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瓷器，世界的中國（一）中國瓷器的魅力

07-25

今年的G20高峰會議將在德國漢堡舉行，遠在北京的朋友來約稿，要出專刊，中英文的文章。

我建議就寫這個題目《中國的瓷器，世界的中國》，中文題目中國人看的真真的、切切的。換成英語的題目就熱鬧多了，突出了中國和瓷器共用一詞（china）的特點，《china』s china, world』s china》，處處彰顯了中國瓷器的影響力。

去年的G20會議記憶猶新，中國展現了中國的宏偉壯麗的美。

到了西方我們更要展示中國瓷器的壯麗和震撼。

瓷器配得上中國這兩個字，中國也配得上瓷器這兩個字，珍貴、細緻、出神入化、奇思妙想、鬼斧神工，我們可以用更多的讚美送給中國、送給瓷器。這可不是自賣自誇，這是中國文明對於世界文明最大的貢獻。

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芬雷在其專著上說：「中國瓷對世界史研究的最大價值，在於它反映了一項規模最為龐大的文化轉型活動。」

規模最為龐大的文化轉型活動，那就是自16世紀始起的大規模全球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建立起東西方海上貿易通道，新世界和舊世界也連為一體，全球性貿易網初步形成，世界各地商品互通有無。

在大航海時代，西方發達國家從陸地走向了海洋，來到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國，帶回了晶瑩剔透的瓷器，中國精緻的瓷器一切都那麼的完美，當它們出現在西方人面前，一個巨大的改變發生了。歐洲的皇室開始以中國瓷器為榮了！

瓷器開始有了神秘，這個神秘就產生在西方的主流社會，他們想用發達的科技破譯瓷器製作的秘密，但是未得其果！

為什麼中國人可以製作出如此精美的瓷器，這就是源於我們東方神秘主義的哲學思想，就憑這一點，就值得我們永遠的驕傲！

要不是康熙皇帝大氣的允許法國的傳教士進入景德鎮的御窯廠進行多年的學習體會，世界不知何時能獲得了瓷器生產的秘密。

中國瓷器在海外驚人的表現，作為波蘭的國王和撒松尼地區的統領，在奧古斯都二世執政期間，由於他對中國瓷器的迷戀，曾下令一定要找到制瓷的秘訣！

這一重任落到兩名德國的化學家身上。約翰·福來西·彪格和瓦特·凡·特奇豪斯的實驗工作進展很是緩慢。

中國瓷器的秘密被破解的關鍵人物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殷宏緒(1664—1741年)，他曾在江西景德鎮等地傳教20年。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9月1日在發往歐洲的《中國陶瓷見聞錄》的信中，詳述了景德鎮制瓷工藝，從而引發了歐洲學習制瓷熱潮，但均未成功。

1721年(康熙六十年)，殷宏緒受命再次赴景德鎮專門調查月余，寫成《中國陶瓷見聞錄補遺》，並將高嶺土樣品寄回歐洲。他在書簡中這樣記述:「石(白子)是瓷器的肌肉，而高嶺土則是瓷器的骨胳。」

1755年，歐洲人終於在本土發現了愛陵崗高嶺土，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第一次制出了與景德鎮相似的瓷器。正如美國歷史學家阿謝頓在《中國在世界歷史之中》一書所說:「18世紀耶穌會士帶回更多的中國技術資料並被採用，歐洲才生產出真正的瓷器」。記住這一點，這個秘密還是被我們自己透露出去的，其實許多工藝秘訣都是我們自己有意、還是無意透露出去了，這就是我們最偉大的發明創造。

中國瓷器對於歐洲的影響是巨大的，在他們未能破解之前我們瓷器是一花獨放。到了十七世紀晚期，中國瓷器在歐洲市場逐步形成，但還是貴族專享。

到了十八世紀初，清政府允許歐洲國家在廣州開設貿易機構，歐洲國家的船舶可以直航廣州。這樣，中國瓷器便源源不斷地運往歐洲市場。只有上層社會的有錢人才能擁有瓷器的這種情況一直到這個時候才開始改觀，由於中國瓷器大量輸入歐洲，瓷器開始成為歐洲人日常的生活用品，如作為餐具和茶具。

十六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從東方帶回的茶葉，絲綢，瓷器，工藝品以及神秘的東方文化，極大的觸發了西方人的好奇心。

