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作為一種利益表達方式：傳播社會學的考察

　　［內容提要］本文將市場化報刊時評視為一種利益表達的象徵行動，並將其置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社會利益分化的背景中進行闡釋。研究發現：時評通過正當化的話語建構，使公眾利益表達在局部範圍成為可能；內含信任危機的公共事件是公眾利益表達的焦點，權力—利益的邏輯與正當程序的邏輯交織在話語表達當中。目前的民意傳輸機制是不透明的，言論的作用是隨機的，但其仍在象徵層面具有話語抗爭的社會與政治意義。

　　［關鍵詞］時評；利益表達；公民權；話語抗爭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中國媒介的運作方式及其社會角色發生了多重的變化，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新聞專業主義所要求的事實和意見分離正在成為共識；一元化意識形態寫作的評論文體走向衰落，價值與觀點多元化的時評空前繁榮。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和業界人士肯定了時評在塑造參與型的公民文化方面的意義。但是，媒介的言論事實上如何在公共生活中發揮作用？時評作者自身對社會轉型的理解以及各種社會力量與他們的相互關係如何？這些問題尚需細緻的實證分析和理論闡釋。

　　同時，本文還需考慮的一個背景是當下社會轉型與公眾利益表達的關聯。20世紀70年代末以降，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措施帶動了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但是，至90年代後期，全民受益的政策方案幾乎不復存在，改革進程已經演變到這樣一個地步：每一種政策的出台都無法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是一部分人得到的同時有一部分人失去。這種局面的形成，源於中國社會步入社會分層、利益分化階段。各個社會群體利益相對獨立的局面，造成改革進程的更加艱巨與相對緩慢。這種現實壓力反映在大眾傳媒之上，即各個利益階層對大眾傳播資源進行爭奪，期待通過媒介的議程建構，得到自身利益群體的呼應，對其他利益群體的支配，以及對公權力部門的遊說。換言之，傳媒上的議題和意見與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之間存在著相互建構的傳播邏輯。

　　有鑒於此，本文試圖超越業務分析層次，一方面通過時評作者的眼光來審視社會的變遷，同時，在社會變遷的語境下反觀言論表達的社會意義。在下文中，我們首先在理論層面將時評視為一種利益表達的象徵行動。在經驗層面，我們對若干時評作者進行訪談，並結合報刊上的一些言論文本進行分析，再以社會科學的語言來闡釋他們的「實踐邏輯」。通過這樣的研究方式，我們試圖展現出媒介表達與社會語境之間的邏輯勾連。

　　一、從宣傳到利益表達：當前「時評熱」的社會功能

　　通常來說，時評是通過對新近發生的新聞的信息來傳達見解、思想以影響他人的一種新聞評論樣式。然而，時評不僅是一種傳媒的文體，它還扮演了承載輿論的角色。展江認為，「輿論監督」有三種主要形式：海量的日常報道、調查性報道與新聞評論。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內新聞報道的尺度鬆緊不定，新聞評論卻呈現持續發展之勢，甚至一度有「新聞蕭條下的時評繁榮」之說：在政治性批評受到限制的環境中，以《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為代表的都市報和其他市場取向媒體利用時評開展另一種輿論監督，形成了較大氣候，主要批評對象包括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壟斷行業的行為等。

　　如果將眼光放寬到整個近代報業史，按照秋風的看法，中國曾有三次「時評熱」：第一次「時評熱」是1896年上海創刊的《時務報》掀起的，並且一直持續到整個晚清時期。第二次「時評熱」是20世紀40年代，以《大公報》、《觀察》的評論為代表。從1998年開始，中國興起了第三次「時評熱」，《中國青年報》、《南方都市報》是其中較早開闢時評專欄專版，且長期堅持並發揮了較大影響的媒體。到2003年，所謂「新民權運動年」，時評作為一種公眾表達的評論樣式，已經基本成型。

　　這三次「時評熱」都發生於社會大變動時代，「社會問題叢生，具有不同理念、價值的知識分子通過時評這樣一種觀念速食品，將自己所認同的理念、價值及據此形成的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案，傳達給公眾，在公共空間進行競爭」。三者的差別主要也在於其所要回應的時代問題的不同。何雪峰認為，這一次「時評熱」可追溯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重新啟動市場化改革：與此同時，中國也進入了階層分化明顯、利益博弈加劇的時代，一方面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以及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差距過大等民生問題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以權貴資本為特徵的特殊利益集團日漸形成，「改革正在過大關」。

　　在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的趨勢下，過去傳統黨報上一元意識形態主導的官方社論顯然已經不能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和表達願望。相反，市場化媒體上風格與觀點多元化的新聞時評在解讀新聞、針砭時弊方面表現更為突出，因而越來越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就評論的功能屬性而言，這種變化的實質在於從「宣傳」到「利益表達」的功能轉換。

