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祖望：西南聯大成就輝煌的教育邏輯

當前位置：教育學在線>狗山雜談>正文西南聯大成就輝煌的教育邏輯發布時間：2007-5-15　文章來源：《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 作者：袁祖望摘 要：西南聯大在戰時極端困苦的條件下，培養出一大批科技、人文精英，誕生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其制度環境在於繼承和發揚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的優良傳統；其教育條件是因為有三位著名的校長，有一代學者名流，有眾多青年才俊。很大程度上，前者決定後者，因為一流大學首先是觀念變革和制度文明的產物。關鍵詞：西南聯大；制度環境；大學理想生逢亂世，戰時西南聯大的生存環境極為惡劣。日軍1938年9月13日首次空襲昆明，此後轟炸不斷，聯大屢遭損失。經費圖書設施極度短缺，學生住房簡陋，人多擁擠不堪，每逢颳風下雨，經常屋漏牆倒。教師生活狀況同樣窘迫，每當有斷炊之虞，聯大教授們甚至紛紛典當衣物。人們不禁要問，當時辦學條件那麼差，為什麼能培養出如此多的科技、人文精英?當時從不搞業績考核，為什麼能誕生如此多的重大科研成果?「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這種奇特「西南聯大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什麼呢?西南聯大的輝煌當然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即民族危難形勢下催生出的戰時人文精神、愛國主義精神支撐著聯大學人弦誦不輟。三校師生撤離平津，輾轉湘滇，風餐露宿，歷經艱辛。親眼目睹了山河破碎、民生多艱，嚴峻現實使充塞於胸的憂患意識和愛國情懷、復興民族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激烈進發。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弦誦在山城，情彌切」。一曲校歌《滿江紅》，充分表達了聯大師生的殷殷愛國情懷和拳拳報國之心。但特殊歷史背景只是外部條件，僅此並不能造就西南聯大。我們認為，聯大的輝煌還有其自身的教育內在邏輯，予以概括如下。一、政府無力干預，自治傳統得以延續西南聯大誕生於國民黨統治時期，如果我們據此認為是國民黨政府領導有方，那就錯了。西南聯大的輝煌恰恰由於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國民黨政府的干預和控制，沿襲了北京大學的自治傳統。蔡元培主張，「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1]民國初年，軍閥勢力不時干涉學校事務，蔡元培多次以辭職抗爭，「我絕對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長」，「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今天這個干涉，明天那個訓飭，「世界上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么，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么」?[2]當教育超然的理想與政府要求相衝突時，敢於說「不」。西南聯大期間，由於平津三校在文化教育界已經形成的權威地位，政府當局似乎不敢過多直接插手。從外部原因看，昆明地處偏僻，遠離當時的政治權力中心；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疲於奔命，無暇它顧；雲南地方勢力強盛，具有相當獨立性，地方勢力與中央政府之間矛盾重重，國民黨當局難以過多插手地方事務等等。外在控制力量的軟弱分散，使得西南聯大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大學的內在邏輯發展。由於延續了北京大學的自治傳統，西南聯大對於政府當局發出的有可能損害大學發展的種種要求敢於抵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大學的獨立性和正當利益。可述事件者有三。抗戰爆發後，教育部長陳立夫利用軍政統一的號令控制大學，頻頻得手，但在西南聯大卻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圖排擠幾位聯大的現有常委，又想從校外委派專職的國民黨職業政客擔任聯大訓導主任。聯大當局以「教授治校」為三校一貫傳統必須尊重為由，將陳立夫企圖委派的人頂了回去；1939年後，教育部三次下令，對全國所有大學的課程設置、課程內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統一規定。聯大教授會在呈文中對教育部的規定逐條予以批駁，「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以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明確表明態度，「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尚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3]西南聯大曾在四川敘永辦了分校，擬一旦時局惡化繼續西遷。後聯大常委會、校務會多次開會，認為敘永條件不甚理想，且戰局發展形勢並未如預想那樣惡劣，最後以投票方式決定繼續留在昆明，撤消分校。