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胡平：兩個「蔣經國」

2013-05-26 09: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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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殺伐決斷、冷酷無情，連毛人鳳見了也膽寒的「太子」；另一邊是發動機一般的努力、勤勉，銀針一樣的警醒，為了最後的立足，晚年不惜與自己決裂，把國民黨推進拆骨斷腕之旅。

台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那種令人寒慄、逼人窒息的社會氛圍，一直延續到什麼時候呢？不妨看看島上的那段歷史——

【經濟起飛與「反攻」擱淺】

1956年5月，不是由「行政院長」、「經濟部長」，或是別的什麼人，而是由在政戰、情治等方面的實際掌門人蔣經國，主持中部橫貫東西公路的興建。他心目中——「台灣什麼都好，只是一條中央山脈從南到北盤踞在那裡，使東部和西部的人沒有直接交通，形成天然屏障。我們決心要征服它，修築公路，打通中央山脈」。

在海拔兩三千米的叢山峻岭之間，蔣經國芒鞋竹杖，上穿布夾克，下身軍褲，脖子掛條擦汗的白毛巾，率領公路局長、工程師等十餘人組成的一個探險小隊，以台中東勢區為徒步入山的起站，破荊斬棘，餐風飲露。無數次，在榛莽叢生的原始森林裡割去丈多高的茅草，搭建帳篷，挖洞燒飯；又在晨光熹微里，坐在溪邊的巨石上刮鬍子，一邊聽著禽鳴獸啼……

1960年通車的東西橫貫公路，顯示出自台灣納入西方反共陣營，並進行和平土改後，蔣氏父子已清楚認識到，當下台灣的興衰安危，已不重在政治清洗、軍事攻防，而重在經濟發展。經過幾年的作為，蔣氏父子已無任何挑戰者足以構成政治障礙，在其眼裡，只剩下孫立人等幾個有美國政府暗中撐腰的高層黨政軍人士。國民黨已有足夠的政治支持和強大的專制機器，創造穩定的社會秩序，並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讓台灣埋頭苦幹，休養生息。

隨著橫跨中央山脈的打通，大大暢通了全島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台灣進入了外銷經濟崛起的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區、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楠梓加工出口區……先後成立。從萬巒至高雄港40分鐘的車程，是世界上生產線最為綿密的聚落，客廳即工廠，幾乎家家戶戶都是代工者，創造出了紡織、成衣、鞋子、雨傘等產業的「台灣製造，世界第一」。百姓的生活也日漸改善。

1960年代，包括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桃園機場、北迴鐵路、台中港、蘇澳港在內的十大建設蓬勃地展開。因規模過大，向外貸款過巨，一度遭到朝野上下質疑，認為將會拖垮財政。蔣經國回答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力排眾議。

與此同時，「人民求知若渴，知識性的雜誌、書籍和在職進修，皆風行於一時」。 有學者去成衣加工廠參觀，看到縫衣的小姑娘利用釘紐扣的間隙，看擺在縫紉機上的書本，他接過來一看，竟是錢穆的《國史大綱》。（秦風《歷史照片的歷史問題》，文匯出版社 2003年版）

1950年代，台灣文化人心裡有一段自我捆綁的鐵律：「你心裡想的，最好別說出來，你口裡說的，最好別寫出來，如果你寫出來，最好別發表，如果發表了，你要立即否認。」進入1960年代，好像文壇上的飛鏢荊棘比較稀疏了，文人們得以從「圈禁地」里站起來，活動下筋骨，伸個懶腰，他們聚集最多的地方就是民營報紙、同人刊物。一個個署名不署名的「小方塊」，針砭時弊，監督官員，如雨後野草般漫開。此時在中國廣播公司搖筆杆子的王鼎鈞先生感嘆：特務們由昔日的「老鷹撲小雞」，改成現在的「鴨子划水」了……（《文學江湖——在台灣三十年的人性鍛煉》）

