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榆生刪改《近三百年名家詞選》的隱情

文/宋希於 編輯，北京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重版了龍榆生編選的《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出版說明指出，龍榆生在1960年代曾對此書做過刪節，此後該書的再版均依刪節本，而這個新版則「恢復了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刪除的詞人詞作，還本書的原有面貌」。

《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9月初版收入「近三百年名家詞六十七家五百一十八首」，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11月新1版所收卻只「近三百年名家詞六十六家四百九十八首」。許多人都知道，其中刪去的是陳曾壽(仁先)的二十首詞。但龍榆生那時為何要把陳曾壽的詞從書中刪掉呢？個中原委其實有人提過，但未引起廣泛的注意—— 朱正先生在回憶1980年代他與魯迅研究專家林辰先生的交往時，曾披露過此中內情：

有一次同林先生聊天，涉及到龍榆生(沐勛)，我以為此君對詞學造詣甚深，他的《唐宋名家詞選》就很不錯。林先生卻強調他大節有虧，在汪精衛偽政權所在的南京主編《同聲月刊》。在他編選的《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中，竟將陳曾壽的詞選入。陳曾壽這個前清遺老，清亡之後曾參與張勳復辟；偽滿洲國成立，他又跑去參加了一些活動。這樣一個人，龍榆生不但選錄他的詞，把他算做「名家」，還在「小傳」中誇他，說他「性高潔」。我還記得那天林先生談起這事時義憤填膺的神情。事後我翻看我的那一本《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其中已經不見陳曾壽的痕迹。原來是林先生在報紙上發表書評之後，龍榆生即將其抽去了。林先生這種嫉惡如仇的態度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回憶林辰先生》，載《朱正》，古吳軒出版社2004年8月版。)

《林辰文集》第三卷收有《龍榆生筆下的陳曾壽》一文，末署出處為「原載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報》」。複核原報，知稍有舛誤，此文實載於1958年3月23日《光明日報》第5版的「文學遺產」副刊上，當時署了筆名「芝子」。

這篇文章的批評對象是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9月初版《近三百年名家詞選》，說編選者龍榆生雖然把陳曾壽也放到「名家」之中，「但除了一般遺老遺少和少數喜歡翻翻舊書的人」，其實陳的名字鮮有人知。文章引用了《丁巳復辟記》與《同聲月刊》上的材料，來說明陳曾壽在辛亥後「積极參加一小撮清室遺老和封建軍閥官僚的復辟活動」，並評價龍給陳曾壽寫的「小傳」說：「所謂『轉徙津滬』者，奔走復辟也；所謂『轉徙遼左』者，投敵附逆也。揭穿了，原來不過如此！」此文還批評龍榆生在清末民初「真正的名家」中，只選了朱孝臧詞三十三首，鄭文焯二十一首，王鵬運十七首，況周頤十一首，而選陳曾壽詞竟達二十首之多，且不僅選得多，小傳還「替他掩飾」，說他「生平志事，百不一酬」。文章於此憤慨地寫道：「假使陳曾壽的『生平志事』而果得『酬』，那中國人民在解放以前所經受的苦痛災難，還將深重到何等程度！在這裡，龍榆生連最起碼的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也喪失了！」

此文最後把「小傳」歸為「具有反動毒素的文章」，還捎帶著指出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里竟將「抗戰初期著名漢奸」黃濬的《花隨人聖盦摭憶》也列入「采輯諸家姓氏」里了。對此類現象作者呼籲：「我以為，古典文學研究者和有關出版社編輯部應該注意這個情況。」

陳曾壽

林辰的這篇文章真是語帶風雷。雖然他主要是從政治角度而非文學批評角度來談的，也不無偏頗處，但著實擊中了龍榆生的要害。實際上其他讀者對這本書也有類似的觀感，如吳世昌讀該書時在卷端所作的批註(後人輯為《讀〈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今收入《吳世昌全集》第五卷)，就花了大量筆墨來批評陳曾壽詞句的不通，甚至對陳曾壽將一首《蝶戀花》的題目取作「聞露」大加嘲笑說：「千古未聞露可聞，知君定有神經病。」關於龍榆生選的二十首陳曾壽詞，吳世昌認為「只《八聲甘州》『鎮殘山』一首像樣，無大疵」，估計他也覺得龍榆生選得太多了。吳世昌甚至也發了這樣的議論：「《近三百年名家詞選》陳曾壽小傳謂其『中經喪亂，轉徙津、滬、遼左間，生平志事，百不一酬』，『性高潔』云云，按奔走偽滿、平、津，獻媚寇賊，竟曰『高潔』，使其『平生志業』得『酬』，將為賣國巨奸，編者豈望其『得酬』乎？」(《讀〈近三百年名家詞選〉》第一〇七則)與林辰文章簡直如出一轍！卷端的批語，倒也不是完全不存在據他人文章抄入的可能性，但至少可以說吳世昌跟林辰的看法是相同的，而這類看法是有代表性的。

