍隊被圍困在敦刻爾克及其外圍，古德里安的裝甲部隊離他們只有10英里遠。而5月19日剛剛頂替甘末林出任法軍總司令的魏剛則策划了一場救援行動，打算通過南面的法軍向北突破封鎖，稱為「魏剛計劃」。但法軍馬上發現德軍的摩托化步兵師已經在索姆河沿岸建立起了防線，「魏剛計劃」根本不可能成功。
「發電機」是英軍和法軍從敦刻爾克撤退的行動代號。信號發出兩小時後，第一艘英國船隻「莫娜小島號」開往敦刻爾克，並在當晚載著1400多名英國士兵返航。在英軍匆忙撤離的同時，布朗夏爾和他指揮的法國第一兵團還在敦刻爾克周邊死守德軍的攻擊，直到29日才接到命令向港口轉移，後來我們知道那為時已晚。而比利時軍隊沒有接到盟國聯軍向海邊轉移的通知，倫敦在制定撤退計劃時根本沒有考慮人數最多的比利時軍隊。5月28日，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正式向德國投降。
此時的敦刻爾克猶如地獄。德國斯圖卡俯衝式轟炸機的不斷轟炸和德軍連續的炮擊已經將敦刻爾克城區和海港夷為廢墟，成千輛被擊毀的各種車輛躺在道路和海灘上起火燃燒，道路上亂糟糟的到處都是疲憊不堪的士兵和他們丟棄的運輸車輛。
危急時刻的英軍、法軍後方指揮部門和前線領導者之間的交流不暢是致命的。27日法國海軍高級軍官與英國海軍首長在多佛爾會面，共同制定從敦刻爾克撤退法英軍隊的計劃。據魏剛回憶，看到英軍長官把撤退計劃擺上桌面，法國海軍將領都傻眼了，因為法國沒有撤退計劃。這導致了接下來的情況，雖然多佛爾協議規定英法兩軍共同使用所有船隻，但英國遠征軍總司令戈特並不知道這一協議，因此不準法軍部隊使用英國的運輸船，而法軍部隊實際上根本也沒有自己的運輸船。
慘劇就這樣在敦刻爾克的港口和海灘上發生著。當一位法國將軍和他的副官試圖擠上一艘英國輪船時，他們受到英國士兵的「粗魯對待」。筋疲力盡的法軍士兵沖向最近的海灘，他們隨後總是發現那裡專供英軍使用，至少有一次，手持步槍刺刀的威爾士哨兵攔住了他們。法國軍官巴爾洛納上尉5月29日在敦刻爾克港口看到，英軍給所有通道都設置了路障，以使他們的隊伍極其順利地通過。法國人憤怒了，一些炮兵叫喊著要用大炮瞄準他們然後開火。巴爾洛納命令兩名軍官帶領100人用力將英軍的那些路障移開。
也正因為這些摩擦，丘吉爾才會在5月31日再次飛到巴黎。他隨即對法國領導人表示將31日定為「法國日」，「法軍部隊將比英軍享有絕對的優先權」。與此同時，法軍達爾朗海軍上將草擬了一份發給敦刻爾克盟軍的電報，電報要求，當守衛外圍陣地的英法部隊開始登船時，讓英軍走在前面。「不行。」念到電報這段時，丘吉爾用他那無法模仿的法語插話道，「Non...partage...bras dessus，bras dessus.」他堅決主張兩國軍隊要「挽臂」同行。「因為迄今為止撤離的法軍部隊太少了，所以將由英國的三個師殿後。我不同意再讓法軍做出更大的犧牲了。」丘吉爾希望打消雷諾和魏剛的疑慮，「即使我們中的一個被打倒，另一個也決不放棄鬥爭，絕不放下武器直到它的朋友重新站起來。」
於是5月31日和6月1日成了大撤退最成功的兩天。隨著海峽對面起飛的英國戰鬥機加強空中打擊，德軍的炮擊和轟炸大大減少，這兩天從港口和海灘總共撤出13.2萬人，英國士兵基本上全部撤出。英國遠征軍總司令戈特和他的參謀奉倫敦之命在5月31日午夜過後乘船返回英國，留下亞歷山大將軍和不到2萬名英軍防禦陣地。面對越來越嚴重的運輸船隻損失，丘吉爾致電雷諾建議「今夜（6月1日）停止運送」。憤怒的魏剛給英軍總司令部發去了一封回電，「堅決要求」英軍留下來與法軍「肩並肩」地堅守陣地，直到更多法軍撤離。英國的船來了。從6月3日夜幕降臨到午夜時分，2.6萬名法軍士兵登船，從午夜到黎明行動即將結束時，另外2.6萬名法軍士兵撤離。