漸漸遁入歲月煙雲的，還有「反攻大陸」……

在兩岸關係態勢有所變化，尤其是島上不可遏止的民智開啟、文化提升和經濟變革潮流下，1950年代初期實行的全面性社會控制方式，已不能應付成長的需求，政治發展亦面臨社會多元化的壓力。戒嚴統治，有了一定程度的鬆動。1972年，蔣經國組閣當「行政院院長」，大量選拔台籍菁英進入內閣隊伍。同年12月，開始實施「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被黨外異議人士詬病的長期不加改選的「萬年國會」從此注入本土新鮮血液。威權體現出某種程度的溫情傾向，即是說，只要不觸及體制的敏感引信，人人可以過著正常的日子：作田，做工，寫作，讀書，留學，戀愛，生兒育女……倘若擁戴蔣領袖，你還能充分感受，在這個滿是檳榔小姐的島嶼上，做官的機會、發財的機會、成名的機會、成才的機會，可能比檳榔還要多。

在身體漸漸老化、惡化的日子裡，蔣介石也無日不關注著兒子的動靜。1972年1月24日至2月13日，在蔣經國出掌「行政院長」的前夕，蔣介石審閱了他1971年的日記，同時在自己的日記里寫下了大量感想：「日間看經兒去年日記，精神為之一振。此兒可繼我事業，完成革命也。」2月13日，又說：「經國日記今日全部閱畢，悲喜交集。悲者，悲其多憂多愁，有損其身體；喜者，喜其智能充裕，志氣堅強，足以繼承我事業也。」

【「太平景象」與一連串「匪諜案」的總推手】

島上，此時儼然一幅太平景象，但一不小心，專制就像頭野牛，從中竄了出來。

1955年5月25日，遷台後歷任陸軍總司令、台灣防衛總司令，時任參軍長、掛個虛名的陸軍上將孫立人，其舊部、陸軍少校郭廷亮、江雲錦等，因被檢舉企圖發動兵諫、涉嫌「叛變」遭逮捕，牽連300多人。9月7日，「國防部軍法局」依《懲治叛亂條例》等罪，判處郭廷亮、江雲錦等35人死刑、有期徒刑不等。藉此案子，與孫立人關係較密切的中上級軍官，關的關，退的退，陸軍恍若雞舍，幾乎全被打掃了一遍。

10月12日，郭廷亮判決死刑的同一日，蔣介石發布赦免令，將郭廷亮減為無期徒刑。孫立人得知後，以長官監督不周，自請處分，蔣介石批示：「該上將不知郭廷亮為匪諜，尚屬事實，但對本案有其應負之重大咎責，茲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議處，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以觀後效。」「隨時察考」，其實是幽禁。在台中的一處院子里，孫立人養養花，種種菜，自家吃不完了，便由夫人拎去街上賣，以補貼家用，堪稱「花草將軍」。他種的玫瑰，市場上稱「玫瑰將軍」。這一變相關押就是33年，社會上 ，他的名字，連同他為「黨國」立下的功勛，全部流星般消失了，「遠征軍」也成了敏感辭彙。待至1988年3月20日恢復自由之身，可惜步履踽踽，英雄已是白頭。

島上《聯合報》對孫案有評論說：「孫立人極度受到部下愛戴與擁護。即使數十年後，許多舊部仍言必稱『我們總司令』，對老長官的忠誠可見一斑。他訓練出來的幹部，在軍中形成旗幟鮮明的『孫系』。但在強人總統的時代，怎能容忍另一個個人崇拜出現？更糟的是，1950年代初的美國，一直考慮應該『倒蔣抗共』或『挺蔣抗共』。對討厭蔣中正的美方人士看來，作風洋派的孫立人，儼然是最佳替代人選。種種因素的累積，不管當初蔣如何欣賞孫，孫如何效忠蔣，這對君臣最後註定走上悲劇結局。」由此看來，孫案的發生，幾乎可說「懷璧其罪」，不可避免。

1960年9月4日，《自由中國》創辦人之一雷震先生被捕。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北創刊，在美國的胡適掛名發行人，以雷震為實際負責人。起初，在蔣介石為昭示其政治改革決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蔣介石、陳誠均同意創辦此刊，並提供了實質支持。但《自由中國》的言論逐漸轉變為「民主反共」立場，言人所不敢言者，屢讓思想、文化「警察」們有抓到了大魚的興奮……

大約雷震開始並不持有「鬥士」立場，只是以「國士」自居，「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憑自己隨國民黨風裡浪里一路走來的歷程，他相信此心可鑒日月，蔣公理應垂聽。然而這個「國士」在蔣介石眼裡，卻日愈有了「鬥士」的意味，1958年起，雷震參與本省人士李萬居、吳三連、高玉樹等78人發起組織「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1960年，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

