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價值隱匿與知識扭曲：留美政治學博士對民主的拒斥(3)

　　王紹光明確批判美式乃至整個西式現代民主制度。他十分簡潔有力地將之成為「選主制度」。他對現代民主的研究，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一是對民主的起源與演化進行源流考辨，二是對民主興起的條件進行勾畫，三是對民主的運作機制加以描述，四是對民主的實踐現狀予以反思。比較而言，第二部分的論道，屬於常識形態的描述，大致與一般的民主條件描述相當。第三部分對民主的機制與運作進行的描述分析，已經顯露出王紹光對民主運作機制的偏狹性理解，因為他只是從選舉制度與政黨制度兩個角度來描述和分析現代複雜的民主制度。如果說這還僅僅是為他推導出否定現代民主，回歸「古典」民主奠基，因此在學理上尚可容忍的話，那麼他對民主歷史源流的主觀化描述，以及在這一描述中得出的「民主的異化」結論，就值得商榷了。而在第四方面對現代民主做出的「反思」，設想的超越路徑和方案，才真正體現出他反對「現代」民主的真實意圖。

　　民主的歷史源流確實漫長。但古典民主與現代民主的分流，則是公認的結論。古典民主之因應於希臘那種小規模、簡單化社會的需要而產生，因此缺乏自由的希臘民主，乃是一種不得以適應希臘社會結構凸顯出來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上，希臘的直接民主制度，到後來幾乎無法正常運行，因為人數增多之後，公民大會完全無法正常召開，會議程序幾乎無法正常執行，於是希臘的直接民主遭遇到小團體政治、勾心鬥角、拉幫結派、腐化墮落的困擾，以至於民主績效低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32] 轉進到現代民主制度，代議制民主制興起，取代了古典的直接民主制。代議制民主制除開一整套限制國家權力的機制體制設計，對產生國家領導人的選舉制度，以及為選舉順利進行設計的政黨制度，構成現代民主制度的支柱。國家體制的設計，包括保證公民自由的憲政制度、嚴密設計的選舉制度、保持競爭性的政黨制度。現代民主運行中確實與此前任何制度一樣，都存在運行機制上的缺陷，但技術上的細節缺陷，與體制機制上的總體有效性，尚不能判定現代民主制度是一種不可救藥的制度。但在王紹光看來，現代民主恰恰導致「民主的異化」。這一異化，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自由和憲制，限制了民主權威的適用範圍。自由的優先性是為了保持社會上層的特權，而憲政對權力的規範，也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基於這樣的判斷，王紹光指出，民主就是沒有限制的直接民主，而限制民眾的直接民主，就不能叫民主。

　　「在『自由民主制』下，人民已經接受了對其使用民主方式進行決策的限制，使得民主決策的原則在人類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裡面不能被適用。『憲政民主』也是一樣，無非就是用憲法規定政府可以在哪些領域運作，不可以在哪些領域運作，民主的原則只能在適用的領域裡面適用。……如果民主是個好東西，為什麼不將這個好東西適用於與我們生活品質息息相關的各個領域呢？『自由民主』和『憲政民主』把『自由』、『憲政』置於『民主』之上，就等於把『民主』關入『鳥籠』。換句話說，『自由民主』、『憲政民主』就是『鳥籠民主』。『自由』聽起來是開闢了一片新天地，實際上是給民主划了個圈，在一個小圈圈裡，你可以民主；在圈圈以外，對不起，民主靠邊站，那是『自由』和『憲政』的領地。這是一種非常有限的民主。」[33]

　　其次，王紹光認為，「代議」限制了民眾直接參与決策的機會。他指出，原生的古希臘民主就是直接民主。因此，按照原汁原味的直接民主理念，民眾直接參与決策，乃是民主的根脈。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議制民主制，其實是一種將人民統治的民主扭轉為人民選舉統治者的民主，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