　　所謂「宣傳」，按照傳播研究先驅、政治學家拉斯韋爾的看法，「它僅僅指通過重要的符號，或者更具體但是不那麼準確地說，就是通過故事、謠言、報道、圖片以及社會傳播形式，來控制意見。」在1949年至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建立起的是一個「總體性社會」，即一種結構分化程度很低的社會，國家對各種經濟和社會資源實現全面壟斷。⑩在這種社會體制中，媒體成了國家的宣傳機器，評論的主要功能是向群眾灌輸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針。1978年啟動經濟和社會改革以來，媒體與評論的宣傳功能依然存在，但其權力性質已「由簡單的政治權力而向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重迭」，「在利益交換和功能互補的前提下，從生產主體多元化到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媒介化過程，是尋找一個社會意識多元互動的傳播網路，而不是一個單一性的權力關係或者是線性的因果關係。」

　　在這種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利益表達」成為政治傳播研究的重要議題；從社會功能的角度來說，「利益表達」是傳播的「社會協調」功能的具體表現。在西方發達國家，「利益表達」（個人和團體向政治決策者提出要求的過程）和利益綜合（將要求轉變成一般政策選擇的過程）具有相對獨立的結構對應物。典型的利益表達是在傳媒和一系列多少是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中獲得最有效的溝通，利益綜合則主要通過政黨來實現。而在中國，如何實現黨、國家和社會關係「三位一體」的權力組織網路之間的良性互動成為一個現實的挑戰。尤其是2004年以來，媒體上激起了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何處去」的大討論，「這是一次基於利益衝突、利益關係而發生的一場關於公共政策的爭論；這次的論爭主要不是基於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利益關係。」媒體在這場爭論及許多公共事件中扮演的公共話語平台的角色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這裡的「公共」，指其具有廣泛的參與性和公開性，但尚不構成政治意義上的「公共領域」）。

　　一些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將傳媒與其他利益表達方式一同進行了分析，比如有研究者認為，利用大眾傳媒（報紙、期刊、電台和電視等）進行利益表達是一種「有組織、無結構」的表達模式：說它「有組織」，是因為官方把大眾傳媒視為「黨的喉舌」和政府的「傳聲筒」，把它當作對公眾實行思想控制的工具，為實現這一功能而對大眾傳媒實行極為嚴格的監控；說它「無結構」，是因為媒體反映的對官方形成某種壓力的要求，在政治系統內其實並沒有正式的機構來接納和採行，它們還不可能真正成為社會大眾自由表達意願和要求的有效途徑。這樣的分析層次分明，然而，它沒有充分考慮傳媒系統本身的分化（如市場化媒體的興起），也忽略了傳媒特殊的傳播屬性。

　　在英國社會學家約翰。B.湯普森看來，傳媒的一個特質就在於象徵意義的生產。湯普森的傳播理論吸收了奧斯汀的語用學和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的觀點，認為傳媒的功能不僅是傳遞信息，其話語表達本身就是一種行動，並具有象徵性的權力；大眾傳播通過象徵形式的生產與傳輸，以及傳媒信息的構建、接收和佔用，不斷地進行著社會語境的象徵性再生產。由此來看，言論表達既是在「說話」，也是在「做事情」，即「以言行事」，從而在無形中對社會運作，特別是公權力部門的運作施加了象徵性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傳媒上的時評視為一種利益表達的象徵行動。時評是一種象徵行動，這意味著傳媒的言論未必能直接對政策產生影響，然而，其在公開環境中建構的象徵秩序，將對決策者形成輿論的壓力。

　　接下來，我們試圖考察幾個具體問題：如果說從「意識形態之爭」到「利益之爭」是對當前媒介話語的經驗觀察，那麼，意識形態的宣傳話語是否已經退出媒介平台？如果不是，它又以何種方式得以延續？利益表達的時評話語主要圍繞哪些議題而展開？其話語表達的正當性（legitimate）何在？具體表現方式如何？對於利益表達與社會轉型的關係，時評作者是如何理解的？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將借鑒傳播社會學的研究思路，在實證層面進行具體分析。

　　二、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所謂傳播社會學，指的是關於傳媒內容的製作過程的社會學分析，包括傳媒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新聞工作的組織網路分析和媒介文化的分析。新聞工作的組織分析的一種具體研究方式是將媒體傳播者視為一個有著共同價值取向的「詮釋社群」或「話語社區」，考察專業群體如何將其工作理念投諸現實的「話語實踐」。中國目前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期，改革開放以來所累積的各種社會問題已經足夠複雜而內含爆發力，並且隨著媒體的商業化，深度的新聞解讀與觀點競爭成為了一個市場賣點。在這個社會背景下，當前的時評已具備作為話語社區的研究價值。

　　但是，目前的時評是屬於一個有著基本共識的話語社區，還是呈現更加多元或碎片化的分布？從已有的觀察和文獻來看，當前國內報刊主要存在黨報黨刊（如《人民日報》等機關報）和市場化報刊（如《南方都市報》等都市報）兩大類型（中間有不同程度的複合形式）。那麼，前者更可能延續意識形態宣傳的話語，比如每年中國新聞獎報紙通訊社類獲獎評論中，出自這些黨報黨刊的評論占較大比重，並以反映官方既定的主旋律為重點。而後者，在制度和業務層面具有相對較多自主發揮的空間和動力，因而更有可能促成公眾的利益表達。因此，市場化報刊的時評及其撰稿人是我們主要的研究對象。

