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園&楊念群：把感性請回史學 重新反思傳統倫理

2015年11月06日 18:17 來源：鳳凰文化 作者：徐鵬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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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1月1日，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園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歷史學者楊念群先生做客北京三聯書店海淀分店，就趙園新作《家人父子》展開討論，話題從明清之際士大夫延伸到傳統社會倫理規範以及歷史研究發展狀況等諸多問題，提出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見解。

鳳凰文化根據北京大學出版社與《東方歷史評論》共同授權的現場記錄，將兩人發言進行整理髮布，以饗讀者。文中小標題皆為編者所加。

趙園：歷史寫作中常有痛感但不可濫情

寫《家人父子》這本書並不是在最好的狀態下，那個時候完成了《想像與敘述》，還沒有退休，就想我必須再接著做點學術。寫什麼題目呢？並沒有特別的規劃，就在我原來的材料庫存里搜一搜，哦，這個題目還可以試一試。

現在回想為什麼會寫《想像與敘述》呢？頭一篇就是當時我集中地讀了一些關於明清史，今人和明清人的著作，另外也讀了一些國外漢學的著作，注意到他們關於3月19日這個時間點，常常是有一些渲染的，比如那天的天氣之類，而且彼此之間有比較大的差異，所謂「傳聞異辭」，甚至同在北京的人彼此記述都不同。尤其有意思的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在1944年延安的《解放日報》，選的日子是公曆3月19日。我覺得很奇怪，因為1644年三月十九日被定為明亡的日子，就是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日子，是農曆，不是公曆，公曆應該是4月25日。可是延安《解放日報》為什麼選公曆3月19日發布這篇文章，顯然這個時間點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寧可忽略公曆和農曆。這樣就覺得這個題目有了點兒意思，然後其他的題目也是湊起來的。

那本書比較有意思的就是頭一篇。但如果說明清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還是《家人父子》，而且這也是我學術研究的收官之作，今後可能做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了。說「收官」怕有點自我炒作的味道，事實上只是一個事實，就是到此為止，今後不再做了，還有題目還有材料，但是不做了，那些題目別人很可能做得更好。

這本書叫《家人父子》，大概有點勉強，因為7/10的篇幅是關於「夫婦」的，關於「父子」大概只佔3/10。

我在倫理問題上有一點特殊的敏感，有時候甚至有一點自虐的傾向。比如現代文學有兩篇小說涉及母子的，我很難忘記，一篇是蹇先艾的《水葬》，一篇是蔣光慈的《田野的風》，《田野的風》有一個幾乎無解的難題，就是革命和家庭、親情的關係，這比革命與戀愛的關係更難處理，因為革命與戀愛是可以兼容的。就像古人說的忠孝之間的關係，有一點類似之處，有時候在很特殊的情況下，你確實要做非此即彼的選擇。事實上《家人父子》寫到最後，背後推動我做下去的一個推動力，就是對於當代倫理問題的關心。比如這本書的餘論部分，涉及當代農村的倫理狀況。當然，現代史上農民離鄉到城市謀生就已經發生了，甚至還可以追溯得更早--傳統社會內部自始至終都有解構的傾向。但是城鎮化這種巨大的、劇烈的、結構性的變動，仍然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才發生的。所以，寫這本書時有些地方是有痛感的。

談到人倫之變，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但一旦發生在明清易代這樣的特殊時代，人們馬上會把它嵌在當時社會的大圖畫中，好像所有家庭事件、社會事件都必由當時的大背景來解釋。這可能也有誤區，在動蕩的時世，比較穩定的還是家庭、家族、宗族等等。

剛才說，寫作的過程中有痛感，但是我也注意到不要濫情。我是研究文學的，但是我做學術和寫隨筆是嚴格區分開的：個人情懷有時候我會用隨筆的方式表達，但是做學術還是很節制，而且嚴守學術規範。

