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應為社會守望相助的榜樣」

作者 早報記者 田波瀾 發表於2012-02-23 01:27專訪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

沈祖堯 國際腸胃研究權威，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香港中文大學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

　　早報記者田波瀾

　　52歲、學醫出身的沈祖堯給記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高大，沉穩儒雅，平易近人。這位香港中文大學第七任校長，平常除了忙於教學、科研和處理學校行政管理事務，還花不少心思與師生溝通：撰寫校長網誌、開設社交網站賬戶、邀請學生到家中做客、與千名師生通宵觀看世界盃決賽……

　　去年7月，上任僅一年，沈祖堯便獲選為香港最佳大學排名榜上公眾及學界眼中的「最佳校長」，之前的「最佳校長」是蟬聯多屆的港大校長徐立之。而早在出任香港中大校長前，沈祖堯在香港就已頗負盛名。2003年「非典」暴發期間，他帶領醫療團隊成功抗疫，被《時代周刊》譽為「亞洲英雄」。沈祖堯是國際腸胃研究權威，他率領的研究團隊最先論證幽門螺旋菌與胃潰瘍的關係，提出了抗生素新療法；率先以內視鏡治療潰瘍出血，減少了手術需要；成功發現幽門螺旋菌引起致癌基因甲基化，破解了胃癌形成機理；他還帶領15個亞太國家的專家自2004年起展開大腸癌篩查研究，專註於消化道癌症的預防及早期診斷方法。在學術研究上，沈祖堯著作甚豐，在頂尖國際期刊發表論文超過680篇，其中99篇的影響因子獲10分或以上，撰寫及編輯的書籍超過15本。他屢獲國內外多項殊榮，包括TheInternationalResearchPromotionCouncil的2003年卓越科學家獎、長江學者成就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及Ｗａｒｒｅｎ講座獎、美國腸胃內鏡協會榮譽會員、德國腸胃病學協會內鏡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最突出貢獻獎、中大校長模範教學獎等，並於201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是新增選者中唯一來自港澳台的科學家。

　　沈祖堯為大陸人所廣泛認識，是緣於去年12月初他在香港中大第六十九屆頒授學位典禮上對畢業生的臨別贈言，他說一所大學的價值，不能用畢業生的工資來判斷，更不能以他們開的汽車、住的房子來作衡量標準，而應以它的學生在畢業後對社會、對人類的影響為依歸。他勉勵畢業生過儉樸、高尚和謙卑的生活，做對社會和人類有貢獻的人，並說，「在我的心目中大家都是我的兒女，當我誦念你們的名字時，我默禱你們都能不負此生。」這份親切平實的畢業贈言在網上流傳很廣，也讓沈祖堯收穫了更多的大陸社會的支持和尊重。

　　這位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並重的校長上任伊始即開通校長網誌，並保持每月至少寫一篇的頻率。在網誌上，他與師生校友各界分享觀點，闡釋立場，化解矛盾，引導思考，字裡行間處處可見其用心和誠懇。而他所關切的問題，包括大學生的公共意識、文化傳承、族群意識、對高等教育的反思、高校的公共形象塑造等，也是大陸高校和知識界普遍感興趣的議題。在上周最新發表的網誌中，沈祖堯呼籲大學師生別再以文字和說話傷人，要以理性包容內地與香港的不同背景和文化，為社會做好互相尊重、守望相助的「讀書人」榜樣，寄語香港社會能做到「獅子山下同拼搏，深圳河畔共舟濟」。

　　近日早報記者借其訪問華東師範大學之際，就這些議題對他進行了專訪。

　　「大學不應該搞太多

　　形象的東西」

　　東方早報：最近耶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校園宣傳片在網上引起對比熱議。這些年大陸很多高校的校慶，往往費了很多錢，結果卻招致媒體、知識界和社會的惡評。在你看來，大學應該怎樣塑造它的公共形象？請談談你們在這方面的經驗。

　　沈祖堯：大學的定位很重要，每一個大學都有自己的使命——「我要做一個怎樣的大學」，然後就按著使命在各方面努力。大學不應該搞太多形象的東西，我們的目的還是培養學生、創造知識。我不想去評說北大和耶魯的宣傳片哪個好哪個不好，每一個大學都有它的特色，也不需要一定在哪一個方面去競爭。我對大學排名有一點意見，排名確實能創造一個競爭的環境，這沒有錯，但用一套指標來給大學排名，那就意味著：所有的大學如果都注重這個指標，那大學就變了樣了，都集中在同一個標準水平上了。不同的大學應有它自己的獨立性和特色，英語中講，我們不能compareorangeswithapples。比如華東師範大學是一所師範大學，在人文學科方面比較強，它的主要使命是培養老師。香港中文大學是帶著中國的人文精神而創校的，它希望把中國介紹給世界，也把世界介紹給中國，所以是一個中西合璧、古今結合的大學，人文跟科技兼有。如果把我們跟一些單單只有科技或單單只有人文的大學進行比較，那就不太合適。每一個大學應該有自己的定位，然後發揮它的作用，而不是單去追求排名。