　　本文具體的研究方法是深度訪談和文本分析。我們在2008年陸續對20來位經常在市場化報刊上發表時評的作者進行了訪談，了解他們對言論表達及當下社會轉型的看法。「進入田野」有賴於我們的「線人」及其提供的人脈關係，包括報告人「滾雪球」式的引薦。同時，我們會在訪談前檢索受訪者的文章，主要考慮高水平和較有影響力的作者，併兼顧不同職業身份（媒體編輯、評論員、教師、律師、自由撰稿人）和不同學科背景（經濟學、法學、文史、藝術等）。基本的訪談問題包括他們有何寫作動機；如何理解時評的作用和社會意義；如何判斷言論表達的自由程度與把關過程；如何看待輿論與權力及公眾利益的關係，等等。

　　深度訪談可以了解時評作者「怎麼想」，文本分析則有助於進一步了解他們「怎麼寫」。

　　我們將2008年《南方周末》評論專疊中「一周高論」的上榜評論作為分析對象。這是一個該報邀請媒體同行操作的欄目，他們萃取一周內國內報章評論及少量網路評論精華，並予以點評，試圖讓讀者能在短時間內通覽一周的精彩觀點。我們還將與此操作方式相近的該報每年評選的「年度十大評論」涵蓋在內，其宣稱的評判標準是：「見識、反響、技巧」、「當說必說、言之有物、評審推薦」。這裡反映的同行認可是我們以此為樣本的主要理由。

　　從「社會網路」的觀點來看，這些上榜媒體與作者之所以能夠相互認可，顯然是因為他們具有相近的社會認知和價值立場。並且，這些上榜媒體也大多是市場化媒體，作者多是職業評論員、專欄作家和學者，即社會身份具有相近性。由此，我們基本可以認定這些時評作者屬於同一個「話語社區」。我們訪談的時評作者中有12位曾是「一周高論」的上榜作者，這些訪談中所得的見解有助於我們提出和論證文本分析的假設。

　　總體上，我們採取的是一種傳播社會學的話語分析的路徑，即將上述評論和訪談材料都視為文本，並置於當下社會轉型與媒介生產的語境中進行解讀。話語分析可以在三個向度上進行：文本向度，關注文本的語言和議題分析；話語實踐向度，說明文本生產和解釋過程的性質；社會實踐向度，傾向於關注社會分析方面的問題。下文也將圍繞這三個向度展開。

　　三、時評作為利益表達的方式：實證資料的解讀

　　（一）時評文本的基本議題與正當性建構

　　時評文體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復甦的，而在此前的80年代，知識分子表達言論的主要文體是報告文學和雜文。報告文學獨特的文本架構是新聞性和文學性的有機結合，「文化熱」與「新啟蒙運動」中的知識分子通過這種「事實演繹」的方式展開社會批評。與此相似，80年代的雜文主要從文化視角來討論社會問題，更加大眾化。這兩種文體，相對於一元化意識形態寫作的官方社論而言，都是替代性的「邊緣」文體，在觀點表達上與主流話語拉開一定的距離。

　　經過90年代的過渡期，報告文學和雜文逐漸式微，時評文體後來居上，到2000年後成為時代的強音。與前二者相比，時評的主要特色是用現代社會科學的理性工具——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學術資源來對社會現象，特別是制度性問題進行分析、評論；從時間段來看，90年代，時評主要運用經濟學話語，強調政府和社會的關係，要求政府划出一個邊界、有一定的規則；2000年之後，法學、政治學話語越來越多，主要關注權利和權力、利益調整。這種知識化的表述，有助於容納更多具有思想性的深刻的分析，滿足人們的社會認知與利益表達的需要。

　　我們試對《南方周末》2008年「一周高論」以及年初和年終兩個「年度十大評論」涉及的160篇文本進行分析，考察這個話語社區中有哪些活躍的媒體，以及時評作者關注哪些基本議題。經統計，這一年的上榜評論來自38家報刊和9家網站（這體現了媒介融合的趨向，因而我們也將其涵蓋在內），在這些來源中，出現較多的媒體有：《南方都市報》（30次）；《新京報》（13次）；《東方早報》（13次）；《中國青年報》（12次）；《瀟湘晨報》（9次）；《珠江晚報》（6次）；《經濟觀察報》（3次）；《21世紀經濟報道》（3次）；《上海商報》（3次）；《燕趙都市報》（3次）。除《中國青年報》是團機關報外，這些媒體基本都是市場化媒體。

　　我們根據文章最突出的判斷，區分出兩大類別：側重具體利益問題分析的評論以及側重價值觀念分析的評論。相近議題合併後，結果如表1、表2所示。

　　從這些議題可以看出，《南方都市報》等市場化媒體的時評關注政治、經濟與社會領域存在的各種問題，直面各種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倡導民主政治與公民權利等現代價值觀念，並且不同意見可以進行辯難，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意見多元化的傾向。