　　「民主一『間接』、一排斥人民大眾的參與，它就拋棄了民主政體的實質，變成了另一種政體，非但可能是不民主的，而且可能是反民主的。難怪有些思想家質疑『代議民主』到底是不是夠格被冠以『民主』這一令人尊敬的稱號。」[34]

　　再次，王紹光認為，「自由競爭性選舉」限制了大多數人參政的機會。他指出，民主的實現形式，並不一定只有通過競爭性選舉來產生，古希臘行之有效的抽籤，也使產生代表的有效機制，否則就會由競爭性選舉將民主推向寡頭制和貴族制的對立面。

　　「拼資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的選舉制有利於經濟和知識精英分子人圍，把窮人、『笨人』排除在外。選舉把人民大眾的作用局限於幾年一次的『選主』，將政治變為少數人的遊戲。長此以往，無論選舉多麼開放、多麼自由、競爭多麼激烈，都不可避免地會形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個階層，使政體帶上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盧梭所說的『貴族』、『寡頭』的色彩。」[35]

　　最後，王紹光指出，即使在現代條件下實現了普遍選舉，也無法改變選舉的「貴族」、「寡頭」色彩。因為只要是「選主」支撐的民主，這種民主的貴族和寡頭性質，確實難以改變。於是，對於現代民主制度，王紹光進行了總體上的否定。

　　「今天我們看到的所謂『民主』都是經過改頭換面的民主，它們是異化後的民主、去勢後的民主、無害化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經過『自由』、『憲政』、『代議』、『選舉』、『多元』一刀刀閹割之後，民主已從難以駕馭的烈馬變成了溫順的小羊；窮人已沒有辦法利用它來實現他們最想實現的目標，他們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最想實現的目標是什麼；富人也沒必要害怕這種『鳥籠民主』，鳥籠內外依然是他們的天地。對有產階級而言，既有唬人的『民主』之名，又無可怕的『民主』之實，這種玩意兒不是『好東西』又是什麼？這讓我不由想起拿破崙一句名言：『真正的治國之道是利用民主的形式來行使貴族統治。』」[36]

　　正是由於王紹光對現代民主抱持全盤否定的態度，他期待的民主就是古典的民主、大眾的民主、直接的民主——

　　「全部論述基於一個簡單的信念，真正的民主是個好東西。所謂『真正的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閹割、經過無害化處理的民主。」[37]

　　這樣的真正民主制度，具有四個指標：一是用抽籤代替民主，增強民眾參與政治的力度。二是加強商議，提高民眾政治參與的深度。三是利用電子技術，提高民眾政治參與的廣度。四是超越政治民主，將民主的原則適用於更廣泛的範圍，尤其是經濟領域。他將自己的抽籤民主、商議民主、電子民主與經濟民主，作為現代民主的替代性選項，一方面是為了承接「西方學者」對現代民主的超越努力，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給中國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制度開列藥方。

　　「對於真正關心民主的中國人來說，我們應該拓展想像的空間，從理論和實踐上尋求『選主』體制以外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途徑。中國是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它應是以最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民主，是廣泛參與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產者作出巨大讓步，而對民主大打折扣。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盲目採用西方舶來的那些民主模式，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38]

　　王紹光對於民主的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交錯考察，最後的結論卻指向的是中國。這一結論以對中國現實政治制度的完全承諾為前提，以建構直接民主製為目標，以超越現代民主製為追求，以不加限制的想像力為條件。確實，王紹光的結論比之於一般西方的左派學者得出的相應結論，要激進得多。也正是在這一思維定勢中，王紹光一旦涉及到中國的國家權力運轉時，也就懷抱一種不問結構、只問功能，將現實理想化的態度。他對中國的國家能力的研究，是其引起國家權力和學術同仁雙方高度注意的話題。以前者言，他得出的國家能力就是財政汲取能力，對於中國形成超強的政府財政徵收體系，產生了理論上的推動作用；就後者論，他對財政問題的論道，推動學界不甚關注國家基本結構的行政學研究者，得出治國就是理財的偏狹論斷。