政府當局不同意聯大決議，要求繼續留在敘永辦學，聯大常委會、校務會再次開會，複議分校去留，最後仍然否決了政府的意見。西南聯大敢於抵制政府決定，堅持辦學原則立場，既與三校的自治傳統有關，也與聯大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獨立人格有關。1941年，教育部規定凡在大學擔任行政領導職務者必須加入國民黨，許多大學校長因此或被迫入黨，或被迫辭職。聯大許多教授對此表現出寧折不彎的態度，陳序經教授聲稱，如果一定要他加入國民黨，就堅決辭職不幹。楊石先教授拒絕蔣介石親自介紹加入國民黨的要求，表示寧願辭去教務長之職，入黨之事斷不可為[4]，體現出聯大知識分子執著的完美人格追求。二、追求學問真理，師生享有學術自由蔡元培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主掌北大時，主張「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然發展」。 [5]西南聯大很好地繼承了北大這一精神傳統，師生享有學術自由。梅貽琦認為，「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孓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6]教師的學術自由體現在：可以講授自己想講的內容，宣揚自己的學術觀點。聯大學者名流雲集，教師的政治傾向性不一樣，左、中、右都有。既有像聞一多、張奚若、陳序經、錢端升、楊振聲、吳晗等那樣直接批評政府的教授，也有國民黨開明分子馮友蘭、雷海宗先生，三青團的姚從吾、陳雪屏先生。黨派形形色色，但都能在學術自由的大旗下各不相擾，「同無妨異，異不害同」；教師的學術派別、文化價值觀不一樣，有戰國策派，國粹派或復古派，歐美派，正統派，激進左派，還有「全盤西化」論的鼓吹者。他們相互之間的思想交鋒有時十分激烈，但能各抒己見，百家爭鳴，聯大當局並不橫加干涉。學校沒有硬性規定什麼教學大綱，教師自編教材，講授內容自定，發揮所長，獨立講授。學校為鼓勵學術爭鳴，繁榮學術，採取類似於今天的「掛牌上課」做法，同一門課由兩位以上教授同時開講，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如講中國通史，吳晗用縱向法講制度演變史，雷海宗用橫向法講歷史循環論，錢穆講通史，否認中國封建社會的存在，宣揚復古主義思想。[7]學校還經常舉辦學術講座，讓不同學派觀點登台亮相。師生平時見面，可以隨意談天，討論問題，往往出現因某一學術觀點不同而爭得面紅耳赤的情形。學生的學習自由體現在：看書的自由，能夠看自已想看的書，看與課程無關的書，沒有什麼禁書，在國民黨統治時代，也可以隨便閱讀馬列主義書籍。可以隨時聽各種政治立場、各種學術觀點的公開演講；表達觀點的自由，課堂討論可以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觀點可以與老師相左，甚至指出老師的授課錯誤，還可以在校園的「民主牆」上表達自己對時局的評論、意見和建議；聽課的自由，教師上課一般不點名，學生聽不聽課完全自由，什麼時候聽，願意聽誰的課也有自由，有很大的選擇性；課外的自由，聯大師生課外喜歡泡茶館，邊吃邊看書、聊天、討論問題等，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有時候辯論起來各不相讓；個人行動的自由，聯大學生學習刻苦，但也有自由散漫者，每人都我行我素，表現出很大的獨立性。聯大教學管理措施靈活，為學習自由提供了保證。在西南聯大，學生轉系相當普遍和容易。如楊振寧報考化學系，入學後改學物理。語言學家朱德熙一年級時學物理，第二年轉入中文系。實施通才教育，也為學生順利轉系提供了便利。聯大實施學分制，學生有較大選擇，除共同必修課外，大約一半課程可根據自己的特長與興趣跨專業或跨系選修。聯大繼承了北大學術自由的傳統，也延續了清華嚴格的校風。自由不等於放任，自由是過程的自由，結果並不自由，學生須通過嚴格的考核，實際上是「外松內緊」。聯大對有關入學、註冊、選課、轉系、請假、退學、考試、畢業、學位、留級等都有嚴格規定。學校考試要求極嚴，教師評分標準較高。每次考試下來，不及格的學生較多。如必修課考試不及格須重修，不能補考。一年中不及格課程佔總學分數的1／3，須留級，達1／2者，則自動退學。大一的學年考試很嚴，有3門課不及格者，一律開除學籍。[8]那麼，學術自由與人才輩出之間是否有聯繫呢?答案是肯定的。比較中國歷代或不同時期學術發展的情形，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性現象，即國家或政府何時放鬆了思想控制，文化教育與學術何時便呈繁榮景象，反之類推。約翰．穆勒認為，知識的探究活動必須在一個自由自在的、不受外界干擾與強制的環境中進行。在思想、言論都受到禁錮環境中的所謂學術不能達成真理的高度，更不會有真正的創造。[9]梅貽琦曾引用宋人胡瑗的話來表達自己的見解，「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雲思不出其位，是自棄於淺陋之學也」。[10]學術自由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綜合，本質是表達的自由。前蘇聯對大學嚴加控制，用行政手段干預學術問題，如組織批判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說和推崇米丘林學說、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等，結果僅有的7名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中，生理學獎或醫學獎為空白。[11]這決非偶然。三、堅持民主辦學，教授治校北大、清華早有教授會之設，依靠教授辦學，教授在學術事務中具有相當發言權。