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巴努茵、余長更(冉隆勃)：周恩來的政治生涯

本文摘自芭芭拉?巴努茵、余長更：《周恩來的政治生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作者:芭芭拉?巴努茵、余長更/著，馬繼森/譯在周恩來誕生的時代，歷史悠久的中國正發生著極其深刻的變化。那是中國王朝更替的終結，也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外來挑戰的時候。中國在歷史上曾幾度有外敵入侵，入侵者原本都是游牧民族，卻最終都被漢族同化了。可是這一次，歷史並沒有重演。日本和西方列強第一次侵犯中國領土，深入內地，企圖統治這個大帝國。它們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西方列強的出現，加上中國經濟的凋零，使得中國農民的處境更趨惡化，地方縉紳衰落，也使統治者更加無力處理這些問題，從而引發新的社會和政治思潮的興起。中國人一向遵從孔夫子的忠於「天子」和源於天子的社會秩序，而這個時代顯著的特點卻與此大相徑庭。遠古以來中國所代表的一切，大部分都在走下坡路，分崩離析直至廢棄。　　這時正進入二十世紀，民眾不滿誘發的運動更具規模，也更有凝聚力。人數並不多的一批知識分子，有些接受過西方的思想影響和教育，產生變革的主張。發展證明，這對於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具有重大意義。這一切的多面發展是極其巨大的：群眾性的起義遍及全國，像雪球般越滾越大，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大國家的號召也越來越執著，越來越響亮。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發展成一個無數倍增長的「自強」運動。周恩來就誕生在這樣一個社會裡。幼年時，他受的是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的傳統教育，塑造了他的品格和個性，使他成長為一個有著強烈責任感、自律、謙遜，並隨時準備妥協的人。這些性格大大影響著他處理問題的態度，使他日後成了一名極佳的「調停者」。他在天津上中學。天津是從海上進京的門戶。他是當時最現代的教育制度下，最傑出的教育家之一張伯苓的學生。張伯苓向他灌輸的是「公」（公共事務和公民）和「能」（培養盡愛國義務的能力）的精神。他使周自信能夠擔當把中國建成重新受到國際上尊重的強國這一重任。周氏早年傳記的作者李儕進認為，在政治腐敗和社會動蕩中長大成熟起來的周恩來養成了一種適應「中國社會變動」的能力。[1]二十歲出頭就遠遊日本和歐洲的經歷，也使他的思想受益匪淺，培養了警惕性和靈活性。反過來又使他接受馬克思主義，把這種主義當作一種能改善人民的社會和經濟狀況，乃至救國並實現社會變化的理論。作為一個年輕人，他本可以選擇先求學再行動，但是他受到革命氣氛的感染，加入鬥爭行列，成了中國革命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周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時期，的確都做了傑出的貢獻。同許多有社會責任感的中國青年一樣，五四運動對他的思想觀點影響很深。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真正是一個啟發了中國未來改革者和革命者的里程碑。周的革命生涯開始於巴黎。1921年他在巴黎組織中國青年加入共產黨，當時共產黨在中國境內尚未誕生。也是在巴黎，他跟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中國人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會關係網。這些關係伴隨他終生。1924年回國後，他立即加入向當時政權挑戰的行動中心。三年後，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公開與共產黨決裂，周成為共產黨政治局委員之一。這個共產黨是在他旅歐期間成立的。這就是他畢生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領袖之一的開端。　　長征期間，毛澤東開始向中國最高領袖和思想家的地位上升，這兩位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就成了周恩來政治生涯的主要決定因素。毛逐漸坐穩了最高領袖的交椅後，這兩位領導人之間在長征以前的分歧也逐漸沉澱下去。同時，周簡直就是謙遜的化身，他表現得毫無覬覦更高職位的野心。許多事例表明他甘當二號人物，他認為革命事業比當革命領袖更重要。他不僅能為他的事業而退居次要地位，還能夠忍辱負重。周曾經說過：「為了我們的革命，我們可以扮演如夫人的角色。必要時，甚至可以當妓女。」[2]　　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在調解不同意見，斡旋同志間的對立方面，周就表現了突出的才幹--這種才幹在後來的歲月中更加發展，而且往往都發揮了極好的作用。然而他也具有馬基雅維里式[*1]的精明，一個以共產主義事業的名義不擇手段的人。在二十世紀30年代他還是國民黨政府里一個溫文爾雅的共產黨代表的時候，他的辦公經費基本是國民黨給的。但這並不妨礙他使用各種手段反對國民黨，並從其他渠道籌款。為此，他組織並親自指揮秘密特務活動。為了積累額外的經費，他開辦了資本主義的企業，而且也毫不猶豫地推動生產和銷售鴉片，以籌集活動經費。　　