　　但是，僅根據這樣的議題分布，我們尚不能得出從「意識形態之爭」到「利益之爭」的判斷：一方面，有關公權力的運作及社會問題的分析佔據了一半的比重；另一方面，思想觀念的討論也有一半的議題，意識形態領域的議題並非不言自明。那麼，這裡涉及價值判斷的議題中包含了哪些基本的意識形態話語，它們又如何與利益表達的具體問題形成勾連？

　　就此，我們採用建構主義的話語分析法，將以上時評的內容解構，然後再試圖重構為基本框架。通過文本的梳理，特別考察這些文本在何種立場上、為誰說話，我們歸納出三個「意識形態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s），包括隱喻、框架和範例（如表3所示）。這些基本框架平常心照不宣，卻為評論者和讀者預設了一種觀察社會的角度，並為其話語表達提供了正當性依據（它既符合某種客觀的準則，又獲得了社會的認可）。

　　首先，「官方話語」通常是在黨報黨刊出現的，市場化報刊為了吸引讀者，必須採取更活潑的寫作手法，較少採用「官方話語」。但市場化報刊時評有時為了尋找「體制內」的正當性理據，也會使用一些政策語言，如十七大報告的「四權」論述。2008年「年度十大評論」

　　第一名的《散步是為了遇上可說服的市長》（2008年1月14日《南方都市報》社論）寫道：「總理溫家寶說，沒有一個肯聽取意見的政府會垮台！不肯聽取意見，所指難道不正是長官們不可說服的強硬？如果不問今日權力之來源，總理所言無疑意在表明，公共權力的運作，必須要有最起碼的可說服性——無論它是源於官員個人的開明自律，還是源於執政黨紀律的內部約束，可以說服都是權力公共性的最低要求。」這篇評論本身有自洽的邏輯，援引官方權威論述，則進一步增強文章的說服力。

　　其次，「市場話語」是指從經濟理性的邏輯出發來分析問題的話語方式。由於經濟發展是當下中國的基本目標，因而有關財稅、金融、企業等問題的市場話語具有相當的比重，並圍繞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建構了正當性理據。同時，市場話語必然無法迴避法治、監管等更大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例如，「年度十大評論」第七名的《蒙牛事件凸現中國商業文明缺失》寫道：「當前的經濟困局，集中暴露了中國部分企業家、經理人的契約精神與道德操守的惡劣，如浙江出現企業主逃逸潮，這是企業對員工與債權人權利的漠視，不以『破產』這種合法的市場退出機制，而是轉移資產並一跑了之，將責任拋給政府和社會。」這篇評論上榜的理由在於它不僅分析了「蒙牛」個案，而且說出了普遍的「中國市場經濟之怪現狀」。

　　最後，「公民話語」是公民社會所有成員廣泛參與民主社會所使用的集體話語。公民話語的表達從公眾的立場出發，著眼於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基本界定在於受益者為公眾，而非私人）。公民話語的正當性主要來自現代政治理念。同樣是《散步是為了遇上可說服的市長》一文，其中還論述道：「如果直接以現代政治的語言發問，則因為憲政之下的權力來源，公眾不必說服政府而政府必自動服膺公意。」這裡的話語主體是「公眾」，依據是「憲政」觀念，而「政府」是「必自動服膺公益」的客體。如果說廈門與上海市民的「散步」是有形的利益表達，那麼媒體上的時評則是依據「權力公共性」的正當性理據，進行了一種象徵層面的公眾利益表達。近年來，這種基於公眾立場的表達越來越多，不勝枚舉。

　　我們訪談的不少時評作者也相信，時評的使命是要超越狹隘的個人利益，為大眾與公共利益發言。在表達方式上，「公民話語」要求作者採取理性的方式進行分析，一方面使自己的觀點和論證具有說服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平復大眾中存在的某些狂熱、偏激的情緒。一位時評作者認為：「我們講理性、建設性的時候，就需要超越情緒性的東西；因為人通常會為慾望、利益、訴求這些東西支配，不會站在公共的立場上去考慮問題。他只會說從我的角度看這個事情會怎麼樣。但這個事情其實很容易分清楚。比如一個業主跟物業公司打交道的時候，他肯定是考慮自己的利益怎麼樣，說這些人太壞。但他讀你文章的時候肯定可以分清楚，如果你能給他有啟發的話，比如從制度的角度來分析為什麼物業公司怎麼橫。你不能只說這些公司太壞了，這就只停留在那個層次，這樣的文章我認為其實沒有意義。」時評作者十分清楚，言論必須直指社會利益、社會分歧的要害，才能在公眾當中獲得迴響。他們在言論表達的形式與內容上都下了功夫，優秀的時評作品往往是深刻的理性分析與恰好的技術處理的結合體。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偏激」的文本就沒有邏輯；作為媒介，其可以平衡的方法，是把兩個對立或幾個不同的所有「偏激」的評論都刊發出來，供讀者看清其中都可能存在的道理。