我的學術背景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首先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在今年是個熱門話題。我在各種場合都說，我現在的認知不足以推翻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很多基本的判斷，包括男女不平等、家庭壓抑性等等。但是，至少《家人父子》會豐富你的了解，原來並不是到處都在壓迫、到處充滿苦難。我記得我小時候有一首歌，「舊社會一口苦井萬丈深……婦女就在最底層」，到現在我還記得，當然這裡有一些基礎判斷，並不應當顛覆，但是確實，無論士大夫還是普通人，生活中的婚姻關係、家庭關係都是各種各樣的，不妨展開想像的空間，敞開一點，能夠想像別種圖畫。

歸庄說「古風妻似友」，不過我沒有看到有人說「父子似友」。古人未必沒有多年父子成兄弟的現象，只不過沒有這種表述，也可能是我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所以我最近因為寫一些比較困難的題目，我就會想有沒有可能我有一個架構，但是材料不足的薄弱部分我徵求合作者幫我做補充呢？

我曾經把「題無剩義」作為一個目標，現在我已經不敢對自己提這種要求了，我已到古稀之年，已經能夠坦然地面對自己的能力和生理極限，下面還能做什麼，一切都不可預測。比如我寫《家人父子》，只能在傳記材料中尋找線索，而在理學方面很難進入；再比如我對西學了解甚少，這個視野是絕對必要的，但是我們確實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荒廢，還有外語水平構成的限制，這些缺陷是難以彌補的。因此，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在我能夠把握的範圍里，儘可能爭取做到最好。

楊念群：把感性重新請回到歷史研究中

歷史學不是殭屍 要有人的溫度

我看了趙老師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就立刻成為她的粉絲，因為我覺得在歷史學研究領域裡太注重理論，而不注重敘事。我一直強調所有理論實際上就是工具而已，我提出過一個概念叫「二次經典」，所有中西方理論，關鍵在於應用到一個具體歷史研究中的效果如何，這是唯一的檢驗標準；第二，我特別講究在歷史寫作中的敘事，因為「文史不分家」，像《史記》的敘事是非常精彩生動的，但是後來歷史學越來越拋棄了「文史不分家」的傳統，使得所有研究都面目可憎地放在一個既有框架之下，逼著你長期生產出所謂知識的或者學術的機器一樣的產品，這種產品不能說學術本身是錯誤的或者學術本身的質量不好，而是操作學術的過程是在戕害對歷史感覺的把握，歷史是活生生的人的活動，而不是在各種各樣外在條件的制約下。所以當我看了《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之後，有兩個關鍵詞是我概括出來的：第一，感性；第二，困境。

為什麼提到感性？到底感性在歷史研究和寫作中的地位，如何來定位？這是我覺得未來歷史學要走下去的話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歷史寫作是排斥感性的，追求客觀，追求歷史規律，追求大的結構、大的演變。可以，沒有錯，但是不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唯一道路和唯一選擇。歷史研究應該凸顯人的存在本身在歷史過程中的意義和他本身的活動方式，而不是我們把所有條件擺列出來以後，最後人消失了。我們現在很多研究缺乏對人的基本理解、對人的命運狀態和所處環境里的感受、活動方式的基本理解。所以我覺得其實把感性重新請回到歷史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學已經改變，不要排斥感性，不要排斥痛感，對歷史深刻的個人理解，不要排斥人性，否則歷史學將變成一種乾枯殭屍一樣的東西，擺在那兒，沒有血肉，沒有溫度，誰去看。

剛才趙老師提到「痛感」，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印象很深刻的。研究一段歷史或者寫作一段歷史的時候，是不是帶入了你的感情？當然這個感情是有一定限度的，剛才趙老師說不能濫情，不能隨意介入，歷史有本身的脈絡在裡面。但是感情的帶入是不是就是一種罪過？寫漂亮的文字是不是就是歷史的罪過？是不是文學歸文學、歷史歸歷史？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覺得應該給歷史學敘事正名，讓歷史學所有東西都寫得好看一點、可讀一點。可讀未必就是淺薄，我們覺得可讀性就是淺薄，故作高深的討論就是深刻的，一定要打破這種二分法，使歷史寫作歸於一種比較人性的寫作。

