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是不能辜負的--胡適和韋蓮司的蝴蝶夢
胡適和韋蓮司的蝴蝶夢
陳啟文
胡適是一個忠誠的丈夫，也是一個花心的男人。我越來越覺得，真正要讀懂胡適這個人，不是讀他的哲學著作，而是看他一生和女性的交往，這裡邊有太多的微妙之處，有許多沒有多少意義但很有意思的細節，從中可以看出一個更真實的胡適。
就從他的初戀說起吧。在結婚之前，胡適也曾有過一次柏拉圖式的戀情。這興許就是胡適的初戀。他一生留下了卷軼浩繁的日記，在他的留美日記中，時常會出現一個溫馨的外國女性的名字，——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在英漢通譯中Williams一般會譯成威廉斯，但胡適先生把這個很常用的英美姓氏譯得很有情調。
這位韋蓮司小姐其實是一位比胡適大了六七歲的美國女郎。她父親是耶魯大學博士，康奈爾大學地質學和古生物學教授。康奈爾大學正是胡適的母校。但胡適在日記中並未記錄他和韋蓮司認識的確切日子。也許那是一個被胡適遺忘了的日子。我們只能如是猜測，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留學時，除了攻讀自己的專業，也可能會去拜訪過一些其它專業的名教授。胡適的好學是有名的，他原本就是一個興趣廣泛求知慾很強的好學生，而韋蓮司的父親也可能是他曾去拜訪過的一個。由此推測，那麼胡適也許就到過韋蓮司家，因此認識了她。那時胡適二十三歲左右，而韋蓮司已經是個二十八九歲的大姑娘，甚至可以說是老姑娘了。從她的照片看，說不上有多美，但很有風韻，一雙大眼，眼光很有穿透力。
對這段戀情是否真的存在，有沒有胡編亂造，需要從他們共同經歷的那些事件里找到細節上的應證。而最可信的還是胡適的日記。從1914年認識韋蓮司到1917年胡適歸國，如果他們發生過什麼事，應該就在這三年之內。我是說胡適婚前。胡適在日記中以帶著寧靜詩意的文字，零零星星地記下了兩人一起漫步於湖畔，胡適有時候甚至是用有血有肉的文學筆法來描述她，她不再是作為一個符號而是作為一個人而存在，一個美國女郎叛逆的性格和開放的姿態，在他的筆下生動起來。然而，他們似乎很少涉及與情感有關的話題，他們的話題多是年輕人常常談到的人生啊理想啊。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曾一起去參觀了胡適未嘗見的、簡單又不失其禮節的美國式婚禮，讓胡適大開眼界，有發現了一種新生活的驚喜。然而，從胡適這三年的日記中，實在很難看出他們是親密的情侶，年輕的胡適，也很少用羞澀的文字來描述與初戀有關的感覺。
儘管很多舊事已長久地潛入水底，但胡適和韋蓮司小姐還真的有過一段銘心刻骨的時刻，至少有兩天，1915年，從1月22日到24日，在這兩天里胡適和韋蓮司兩次相見，其中有一次是在韋蓮司的宿舍，兩人「縱談極歡」。但這兩天給胡適帶來的卻是一種「非常懊惱」的情緒，他在給韋蓮司寫的一封信里充滿自責地說：「我非常懊惱，由於我的粗心大意，昨晚竟沒能和你一起度過。」這是非常明確的一個事實。他們有可能發生什麼事，但因為胡適充滿自責的「粗心大意」而終於沒有發生。
難道是胡適缺少這方面的經驗？毋庸置疑，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胡適先生是很多人讚不絕口的「道德高尚」、「情操純潔」的君子，但胡適自己倒是襟懷坦白，他似乎並不想扮演一個完美的道德楷模和現代聖人。在他的《四十自述》一書里就記下了他赴美留學之前的一段經歷：1908年9月，胡適就讀的中國公學鬧學潮，當時才十七歲的胡適，退學之後，就在這所只辦了一年多的學校里擔任教員，教低年級的英文。