　　總結起來，三種「意識形態集束」下的時評表達分別從「體制內」、「市場」與「公意」中獲得正當性。「公民話語」的成長尤其引人注目，因為它是一種有更廣大民意基礎的「社會言論」。社會學者張靜指出：「評價性的社會言論能夠反映社會成員對他人、及社會行為的正當化邏輯，它的背後是社會公正觀念支撐。而社會成員廣泛共享的公正觀念，不僅能夠反映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原則，而且能夠影響人們對制度規則的認同和服從秩序。所以，它可能透視出分享、認同、關心和參與等公民性的發展跡象。」時評的「公民話語」正反映這樣一種「社會公正觀念」，體現了社會意識的發展動向；同時，它又是經過把關的言論，從而折射出媒體的價值取向與表達策略。下面，我們還將結合具體的事件分析，對時評話語的呈現作進一步考察。

　　（二）「公共事件」中的話語表達：「權力—利益」與正當程序的交織

　　在日常實踐中，時評寫作的觀念是通過具體事件的表達而表現的。近年湧現出不少較有影響的「公共事件」（這個概念尚未有明確定義，一般指經媒介報道、引起公眾普遍關注的事件，並且通常關乎社會公正等公眾議題），如2008年的華南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這些事件起因不盡相同，但在輿論當中，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一些共同特徵：一是從評論的方式來看，各方媒體對一個事件進行密集的、持續的關注。二是從評論的內容來看，它們大都表達了某種正義的訴求，以及公眾對公權力部門的不信任。最後，從時評文本的內在邏輯來看，這種「不信任」正是「公民話語」的正當性建構所產生的一個社會意識的對立面。

　　約翰。湯普森的一個觀點可以對這種「不信任」的「公民話語」進行解釋：隨著現代社會能見度的提高，政治醜聞越來越頻繁地成為民主社會中的媒介化事件。政治醜聞往往發生在「正當程序的邏輯」（the logic of due process）與「權力的邏輯」（the logic of power）的交織之處：前者指政治權力的行使遵守法律規定，表現為公開而包容；後者指權力被暗中操縱，並排斥外在的監督。當隱秘的權力遇到公開的要求，醜聞就產生了，其實質是名譽和信任處於危機關頭時的象徵權力鬥爭。當政治人物在這種象徵權力鬥爭中落敗，喪失名譽和信任，其政治命運亦將毀於一旦。儘管中國的政治體制與湯普森分析的語境不盡相同，但目前也越來越多地出現了近似的權力醜聞事件。這些內含信任危機的公共事件反映到文本中，則表現為正當程序與權力—利益關係（事實上「權力」總是與「利益」問題勾連）的糾纏。

　　以華南虎事件為例，該事件被報道後，許多媒體都給予了關注。華南虎事件的最大看點是，儘管各方對照片真偽提出各種質疑和論證，當地政府卻認為「保護瀕危華南虎這樣一個機會稍縱即逝，我們不能把時間浪費在無意義的爭論上」，引起輿論激化。事件的要害漸漸從有無華南虎、照片是否為真，轉變為背後有何權力與利益勾結，政府如何給出一個說法。因此，媒體上呈現出如下兩種基本論述（下面的例子仍以「一周高論」的文章為主；《南方周末》的評論沒有參加評選，但我們為了分析更全面，會適當地補充一些「南周」評論）：

　　1.事件中的利益關係

　　據報道，「拍虎英雄」是一個老獵人，也怕虎，但為了掙錢就不怕了。這個邏輯用在不惜造假追逐利益的任何地方或者部門身上，我覺得也很貼切：畢竟，利益猛於虎呀！（令狐補充：《利益猛於虎》，載《南方周末》2007年10月24日）

　　2.公布真相的正當性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裡的「運行」指的是其過程也必須置於陽光之下。圍繞「華南虎照」鑒定，如果過程信息不能公開，未來的結果信息不論是什麼，都難免引起社會質疑……在虎照鑒定的政府信息公開問題上，需要積極作為的不僅是兩級林業部門，相關的法定監督者也應依法作為。（江渚上：《虎照鑒定：公開過程比公布結果更重要》，載《新京報》2008年6月17日）

　　以上論述，一方面批評地方政府行為的實質是利益驅動，遮蔽了事實的真相，另一方面則強調媒體與公眾的知情要求具有正當性，兩相對照，已經構成了「醜聞」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當地政府仍在眾目睽睽之下，試圖拖延處理和尋找替罪羔羊。那麼，輿論的施壓是否徒勞無功？一些受訪者就此說道：「這個事情發生了，讓大家明白是怎麼回事，那麼對政府殺傷是很大的；不需要官方的道歉，大家就是對你的糾錯能力失信了。」「像華南虎這樣的事件，更多的人不是相信權力，而是嘲笑、敷衍、無奈都有。」換言之，這種不信任的象徵性表達就是一種社會抗議。虎照真相最終披露出來後，有受訪者認為，「言論的窮追猛打顯然發揮了主導作用，能夠起到今天的結果，不能不說是輿論的勝利」。

　　同樣，在三鹿奶粉事件的評論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權力—利益的邏輯與正當程序的邏輯的交織。