我覺得《家人父子》這本書跟以往不太一樣，其實趙老師在這本書里一直在回應中國和西方兩個不同的世界，甚至不同的學術界，對女性問題、父子問題、家庭問題的一些看法。趙老師引了很多當代美國漢學比較優秀的著作，比如《閨塾師》等等，我覺得她實際上在自覺地回應世界範圍內、全球範圍內如何看待中國歷史這樣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五四和反五四敘事都不是真實歷史 儒家復興更是可笑

《家人父子》里有兩個話題我想跟大家交流討論一下。現在對女性、對家庭的研究有兩種過度的想像。

一種過度想像是，我們所接受的五四以來的家庭敘事和對性別的理解，家庭非常黑暗，互相都在爭鬥，爭鬥的根源是宗法制度，五四以來的敘事一直把批判和推翻或者清算這樣一種家族制度作為我們的使命，這種敘事和命題貫穿在我們所有的歷史研究中。某種意義上，傳統家庭被極端的妖魔化。

第二種過度想像恰恰相反，是把士人跟女性的關係美化和理想化，我們一想到就是錢謙益和柳如是在江南詩酒唱酬，很多美國漢學著作包括西方性別研究，都是刻意反五四的敘事。我覺得從研究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這樣的通過翻轉，我們稱為後現代的一種敘事，反而把五四一直批判的那套東西過度地從妖魔化倒轉過來變為過於美化和理想化，這是現在對中國家庭的研究的最大問題。這樣過度的美化和理想化，跟五四敘事一樣不是歷史的真實。這一點上我們要重新反思。

趙老師剛才特別談到她引的材料和提到的很多事例，其實給我一個很深的感覺：實際上不是要得出一個具體的結論，也不是為了某個群體去辯護什麼，她是想把女性和父子的關係放在非常複雜的現場狀態里，看他們所身處的困境。她處理一個具體事件、具體場景的時候，不把自己限制在一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框架里，可以看到人性的複雜。其實歷史學帶給我們的任務，不見得是要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而是要描述出當時的狀態，甚至那種狀態中的矛盾和困境，把這個呈現出來，這就是人生。你會從中得到一種啟示，會反饋到自己的人生境遇里，來看整個的歷史脈絡，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還有一點，對女性的評價。現在性別研究裡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鑰匙權的問題，甚至有一種觀點認為，傳統家庭裡面的女性已經突破了三綱五常對她的束縛，她在某種意義上是具有一種權威的，也就是對財產的管理，還有在教化子女方面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我認為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但是她有管理權、有某種意義上的教化權，卻不是一種財產的擁有，而且所有的教養權都必須在家族脈絡里以及在家族對子女期待的總目標規範之下。女性實際上成為一種工具，所以教化權本身的質量和達到的高度、程度是要打問號的。類似這樣的研究，要審慎地加以評價，不能說擁有了財產管理權和教化權，就說女性在家庭裡面的自由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在一個具體的女性命運當中，是否真正從人性角度理解女性當時的狀態，我覺得這個是特別需要重新加以反省的。

對父子關係的認識，也涉及我們現在整個世界的轉變問題。家族倫理和宗族制，其實是在宋代以後才出現的，宋代以前只有門閥大族是在宗法制里，老百姓是沒有宗法的，老百姓不能隨意祭祖。追溯祖先是朱熹《家禮》頒布之後，把儒家倫理簡化成通俗讀本，老百姓才能祭五代以上的祖先。成為制度更晚，應該是在明代。我一直有個觀點，宋以前的儒家作用是非常微小的，所以現在很多新儒家動不動說我們幾千年以來是儒家統治的，那是胡說，唐代儒家的作用就非常小，李世民是胡人或者胡人血統，他拜老子。為什麼宋以後儒家才真正起作用？因為允許祭祖以後就可以修祠堂，否則修祠堂的權利屬於貴族、屬於皇帝，修祠堂以後可以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寫到家譜裡面。通過拜祭祖先的方式，才能形成所謂的基層宗法制。