這期間，胡適跟幾個教員朋友可以說是經常在一起「鬼混」，他坦承，「從打麻將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幸而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只能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吃館子為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為止。」有一天夜裡終於鬧出了亂子，胡適在一個「堂子」飲酒過量之後，在街上跟一個巡捕發生了衝突，被關了一夜巡捕房。寫《四十自述》時，胡適已是北京大學教授兼教務長，他在坦蕩方面倒是一個真君子，用現在的眼光看，幾乎閃爍著超現實的光芒。而像這樣一個十七歲就吃過花酒逛過窯子的胡適，當他到了二十四歲青春鼎盛的年齡，難道只因一時的「粗心大意」而與韋蓮司小姐共度春宵嗎？這是很多人追問過的一個事實，然而從兩人的通信中看，事情真的沒有發生。
從胡適「非常懊惱」的道歉可以猜測到，韋蓮司小姐對他肯定有過不止是暗示的表白，否則他也就不必再三道歉。他顯然是在逃避。怎麼解釋這件沒有發生的事呢，還是胡適自己的話才能自圓其說：「在家庭關係上，我站在東方人一邊，這主要是因為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母親，她對我的深恩是無從報答的。我長時間離開她，已經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著心腸來違背她。」這背後還有潛台詞，他母親早給他訂好了一個叫江冬秀的未婚妻，而他對韋蓮司小姐的逃避或拒絕，不是對不起這個未婚妻，而是對不起自己的母親。這讓胡適有了一個神聖的名義。韋蓮司小姐也曾在胡適的房間里看到過胡母與江冬秀的照片，正是這張相貌平平的照片這讓韋蓮司匪夷所思，難道胡適就為了這樣一位鄉下小腳女子，而拒絕和逃避自己？胡適又怎麼可能和這樣一個鄉下小腳女子建立起必要的愛情？難道沒有愛情，也能結婚嗎？
但這樣的婚姻必將在韋蓮司的疑問中宿命般的發生。這是後話，也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而胡適在這三年里對韋蓮司寄託了某種傷情暗喻的是一首寫於1916年的詩，寫作地點是韋蓮司居住過的紐約海文路92號公寓。也就是在這房子里，他們很可能發生什麼事情但終於沒有發生，這無疑會令人產生很多聯想。
這首後來收在《嘗試集》里的詩，原名《朋友》，後來改為《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蝴蝶，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是愛情的象徵，這首小詩，無疑是胡適的蝴蝶夢，是他和韋蓮司一生長達五十年的愛之夢，其中的一些關鍵詞，如孤單，可憐，雙雙飛上天，一個忽飛還等，都是他們未來一語成讖的預言。
哪類女人可以讓胡適這樣的才子鍾情一生？一段插曲。就在胡適和韋廉斯充滿了「不知為什麼」的蝴蝶夢中，胡適和當時在紐約瓦沙女子大學攻讀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學的湖南衡陽女子陳衡哲也頗有卿卿我我之意，一個事實，他們在短暫的半年裡就通了四十多封信，幾乎三四天就有一封。湘女多情，而胡適似乎更偏愛才女型的女性，陳衡哲也是才女。他們傳遞著的不是熱烈奔放之愛，而擁有更多內涵和更多的才氣和情致。但不知胡適對陳衡哲的愛是否認過真，看胡適的一生，他對社會是認真負責的，對家庭是認真負責的，但對自己愛戀過的女子卻是既不認真也不負責。這也註定了陳衡哲好夢成真的期待轉眼間便成泡影，胡適回國後很快就與江冬秀完婚，陳衡哲倒也不愧為才女，絕對不會因這一段插曲而飲恨終生。她比胡適晚回國三年，是中國第一女教授，也被公認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位女戰士。在立業中她也沒忘成家，去過一種完整的女人生活。這也是一種東方女性的智慧罷。