「大學不是行政機構，教授是這裡的主人。有教授才有大學，大學是依賴教授而存在的」。張伯苓主政南開時，認為「私立學校不是私有學校」，不能搞家長制，提出「校務公開、責任分擔、師生合作」的治校方針。蔣夢麟認為無為才能有為，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針，分權而治。西南聯大延續了三校這種民主辦學、教授治校的優良傳統，梅貽琦主持聯大校務的八年期間，遇重大事情總是主動與張伯苓、蔣夢麟兩位常委商討。某些問題需要親自決策，他總是虛心聽取各方意見，採取「吾從眾」的方針，使人「悅服」而非「懾服」。梅貽琦認為，「教授和校長比，校長固然重要，但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椅子凳子的，最重要的還是教授」。從任職構成看，從校長到校務委員會、教授會、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院長、系主任和研究所長等，均由教授擔任。但教授充任行政職務屬兼職，不是官員，不增薪水，照樣上課；從組織架構看，聯大領導層是由三校校長共同組成的學校常委會，為決策機構，由蔣、張、梅三位校長輪流主持工作，稱輪職常委會。凡學校重大問題決策均由常委會討論決定，常委開會時處長和院長列席會議。常委會下設兩個會議機構，校務委員會和教授委員會。校務會議由常務委員、秘書主任、教務長、總務長、院長及教授、副教授互選的代表11人組成，每學年一次。教授委員會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職責是聽取常委會主席報告，討論學校重大問題，向常委會或校務會提出建議，選舉參加校務會的教師代表等。教授會雖然是諮詢性質的機構，但在學校的行政管理、學科發展、學生學習等方面卻有相當影響和作用。常委會與校長雖是領導機構，但做出重大決策要與教授會充分協商，聽取他們的意見而非獨斷專行。四、一代名師主政，辦學理念引導發展西南聯大有三位得力校長，八年之久，合作無間，風格各異，相得益彰。蔣夢麟從政經歷豐富，辦事能力極強。傅斯年曾說，「蔣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元培，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三校校長組成常委會，共同主政，雖然張伯苓、蔣夢麟先後去重慶政府任職，實際由梅貽琦長期主持校務，但張、蔣二人對梅貽琦充分信任，並利用在渝工作機會為聯大創造有利辦學條件，渡過戰時難關。三位校長的共同特點：一是都具有教育救國的理想。張伯苓早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甲午戰爭後，痛感清廷腐敗和中國落後，由以武救國走上了教育救國的道路。他志在教育不在政治，嚴守「終身辦教育不做官」之約，多次對出任教育總長、天津市長之邀，力辭不就。蔣夢麟留學美國加州大學時學農，欲為「以農立國」作貢獻，後逐漸認識到強國須先治政、育人，於是由學農轉攻教育。梅貽琦一生為民族教育事業辛勤奮鬥，推行五育並重的教育方針(德、智、體、美、群)。每有機會，必告誡學生不要忘記國難，每有學生出國，必告誡不要忘了祖國。二是都受過良好的西方教育，具有大師的視野，是開眼看世界的讀書人。張伯苓和蔣夢麟曾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著名教育家杜威，學習教育，對辦大學有獨特的感悟和理解。三是學貫中西，有很好的人文素養，有自己的辦學理念。他們基礎教育階段學的是《四書》、《五經》之類，經受過傳統文化的熏陶，身上的人文味道很濃。蔣夢麟為秀才出身，雖然留學美國後西化色彩很濃，但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其立身之本和處世之道都直接來源於傳統文化精神。梅貽琦雖然主攻物理，但文學和哲學修養很高，提出了許多著名的教育見解。三位校長文理兼通、學貫中西，中西文化的交融使他們容易形成自己的大學理念，使聯大的人才培養模式符合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潮流，這突出體現為通才教育和選修制。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便主張通才教育和選修制。「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文理不能分科，「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學生應於「專精之餘，旁涉種種有關係之學理」。[12]梅貽琦主政清華時，認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針對教育部「重專才不重通才、重實科不重文理」的辦學方針，提出大學教育應「通識為本，專識為末，通才為大，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13]，其辦學理念與蔡元培可謂一脈相承。通才教育理念反映在聯大學院設置上，便是突出綜合性。西南聯大集三校之規模，卻僅設五個學院：文學院(下設中文、外文、歷史、哲學、心理學五系)，法商學院(下設政治、法律、經濟、商學、社會學五系)，理學院(下設算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氣象學五系)，工學院(下設土木、機械、電機、化工、航空、電訊六系)，師範學院(下設國文、英語、算學、史地、理化、教育六系)；反映在課程設置上，便是實施通識教育，重視基礎課教學。規定文理學生跨系、跨院、甚至跨文理工類選課，大一時，理工生必須修國文和中國通史，文法生必修一門理科課，考試不及格者不能畢業。給一年級學生上基礎課的大都是知名教授，青年教師一般只開設專題選修課。