蔣介石終於在情治單位的捕人報告上簽字了！畢生反對共產黨理念與價值的雷震，終於與共產黨掛上了鉤。1962年10月8日，軍事法庭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等罪名，判處雷震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7年。

崔小萍「匪諜」案。崔小萍1923年出生，山東濟南人。出身書香世家，自幼喜愛戲劇，曾在家鄉組曄曄戲劇社演出《欽差大臣》等劇。抗戰時到重慶國立藝專就讀，其後到處參演舞台劇。1966年曾導演瓊瑤第一部黑白片《窗外》。

1964年一架民航機在台中墜機。有人密報，當時作為歡送飛機上參加第十一屆亞洲影展貴賓的崔小萍所送的鮮花及蛋糕中藏有炸彈，造成該機爆炸。1968年，警備總司令部逮捕崔小萍，調查很久沒有證據，但仍以她曾在1947年與共黨分子一起演戲，以「匪諜」罪名判刑，一審判無期徒刑，二審判14年。1975年獲減刑，後因蔣介石過世大赦，於1977年出獄。崔小萍事後了解，早年她在四川的中學讀書，愛演戲，老上戲，幾位國民黨的「職業學生」因嫉生恨，在一份小報告里她的名字旁邊寫了「奸黨」二字。 只因為這歷經幾十年、如今不知壓在哪所大廟裡的一紙小報告，竟然成了她是「匪諜」且有膽量去炸民航機的唯一證據……

1968年1月13日，柏楊前妻倪明華主編的《中華日報》家庭版上，由柏楊負責的《大力水手漫畫》專欄刊出一張漫畫，內容是父子兩人購買一個小島，島上只有他們父子兩人，卻宣布建立一個王國，並由父子兩人競選總統。這幅漫畫即遭情治單位直指為暗諷蔣氏父子，3月4日，柏楊被逮捕，並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判處12年徒刑。這便是震驚當時台灣的「大力水手事件」。

1969年，柏楊被囚禁於台北縣景美鎮軍人監獄，1972年，被移送綠島監獄。 1975年，柏楊因蔣介石逝世減刑1/3，為8年徒刑。1976年刑滿後，仍被留置於綠島，後獲釋放，共被囚禁9年又26天……

原來，島上的國民黨當局努力為之的「太平景象」，是供思想已經凋敝、記憶似乎湮散的順民們，過過二兩金門高粱酒加一盤豬頭肉的日子的；也是供不少砍倒心中文明價值大樹的知識者，為了某些利益的糖塊而去公共場合充作鑼下獼猴的。

但不能不承認的是，這一「太平景象」的總推手蔣經國，又確實有令人感佩的另一面。

【清廉清苦，鐵腕治腐】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周刊特派員馬汀，認識蔣經國多年了，他稱許蔣經國「沒有國民黨大官身上常見的諂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視我們所稱的民主權利，可又展現出在此間罕見的忠勤任事；有一股發自內心的精神力量，驅策他每天上午六點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

與蔣經國接觸過的美國新聞界人士，對他幾乎都有正面的描述。

從1950年起，直到1978年年近古稀方接過「總統」大位後，他走遍全島320個鄉鎮。他總穿夾克衫、軍褲，總愛下鄉，路面淹水，他就捲起褲腳涉水而過，讓一邊西裝革履的其他官員進退兩難。即便終生與蔣氏父子為敵的李敖亦作過統計，1978年到1981年，蔣經國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為視察一條建設中的公路，他竟進山21次。晚年因經常下鄉探訪民情，回台北後，他對侍從人員說，「腿疾日趨嚴重，腳像針刺一樣」，侍從人員婉勸他減少下鄉行程，他說：「算了，待在辦公室還是一樣痛，以後不要再講了！」

在一次訪問了屏東榮家的癱瘓榮民（榮民，即退役、負傷的國軍官兵）以後，他在隨身帶的小日記簿上寫道：「如何為他們建築病房？如何為他們增加一點設備？如何為他們做一種適用的椅子？如何為他們建一種適用的廁所和衛生設備？如何為他們洗衣服、縫補衣服？這些是小事嗎？絕不！假如連這些應做、能夠做的事，尚且無動於衷，那麼，什麼『救同胞、救人類』的願望，實在都是空話。」

