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劍：財富抑鬱症

07-25

更多的財富,更多的消費,伴隨著的卻是更大的壓力和更少的幸福——這是中國社會正在迅速蔓延的一種精神疾患。

我們無法用「科學」的方法來定量地測度幸福的增減,但幸福感的日益萎縮應該是今天中國人普遍感受到的一個經驗事實。於是,焦慮、過勞、無意義感都齊齊翩翩而至。在經歷了20多年的財富狂歡之後,中國社會幾乎在剎那間就跌入了一種集體抑鬱。撇開現代性所必然帶來的精神問題,我們可以將今天中國社會這種特殊的精神流感稱之為「財富抑鬱症」。簡單的定義是:由於對財富的過度追求所導致的一種普遍的不幸福感。

從一個極端匱乏的社會起步,財富以及對財富的追逐變成了中國轉型的一個最重要的動力。尤其需要加以提示的是,在傳統的意識形態被消解並崩塌之後,財富實際上變成了官方與中國民間惟一的交集與共識,並成為越來越疏離的中國民間社會與官方的惟一黏合劑,如此,對財富的最大化追求作為中國轉型中的一種新型的大眾意識形態被牢牢地確立下來。在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競爭的市場中,這種新型的意識形態在官方與民間兩個方面都受到了蓄意的鼓勵與持續的強化。財富,不僅是衡量社會進步（以及改革）的惟一標尺,也成為個人成就甚至身份確認的唯一標尺。於是,對財富的最大化追求不僅作為一種動力在推動改革,也同時作為一種裹挾與強制的力量開始鏽蝕我們的公共及私人生活。這種從未經過任何批判與稀釋的新型意識形態外化為官方戰略就是所謂「發展是硬道理」,就是將「發展」矮化為「經濟增長」繼而矮化為更加狹隘的「GDP增長速度」（這實際上也是今日已經根深蒂固的粗放經濟增長模式的意識形態根源）;而體現在私人領域則變成更加粗鄙的「錢多就是硬道理」,就是將「錢」與個體的生命意義進行一對一的確認。我們被粗暴地告知:我們無需追問發展的含義,無需追問製造GDP的方式與代價,無需追問獲得個人財富的手段。在這種新型的改革意識形態中,我們一直被迫接受這樣一個神話:增長越多,財富就越多;財富越多,幸福就越多。然而,在經過20多年衝刺般的財富賽跑之後,這個邏輯簡單因而也就特別容易深入人心的神話開始逐漸露出了馬腳。人們如夢初醒般的發現,增長並沒有與財富同步,而是越來越背離,對財富的追尋也沒有相應增加個人幸福,而是帶來更多的壓力,更多的沮喪。無論在社會心理上,還是在個人心理上,這個「發現」都是相當不幸的,因為它帶來的是瀰漫著的普遍失望和挫折感。而這種普遍的失望和挫折感正是中國人集體陷入「財富抑鬱症」的社會心理基礎。更為不幸的是,作為一種具有強大慣性的文化, 「對財富的過度追求」就像一種精神鴉片,已經徹底地奴役了我們對財富的理解與想像力。換言之,我們很難從這種毒品中抽身自拔。在這個意義上,財富所帶來的壓力、焦慮、進而抑鬱在中國社會可能還僅僅是開始。

關於財富本質的追索與財富本身一樣古老。一種我們可以勉強接受的關於財富的說法是:所謂財富就是那些可以增加我們主觀效用的東西。問題在於,在我們的經驗世界中,一切可以增進主觀效用的東西都是稀缺的。這既是財富的本質屬性,也是人類一個與生俱來的被給定的困境。這就意味著,我們一定要為這種稀缺性付出某種成本,一旦這種成本過於高昂,比如導致了過大的壓力,犧牲了過多的閑暇,增加過重的焦慮甚至失望,帶來了過大的外部性,那麼,財富帶來的效用就是「負」的。這種情境,就是我們在定義「財富抑鬱症」中所指稱的對財富的「過度」追求。而其帶來的必然是財富對幸福的壓迫及消解。在目下中國,當財富被經濟學家以及政客們故意粗暴地概括成「GDP」或者紙幣的時候,財富對幸福的消解及壓迫則尤其深重。

容易理解,作為社會之一員,在中國轉型中榮耀加身的中國企業家階層並沒有因為他們成為財富競賽的相對贏家而倖免於「財富抑鬱症」。其中原因在於,在獲得了相對較多的財富之後,財富對他們的效用正在迅速遞減,而在一場更高規格（與同類人）的財富競賽中,他們成為「輸家」的概率要遠遠大於成為「贏家」的概率。當然,他們可以加入消費的奢侈比賽（這是在部分中國企業家中相當流行的一種風尚）,並藉此向大眾炫耀並表徵他們的身份、地位,從而增加個人的幸福感。毫無疑問,這是財富的流亡,而絕非是精神的解放之路。

企業家是一面鏡子,他們的「財富抑鬱症」暗示的是,中國社會對財富的一種普遍困頓。在樂觀主義者看來,這可能是中國社會一次深刻精神轉型的前兆。而在我看來,我們更加需要警惕的是:在還沒有開始救亡之前,中國社會就在精神上發生一次突然的「過勞死」。逃亡還是救贖？這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