6月4日上午9點，敦刻爾克大撤退行動結束。曾經一度輝煌的法國第一兵團所餘4萬人向德軍投降了，這些留在敦刻爾克血戰到底的士兵使他們12萬名法國戰友和超過20萬名英國遠征軍得以安全撤離。
魏剛說：「敦刻爾克的撤退肯定不是一場勝利，它僅僅由於不幸中的萬幸才得以避免一場可能發生的災難。」6月4日，當最後一批撤離士兵在英國上岸後，丘吉爾在議會下院發出警告說：「我們必須非常謹慎，不要把這次救援行動當成一場勝利。戰爭不是靠撤退而取勝的。」
儘管如此，走投無路且兵力處於劣勢的法英軍隊頑強地阻擊了優勢明顯的德軍部隊，並營救出了30多萬名士兵以供他日再戰之用。盟軍總共損失了61個師，幾乎是三個星期前戰役開始時所擁有兵力的一半。英軍丟棄了所有大炮、坦克和重型裝備，而法軍損失了他們的最精銳部隊以及陸軍全部機動、裝甲車輛。
就在敦刻爾克陷落的第二天，德軍對法國其餘領土的進攻開始了。迎擊他們的法軍只有60個師，其中許多兵員不足、裝備粗劣，也沒有必要的運輸工具。乘勝前進的德國人在步兵師和裝甲師的數量上分別是法國人的2倍和9倍。除了一個英國步兵師和一個英國裝甲師部分部隊以外，在法國已經沒有任何前來支援的盟軍部隊了。
法國淪陷早在5月18日，古德里安的裝甲部隊正向大西洋海岸飛馳時，雷諾總理改組了法國政府內閣，他聲稱為了恢復國民衰落的士氣，維護法國軍隊的榮譽，召回了兩位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著名將領。「一戰」凡爾登戰役勝利者菲利浦·貝當（Philippe Pétain）元帥被任命擔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當時的雷諾總理並不知道，即將加入政府的貝當元帥在離開馬德里時對弗朗哥說：「我的國家已經被打敗。他們叫我回去謀求和平，簽訂停戰協議。」被稱為「一戰」「福煦元帥卓越戰友」的魏剛將軍則被雷諾任命為法軍最高指揮官，從貝魯特登上飛回巴黎的飛機前，他與朋友談道：「這場戰爭已經失敗，條件公平的停戰是可以接受的。」而此時敦刻爾克大撤退的後果正在毒害著巴黎的空氣，以貝當和魏剛為首的失敗主義情緒蔓延。魏剛沒有選擇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他決定各軍全力堅守當前據守的各河流域防線。而貝當相信英國人的退縮是為了與希特勒達成一個有利的和平協議。
隨著6月8日索姆河戰役失敗，法國內閣決定政府於6月10日撤離首都，南遷至圖爾，並宣布巴黎為不設防城市。同一天，義大利向法國宣戰。法國軍隊四分五裂，殘部毫無鬥志，一心只想向南逃命。
6月14日巴黎淪陷。「德國陸軍史上一個偉大的日子！上午9點，德國軍隊開進巴黎。」哈爾德將軍在他日記的開頭寫道。B集團軍群司令費多爾·馮·博克（Fedor von Bock）將軍匆匆趕到巴黎體驗勝利的感覺。他先在協和廣場上為先遣部隊第九師主持了一個即興的閱兵式，然後迅速趕往香榭麗舍大街檢閱第8師和第28師的隊伍。博克向邁著正步通過凱旋門的德國士兵們微笑致意。「最後，」他在集團軍的作戰日誌上寫道，「我開車去巴黎榮軍院瞻仰了拿破崙墓，然後在里茲飯店享用了一頓非常美味的早餐。」當他在里茲飯店吃早餐時，希特勒親自設計的納粹帶鉤十字旗在埃菲爾鐵塔頂端升起。