　　「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是指國家將自己意志(preferences)、目標(goals)轉化為現實的能力。本文主要指中央政府能力，不是泛指公共權威的能力。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國家意志，而其他公共權威以及地方政府是無法代表國家意志和國家利益的。」[39]

　　王紹光與合作者將國家能力分解為四個方面：汲取能力、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強制能力。但在四種能力中，「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

　　「財政汲取能力是國家動員吸取全社會資源的能力，是國家能力的核心，是國家實現其他能力的基礎。宏觀調控能力是國家對財力資源分配，穩定經濟增長，以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合法化能力是國家對個人、集團、社會行為進行規範，建立以成文憲法為核心的法律框架體系，從而調節各利益集團的矛盾和衝突，以實現社會發展目標。強制能力是國家從事國防建設，維持社會治安，懲治違法行為，以實現政治穩定目標。各種國家能力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一種能力下降就會影響另一種能力下降；一種能力提高又會影響另一種能力提高。但是，財政汲取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國家只有掌握了財力資源，它才能實現其他的國家能力國家職能。」[40]

　　實際上，王紹光這裡的學術辨析，應了一句常識性的大白話，「有錢好辦事」。確實，近20年中國政府對於財政資源的強力汲取，構成它超強的社會政治支配能力的前提條件。但是，政府的相關能力並沒有一個相應的提高，相反，卻導致合法性危機、社會動蕩和調節手段的短缺。不過這似乎並不影響王紹光頑強堅持政府主導的價值傾向。這在他的市民/公民社會分析中，得到了明確的呈現。王紹光將公民社會視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燴，「公民社會可以是國家、家庭以及市場組織以外的任何組織，」其中很小很小一部分是近年來人們熟知的所謂「非政府組織」、更大的一部分是「非營利組織」、最大一塊是「草根組織」。他認為從來不存在一個整體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其間有階級的存在、不平等的競爭；同時，公民社會也不是一塊凈土，不能將其與國家的關係看作是凈土與污泥濁水的對立關係。公民社會大多依賴商業收益、政府資助和外國捐款，因此實際上也難以自主。公民社會的組織內部效應，諸如公共精神、合作習慣、交流技巧等等，都對其是否具有民主性發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在現實社會中，公民社會與民主的關係呈現出複雜的關聯性，而不能簡單將其視為民主的基石。[41] 確實，公民社會與國家權力不是簡單的對立性關係，公民社會一端的內部效應，與國家另一端的內部效應，構成國家-社會合理關係的基礎。這是一個關係問題的三個結構成分。但是，王紹光明顯強調了公民社會的弱點，做大了國家權力的優點，似乎指出公民社會的弱點，就可以反證強勢的政府調節的絕對合理性與正當性。正是因為王紹光的這一思維定勢，確立起他一旦認定政府在「做好事」的時候，一種堅定不移的無條件支持態度。他在諷刺人們的想像力不足，可他自己只是在中國」文革」既有做法的基礎上，展開自己的「想像」。

　　在近期重慶的改革試驗中，主管當局以唱讀講傳（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規模打黑、平等許諾、五個重慶建設等等舉措，作為引領中國改革進路的嘗試。重慶的改革如何可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真正兌現其作為直轄市設置的預期目標，是一個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大膽試驗，人們當然樂觀其成。但重慶的所為，應當說僅僅是相關改革處在政策起點上的一種政治動員而已。但王紹光對於重慶則完全依據自己的政治價值偏好，就起點做出了結論。他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峙的視角指出，「資本主義強調個體和市場競爭，而社會主義強調互助團結。」[42] 重慶之聲稱平等享受發展成果，恰好符合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本質特徵。他以一種勾勒社會主義演進史的方式，將社會主義的演進區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處於匱乏階段的社會主義1.0版本，「中國免於戰亂，保證了人的吃穿住用，基本醫療、基礎教育都得到了發展，為下一步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二是解決溫飽問題的社會主義2.0版本，「讓經濟更快、更穩的發展，消除貧困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問題。」接下來便是致力解決小康以及後小康問題的社會主義3.0版本，「這個階段面臨的問題是，衣食問題已經基本上解決，住行問題還需要改善。住就是宜居的問題，行就是暢通的問題。私人的衣食住行問題解決以後，還要解決公共住行的問題。」基於這樣的判斷，王紹光認定，重慶當局承諾的三項制度和三項活動、五個重慶、兩翼萬元增收、國民共進等等正在努力的政策目標，已經呈現了社會主義3.0版本的輪廓。