四十年代黨的領導機構改組的時候，周是共產黨中央的核心人物之一，後來又是共產黨政府機構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黨內的地位是第三號領袖，而且畢生保留著這一職位。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6年辭世，他一直是政府總理，同時還兼管國家的外交事務。雖然他對革命，特別是對國家行政的貢獻之大僅次於毛澤東，但從來都沒有被看作潛在的毛的接班人。儘管如此，他深受中國國內和海外許多人士的愛戴，人們視他為明智而有才華的政治家，有領袖魅力的革命者，幹練的行政長官，成功的談判者，高效的組織者，乃至能幹的調停者。在和藹外貌的掩蓋下，他可以冷酷無情，也可以撫慰調解。他有著百折不撓的意志，但又靈活機動，能適應變化著的情況。他精明，通曉人情世故，能逆來順受，做違心之舉。他非常善於處理公共事務和人際關係。他有著迷人的魅力，討人喜愛和信任。他的機智、文雅的舉止、足智多謀和敏銳，博得大眾敬仰。基辛格特別鍾情於周的智慧和天賦，形容他「無論在哲學、記憶、歷史分析、計謀還是幽默巧妙的應答方面都得心應手」，並且說他是「我見到過的最令我佩服的兩三位政治家之一」。[3]另一位給他寫傳記的作家韓素音甚至公開聲稱，儘管她曾努力要挑周的毛病，但在周身上就是挑不出任何缺點。許多中國人到今天還崇敬他，尊他為二十世紀中國最有人情味的領袖之一。官方的觀點也同樣是把他放在崇高的地位，頌揚他是具有獻身精神的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應繼續當權的象徵。他和毛相反，官方承認毛犯了政治錯誤。　　但是周也有批評者。通俗的說法稱他為不倒翁，推一下擺過去又總是擺回來，意指他在政治上是個機會主義者。在複雜的政治形勢下，他往往迴避明確表態，而變得躲躲閃閃、模稜兩可，有時不可思議。　　很明顯，在政治上，周具有一種求生的天賦。他好幾次死裡逃生。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充滿自相殘殺的權力鬥爭，他終其一生都能在政治上存活下來，保留在權力中心的地位，確實很了不起。他生命的最後十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生存環境更加險惡。那時，毛已經確立了神的地位，對誰也不在乎。毛的妄想症和權迷心竅自大狂，使他要求下屬對他只能逢迎，凡被懷疑不忠的人都給清洗掉，搞得整個國家陷入狂亂。周的儒家教養、小心謹慎、井然有序、守紀律和遵守等級差別等，使他同這種狀況格格不入。但是他對毛的忠誠和自我保護的需要，使他接受了這種狀況。當他覺得追隨毛的熱情似乎還不夠時，就自我批評說對毛的思想「理解差」，而表現出對他私下裡厭惡的那種勢力的妥協，而背地裡他把這叫做「地獄」。這一時期里他的政治地位幾度受到嚴重威脅。但是，藉助於毛，他站住了。在整個文革期間，高層領導中其他人都倒了，而他是唯一站住的。他調整自己去適應毛的最無道最荒唐的政策的種種變化，卻不管這些政策多麼有害，使多少人成為犧牲。他支持過，至少口頭上支持過迫害老幹部，其中很多是他的老戰友。他吹捧過毛的小集團，特別是毛的妻子江青，這個往往提出毫無意義而又殘酷的政治措施的人。也有一些他迫害別人的例子，似乎出於報復欲。　　有人說，他沒有選擇的餘地--政治家不掌權就實現不了他的目的。周要是違抗毛的激進政策，他無疑也會遭到他的許多同僚們一樣的命運。正如他的一位傳記作者所說：「他寧可冒著被人看成怕犧牲的危險，也不願看到他千辛萬苦親手建立起來的整個政府機構毀於一旦。」[4]不過也有人說，實際上是周支撐了毛的政權，沒有他整個國家早就垮台了。很清楚，周努力使這個國家在逆境中漂浮符合毛的意圖。儘管他害怕文革的混亂妨礙國家行使其職能，他卻心甘情願地幫助毛貫徹他的政策。毛對此心知肚明，因此每次在他的這位總理政治上受到威脅的時候，都把他解救了。　　自從鄧小平在1970年代後期當政以來，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維護它那被文革大大削弱了的聲譽。在那以前，毛一直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研究的重點。文革後毛主義聲譽下降。要為這個已經不受信任的黨樹立一個新楷模，黨領導不能不另找一個人，一個比較莊重的人來象徵這個黨的偉大和絕對正確。毛推行的無數災難性的政策，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已經不能再代表這個黨的美好時光，但是周恩來可以。他被樹立為「新中國」無可指責的英雄。現在有很多的著作讚美周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貢獻，他對政治的人道主義態度，他的好心。本書試圖在這裡補充一個真實的周的畫像。關於他的生活中很多謎一般的方面，已經揭曉。有些文件已經解密，中國學者可以認真研究並描述周的生活中那些過去被掩蓋的方面。1998年，周恩來百年誕辰時出版的最後一卷官方傳記，澄清了他一生中過去一直諱莫如深的許多事件。他過去的同事和助手所寫的回憶錄，描寫了他不同時期的生活和各種活動。關於過去傳記中幾乎完全忽略的1920年代後期到1940年代的情報和地下工作，也有了一些披露。　　周在政壇上的地位自然給他帶來很多榮耀。有的作者寫起來好像他是在一個沒有毛澤東的環境里起作用，使他至高無上。當然不是這麼回事。在周（和其他領導人）的政治生涯中，毛一直存在，而且無所不在，以至於寫周不得不提到毛。如果不提，那是無視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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