選修課比重很大，一般佔總學分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通才教育和選修制奠定了聯大學生合理的知識結構，使之受到良好人文精神的熏陶。聯大學子畢業後大多都有留學西方的經歷，上世紀50年代初他們紛紛響應祖國號召，歷經千辛萬險、艱難曲折，放棄國外的優越條件回國參加建設。當時大陸剛剛解放、民生凋弊、百廢待興，但他們毅然選擇了回國的道路，這與當年聯大注重人文精神的熏陶不能不有密切的關係。五、師資力量雄厚，碩學宏儒薈萃一堂梅貽琦的名言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圖之也至極」。西南聯大集中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著名教授，可謂大師雲集，群星燦爛。他們大都有留學美歐、日本的經歷，據統計，聯大179位教授中，僅23位未留過學。[14]文科教授中有國學根底深厚的學者，有學貫中西的大師，有著名的詩人、文學家和政治家。如中文系有聞一多、朱自清、王力、羅庸、唐蘭、劉文典、沈從文等；歷史系有雷海宗、陳寅恪、錢穆、吳晗等；外文系有吳宓、馮至、錢鍾書、吳達元、葉公超、聞家駟等；法商學院有張奚若、陳岱孫、陳序經、錢端升、潘光旦等；哲學心理系有馮友蘭、金岳霖、湯用彤等。理工學科有華羅庚、江澤涵、楊武之、姜立夫、陳省身、周培源、吳有訓、趙忠堯、吳大猷、張文裕、王竹溪、楊石先、曾昭倫、蘇國楨、李繼侗、趙九章、劉仙洲等。據統計，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61人，其中曾在西南聯大任過教的教師共27人，數理組28人中有11人，生物組25人中有6人，人文組28人中有10人。[15]抗戰期間，儘管時局動蕩，生計維艱，聯大教師仍然嘔心瀝血，筆耕不輟，最艱難的時期卻也是西南聯大科研成就最為輝煌的時期。聯大教授眾多，各有專長，風格各異，授課時旁徵博引，融貫中西。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講授隋唐史時對學生宣布：「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16]如今大學裡，有誰敢用如此口氣講話?從教學方法看，聯大教授注重啟發式教學，如預先指定相關參考書，提出一些供學生思考的問題，然後學生帶著問題看書。上課時老師邊講授邊與學生議論，向學生介紹自己的研究體會，或是組織課間討論，教師引導、啟發。許多教授還抽時間對有研究興趣和學有專長的學生予以專門輔導。名師授課，由於受課程名額和開課時間限制，學生選課往往犯難，令人目不暇接。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只好抽空旁聽，於是時有造成爆棚現象，旁聽人數竟達數百!以至有教授不得不三易教室，最後只好在露天上課。[17]名師出高徒，名師對學生的影響和發展無疑巨大。楊振寧在不同講學場合多次提及，西南聯大條件雖然很差，但我在那裡受到良好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課程非常有系統，內容極深入。直到今天我還保存著當年聽王竹溪先生教授量子力學時的筆記，它對我仍是有用的參考資料。吳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指導的本科論文和碩士論文分別把我引導到對稱原理和統計力學的領域。以後40年間，這兩個方向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像西南聯大這樣的學校，其課程設置和科研水準，已和國外的一般大學相當接近，培養的碩士生實際上已和博士水平相齊。那幾年我在昆明學到的物理已能達到當時世界水平。譬如說，我那時念的場論比後來我在芝加哥大學念的場論要高深，而當時美國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我這代人在出國前便進入了研究的前沿。[18]當然，西南聯大英才輩出還與優秀生源分不開。聯大聲名遠播，青年才俊趨之若鶩，聯大教授慧眼識才，精心育才，二者相輔相成。剖析西南聯大成就輝煌的原因，很複雜但也很簡單，即一流大學的成長是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要而言之，外部環境或制度取決於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內在條件是校長、教師、學生的素質。很大程度上，前者決定後者，因為一流大學首先是觀念變革和制度文明的產物。「西南聯大的驕人成就是在中國現代史上最為艱苦的風雨歲月中取得的，就其辦學條件的惡劣、生活的困苦而言，西南聯大的成就不僅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奇蹟，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蹟。這不僅值得人們稱道，更值得人們思索」。[19]「聯大傳統並未在逝去的歲月中凍僵，卻已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可繼承的一宗遺產。……追隨北大前校長蔡元培、清華梅貽琦、南開張伯苓的傳統，聯大為東西方文化在中國土壤上喜結良緣作出了榜樣……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20]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J．依色雷爾(john．jsrael)如是說。參考文獻：[1][2][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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