今天我們看待這類問題可能會寬鬆公允一些，但也可能是「找補」得更多一些。陳曾壽落後的遺老思想自然不容忽視，而《舊月簃詞》的藝術成就卻也不會被埋沒了，所以關於陳曾壽的詞，讀者總是會注意他人那些評好的話，如葉恭綽言「仁先（陳曾壽）四十為詞，門廡甚大，寫情寓感，骨采騫騰，並世殆罕儔匹，所謂文外獨絕也」(《廣篋中詞》卷三)，龍榆生云：「彊邨先生晚歲居滬，於並世詞流中最為推挹者，厥惟述叔（陳洵）、仁先兩先生」(《陳海綃先生之詞學》)這一類。而回頭聽聽不同的聲音，或許才會啟人深思：龍榆生如此推重陳曾壽，是否會有龍的個人偏好、他們二人友誼的羈絆，或是有龍榆生因師長前輩推重而移愛的原因夾雜其中呢。

還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林辰的這篇文章是在1958年3月刊出的，這恰是「反右」期間。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對龍榆生彼時的政治處境再多一些關注。

雖然龍榆生被正式劃為「右派」要到這一年的年中，但早在1957年「反右」運動初起之時，他的日子便已不大好過了。起因是他在某些會議上的表現觸怒了「大人物」柯慶施。張暉先生的《龍榆生先生年譜》(學林出版社2001年5月版)中收有1979年的《關於龍榆生同志錯劃為右派的改正報告》，報告回顧說：「龍定右派，系柯慶施同志點名所致。柯點名後，我院才搜集材料。」而經查核，「龍在政協會上的表現，是柯慶施同志點名的根據」，具體表現則是「在政協會上，凡聽到攻擊黨的謬論時就鼓掌贊同，會後與發言者握手言歡，反之則搖頭晃腦地表示不以為然」。龍榆生之女龍順宜也曾大略記述過此事，說是1957年4月下旬她南歸探親時，見到作為市政協代表的父親經常出去開會，而她返京後再不久卻接到父親的來信，即談到被柯慶施市長在大會上點名的事(見《「好教我留住芳華」—— 懷念我的父親龍沐勛》，收入《忍寒廬學記：龍榆生的生平與學術》)。錢伯城類似的回憶則將會議具體鎖定為1957年5月間的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還有更生動的細節，說龍榆生「雖未在大會發言，但坐會場前排，對大會發言較激烈者每作讚賞表情」，為主席台上的柯慶施注目，後來柯即據此指斥：「有一個人，我在台上盯著，看他高興到什麼時候！」(見《鄭振鐸1957年日記紀事》，收入《問思集》)可以想見，在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之後，風向驟變，龍榆生的處境便急轉直下了。

柯慶施

儘管不好過，但龍榆生畢竟有一段時間還沒有被正式劃作右派，稍閱《忍寒詩詞歌詞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版)的1957至1958年部分，可略見他此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情。有代表性的一首詞，是1957年年末的一闕《摸魚兒》，小序中寫道「丁酉歲闌燈下忽憶前歲陳仲弘元帥招談京邸，促膝談心，公有『君果命途多舛』之語，閣筆凄然，賦呈此句」，其中吟有「拼將結習消除盡，爭奈亂愁難遣」。而1958年3月5日所作的《戊戌元宵後一日寄錢默存教授北京》的七絕，更詠出「豈緣多病故人疏，窗外春光晝不如」的話來，足見情緒的低落。

這之後的1958年3月23日，林辰的文章才刊登在《光明日報》。此時龍榆生正在病中。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載有當年3月12日謝無量致龍榆生函云：「榆生先生：兩荷惠箋，具聞近狀。宿痾當不至劇。重開講座，嘉惠藝林。竊在下風，以竢盛容。」信中未寫明其所問之「宿痾」為何，而從龍榆生當年所作的《春晚雜詩》第二首可以稍窺：

自從省愆來，門真可羅雀。寂寞良自甘，聞聲總歡躍。夕夕喧鑼鼓，朝朝噪喜鵲。淳風頓改觀，顧我寧無覺。卧痾倏六旬，心病愧難葯。知新要勤求，溫故亦堪樂。澄慮觀物化，莫為浮榮縛。

按1958年的立夏為5月6日，《春晚雜詩》的寫作不會晚於該日，而「卧痾倏六旬」自應上推兩月(「六旬」)，可見發病至晚亦在3月初，病甚劇而需卧床。「心病愧難葯」，則可能犯的是心臟病(龍在南京獄中曾發心臟病，後也因突發心肌梗塞而病逝)，卻似乎有雙關含義。