　　論述一：媒體包庇無良企業——應讓公眾報道真相

　　媒體必須從潛規則的制約下掙脫出來，敢於向公眾報道一切，讓公眾了解真相，了解一切可能存在的威脅，這樣的媒體才是陽光媒體，乾淨媒體，專業的媒體。擁有這樣的媒體，我們才能重建社會免疫系統。否則，無良企業就仍然防不勝防，我們就仍然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能保護。那麼我們今天擁有的一切，又有什麼意義？（笑蜀：《無良公關凸顯媒體病變》，載《南方周末》2008年9月17日）

　　論述二：政府監管不力——政府應實行嚴格審查

　　我們是普通老百姓，我們不是鑒別奶粉的專家，我們可以信任的就是企業的良心，以及國家相關部門的監督。但突然間，本應該讓我們信任的東西在我們眼前煙消雲散，化為烏有。我想，如果相關部門能夠像審查電影一樣來管理奶粉質量的話，一定不會出現今天這種局面。（劉儀偉：《請像審查電影一樣管理奶粉》，載《新聞晨報》2008年9月22日）

　　論述三：政府道歉是套話——政府應向受害者道歉

　　這份來自石家莊市政府的道歉，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出了這麼大食品安全事件，面對成千上萬的受害兒童和家長，我們的這個市政府所想到的，居然首先是政治敏感，政治高度，而人命關天這種做人的起碼底線，理所當然被排在次要和附屬的地位上。而所表達的歉意，首先是對給上級機關惹麻煩的內疚和恐懼，至於受害者的生命損失，中國國家形象的損害，中國製造的內在傷害，都在其次，甚至根本就排不上。（張鳴：《政府道歉的標準文本》，載《南方都市報》2008年10月3日）

　　論述四：政府以行政替代司法——事件處理應遵循司法程序

　　在中國，長期以來，治國者似乎過分偏愛行政手段，而忽視司法手段……表面上看起來，這樣的辦法似乎較有效率，似乎能夠兼顧各方利益。但以行政替代司法的辦法終究無法擺脫一個致命缺陷：由於手段與問題的錯位，行政手段註定了不可能有效地解決問題。

　　權益受到侵害的消費者現在所要求的是及時的、具體的、看得見的正義，行政手段顯然無法提供這種正義。（秋風：《處理毒奶事件，不能以行政代替司法》，載《南方都市報》2008年11月8日）

　　在以上任一論述當中，都包含了正反兩面的邏輯。在這類內含信任危機的公共事件中，媒體通常對官方的言行進行連續報道和評論，加上網路輿論場的互動、聲援與施壓，大有不追究到水落石出決不罷休之勢，即試圖通過「正當化」的象徵表達揭發不正當的權力—利益邏輯。應當看到，這種內含信任危機的公共事件頻頻出現也具有社會進步的積極意義，因為「不信任」本身是民主社會的常態，「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著對權威的監督越多，信任越少」。

　　從媒介生產的角度來看，這種「不信任」成為媒體話語的「常規」之後，「權力—利益」的邏輯與「正當程序」的邏輯的對立就具有積極的「策略性儀式」的意義。「策略性儀式」的概念原本用於描述西方媒體「客觀報道」的保守做法，一些華人學者則為其賦予積極的意義，即指在民主化過程中，媒體將偏離正常實踐的工作方逐漸吸收到組織的架構里，久之習慣成自然。這種描述也適用於中國大陸市場化媒體的新聞評論，即其合法爭議的言論與策略性表達已逐漸「常規化」，並為讀者所接受。正如《南方周末》評論員笑蜀所言，「評論在市場化媒體的快速崛起推動了許許多多的公共事件，這種公共辯論、公共討論恰恰是當下中國最緊缺的一個公共產品」，因而，這種「常規化」表達亦得到了社會的支持。

　　（三）國家與社會之間：權力與權利的策略性調解

　　市場化媒體的時評可能成為具有正當性的利益表達方式，並且已在許多公共事件中形成了具有輿論壓力的話語運動。但嚴格來說，「市場化」並不必然導致「公共化」。一家財經媒體的評論員透露：評論的禁區有兩個，一是政治禁區，二是不能批評媒體有連帶利益關係的公司，即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但就目前的言論格局來看，市場化媒體一般更多地與形成中的「社會」站在一起，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本身就是受眾市場，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媒體專業化的努力。

　　不過，新聞媒體事實上經常是處於一個民意與官意的兩難境地。廣州的一位評論版編輯說：「一方面，每個媒體要取悅於它所定位的讀者，這本身也是一種責任，媒體必須對他的讀者負責，像商品一樣滿足讀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不受官意的影響。有時候黨的宣傳部門會發通知給你，某個事件應該怎麼報，某個題材不許報，或者某個題材媒體不想報但必須報。在媒體市場化之後，特別是都市報的興起，這樣的問題經常讓媒體感到尷尬。雖然輿論管制相比較過去是放開了很多，但是宣傳主管部門還是要調控的，媒體只能在特定的範圍內自行發揮。」