他注重傾聽百姓的呼聲。1980年左右，在走訪農村時和農民談到他們的收入。有農民說「高官巨賈們吃一桌好的酒席，等於我們農民半年的勞動收入」。他聽了非常痛心，上任「行政院長」，第一次主持院會，就通過公務員十項革新，制定《貪污治罪條例》，規範公務員的行為。十項革新實施後的第一年，由警察機關查獲涉足夜總會、舞廳、酒吧、酒家等非正當娛樂場所的公務人員，屬於「行政院」所屬各機構者共936人，而違反規定宴客，應邀剪綵、鋪張浪費、濫發喜帖或訃告，受處罰的有388人。其中最突出者，前台北縣縣長蘇清波被省府下令記大過一次，另令調職。真是「蒼蠅」與「老虎」一起打——情治部門首長周中峰、葉翔之等人，原均為蔣經國看重的高級幹部，一次他出其不意登門周、葉家中，發現居家擺設奢華，門前車水馬龍，二話不說，旋即將周、葉二人調職；他還嚴懲了親表弟、時任「人事行政局」局長的王正誼；並不畏立委、監委龐大的政治影響力，將十多位監委、立委移送法辦。由此，蔣經國統治時期的台灣政風全面刷新，他全面執掌政權後的整個執政團隊，「部長」以上官員沒發現有人貪腐。

他滿臉陽光，慈眉善目，樸素如老農、鄰家大叔。不經安排就到工廠、農場和一般人家訪問，渴了，與工人一樣嘴對著水龍頭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餓了，隨手抓個饅頭就啃。即使晚年身遭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視察時，依然會餓了直接去路邊小飯館買個盒飯，或隨便吃碗面。他帶著家人到電影院趕場，與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甚至不帶侍衛，自己開車到處走動。有一天開著吉普車回台北，有個人要搭便車，他特別繞路將其送到。此人眼大無珠，賞給他10元錢小費，他收下來，回家後交給老婆方良：你瞧，我今天可賺了一點錢咧！

誠如台灣知名政論家南方朔所言：「 蔣經國身體力行，把親切、平凡、不做作、以民為本的樸素政治風格完全體現。他和蔣介石完全不同，老蔣多少都還有一些宮廷封建的身段，而左翼出身的他，卻完全不同……平民化的這種特性，乃是異數，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沒有一個人學得會，因而那是人格的一部分，它是自然流露，不可能仿效。」

他內舉不避親，知人方能善任。案上床頭常放著的一本書是《貞觀政要》，而「貞觀之治」的最大特色便是納諫任賢。李煥、王升、徐慶鍾、謝東閔、連震東、李登輝、連戰、宋楚瑜等，無不是經他長期考量、多崗位培養而得到拔擢的。雖然也有個別看走眼的人，如從「總統」大位下來後公開親日、支持「台獨」的李登輝。但總體上，他的這個幹部團隊實現了台灣的經濟起飛，也較為平順地完成了台灣的社會轉型。我們從各種回憶錄和資料中發現，蔣經國又可以說是沒有幹部的。他和部屬之間始終保持著某種距離。他時時警惕著勿為部屬所利用、勿為部屬眾星拱月一樣所包圍。他經常讓手下人處於緊張、揣摩他的狀態，甚至可能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覺。他有氣魄，功罪皆能替部下擔當；有肩胛，願意承擔一切毀譽，但這並不能減輕其部下臨淵履冰的心情。

【「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他的自我反省意識，不亞於走出早年上海灘投機歲月後大半生修身養性的父親。

一個島上眾所周知的例子是，蔣經國一直對「台灣人」這個稱呼深具戒心。除了「二二八」事件的槍聲猶在耳邊，敗退台灣後華盛頓政客們暗中一度「台灣託管」、「台灣獨立」的盤算，還在於島上本省人一直難以磨滅的舊時記憶：日本戰敗後，島上的日本人自1945年底開始遣返，大部分在翌年3月以前遣送回國。日本人撤離前，把家裡庭院清掃乾淨後才離開。依照規定，日本人被遣返時每人只能帶1000元現金，許多被遣返的人家把家庭用具贈送給台灣四鄰……