從全詩來看，「自從省愆來，門真可羅雀」談的應是「反右」開展以來龍榆生自己的境況，之後「寂寞良自甘，聞聲總歡躍」等數句，則是雖處逆境仍要企求繼續進步的自勉。而「心病愧難葯」後面接著的既是「知新要勤求，溫故亦堪樂」，可見「心病」並非完全是肉體上的「宿痾」，也指近來心理上常有的負擔。全詩落在「澄慮觀物化，莫為浮榮縛」之上，似有作者對「反右」前自己曾得陳毅賞識、毛澤東接見，「反右」中「得意」而得咎的回顧與反思。

關於龍榆生正式被劃為「右派」的情況，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闡述說：「(1958年)五月，先生被打成右派……降為五級教授，喪失原有社會地位，朋輩往還遂稀。旋卧痾六旬，賦《春晚雜詩》五首。」彷彿以為當年5月龍榆生被打成「右派」後才「朋輩往還遂稀」，又生病兩月(「六旬」)，方作《春晚雜詩》，經上文闡述，可知其說略有不確。而且張暉也沒有注意到林辰的文章，倒是注意到1958年5月24日《光明日報》上署名辛金的小文章《無原則地崇拜古人》「點名批評」了龍榆生所校的《淮海居士長短句》。其實找來一看，比起林辰的文章來，辛金的文章可客氣太多了。

現在我還沒有發現在林辰的文章刊出後，關於龍榆生第一時間直接反應的記載。或許這是因為當時龍榆生的處境糟糕，又沒有機會修改編著(「反右」後，龍榆生的名字甚至一度不能出現在他人的論著中了。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1960年4月30日記載：「得中華書局上海函，唐宋詞人年譜已付排，啟功、顧學頡、龍榆生名字皆已刪去雲。」)，又或許是因為龍榆生大小厄運接連不斷，「習以為常」而麻木了，都是有可能的。

龍榆生當了三年多的「右派」，直到1961年9月29日才得脫帽，「處境稍勝於前」(張暉語)。而再過一年，《唐宋名家詞選》與《近三百年名家詞選》才能得到機會再版。經我比勘《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古典文學社1956年初版和中華上編所1962年新1版，發現龍榆生當時不是光刪去了陳曾壽的二十首詞，還在內容上作了一些修訂。比如初版中屈大均的生卒年未詳，再版時即將生卒年補入；又如王漁洋的名字初版時多寫作「王士正」，小傳中卻又寫作「王士禎(一作士正)」，再版時即努力統一為「王士禛」(偶有失察漏改者)，小傳更明確改作「王世禛(避雍正諱改士正)」；初版時的詞評中，偶有出現「龍沐勛」者，再版時也改為「龍榆生」。另外，書的後記也有重要改動。因為刪掉了陳曾壽的詞作，再版後記中就把初版時的「王、朱、況、陳之輩」(陳指陳曾壽)改作了「王、朱、況、鄭之輩」(鄭指鄭文焯)。龍榆生還補寫了一段「重校附記」綴在原後記之後，可視作對曾批評他選本的人的回應：

心緣物感，情隨事遷，風氣轉移，胥關世運。然而因革損益之故，固自有其消息可參也。喜見河清，境皆新辟。舊時選本，已多不適於來者之要求。頗思更就唐宋以來，迄於近代，別選長短句歌詞二三百首，略加銓釋，藉供借鏡。而有懷未就，漸疚滋深。閑嘗得句云：「要將填海移山志，迸作鏘金戛玉聲。」倘為讀吾兩種舊選者所共鞭策乎？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重校附記。

此外後記中還有一個疑點需表出。在古典文學社1956年版後記中，龍榆生曾談到：「論近三百年詞者，固當以意格為主，不得以其不復能被管弦而有所軒輊也。物窮則變，來者難誣，因革損益，期諸後起。繼此有作，其或別創新聲，以鳴此曠古未有之變局乎？」1962年中華上編版後記中這段文字與初版完全相同。但到了1979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中華上編版重印該書時，雖然在版權頁明確標註了「因作者已於一九六六年故世，這次再版未作改動」，其實不僅改正了1962年版的一些誤字，更把後記中這個「變局」改排成了「變遷」！不知這個改動出自誰手，又是否符合龍榆生的原意？

《近三百年名家詞選》，龍榆生編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7月版，38 .00元。

2014年新版的《近三百年名家詞選》。恢復了被刪去的詞人詞作，是否就「還本書的原有面貌」了呢？就我上面約略提到的版本變遷情況，取2014年新版對看，可見新版後記中的「王、朱、況、鄭之輩」還是「王、朱、況、鄭之輩」，「變遷」還是「變遷」，均沒有改回初版的模樣，而且大概是為了要「還本書的原有面貌」吧，新版又把龍的「重校附記」給刪掉了。當然了，這裡並不是要說一切都追溯到初版就是最好的。不過既然號稱要「還本書的原有面貌」，那麼有過修訂刪芟而非復「原有面貌」的地方似乎該有個交代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