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神經病」？

　　□卞毓方

　　袁世凱攘奪國柄，妄圖稱帝，章太炎怒從心上起，決意上演一出民國版的《擊鼓罵曹》。《佯狂未必不丈夫》的作者王開林描述：大冷的天氣，他足蹬一雙破棉靴，穿一領油油的羊皮襖，手中抓一把鵝毛扇，扇墜吊著一枚景泰藍大勳章，不衫不履，不倫不類。接待員問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誰人不知，哪個不曉，我是在上海坐過三年西牢的『章神經』！」通名既罷，對方並沒有把他當碗大菜，依然借故阻撓，章太炎惡向膽邊生，操起桌上的花瓶朝袁世凱畫像猛力擲去，「哐啷」一響，花瓶與袁世凱畫像同歸於毀。

　　章太炎幼時患過癲癇，此乃個人之隱私也，一般人都會竭力隱瞞，他則拿來當歌唱，自封「章神經」。不唯如是，他還將之做理論上的升華。1906年6月，他從上海西牢獲釋（因反清廷而系獄），隨即東渡日本，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他以自身作例，說：「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

　　只要將這「神經病」加上引號，他說的是絕對真理。

　　魯迅、周作人兄弟，早年留日時都師從過章太炎。魯迅欽佩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終生執弟子禮甚恭。時人看「橫眉冷對千夫指」的魯迅，他的身上，何嘗沒有章太炎倡導的那種「神經病」的傾向。譬如，主張「性靈」、「幽默」的林語堂，一次在飯局上與魯迅發生爭執，就在日記里寫道：「此人已成神經病。」

　　中庸而玩世的周作人，是不會被稱為「神經病」的。但是，1926年8月，他卻在報上發表了一篇類似於神經不正常者才會寫的文章：《謝本師》（謝，辭也，絕也）——他所謝的，正是章太炎。周作人曆數太炎先生五四以後的落伍行狀，比如「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動……太輕學問而重經濟（經濟特科之經濟，非Economics），自己以為政治是其專長學問文藝只是失意時的消遣」，並且在電報中把「剿平發逆」的「曾文正」「奉作人倫模範」，「先生現在似乎已將四十餘年來所主張的光復大義拋諸腦後了。我相信我的師不當這樣，這樣也就不是我的師。先生昔日曾作《謝本師》一文，對於俞曲園先生表示脫離，不意我現今亦不得不謝先生，殊非始料所及。」云云。

　　俞曲園即俞樾，晚清樸學大師。章太炎青年時代曾跟俞樾學習，因他後來參與維新，矢志反清，而招致俞師的痛斥：「不忠不孝，非人類也。」章氏憤而著文，宣布和老師斷絕關係（換個角度看，未嘗不是對老師及其學派的一種變相保護）。周作人這裡謝章太炎，從他羅列的材料看，明顯小題大做，聳人聽聞，事前雙方並無激烈衝突，事後他也沒有把這番決裂進行到底（1932年章太炎造訪北平，周作人再度執弟子禮出面款待）。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遺囑告誡後人「若異族入主，務須潔身」——瞧！在民族大義上，「章瘋子」從來不瘋！

　　周作人呢，偏偏在這「異族入主」的大是大非上，鑄下大錯。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寇全面侵華，佔領北平，周作人公然附逆，出任偽職——你可以說他是為了苟且偷生，你可以說他是為了曲線做學問，你可以說他是為了挽救淪陷區的教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你還可以理解他在日本留過學，太太本身就是日本人，而且他太太的日本妹妹及其日本父母也正和他們住在一起，等等——不管你怎麼站在他的立場上考慮，反正，他這一回玩得出了格，身為炎黃子孫而越出中國人的道德底線，神經雖然正常而理智全然失瘋，這一瘋就徹底玩完，墮落為令人不齒的漢奸。

　　曾國藩著《冰鑒》，講識人之術，劈頭就說：「語云：『脫谷為糠，其髓斯存。』神之謂也。『山騫不崩，唯石為鎮。』骨之謂也。……開門見山，此為第一。」曾國藩即周作人《謝本師》中提到的曾文正，乃俞曲園的老師，俞曲園即前面說到的章太炎的老師，章太炎又是魯迅、周作人的老師。如是，透過祖師爺曾國藩的目光看，章太炎、魯迅，不管他倆的貌相如何，脾性如何，皆堪謂神采英拔，鐵骨錚錚；周作人呢，則不管他的處境如何，文章如何，總難掩飾神昏意亂、骨軟筋疲的頹象——難怪他會先後與尊師太炎、家兄魯迅斷交了，根器決定了他遲早要與大氣節大境界分道揚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