在此同時，以陳儀為首的國民黨接收當局，除了總督府留下的約110億元資產外，還接收了龐大的日本人私有財產。據說陳儀不貪，但其部屬揮霍腐化，一有機會就中飽私囊，當初接收時有1295件的日本人私有企業資產，到了5年後的1950年，只剩下登記在冊的860件，1/3的部分，落入了貪官墨吏或其家屬名下。這引起台灣人普遍的反感與輕蔑，也是「二二八」事件遲早要爆發的一個必然原因。

很多年裡，蔣經國一面肅清島內的「匪諜」，一面也對「台獨」勢力保持高壓態勢。從1960年代起，他多次公開抨擊「我是台灣人」的說法。他告誡台灣人，「有一個人去國外旅行，海關問他是不是中國人？他說：不是，我是台灣人。這算什麼？……今天我們1600萬中國人，明明是黃帝的子孫，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國人，天下還有比這個更可羞恥的事情嗎？」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是黃帝的子孫……我們必須確定這一原則。」

1970年4月24日，當地時間中午12時10分，「行政院副院長」任上訪美的蔣經國，在嚴密護送下抵達紐約廣場大酒店，等著他的是遠東工商協會的一場午宴。 當他走近酒店正門時，突然一人從側邊的大理石柱後閃出，朝蔣經國一行大扔傳單。此人剛被制止，人群中又衝出一穿風衣男子，在蔣經國身後拔出手槍，大叫「為台灣人報血債冤讎！」人高馬大的美國警察閃電般托起其手腕，子彈偏高射入牆壁，刺客未及開第二槍，就與同夥被一起制服。刺客是台灣來美留學的康奈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黃文雄。黃文雄憎恨蔣氏政權，源於他老實巴交做公務員的父親，在台灣早年白色恐怖中入獄。留美後，黃迅速成為「台獨聯盟」成員。

美國遇刺的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蔣經國。他外表波瀾不驚，繼續出席午宴，事後也未見任何惱怒，並要求與刺客見面，理由是想問問刺客為何有此大恨，但為美方勸阻。他建議美方放了刺客，後者也真以20萬元的保釋金放了；但「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在這一生中最危險的遭遇之後，蔣經國經常自言自語，或默默冥想。那北美大陸上掠過他頭頂的一槍，還有穿風衣的年輕人被塞進警車前的呼喊聲，讓他逐漸聽懂了台灣本省人的聲音。1973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台，李能用閩南語與台灣鄉民交談，更讓陪同在側、素來只通江浙國語的蔣經國感慨萬千……1987年，蔣經國與12位「台籍耆老」談話時，在島上住了40多年的他，首次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特務政治」走到盡頭】

蔣經國的清廉，乃至貧僧般清苦的生活，在其身後得以一一曝光，也令人嘆為觀止。他在世時，不許家人包括夫人與孩子從事任何經商活動；他的夫人從不幹政，更不幫助任何人說情，以從中收取好處。他的官邸，先是在長安東路18號，這是一幢木造平房，在日據時代僅被殖民當局劃為「第五等」房舍，後來住的大直七海寓所，也不過是棟粗糙的小洋房，擺設普通，和一般的中產階級家庭沒什麼兩樣，遠比不上何應欽、白崇禧、張群等人的官邸。不管住在哪裡，規定室溫不到28攝氏度不許開空調，蔣方良不得不到陽台乘涼。蔣經國一家僅靠他的薪資生活，沒有一點積蓄。1992年，俄羅斯一名官員以私人身份抵台訪問，自1937年離開祖國後再未回到那片土地、年事已高的蔣方良，從媒體上得知後，問其司機胡獻堂：「我想見見他，你看找誰安排？」胡獻堂打電話給當時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此事辦妥了。見過面後，胡獻堂問她：「夫人要不要回去看看？」她不無幽婉地說：「我沒有錢，怎麼回去……」

一邊是絕對的殺伐決斷、冷酷無情，連毛人鳳見了也膽寒的「太子」。幾乎所有研究台灣史的學者都一致認為，蔣經國是台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主要運作者，所有重要的政治案件里都有他的影子，他應為那個時代許許多多菁英人士和普通民眾家破人亡的悲劇負最大責任；另一邊，是發動機一般的努力、勤勉，銀針一樣的警醒，作為在大陸江山丟棄最後時刻曾試圖挽狂瀾於既倒的「太子」，失去民心的教訓，他的體悟來得比旁人更為深刻。為了這塊最後立足的台灣島，在太平洋澎湃的風濤里有個太平的現實與未來，諸葛先生的一句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放在他身上，似乎並不過分……