美國世界現代史學家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當時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擔任駐納粹德國的戰地記者，他6月17日隨德軍抵達了巴黎。他在日記中寫道：「巴黎所遭遇的痛苦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每個人聽到德軍將要進城的消息後都失魂落魄，法國政府也沒有人出來承擔責任。市民只是被告知要迅速離開，結果這個城市本來有500萬人口，現在有300多萬人連行李都來不及拿就徒步逃出城去，奔向南部。懦弱無能的法國政府甚至忘了告訴民眾巴黎並不設防，現在巴黎市民對法國政府恨之入骨。」往昔熱鬧的街道，現在卻變得像荒漠一般。商店大門緊鎖，窗戶密閉。「此時我在巴黎看到的全部是破敗的景象，法國社會已經崩潰了，軍隊、政府、民眾的道德全部崩潰了。」
第二天6月18日，不到正午，夏伊勒站在協和廣場上和一群法國人聊天，突然廣場上的擴音器播放公告。然後他聽見，已經84歲的貝當元帥在廣播里用顫抖的聲音說：「我有一份禮物要送給法國人民，今天我以沉重的心情告訴大家，我們必須停止戰鬥了。」貝當元帥在波爾多剛剛出任新一屆政府總理，第一件事就是向德國人請求停戰。
然而當天還有另一位法國軍官也通過廣播發表了演講，不過是通過英國廣播公司的電台，他就是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就在6月5日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第二天，當時的總理雷諾任命剛剛晉陞准將的戴高樂為國防部副部長，多年來他一直呼籲法國政府向德國人學習建立裝甲部隊，實現軍隊現代化。在這場戰役期間，他還曾率領著新近組建的第4裝甲師與全速推進的古德里安第19裝甲軍交過手。然而6月16日雷諾辭職後他也就跟著下台了，貝當元帥和魏剛將軍都不欣賞他。現在戴高樂隨著英國駐法國政府的聯絡官斯皮爾斯將軍從波爾多逃到了倫敦。貝當元帥建立維希政權後，曾命令他立刻回到法國，以逃兵名義接受軍事法庭審判。
這位昔日的坦克司令沒有屈服，他決定留在倫敦。6月18日下午18點，他獨自一人坐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播音室里，開始發表演說：「這就是我們最後要說的嗎？絲毫沒有希望了嗎？失敗已成定局了嗎？不！法國並不孤單……她沒有被孤立。在她後面是一個龐大的帝國。她可以和大英帝國結成同盟，繼續戰鬥。」
戴高樂後來回憶演說時的感受：「我感覺自己的前半生終結了，這半生來我和一個堅強的法國、一支不敗的部隊緊緊捆在一起。然而，49歲那年，我開始了人生全新的冒險，就像一個人突然被命運切斷了他和以往的一切聯繫。」
他在演說中希望告訴祖國人民，要用一種更為廣闊的世界眼光來看待這場戰爭。「法國之戰沒有決定戰爭的結局。這是一場世界大戰。我們所有的錯誤、所有的延誤和所有的苦難都不能改變一個事實：我們要用盡世上的所有方法在某一天擊潰我們的敵人……世界的命運就繫於此。」
可惜當時在法國幾乎沒有人聽到戴高樂的講話，德軍把法國絕大多數城市和村鎮的供電都切斷了。6月22日，在1918年德國代表簽署「一戰」停戰協議的舊地貢比涅森林同一輛火車廂內，希特勒和法國代表簽署了這次的停戰協議。法國淪陷，納粹德國繼而控制了整個歐洲大陸。隨後展開的不列顛空戰、北非戰場以及東線戰場對蘇聯的戰爭，使納粹德國陷入了多面受敵的世界大戰局面。直到1944年6月6日，盟軍登陸諾曼底，世界的命運才真正出現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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