　　東方早報：去年12月你致香港中大第六十九屆畢業生的臨別贈言在網上流傳很廣，勉勵畢業生過儉樸、高尚和謙卑的生活，做對社會和人類有貢獻的人。而當前社會流行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大學理想主義精神的沒落也一直是大家關注的話題，或許學生會面臨兩種價值系統的衝突。你覺得大學教育應該堅守一種怎樣的價值觀？如何讓這種價值觀真正紮根到年輕一代的心靈世界，並讓他們付諸實踐？

　　沈祖堯：大學是一個創造知識、培養人才的地方，也是一個思想自由的地方，它讓學生在這裡慢慢變得成熟，找到他人生的方向和價值觀。希望一般的社會價值觀不會完全支配大學的方向。在香港有所謂「中環」的價值，也就是市場的價值，在中環上班的人一般覺得金融是最重要的，比如說投資銀行是最好的職業，誰賺的錢多誰就比較成功……這種價值觀對大學而言是不應該跟隨的，我們創造知識但不一定會賺錢，我們培養學生在不同的行業服務社會，有一些行業不一定是賺錢的。比如我們做工商管理的學生賺的錢肯定比做社會工作的賺的錢多，但能否就說做工商管理的人對社會的貢獻就一定比社會工作者多呢？我上任以後就反對再用畢業生的工資作為一個指標來比較一所大學辦學的好壞，我覺得它也是把市場的價值凌駕在教育的獨立價值之上。

　　東方早報：香港高校每年四五月份會陸續公布畢業生就業情況的調查報告，其中各校各科畢業生入職薪酬是公眾關注焦點。而中大自你上任以後，便取消公布有關調查結果。取消公布後有什麼反響？

　　沈祖堯：我沒有看見因為沒有入職薪酬資料，學生就不來中大念書的。我聽到一些老師和同學都贊成這種做法，可能他們也不同意公布這個資料，不是說我們畢業生的工資比不上別的高校，但他們感覺公布這個資料就是給了他們一點壓力，對有些行業（的口碑）形成了貶義。

　　「大學排名有它的限制」

　　東方早報：你去年初在香港電台發表《香港家書》表示，目前的大學教育過於重視排名及資源競賽，忽略對年輕人靈魂的培育，長此以往將會使新一代喪失想像力、人文內涵和慎思明辨的能力。大學教育應如何擺脫排名等這種「數字化生存」的狀態，堅持自身的價值與追求？

　　沈祖堯：大陸和香港、台灣的校長，每年都會有不同的場合去碰頭、討論，大部分校長對這種排名都感覺困惑，不是說排名靠前的院校就沒有意見，排名靠後的就有意見。因為這種排名對大學有很大的影響，學生會看排名來選擇學校，而不會考慮這所學校是否最適合自己，家長也會看排名引導他的子女，甚至政府撥款、熱心教育的捐款人有時候也看這個排名。現在排前一百名的學校大部分是美國和英國的學校，因為這個排名主要是以英語發表的文章做標準，所以英語世界裡的學校肯定有很多優勢。有一些很好的大學，比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台灣大學、漢城大學，就是因為不一定用英語來發表它們的研究，排名就低了。在這點上是不公平的。但現在排名已經存在，也不能一下子就給砍掉。需要慢慢讓同學、家長明白，這個排名其實有它的限制。

　　有一些校長就提出，應該有不同的排名方法，比如說應該有一些排名是compareappleswithapples,orangeswithoranges。假若你是人文的大學，就應該按人文學科來排，而不是按整個大學綜合地排。而且不只是英語發表的成果，其他語言發表的、質量佳的也應該要考慮。比如以中文發表的文章，若質量好的話，應該也納入排名的標準，讓它也有影響因子，那就不會因為語言的問題而偏重於某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不好的影響是，排名會量化一些東西，但教育，特別是教學很難量化。發表了多少文章，出版了多少著作，你可以去數；但用心教好學生，要怎麼去量化呢？這也是排名很大的一個限制，既然不能除掉，就要小心看待。

　　「作為一個中國人，

　　不應該中文寫得很差」

　　東方早報：這些年大陸社會較多關注高校去行政化的問題，請談談香港高校在這方面的經驗。

　　沈祖堯：香港的高校有兩種，有八所高校由政府直接資助。有一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每年按照每所學校的學生人數來撥款。撥款數量主要就是看學生人數,按比例撥款。不能說它對大學沒有管治，特別是在科研方面，它每三年會做一次研究的評核，依據每所大學的科研成就，撥款會相應的有一些波動。另外，它也在教學方面做一些評核，每幾年到每所大學就學科教學效果、對學生的照顧等給出一個分數，這個分數也會影響到撥款。這個做法主要是面對納稅人——每一分錢都要用到最好的地方，從目前來講，按照學生數量撥款以後，高校的自由度還是比較大，比如說這個錢是用來聘請老師，還是添加設備，這是有彈性的。