問題在於，有血腥味的弦歌，飛不出揣有良知的胸膛。

倘若思想仍在勃勃生長，記憶仍如流水般清澈，人們再怎麼天真，再怎麼感佩，也不會不注意到外部世界的虛假與荒唐：一邊經濟在起飛，物質生活在繁榮，島上各項建設日新月異；一邊是漫天無形的蜘蛛網，肆無忌憚的構陷之機。歷史真相，連同原本鮮活、富有創造力的生命，仍在黑暗中逐漸腐爛。

當時在綠島關了不少有這般感覺的年輕人。他們在獄中有人自殺，有人發瘋，也有人出獄後遭到歧視，無法在社會生活里找到適當位置，一生鬱鬱寡歡，一輩子就這樣完了。相當多有思想的年輕人，為了逃脫這有溫情的島上威權，大學畢業不得不服完兵役後，馬上申請留學。1950年代的台灣青年中，流行著這樣一句順口溜：「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期待赴美留學，成了當時的一股社會風氣。

雖然有人在機場吐口水，揚言永遠不再回來；但離開台灣，自稱是「番土豆」的這些年輕人，念茲在茲的，還是這塊仍然籠罩在恐懼陰影下的番薯狀土地的命運，他們很快就投入反對運動之中，誓死打破台灣的戒嚴體制。

台灣民主意識早期的覺醒，便來自於海外的台灣留學生。國民黨當局對這群留學生採取監控的方式，在各學校收買、建立「細胞」，「細胞」即是島內的「職業學生」，他們廣泛參與留學生的活動，專門打探留學生的思想，定期撰寫報告……

在1980年代初，有一樁命案，仍讓無數的台灣父母有理由告訴在海外的孩子：永遠，永遠不要返回台灣——

1981年5月，去家6年之後，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統計系助理教授陳文成，偕妻子和剛滿一歲的兒子返台探親，兼做學術演講。6月底，返美日期已近，出境證卻下不來。7月2日上午，三名「警總」人員持約談傳票，從其父母家帶走了陳文成。約談的理由是：有人檢舉陳文成旅美期間的一些違法行為，如在財力上支持島內倡導組黨運動的《美麗島》雜誌等，有必要請他說明、澄清。

7月3日清晨，陳文成被一位長跑的老太太發現橫屍於台灣大學校園，是年31歲。陳文成之死，在島內引起軒然大波。「警總」每天發布不實言論，忽而說早就送陳文成回家，忽而說陳文成系跳樓畏罪自殺，甚至詭稱「陳文成是情殺」……無論何種說法，均無法釐清案件真相，反倒使「政治謀殺」的玄機，連同台灣學子爭取民主的艱苦面貌，鮮明地呈現於世人眼前。

8月，卡內基梅隆大學校長特派該校統計系系主任狄格魯和法醫魏契來台驗屍，返美後舉行記者會。公布驗屍結果為：判斷為高處墜落引發多處的挫傷骨折所導致的嚴重內出血，證實「陳文成死於他殺」。一時間，陳文成命案上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大報的頭條新聞。美國國會就國民黨特務滲透校園監視台灣留學生的問題，舉行聽證會。在美國許多大學，台灣留學生紛紛舉行遊行集會，要求「國民黨特務滾回去！」

陳文成的慘死，是台灣白色恐怖行將結束的一個血腥記號。

【最不容易的一種選擇】

此時的台灣，民意指數、國際形象及歷史評價，不妨暫置一邊——一個最現實的擔憂是，當時羽翼已豐、日漸坐大的民進黨，早已將「二二八事件」解讀為欺壓台灣人的悲情符號。雖然，根據台大社會系的估計，在白色恐怖的14萬～15萬受難人當中，約有40％是外省人。當時外省人數佔台灣總人口還不到15％，外省人受害比率如此之高，可見白色恐怖不僅是本省人的悲情，更是外省人的悲情。但在泛綠陣營里一張張陳水扁式的具有核電站般能量的大嘴，大有可能藉此翻江倒海，進一步挑唆族群撕裂，為其奪取最高權力鳴鑼開道。