1917年夏天胡適告別他生活了七年之久的美國，踏上了回國之旅。回國後，他曾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發表《美國的婦人》的演講，他把把韋蓮司小姐作為一個美國婦女自立的榜樣，在演講中，他毫不掩飾自己對這位美國女友的欣賞：「這位女士是一個有名的大學教授的女兒，學問很好，到了二十幾歲上，忽然把頭髮都剪短了，把從前許多的華麗衣裙都不要了。從此以後，他只穿極樸素的衣裳，披著一頭短髮，離了家鄉，去紐約專學美術。他的母親是很守舊的，勸了他幾年，終勸不回頭。他拋棄了世家的家庭清福，專心研究一種新的畫法；又不肯多用家中的錢，所以每日自己備餐，自己掃地。他那種新畫法，研究了許多年，起初很少人賞識，前年他的新畫在一處展覽，居然有人出重價買去。將來他那種畫法，或者竟能成一家也未可知。但是無論如何，他這種人格，真可算得『自立』兩個字的具體的榜樣了。」或許只因有胡適的記錄和述說，一個籍籍無名的美國女子從此將不再被歲月遺忘。
十年過去了，他和韋蓮司小姐又一次在大洋彼岸重逢。這十年胡適是胡適步入輝煌的年代。這十年里他們唯一的聯繫，是你去我來的書信，或做夢。在這些波瀾不驚的書信往返的背後，是否也有過翹首悵望的姿態？我無法描述那種感覺，他們也從來不曾說出。而這十年里，中國發生了太多的事，而且也是中國最混亂的一個時代，但無論世道多麼亂，胡適始終是一個被包圍、被簇擁也被裹挾的中心人物，一個中國文化界耀眼炫目的主角，人人竟說「我的朋友胡適之」。有的已經死去，譬如胡適嚴厲而又慈祥的母親。很多事物都在誕生，白話文，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胡適無疑已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男士，用韋蓮司說過的一句話來形容，「胡適正在創造歷史。」胡適和小表妹曹誠英的愛情故事，也發生在這段歲月。但胡適的內心裡卻是孤寂的。也許，用孤寂來形容胡適不太合適，胡適所有的只是孤獨，一種屬於聖哲和智者的大孤獨。他所抵達的境界，已經很少有人能夠走進去，胡適需要一個傾吐或傾訴的對象，這也許就是他一直不斷地給韋蓮司寫信的原因。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同小表妹曹誠英給他帶來的情感上的慰藉和快樂相比，韋蓮司似乎更是他生命中的一個知音。
但兩人這一次闊別了十年的重逢，依然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胡適就住在韋蓮司韋家裡，但那幾天胡適一直和韋蓮司母女在一起，很少與韋蓮司單獨相處。這年胡適三十六歲，而韋蓮司已四十二歲，兩人隔著一段距離打量，彼此都感到有一點陌生。十年的變化對於短暫的人生無疑是很大的，唯一沒變的是，韋蓮司依然待字閨中，依然沒有男人來打擾她的生活。難道這一切真的只因為胡適？這是一次短暫的相逢，胡適又一次匆匆離去，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只給韋家的侍者留下了一大筆小費。
如果他們真的會發生什麼事情，也許還要再等五年。
爾後，又是鴻雁傳書，五年時間很快就過去了。1933年夏天，胡適應芝加哥大學之邀，從上海起程赴美講學。他一到加拿大溫哥華就給韋蓮司寫信，表達了想見韋蓮司的急切心愿。很快，兩人又一次見面了。這時候韋蓮司已年近半百，她那能幹而又性格古怪的母親已經去世，一個孑然一身的老姑娘，內心的孤寂可想而知。而胡適也過了不惑之年，年過不惑，或許真的一下恍然大悟了，一個懸置已久的故事，這次是真的發生了，只是來得太遲了，這原本在十九年前就該發生的故事。爾後，又是告別。像以前一樣，韋蓮司開車把胡適送到了火車站，然後，轉身上車。她可能不想看到一個心愛的男人在自己的注視下離開，也可能是想躲在自己的車裡大哭一場。這一幕顯然被胡適看到了，他在給韋蓮司信中有一句讖寓般的話——你轉身上車的時候，火車從你身旁駛過去了。而在韋蓮司給胡適的信中則有這樣一句話，「我整好了我們那個小得可憐的床……」