　　這種控制與應對也有地方差異。北京一家都市類報紙的評論版編輯承認，該報與南方報系是有距離的：「這個距離的原因可以分為兩點，一個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們也會認同他的一些東西，但是我們主觀地或客觀地達不到那樣的地步。還有一種解釋是可能很自覺地與他們保持這個距離，包括報道在內，也不完全認同他們的一些做法，因為他們畢竟是走得比較前的。我們表達出來的方式上不像他們那麼直接、尖銳。」在這個意義上，傳媒上的利益表達是不完全的和局部的，甚至只能採取迂迴或「曲筆」的方式發出有限的聲音。

　　在媒體話語喧囂的表層之下，權力—利益的結構之網限定著媒介呈現的「社會知識」，進而形成一種「官意、民意、媒意統一」的「強制性的合意。」時評作者對此大多有清醒的認識，「所謂權貴資本，只要利益最大就做。」在一些具體個案中，「一些部門可能是為了某些利益，讓你發不出聲音，比如華南虎，到底是哪些力量在撐腰，需要具體分析；不要指望輿論監督的作用能夠立竿見影，它可能需要你一段時間不斷地去做，不斷地往前推，然後到了一定時候可能就有效果。」而那些能夠堅持下來的時評作者往往有相當的韌性：「你有時會覺得很悲涼，那麼龐大的一個既得利益群體，你吶喊幾聲，又管什麼用呢？但是後來又想，就是一點螢火之光總比什麼都沒有要好。就是這樣一點一點一再地在媒體（包括網路）上說，大家在接受、思考，也會反駁。」就此來看，利益表達的多元化與「強制性合意」的共存與博弈將是一個長期的、反覆較量的過程。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強制性合意」的「威權主義政權」的部分特徵，是「有限多元」的制度性產物。社會學者於建嶸認為：「所謂威權主義體制是指在民主的形式下，以威權的方式治理國家。它有某些民主的成分，又不同於民主政體。在這種意義上，雖然中國的政治體制也許具有某些特色，但總體來說，它還是一種威權體制。」在我們的訪談中，有時評編輯認為：「改革後利益分化最明顯的階段已經過了，中國政治的威權化也進入了一個穩定的階段。中國的轉型，自始至終都是一種受控於在位者的威權轉型。這種在位者的姿態，最重要的體現除了政治社會始終缺乏多元化的變化外，還有在位者對政治資源、經濟資源以及話語權方面的絕對優勢地位。雖然在公民社會方面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多元化，但這種多元化並沒有形成足夠強大的力量，去挑戰政治社會的封閉和強權。至少，目前還缺乏足夠的力量。」

　　在這種政治場域的約束下，公眾的利益表達一方面可能遭遇上述「強制性合意」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會在「權力」與「權利」之間進行「策略性調解」。所謂「策略性調解」，是我們對受訪者論及的政府部門對民意表達的回應方式的概括：輿論的機制是隨機的、不確定的，民意傳遞的渠道是不透明、非常規的；對於具體的事件，官方往往會根據具體的利害關係與可能後果，以及本身政策實施的「節奏」作出反應。比如2003年具有標本意義的「孫志剛事件」，民意的推動加上政府本身有意廢除「惡法」的節奏而進行處理，但數年之後，體制又以其他替代性方式對其控制方式進行修復。而延續了近一年的「華南虎事件」

　　起初久久得不到政府回應，因為「後面是個權力的控制問題，比如它後面有個關鍵性領導是代表政府，他可能會想這個事情沒有觸及到實體的利益，就暫時和他無關了，他就沒表態。下面的利益集團就本身這個事情來處理」。從傳媒一方來說，其應對控制的方式也表現出某種「臨場發揮」的策略：「具體地說，就是新聞媒介單位分析自己面臨的各種在改革中凸顯出來的矛盾，根據各地、各單位和某一行動所處的具體情況，決定與宏觀管理機構『商議』的策略。」

　　從這個角度來說，媒介作為利益表達的渠道的作用的確是有限的，其主要意義可能就在於，針對一個個具體「可解決性」的問題，在象徵層面針砭社會弊病、調解社會利益和化解社會分歧，「制度上具有可解決性，而不是說現實中馬上可以解決的。這是兩回事。因為你畢竟不是執政者。」對於民意表達在國家與社會關係調解中的作用，一些時評作者還從深層的結構性因素與動態過程進行思考，「輿論是很好的風向標，從中可以感受到社會轉型的過程，並且應該是向積極的方向發展的。但是這個過程是充滿了曲折和風險。我們從媒體報道中經常可以看到背後的民意和社會矛盾所在，官員腐敗現象依然嚴重。國家改革的目標是明確的，但是因為腐敗的存在，成為改革的絆腳石。改革勢必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改革註定會困難重重」：「只有通過輿論的壓力，使當權者稍微收斂一點，使司法更有尊嚴，使社會成為更公正的社會」。

　　如果說輿論是社會的表象，那麼根本的變化還有賴於社會利益格局與權力結構的實質性調整。然而，「社會真正基礎的變化是緩慢的」，「（原有的）社會結構單一就導致少數經濟壟斷者利益勾結，這種勾結很難被打破。」我們也看到，社會利益結構正在分化重組，包括在政治層面，「涉及到司法、立法等等，有很多利益配置、利益調整的問題，然後構成了利益主體，構成一種利益的訴求。」這是以傳媒為渠道的利益表達可以存在以及將來繼續擴展的社會基礎。

