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價最高的失敗

1972年，吉爾·艾略特（Gil Elliot）發表《20世紀死亡錄》（Twentieth Century Book of the Dead），統計出20世紀的人為死亡人數是一億，主要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主要是抗日戰爭）、俄國內戰、蘇聯、歐洲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我看到的另一個數據則要遠遠超出，簡單說，一戰死了2113萬，二戰死了6500萬，所以總數一億如何打得住？特別是二戰以後，三次印巴戰爭，四次中東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美伊戰爭，加上北愛，柬埔寨，盧安達，達爾富爾，阿富汗，一直解決不了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還有逮不著的本拉登和他的敢死隊……屈指數來，不寒而慄。拉塞爾·雅各布試圖指出，狂熱的宗教分裂主義者、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憤怒的種族主義者，比烏托邦主義者更能塗炭生靈。的確，19世紀在歐洲上空徘徊的那個「幽靈」還是被18世紀就已經出現的另一個「原則」所擊倒，全世界無產者並沒有聯合起來，而是被國家與民族的認同分割開來。複雜的歷史糾葛與現實的利益衝突，使「人本主義」敗於「族本主義」，民族主義大行其道。21世紀的「文化的衝突」，說到底，是民族文化的衝突，更進一步，是潛在的政治經濟利益的衝突。按照西方學術觀點，Nationalism並非單一概念，而是作為運動和意識形態雙重地存在著。作為一種運動和思潮，它涵蓋了大量的民族解放運動、民族獨立運動和民族分離運動，在英語中，Nation既有「國家」也有「民族」的涵義，所以「民族國家」概念風行一時，比如吉爾勒強調：「民族主義主要是一個政治原則，主張政治單位與民族單位應該是相同的。」 據統計，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20多年中，世界上有50多個民族國家獲得獨立，由是政治學家科恩指出：「20世紀是有史以來整個人類接受同一政治觀念即民族主義觀念的第一個時期。」作為一種意識形態，Nationalism則是「想像的共同體」，是雷南（Ernest Renan）所說的「對於共同的記憶、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生活形式的重要性的意識」，是蓋納（Ernest Gellner）所言的「互信、忠誠、團結的人造產物」、擁有著一個由各種觀念、符號、聯合、行為方式和溝通方式集合成的「文化體系」。迄今為止，民族主義是世界上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民族」而加上「主義」，是要求人們首先把自己視為民族的一分子，應該準備好為保衛和發展民族利益做出任何必要的犧牲。所謂「民族主義情緒」，是由於民族利益或民族形象遭到踐踏而激起的憤怒，或者是民族利益或民族形象得以維護而產生的滿足感。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知識分子所擁躉的「普遍人性」太智識化，無法激起一般人情感上的效忠，所以真正具有凝聚力的還是近代以降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概念。政治哲學家在空談著盧梭和洛克，政治科學家卻在學習著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主權國家」固然是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生存發展的硬道理，但卻有違自由主義的初衷。Frederick Watkins在《西方政治傳統》中將「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視為「自由主義思想史上代價最高的失敗」。他說：「近代自由主義企圖提供一個世俗的基礎以維繫西方文明，它的任務之一就是設法恢復西方世界傳統的道德團結。……然而，由於接受了民族自決的原則，自由主義運動已無法執行這項歷史功能。就民族的與國際性的社會組織而言，國家主權的遊魂，對完成真正自由主義的目標是恆久的威脅。因此，如何去發現一個真正能有效解決民族主義問題的方法，就成為近代民族主義日程上的未盡之務。」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李豐斌譯，新星出版社2006年。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