她在期待。但是，還有下一次嗎？或許，她已經意識到，一個故事完成了。
韋蓮司一生未婚，這到底是因為胡適佔據了她心靈的全部，還是她一直沒有尋找到自己生命的另一半？這隻能是屬於我們猜測和想像的空間。她有愛，但她沒有婚姻。她有機會，但她最終還是放棄了。在她五十二歲左右，有一位叫R.S男士向她求愛。據說，這位男士已經暗戀韋蓮司很久了，但她卻依然在猶豫，R.S也曾向韋蓮司暗示，這很可能是她的最後一次機會了。確實如此，對一個五十二歲的老姑娘，這可能是她最後一次機會。在內心裡掙扎得最厲害時，他給胡適寫信求助，希望胡適能把她從某種夢靨的狀態中救出來。胡適很快回信，真誠而慷慨地表示她應該答應R.S的求婚。但韋蓮司顯然不是向胡適徵求意見，胡適的情商肯定也沒有低到不懂韋蓮司的真實用意，這是韋蓮司對他的一種攤牌，更是一種追問。胡適如此慷慨的回應，又一次表現出了自己理智上的清醒，也又一次表達了他理性的殘酷，這反而讓韋蓮司做出了一個瘋狂的決定，她放棄了人生中最後一次嫁人的機會，她說，她不應該出賣自己。有人據此推測，胡適就是她一生唯一的愛，她不願意接受胡適以外的其他男人，她的放棄，意味著她保全了她的自由與獨立，同時也保全了她對胡適全身心的愛。這對韋蓮司實在太不公平。
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原本打算一生不參與政治的胡適，在國難當頭受命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這次，他在美國一待就是九年，他和韋蓮司自然有很多見面的機會。這也可能是他們真正的蜜月期。在韋蓮司給胡適的信中，已有些如家人般的殷勤關切和情意纏綿。她在一封信中這樣寫：「親愛的適：自從那天我開車送你去車站，你患感冒，又犯牙疼，其間雖只十天，我卻感覺有百日之久了。你的病好些了嗎？猶豫不決是最傷神的；我非常同情目前令你煩心的事，真希望我能幫忙。我也知道，你並非『老了』，而只是『年久失修』。人就像機器，要是小心使用，只需要短時期小修理，就可以繼續動作，但是，如果使用過度，一旦壞了，就需要長時期的大修。親愛的朋友，在此時要你放慢腳步，當然是很困難的，但這卻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每天要是可能，花點時間在戶外輕鬆一下，這和吃好睡好同等重要。你知道，減輕體重，可以讓你覺得舒服些，也呼吸得容易些。我相信這些你全懂（其實你懂的遠比這些多）。我只是要你知道，你的美國家人是很惦記你的……」在這封信中，韋蓮司已經以胡適的「美國家人」自稱了，而此時他們都已進入天命之年，或許他們真的已知天命，才會共同締造出一段遲到的蜜月吧。
胡適在卸任大使之職後又在美國待了幾年，然後又是一次兩年零九個月的離別，胡適回國之後，他所寄望的國民政府的勵精圖治、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的夢想，轉眼間就變成了一場破敗的夢。他神情黯然地從上海乘「克里蘭夫總統號」輪船踏上了赴美的航程，在當晚日記中他惆悵地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此是第六次出國。」這一次，可以這樣說，他已是帶著家眷逃往美國的流亡者。胡適抵達美國後不久，便得到了韋蓮司親人般的悉心照料。為了安頓胡適一家人，她可操盡了心，胡適與夫人江冬秀一同在韋蓮司寓所住了二十七天。這段生活在胡適的日記中是空白。這空白里也許有太多難以言說的潛台詞。從韋蓮司這方面來考慮，她對邀請胡適一家到她寓所來，是有顧慮的。她與胡適的關係在朋友中是公開的秘密，這雖然對他們沒造成什麼影響，但作為一個女性，在胡適的妻子面前，她不能不考慮得細心周到，生怕鬧出什麼不愉快是事情。這不是為了她自己，而是為了胡適一家。由於她的精心安排，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胡適一家在她這裡就像住在自己家裡一樣溫暖舒適。這也是胡適一生奔波中難得的一段休假時光。