還有，我自己有一個特別的感覺，儒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對父不可責善」，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裡面的渣滓，就是父親不管是什麼情況下，他都是對的。現在很多新儒家還把這個視為經典的教條。（趙園：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個大家都很熟悉，所以現在提倡孝道，如果起用「孝」的概念，必須重新賦義。但是與其重新賦義，何不用一些現代的說法呢？我們修復倫理，更合理的、更合乎人情的、更合乎普遍人情的可能才是能夠長期久遠地存在的倫理規範。）

趙老師書里提到了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而且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精神必須要繼承的一點，就是「幼者本位」，讓年輕人更多地在這個世界裡面得到機會，使他們的精神得以傳播。「幼者本位」很重要，這是對「父不可責善」非常重要的批判，這種批判我們應該繼承下來，而不是倒退。現在很多所謂的「新三綱」「新五常」是一種赤裸裸的倒退。我並不是不贊成把新的儒家放在新的時代里重新喚起它新的價值，但是像「幼者本位」，當時魯迅已經解決了，你要讓烏七八糟的東西重新返回來，而且打著儒家復興的旗號，這不是很可笑嗎？

另外我覺得魯迅的「幼者本位」是不是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響？著名的影片《楢山節考》，就是老人到了一定年紀就要被兒子背到山裡餓死。這對於我們的孝道文化來說太殘酷了，但一種文化有它自己生存的土壤和理由。日本文化是一個青春的文化，是一個年輕的文化，雖然日本人的老齡化程度現在越來越高，但是他是為年輕人讓路的。在我們所謂的孝道和新三綱五常的倫理脈絡裡面，是不是應該重新喚起魯迅先生的「幼者本位」的問題，至少可以討論，並不是誰是誰非馬上可以澄清。

我們把士大夫脈絡拔得太高了

最後一點，我想回應一下所謂士大夫精神。士大夫現在也是被過度地美化。包括最近一段時間，大家一談「士」，好像這個士很高大，充滿了一種光環，只要一提「士」，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社會擔當、文化擔當、政治擔當都由士來完成。這裡面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大家去讀趙老師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士大夫之間的相互虐殺，當然這可能也是皇權體制對士大夫的威壓造成的。我看了《想像與敘述》，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往南明跑的一些人，他們原來是在大順政權下，後來大清來了，他們對大清是持抵抗態度的，但是這裡面我們需要甄別，這些大臣當時是不是伏了清，當中很多經過千辛萬苦回到南明政權的聖人，卻受到了無情迫害，受到很多懷疑和摧殘，那裡面的心態、心情，我看了以後真是感覺很震撼。

士和皇權的關係，僅是一種所謂的抵抗皇權嗎？不一定。趙老師書裡面特別提到了，很多士大夫表面上顯得很正義，很有政治的正確性或者正當性，其實都是為皇家的家事在忙碌。所謂公和私的關係，應該是天下大公，天下大公如果縮減為皇家的家事，那知識分子的批判性何在？所以我們現在把士大夫脈絡拔得太高了，認為士抵抗皇權，我覺得這個是需要修訂的。包括東林黨爭的很多事情，都是莫名其妙的，不是什麼特別需要爭的事情。比如復社對科舉的影響非常大，他可以安排科舉的名次，皇帝都安排不了。在這樣的脈絡裡面，是利益的安排，還是一個簡單的我們所說的對皇權的抗爭，這裡面都有很多問題。

《家人父子》 趙園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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