　　「我感覺重慶經驗最重要的，就是把社會主義的未來和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果聯繫起來，關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這裡面既有社會主義1.0版本的要素，也有社會主義2.0版本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其中也蘊涵實踐社會主義3.0版本的要素。重慶正在實踐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各個階段的發展中都具有連續性。當然，探索中國社會主義並不是重慶一個地方的問題，其實其他地方也在做，現在我們看到有很多人到重慶來學習經驗，這就使重慶模式的適應能力變得強大，這不僅是具體的政策，也不僅是具體的制度，而是整個體制制度允許自我學習，這是重慶模式真正的實質，重慶正在證明這一點。」

　　王紹光長期的政治科學研究，坐實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之中的時候，終於給人們一個現實樣本，讓人們可以從中判斷王紹光的政治價值選擇和制度傾向：那就是對他曾經經歷且印象極為深刻的「社會主義」懷抱明確的、排他性的執著，對於國家權力承諾的衷心讚賞和積極的、政治理論上的強勢提升。這種完全忽視國家基本結構長效合理性、僅僅只看重當下國家能力的論斷，其實與前述錢端升的論斷，在結構上是完全吻合的、進路上是完全一致的、判准上是完全相通的。只不過王紹光使用的辭藻是「真正的民主」，而錢端升使用的辭藻是「優良的專制」而已。

　　三、在民主與專制之間

　　錢端升對於民主衰落的斷言、獨裁專制的稱頌，是基於一種政體的實際發展效果之比較研究。如果說他對民主喪失信心的現實支撐條件已然缺失的話，他的當下事實判斷，也是嚴重缺乏長時段眼光和總體性制度衡量標準的。人類政治史的發展，證明錢端升的結論是錯誤的。與錢端升這種簡單將民主與專制截然對立的簡單化思維不同，王紹光對於現代政體之間的複雜關係，抱持著明顯審慎得多的立場。王紹光不再表述一種簡單的反民主的主張，他反而要求將民主的原生邏輯一貫到底，凡是符合併堅持貫穿到底的政體，就是民主的；否則就是反民主的。因此，他以一種「真正的民主」理念，作為反對現代主流民主方案的立論基礎。但這種似乎聰明的立論技巧，實際上還是讓人們明顯覺察他是在以古典民主反對現代民主、以直接民主反對間接民主、以大眾民主反對代議制民主、以參與民主反對程序民主、以社會民主貶低政治民主、以技術民主反對制度民主。總而言之，他是以「社會主義」的大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有限民主。對錢端升和王紹光而言，這都是政治學理論的創製，都是富有想像力的體現。但實際上，這些理論「創製」，除開具體表述其觀念的辭藻大部分已經替換之外，在專制獨裁的政治理論中，早就為一些理論家所充分闡釋（對錢端升而言）；同時，在超越「資本主義」有限民主而伸張「社會主義」全面民主理論方面，西方左翼學者也早就做出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多種替代方案的表述（對王紹光而言）。因此，兩代留美政治學博士對於現代民主的明確反對，除開同情性地理解他們是為了中國迅速強大而致力政治學思考的主觀動機之外，實在難以理解他們對現代政治所採取的審視角度、得出的令人驚奇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