如此下去，台灣安有寧日？長此以往，國民黨何來立錐之地？！

倘若說，發掘血色記憶可能並非蔣經國的本意，但「解嚴」及隨後的解除黨禁、報禁等，正是蔣經國主動選擇的一條對他個人、對他的黨、對他的政權，都屬於最困難的新路，某種程度上堪稱天崩地坼，天雷地火。

蔣經國對這一選擇將導致的未來十分清醒。

1986年9月28日，台灣民主進步黨成立，情治部門向他遞交了一份捕人名單，蔣經國權衡再三，不予批准。他對幕僚們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隨後，他決定開放黨禁。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外交部長」沈昌煥提醒他，「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從1949年的百萬大遷徙算起，到1986年，國民黨政權在島上已維持了37年。已是風燭殘年的蔣經國，苦於糖尿病引起的末梢神經炎，腿部疼痛，「走著不如站著，站著不如坐著，坐著又不如躺著 」，在大直官邸經常是躺在一張小型病床上，將床背搖高後堅持辦公；實在堅持不下了，就去榮民總醫院5號「總統病房」住幾天。他本可以讓侍衛們關緊病房的窗子，對外面的世界充耳不聞，再維持兩年，讓他的繼任者們去應對島內外波涌浪迭的民主潮流——這是最容易的一種選擇。

1987年7月1日，奉命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後的第四天，李煥去看病床上的蔣經國。蔣對他說：「我要你來，因為我心裡有三個心愿要實現，希望你能擔負一部分的工作」。這三個心愿是：第一，國民黨要改革，目前很多民眾和黨員對國民黨不滿。執政黨如果不求進步，將產生很大的危機。第二，政治要民主，台灣戒嚴已經有40年了，逐漸造成人民的反感，因此「民主」這條道路一定要走。第三，國家要統一。兩岸分隔40多年，現在台灣已有條件與力量促進國家統一。（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

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兩年里，作出了對他、對蔣氏家族，對國民黨最不容易的一種選擇，即與過去的37年決裂，與一個獨裁者的自己決裂。

如同昔日驚恐於一家一黨的圖騰巨獸岌岌可危，他擅權的強悍、事權的緻密、人性的陰晦與暴戾，一般人是無法想像的；而當下，人民未來的福報，台灣的長治久安，緊緊地揪住了他的老病殘軀時，他寬闊與悠遠的時代眼光，他對腳下走遍了的這塊土地終於火山噴發般的柔情，所表現出來的百分之二百的決絕，百分之三百的焦灼，也是常人很難體會的。

一位接近蔣經國的人士有這樣的感覺，其晚年最大的變化，似有一種「贖罪」的心態。躺在病床上或坐在輪椅上的他，卻幾乎是以追趕自己即將西下的生命夕陽那樣的急迫感，要把國民黨推進拆骨斷腕之旅。

我們還可以將視線投向蔣家的第四代人，即蔣孝勇之子、蔣經國之孫、蔣介石之曾孫——蔣友柏先生。他當算「既得利益集團」的受惠者了。然而就是這個受惠者，有過這樣樸素、真誠的表達——

……當我看過這些事實的報導，逐漸地在自己心中做出「兩蔣也有做錯事」這個結論時，這已經狠狠地推翻了我從小被教導的根深蒂固的價值；從自己在心中做出這樣的結論，到能夠坦然地與他人談論這樣的話題，這中間，我花了很長的一段「內心掙扎與困擾的歲月」。事實就是在那裡，一味地否認，並不會就使這些事件從歷史記錄里消失。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態，正面地面對這些歷史事實，並盡量做出補償；即使我個人因為無能為力而只能以口頭方式表達來自隔代的歉意。（蔣友柏 《我的曾祖父是蔣介石》，2008年9月3日 《南方人物周刊》）

1988年1月13日，一代強人蔣經國在落寞中病逝於台北。

是日，全台鮮花售罄，一枝難求。

1月30日舉行公祭，台北百萬人送殯。台灣官方蓋棺定論：「其任勞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嘔心瀝血者垂四十載，其所樹立，實來者之典型。」

據說，此岸的鄧小平，聞訊後一聲嘆息：「經國死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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