　　「社會」與權利主體的壯大，最終要與國家、權力主體的關係進行調整，形成新的制度安排。一位獨立撰稿人認為：「傳統屬性的權力體仍然是相對封閉的，那麼民間我們自行組織起來，改造這個權力體，要求它開放，就好像要撞門。權力是要開門的，他想我們通過他逐漸地開門，通過開門把社會力量規範到他所能控制的範圍。所以一個是要撞門，一個是要開門。這就是未來的發展。如果說撞門的力量更大一點，它老不開，那就是反對政治主導。如果他以開門為先，那麼開了門之後就有分裂，有一部分還能拉過來，以它為主導。

　　我當然是以撞門為優先，但也不反對他們主動開門。「這個看法也印證了」社會言論「在理論層面的意義：」社會成員廣泛共享的公正觀念，不僅能夠反映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原則，而且能夠影響人們對制度規則的認同和服從秩序。社會成員擁有的正當化邏輯變化雖然是悄聲無息的，但是作為基礎層次的變動，它可以導致人們對新行為的期待、對新規則的認同，從而引發相關的制度變遷。「

　　四、結論：從利益訴求到權利訴求

　　從媒介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出發，本文認為：改革三十餘年來，媒介上的言論表達呈現出一種從「宣傳」到「利益表達」的功能轉換，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時評文體成為公眾利益表達的重要載體；我們將市場化報刊的時評視為一種利益表達的象徵行動，意識形態話語則以不同的形式（官方話語、市場話語和公民話語）嵌入時評文本，為正當性建構提供理據；內含信任危機的公共事件是公眾利益表達的焦點，「權力—利益」的邏輯與「正當程序」的邏輯在其中交織，並在社會層面表現為權力與權利的策略性博弈；媒介與時評作者在權力控制與官方隨機處理的環境下臨場發揮，其表達的效果是隨機的和不確定的，但仍在象徵意義上具有話語抗爭的社會與政治意義。

　　現有的不少時評研究認為，時評的繁榮反映了當前「公共話語空間」的拓展，或者說為「公共領域」的建構提供了可能和契機。然而，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不少時評作者對現實的困難有清醒的認識，對其前景的判斷也是比較謹慎的，或是「謹慎的樂觀」。一方面，媒介具有從一元化的意識形態走向多元話語的趨向；另一方面，由於國家與社會力量之間的反覆博弈，這種分化與重構的前景是不明朗的，並且在分化的同時進行著新的整合，在整合的同時展開進一步的分化。那麼，在這個複雜的博弈過程中，持續的公眾利益表達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

　　事實上，目前業界所談論的「公民寫作」已經經歷了一個語義轉換，即從普通公民參與意見表達，轉變為時評作者站在公民的立場、為公共利益進行表達。從《南方周末》「一周高論」的上榜作品也可看出，精英寫作或專家寫作才是最有影響的。普通公民的越來越重要的表達場所是互聯網，通過傳統媒體與互聯網兩個「輿論場」的共鳴效應，他們的集體行動在一些內含信任危機的公共事件的發展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由於當前中國社會問題叢生，公共事件層出不窮，這就為傳媒的利益表達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

　　然而，傳媒的利益表達功能的實現，更有賴於「公民權」的觀念進一步深入人心。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利益分化到一定階段，就必須考慮社會權利的配置，其公民權的發展未必按馬歇爾的「民事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三階段走，而可能通過要求社會權利爭取民事權利及政治權利。眼下，各個階層都在通過爭取自己的公民權而培育著自己的公民社會；其實踐意義就在於，「通過主張社會權利和基本民權，公民意識開始復甦，公民權利正在被逐漸爭取和實現。」在象徵層面，「維權」的話語正是通過傳媒而興起：「現在說的『維權』，其實就是我們幾個朋友2003年的時候提倡的，比如新民權運動。現在『維權』成了最基本的政治話語，連政府都在用。時評作者如果有足夠的力量、判斷力的話，其實是可以塑造一個社會的公共話語，讓大家都來觀察社會，這些事情具有怎麼樣的意義。」

　　在「公民權」的觀念指引下，新聞評論不僅應體現公眾的利益要求，同時還應是以社會公正觀念為支撐的權利訴求，進而成為公共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公共評論人是影響語境的。謀劃改革那是政治家的事，但政治家的決策和備選方案如果和政治語境相差太大，這個事情就不好辦。政治語境就像水土和血型：你要移栽一種政治植物，不能水土不服；你要移植政治肢體，不能血型不對。所以我認為公共評論人就是要使我們國家的語境發生實質性的或緩慢的變化，使它適合水土，使它具有民主的氣息。這是公共評論要面對的事情。」由此，言論就不僅僅是媒介化的表達工具，而且是體現政治判斷的話語實踐；在這個意義上說，大眾媒體提供的公共話語平台是實現公民言論自由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憲政的制度支撐。

　　徐桂權：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

　　任孟山：中國傳媒大學國際與傳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