而西方文藝復興運動引發的對傳統的懷疑和批判，反過來更加深了西方世界對東方文明的景仰和崇拜。

當歐洲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紀，經濟，社會和文化都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對於享樂的追求，在經濟發展和商業財富劇增中有了可能。當時歐洲的物質生活遠不如同時期的中國，中國精美的物品自然成為上層社會追求的目標。

研究世界近代史和全球化現象的西方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外銷瓷器在14世紀到19世紀的的幾百年間，比任何其他商品都要敏感地記錄了來自全球化進程的種種面對的衝擊。

傳統藝術手法的不斷革新，國際貿易的順逆、摩擦和衝突、科學研究、製造技術和產品創新。精英階層的消費支出、用餐禮節的改變、飲食文化的革命、室內設計和建築風格的影響，裝飾圖案和服飾風格，甚至對家庭兩性關係的微妙影響，還有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等等。

中國瓷器都對它們做出了反應，同時也接受了它們的衝擊，並參與到了這一偉大的歷史變化進程中。

物品的交流帶來了文化的交融和循環，這種相互影響文化循環，他不是一個單向循環，而是「輸出、輸入、接受、吸納、在輸出」的一個過程。

各地區的文化要素彼此往複循環，互鑒互學，你追我趕，最終共同促進了世界性的文化轉型。使東方有了西方的影子，西方有東方的影子。跨文化的交流、滲透、影響、融合，超越此前任何時代。

而中國瓷器，經羅伯特·芬雷的考察，其在「文化大循環」中所扮演的角色，超越了絲棉紡織品、茶葉、香料，而成為了核心要角。

以中國陶瓷為例：元明清三代瓷器上都有的卷草牡丹花圖案，就是從阿拉伯地區的卷草番蓮花圖案改造過來的，中國陶瓷匠把這改造過的異國圖飾用於自家產品，然後又由商人運送出國，使之歸返幾代以前這些圖案的原產地。

這一受到中國影響的紋飾版本傳到半個世界之外，又被當地藝匠模仿，他們渾然不知這項曾經給予中國藝匠靈感而自己正在繼而效仿的圖案，其實始於自家祖先。

當這一改造過又返回的圖飾被轉用到紡織品、金屬器皿、玻璃器皿或建築裝飾之上時，又會因材質的不同產生令人頭暈目眩的變化。這就是「文化大循環。

中國瓷器之所以能夠在這樣的「文化大循環」中擔任要角，就是因為瓷器是日常生活、商業和藝術的交集點，它一身三角，同時是實用品、商品和藝術收藏品。

實用品的屬性使瓷器同生活的方方面面密切相關，因而同不同地區和文化的生活習性、風土人情緊密關聯，甚至就是其生活習性與風俗的載體，所以最大限度地體現出區域性、地方性和民族性。

商業的屬性使瓷器在交換過程中必須受到市場需求的制約，也就是說，它的設計和生產要迎合市場消費者的所需所好，所以必然要接受異域文化的特殊要求，呈現出與本土性恰好相反的種種特性。

藝術收藏品的屬性使瓷器的種種設計和裝飾超越其實用性和功能性，成為表達審美、信仰等精神價值的載體，而成為家族傳承的收藏品。

早期的中國瓷器東銷日本，西銷東南亞，中亞，西亞乃至於非洲。歷代以來，瓷器一直是我國對外出口的重要商品，與絲綢和茶葉享譽世界。瓷器的大規模生產，已經代表中國的工業技術的先進性了。

明清時期，我國瓷器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瓷器製作技術日趨成熟，製作周期縮短，分工加細，開始具備根據用戶需要大規模的快速生產。

大規模的瓷器出口歐洲和美洲貫穿了明代嘉靖年間直到清代末期，從現存資料估計，中國從明代後期到清代末期出口西方的瓷器，保守的說也有1.5億件以上。

當一群西方的來客，為了實現他們的夢想和財富，揚帆起航，向著神秘的東方，來到中國。他們的來到，給我們帶來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我們也送去了中華的文明和社會的進步，沒有什麼比瓷器更能代表中華文明的具體表現了，除了瓷器還是瓷器，瓷器就是中華民族聰明才智最具體的體現。

如果不是明代皇帝的固步自封，中國的資本主義運動從那時就開始萌發。

本文計劃分五篇發表。明天的題目是：中國的瓷器，世界的中國（二）中國瓷器的文化印記。

希望大家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