從胡適這次抵達美國直到1958年他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他在美國又滯留了九年。兩人的距離近了，韋蓮司反而有了更多的顧慮，每次給胡適寫信，她總是煞費苦心，在信的開始她總要特別說明「請與你夫人同看」。好在江東秀也沒有深究，以江東秀不可小視的智慧，她不是毫無察覺，而是不想深究。但而胡適對韋蓮司的感情也讓胡適的一些友人和學生很是奇怪，一次唐德剛就這樣脫口而出地問：「胡先生，你為什麼找上這個古怪的老處女呢？」這話讓胡適非常生氣，「胡說！胡說！」他極為嚴肅地說：「Miss Williams是個了不起的女子！極有思想！極有思想！」他所佩服的韋蓮司是那個有思想、有個性的韋蓮司。
胡適被任命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後，韋蓮司給他寄了一套銀制餐具作為臨別的禮物。胡適在台灣一直與韋蓮司保持通信聯繫，但直到1960年7月，胡適赴美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參加中（台灣）美學術合作會議，他才又有與韋蓮司相見的機會。這也是一對已交往了五十年的朋友最後的重逢，兩人都已是白髮蒼蒼的風燭殘年。他們的訣別是在沉默的送行中完成的。沉默，而且平靜。歲月讓一對老人習慣了沉默，沉默對於他們是一種無言的默契，無論重逢，還是告別，對他們都已習以為常，但他們是否已經預感到，這一次是他們最後的重逢和最後的告別？
兩年後，胡適突發心肌梗死。對於韋蓮司，這是在父親、母親去世後，她體會到的人世間最殘酷的事情。只有最親的親人離去，才會有這樣痛切心扉的感覺。她是年歲，以及事情發生的突然，都讓她無法赴台弔唁，她給胡適之子胡祖望寫信：「我不知道按照中國的習俗，在這樣的場合，一個朋友起碼能做些什麼。我單純而又自然想做的一件事是奉上一個小小的不顯眼的獻禮來紀念這五十年的友誼。這份獻禮也許是十朵小花，每五朵分裝成一束，也許可以用白色而芬芳的水仙，或類似的花朵。我不知道台北有什麼花。也許沒有合適的地方放這些小花。若真是如此，我想捐一筆錢，作為你父親文章英譯和出版的費用。這件事不必說出去，就簡單地匯入中央研究院作為這個用途的基金就行了。」
接下來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整理胡適數十年來寫給她的信，她稱自己「無非是一個幸運的胡博士書信的接收者」，而這些書信不僅是他們之間友誼的紀念，她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說，這些書信「有助於重構他生命中的一些細節」。當這些整理好的信札陸續寄到江冬秀手中，她覺得自己終於完成了自己一生最後的一件大事。在胡適病逝後她又孤獨地活了九年，1971年早春，她孤寂地在巴貝多逝世，享年八十六歲。
韋蓮司一生曾在歐美各地旅遊，這是一個一生獨身的女人排遣孤獨和寂寞的一種方式，但她卻從未去過中國。在她心中，胡適也許就是一個東方智慧之國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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