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中國貴族文化的頂點 人文教養輻射整個社會

核心提示：人文教養卻因逐漸擺脫對血緣的依附性，獲得了獨立發展的空間，士的出現，士以道為依託而不以勢（勢位、權勢）為憑藉乃至成為一獨立的階層，表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與血緣貴族統治體制的衰敗相聯繫，是平民的壯大與社會功利化趨向的日益加強。這也是一種勢（時勢），這似乎對貴族性的身份認同亦十分不利，然而人文教養及其固守的道借與功利走勢的抗爭，卻顯得尤其光彩。

錢穆就曾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個極混亂囂張的時期；但另一方面，則古代的貴族文化，實到春秋而發展到它的最高點。春秋時代常為後世所想慕與敬重。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己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緻的時代。」

本文摘自：《用現代價值解讀春秋大義：劉緒義讀春秋》，作者：劉緒義，出版社：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後人說史，向來標榜平民立場或平民視角，以此凸顯他們的親和力。在他們看來，似乎貴族生來就面目可憎，不可親近。在他們的潛意識裡，貴族作為一種階級意識的產物，始終是平民的對立面甚至敵對關係。

事實上，歷史證明，催動人類社會與文明向前發展的總是那個時代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去古越遠，這些先進知識分子往往越不是平民，恰恰是出身貴族，是貴族中間一批具有人民性，能夠代表當時先進文化的知識者。孔子就從來沒有標榜自己是平民，他甚至要求自己的弟子努力學習貴族文化知識禮儀，以期能通過這種修身使自己脫胎換骨，躋身貴族上層社會。

古代的貴族除了特寫的時代之外，絕大多數貴族並不是後人所想像的那樣，除了吃飯、做愛親力親為之外，其它都須他人代勞。孔子對弟子們的培養就著重於他們的貴族性的精神氣質的道義，這是因為貴族精神，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正是這種精神，催發起人們追求高雅精緻的人生，激發起人們擺脫低級趣味、愚昧野蠻的生活。

長期以來，「貴族」一詞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烙印而遭受誤解甚至批判，究其實，貴族源出於血緣氏族，其本義是指殷商西周時期那種以氏族製為社會基本建制，統治階級由若干氏族聯合組成，各氏族之爵位世代相襲的制度下，統治階層及其權力世代相因而成為尊貴的一族，即為貴族。這種貴族便是社會的精英階層，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其貴族地位的形成和持續，與他們自身的努力分不開。

馮達文先生指出，中國上古的貴族階層，特別是周族統治者，不僅重自然血緣，亦重人文教養。所教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首先是為了營造一種貴族性的精神氣質，其次才是傳授技藝。所以西周以來的貴族，己是自然血緣與人文教養相結合的產物。到了春秋之世，一方面，就社會歷史而言，是血緣氏族的統治體制走向衰敗，這似乎使貴族處於十分不利的情勢之中。

然而，人文教養卻因逐漸擺脫對血緣的依附性，獲得了獨立發展的空間，士的出現，士以道為依託而不以勢（勢位、權勢）為憑藉乃至成為一獨立的階層，表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與血緣貴族統治體制的衰敗相聯繫，是平民的壯大與社會功利化趨向的日益加強。這也是一種勢（時勢），這似乎對貴族性的身份認同亦十分不利，然而人文教養及其固守的道借與功利走勢的抗爭，卻顯得尤其光彩。

錢穆就曾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個極混亂囂張的時期；但另一方面，則古代的貴族文化，實到春秋而發展到它的最高點。春秋時代常為後世所想慕與敬重。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己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緻的時代。」

如「士大夫交往總要以詩起興」，借賦詩可以化解政治危機或締結盟約，將帥之任用，亦常以：說禮樂而敦詩書為準，乃至有宋襄公為確保不失身份雖敗不悔的例子。這些例子所顯示的，是當時的國家政治中，富國強兵這種功利目標還不佔首要的地位，整個社會還被籠罩在人文教養的氛圍之下；士大夫亦並未被職能化而成為技術官僚，他們仍被浸潤在精神氣質的追求之中。在中國古代社會，貴族文化有如此光輝的展現並不常見，但影響深遠。唐代有一段時期士人僅憑詩賦即可進身，以詩人而可治國，行事之作風如此地奢華，也可以說是貴族性的精神文化的又一次閃現。所不同的是，春秋士人為禮樂教化所陶冶，多溫文爾雅，為儒者所尚；唐代士人滲透了宗教的豐富想像與出世追求，多浪漫狂放，為道家所崇。

事實上，貴族精神或貴族立場與人民性並不矛盾，甚至在歷史進步的征途上，人民性就往往代表著貴族精神。《左傳》的貴族精神就集中體現在書中貫穿著的適應當時歷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觀點。這種觀點通過隨季梁（桓公六年）、宋司馬子魚（僖公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公十四年），然明答子產為政（襄公二十五年），韓獻子論欒武子報楚（成公十五年），齊晏嬰、晉叔向論齊晉季世（昭公三年），沈尹戌論撫民（昭公十九年），逢滑對陳懷公（哀公元年）等，都反覆強調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軍事鬥爭中的作用，從而得出「國將興，聽於民」的結論。這一結論不是平民提出來的，恰恰都是當時的貴族提出來的。

《左傳》就始終堅持了勇於擔當的貴族立場。與之相適應的便是倫理視角。倫理是人類區別於禽獸的根本差別之一。而禮又是倫理的核心內容。所以《左傳》始終堅持以「禮」作為歷史人物的評判依據。正是這樣，中國歷史上才催生出燦爛的先秦諸子時代，這一時代被西方學者稱之為「軸心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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