　　東方早報：成立於1963年的香港中文大學，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歷史學家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更是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文化往事。你也提到，引領中大發展的「大方針」是「結合中西文化」。但香港的大學基本上都是使用英語作為工作語言，甚至語言成為個人身份和地位的標誌，這些年很多香港人似乎也在語言問題上開始反思和討論。如何在語言的使用上，讓更多的香港年輕人融入或至少了解乃至認可文化中國這個共同體？

　　沈祖堯：語言溝通非常重要，我希望學生能中英文並重，而不是偏向一方。語言不僅代表著溝通，也代表著文化，象徵著一種身份上的認同。因此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不應該中文寫得很差，或者不會講中文。確實如你所說，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英語是使用最為廣泛的公共語言。但是，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華人，而且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位置也是越來越重要。中文肯定會越來越受到重視，不應該歧視自己的語言，更不能放棄。在科研方面用中文發表在最好的雜誌上的，應該給予承認。全世界的華人學術圈應該形成一個共識，關於何種刊物和出版社是質量上有保證的，大家應相互認可。

　　「我不希望自己僅僅呆在

　　校長辦公室做行政工作」

　　東方早報：這些年香港很多高校紛紛到大陸招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給大陸學生提供了一個更多元的選擇空間，但最近因「雙非」孕婦和社會資源分配等問題，引發某些香港與大陸民眾互相批評，滋生了隔閡、猜忌等阻礙溝通的情緒，據了解，很多內地生在香港高校乃至香港也較難融入香港本土文化之中。大學在這個現實問題上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來推動不同族群的相互理解、包容乃至相互欣賞？

　　沈祖堯：這麼激烈的爭論是最近才出現的，在一些學校裡面也有這樣一些氛圍。確實存在一些引起矛盾的因素，比如香港的大學有10%的內地生，這些學生一般在三到四年的求學時期，都會被安排住宿在學校裡面。相對的，學校計劃安排本地生在學校裡面至少能夠住一年。希望能夠坐下來好好談一談，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當然最好是能夠像大陸高校那樣多建宿舍，將所有的學生都能安頓住在校園內。但是香港這樣一個寸土寸金的地方，建宿舍非常昂貴，幾乎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希望，首先雙方不要對罵、將矛盾激化。其次，我們希望本地生與內地生增進相互了解，促進融合。

　　以前本地生與內地生的關係相對比較融洽。那是因為以前的本地生在人數上很少，因此必須融入本土的文化群體，現在內地生多達數千人，他們有自己的社群、學會等，因此越來越傾向於在其固定的共同體內交往，形成了另外一個天地。因此，我建議學生會等機構增進雙方的交流。很多時候，這種矛盾和緊張是彼此不夠了解而產生的。學校方面也要多提供一些幫助，比如在第一周的迎新周，我們會特意安排一些活動讓內地生與本地生有一些接觸，一起遊戲、運動等，增進相互的了解。我們也在考慮讓在大學校園已住宿了三年的內地生，到學校周邊的居民家裡去住宿，由校方提供一些經濟上的資助，當然是遵循自願原則。這對內地生也有好處，因為有一些內地生畢業後會留在香港工作，那麼如果他們有了在香港生活的實際經驗，而不是單純的校園生活，就會更好地適應今後的生活。這還在討論之中，希望能夠做到。

　　我期待大學為社會做好互相尊重、守望相助的「讀書人」榜樣，不應該去歧視、隔閡，應該成為內地生與本地生、香港與大陸之間橫向溝通的橋樑，希望香港社會如我在博客上寫的——獅子山下同拼搏，深圳河畔共舟濟。

　　東方早報：去年7月，上任僅一年，你便獲選為公眾及學界眼中的香港「最佳校長」。你常通過撰寫網誌、在社交網站留言等方式積極與師生溝通。大學校長除了教學、科研等方面的引導、管理，在高校的校園文化和公共生活中應扮演哪些角色，發揮怎樣的功能？

　　沈祖堯：校長作為一個學校的代表，肯定需要在學校與社會之間進行溝通，同時應該在引導學生方面有他的參與和立場。但是，事實上我不可能接觸到每一個學生（我們學校有兩萬多人）。那麼我用他們最歡迎的媒體，比如Facebook、博客等，給他們寫公開信，他們就能在第一時間讀到。這也是作為一個大學校長的責任，

　　我不希望自己僅僅呆在校長辦公室做行政工作。行政工作雖然也很重要，但絕對不是全部，校長也應該擔負起教育的一部分的工作。這種思想的溝通，其實是我與學生分享自己的價值觀，也是我的教育責任的一部分。博客每次發布以後，我都會收到一些反饋，很多同學都支持我的看法。在過去的一年中，我也感覺到中大校園的氣氛比較融合，我想這或許是我們這些管理者比較用心地去跟學生溝通的積極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