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格：悼念塞繆爾·P·亨廷頓（2008）|《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503.html剛剛看到新聞，政治學家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於24日在麻省Martha』s Vineyard去世，享年81歲。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是我的政治學啟蒙著作，在我的視野內，這是第一次嘗試以科學的方法建立政治學的努力。這本書讓我受益匪淺，儘管我對晚期亨廷頓的思想不甚贊同，我還是非常感謝他。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引用他的思想（好像是我引用過的唯一政治學家），下面是其中一段，摘錄於此，以資紀念：S.P.亨廷頓在其《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評估現代化進程中政治穩定性的分析框架，他是用兩個變數——民眾政治動員程度和政治組織化程度，作為分析的基礎，並提出（大意如此）：1）低動員度＋低組織度＝傳統社會2）高動員度＋低組織度＝動蕩社會3）高動員度＋高組織度＝現代民主社會基於這一框架，他指出傳統社會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果組織化過程趕不上社會動員的加速過程，社會就會陷入動蕩之中。那麼，這兩個變數的第四種取值（低動員度＋高組織度）將導致什麼？亨廷頓沒說，但我們很容易看出，這將導致極權社會。所以，我加上第四個等式：4）低動員度＋高組織度＝現代極權社會第四等式的現實意義是：在一個動蕩社會中，如果一個團體（比如一個列寧式的政黨，或羅馬天主教會），憑藉其發達的組織能力，成功地利用了先前被高度動員起來的民眾參與，建立起一個強勢政府，隨後又利用其強大的組織機器，壓制了民眾大規模參與（因而降低了動員度），就能建立一個穩定的極權社會。第四等式的政治後果我們已經不止一次看到了，它由一個在第三等式的政治後果中脫穎而出的強勢組織建立的。我基本上同意亨廷頓的分析框架，但我不太同意他對組織化程度這一變數的現實解釋。按他的說法，現代化進程中，組織化程度主要依賴於現代化綜合性政黨的建立。所謂綜合性政黨，是指能彙集社會各階層、各地區和各種專門社團的政治訴求，並具有足夠的彈性，能隨其所容納的民眾參與的政治傾向的改變而隨時修訂其政治綱領的政黨。美國的兩黨是典型的綜合性政黨，而歐洲的某些國家（比如義大利）中林立的小黨則因為代表面狹窄、綱領的目標單一性和缺乏彈性而不符合條件綜合性規定，他指出，正是由於政黨對政治參與的整合度低導致這些國家的政治不穩定。在我看來，評價一個社會政治組織化的要素中，政黨只是其中相對次要的一個，最重要的是社會的多層次自治能力。一個社會是否穩定，主要取決於其各組成部分是否有能力維持其自身穩定。檢驗一個社會維持其自身穩定的能力，最好的機會是看其在上級結構瓦解時，能否繼續維持自身的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大社會的建立，因而依賴於其各部分由小到大、自下而上、在自治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連續過程。按照上述標準，一個極權社會可以是穩定的，但它的穩定是脆弱的，它依賴於加在社會頂層的極權機器，一旦這個機器瓦解了，支撐它的自上而下的中間結構將隨之迅速崩潰。在崩潰後的一盤散沙上，將建立起什麼？——這取決於下列幾個因素：1）崩潰所引發的民眾動員程度；2）散沙們的自組織能力；3）自組織力量中，自下而上力量與自上而下力量之間的對比；4）外部施加的組織化力量及其性質。在沒有外部影響的情況下，重新建立一個穩定且非極權社會的希望在於，自下而上的組織能力來得及吸收被迅速動員起來的民眾參與，並且勝過其他自上而下進行組織的力量。如果有決定性的外部力量介入，結果將取決於這一力量的性質，它是鼓勵和容納自下而上的組織？還是相反，把自己的組織機器自上而下的推行？另一段，來自我在汶川震災期間的一篇評論（http://headsalon.org/archives/401.html）：……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考察了眾多經歷了現代化改革和社會變遷的國家，比較了它們在此過程中的社會穩定性，最後，他用社會組織化程度和社會動員程度兩個變數來解釋各國社會穩定性的差異，他發現，當社會動員程度較高而組織化程度較低時，便容易出現社會動蕩，社會組織化發展進度越是先於民眾參與熱情的高漲，現代化過程便越是平穩。這一洞見對於我們尋求穩定的社會組織結構，來更好的抵禦包括自然災難在內的各種外部衝擊，理應有所啟發。無論對於災區還是國內其他地區，突發災難無異於一道總動員令，人們或被動（對於災區）或主動（對於非災區）的被從日常生活軌道中調動出來，投入到規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動中。此時，一個自下而上良好組織起來的社會結構便顯得十分重要，而缺乏這樣的結構，將使局面要麼陷於僵化和低效率，要麼變得混亂而無組織。人類社會能夠達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複雜程度，端賴於個體之間的分工與合作，隨著合作日益深入和廣泛，人們創建了大大小小的各種組織，從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國家，從作坊、行會、工廠、企業到股份公司，從私塾、學校、醫院、修道會、互助社、童子軍到慈善基金會，這些形形色色、具有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組織，相互交織，將成千上萬的人維繫在一起，構成了龐大複雜的社會。個體每時每刻從他身處的社會合作網路中獲取信息、達成交易、尋求幫助，他們由此也獲得了歸屬感和安全感，離開這些，我們的生活將跌回石器時代。古代中國，縣以下沒有政府機構，即便是縣衙通常也只有區區幾十號人，社會秩序得以維持，是因為眾多民間自發組織時刻維繫著當地的社會網路，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紳通常為鄉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務，在城市，工商業行會起著類似的作用。西方也是如此，社區教堂、本堂神甫、鄉居貴族、慈善組織和行會，在公共生活中佔據至關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遠地區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現代化的過程極大的強化了政府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這是對經濟活動的規模和廣度的巨大擴展所作出的必要反應，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權力過度擴張以至於壓垮了傳統自發組織的生存空間，原有的自下而上結構就會被自上而下嚴密控制的金字塔結構所取代。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已經切身體會了這種結構的僵化和無效率，也認識到它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格格不入，它壓制了個體活力，限制了人們在鄉村和社區等局部進行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機會和動力。金字塔結構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穩定，用系統論術語說，它缺乏魯棒性，即在遭遇外部干擾時保持穩定的能力。該結構的特點是，除了塔頂，每個局部都是被動的，而且離塔頂越遠越被動，每當遇到干擾時，它首先要把信息層層向上傳遞，等待上級決策，之後決策和應對方案又層層向下傳遞，傳遞時間不僅曲折耗時，而且信息在每一層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問題是，一旦傳遞鏈條在某個環節被打斷，系統將陷入紊亂甚至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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