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周勛初先生說東南學術往事

07-25

編者按：周勛初先生是南京大學人文社科榮譽資深教授。他青年時求學於南京大學，人至壯年留校任教，最終成為了南京大學古代文學重點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南大文脈百年沉浮，他是繼承者，也是傳播者。

本文內容選自《古典文學知識》（2013年第4、6期，2014年第2期），題目為編者所加，有刪減。2016年，鳳凰出版社出版了周勛初先生的《艱辛與歡樂相隨》一書，收入《古典文學知識》登載的「周勛初治學經驗談」全部內容。

由盛轉衰的「選學」

2011年8月，南京大學文學院與古典文獻研究所承辦「《文選》與中國文學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我作為南京大學的一名老教師，理應對與會者表示歡迎，還應對古代文學中的這一重要典籍在我校的講授情況作些介紹。

我在準備過程中，發現《文選》一書很有代表意義，可以說明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起起落落，而且與我這樣一名承擔這一方面課程的教師也息息相關。我就想到，可把這段經歷記錄下來，由此可覘南京大學的興衰榮辱，還可透視古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很多微妙變化。

我國古代典籍中，梁代昭明太子蕭統主編的這一文學總集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古代典籍保存不易，前時精粹的作品很多收錄在內，學習古典文學，繞不開這一部大書，歷代文士成長中都有一段學習《文選》的經歷。自唐代起，就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說。一些大儒，如曹憲、李善等人，均以精治《文選》而為後代所推崇。

民國時期，先後有兩位《選》學大師在此講學。東南大學時期，揚州李詳（審言）負天下重望，通儒沈子培稱其精於《選》學；中央大學時期，蘄春黃侃（季剛）享有大名，章太炎許為「知《選》學者」。照理說，李、黃二人應該為南京大學增添光彩，實則不然，因為其時中國歷史正經歷著千年巨變，時移勢轉，《選》學已經由盛轉衰，步入逆境。因此，李、黃二人所開創的學統，反而給東南學術帶來種種磨難。

民國初期，北方興起了一陣震古爍今的新文學運動。胡適等人提倡新文學，要求用白話代替文言。主古文的桐城派，主駢文的《文選》派，都遭到了討伐。錢玄同在《新青年》上先後撰文，賜予惡名，曰「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東南大學早期，桐城派的巨子姚永朴已來此任教，於是「謬種」、「妖孽」都在南京集中，形成了與北方遙遙相對的一種奇異景象。

不過黃季剛此時仍意氣豪邁，沒有感到什麼壓力。由於學問好，仍有一大批崇拜他的學生圍在身邊。他的壞脾氣是出了名的，講課時喜歡罵人，罵得最多的人之一也就是這位錢玄同。兩位章門弟子勢不兩立，卻互不相妨，各有自己的地盤。

然從總的形勢看來，南京方面還是處在不利地位。因為自清末起，中國思想界受進化論的影響特別大。其時列強環伺，國步維艱，人們無不覺得中國即將淪為列強殖民地，因而救亡圖存的運動此起彼伏。「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學要求革命，大勢所趨，符合歷史潮流，不管《文選》派中人物如何飽學，也難阻擋時代的發展，北方學界的聲勢，顯然不知要大上多少倍。

這時正處北洋軍閥執政時期，各個系統的軍閥忙於爭戰，無暇顧及其他。若從好的方面看，當時的一些執政者也有其開放的一面，他們對學術問題不加干預，因此各家各派可以自由發展。總的來看，這一階段可以稱為近代中國學術的黃金時期。猶如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樣，國力雖弱，思想界卻很活躍，創穫也多，成為百家爭鳴的又一高峰。例如胡適、魯迅、郭沫若、馮友蘭、顧頡剛、陳寅恪、趙元任等，各路大師都是在此時段中先後湧現的。這些學界要人，一直影響後代學術的走向，惠溉後人至深。桐城派和《文選》派中人物，沒有遭到過什麼政治上的打壓，只是大勢所趨，不能像過去那樣風光罷了。

「封建學者」

國民政府時期，情況大體仍然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卻是情況大變，因為政治上的主導思想，除進化論之外，又增加了階級論。當時認為，像胡適、錢玄同等人物屬於資產階級學者；李詳、黃侃等人屬於封建學者。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封建學者自然低了一籌。何況與魯迅叫陣的《學衡》派中人物也集中在此地，因此南京大學的前身，成了保守派的集中之地。這樣，南京大學的地位勢必會隨之下降。

李詳、黃侃等人歿於抗日戰爭之前，他們的一些老同事，胡小石、汪辟疆兩位先生，則仍在此任教。他們年歲相仿，經歷亦相似，自然也被列入封建學者的行列。

汪辟疆先生學問好，成果多，和國民黨中要人多有來往。因為他們那一輩人大都出身世家，國民黨中的一些要人也多通文墨。汪先生和于右任等人詩酒往還，還參加過北極閣雅集等活動，于右任就利用職權送他一個監察委員的頭銜。想起此事，我就覺得好笑，像他這樣一個人，能監察誰呢？方光燾先生說，汪先生實際上是個文人，喝喝酒，做做詩，只是身在高校工作，在學術上也得有發展，但在政治上可沒有什麼心計。大約是在1948年吧，汪先生在國民政府的電台上還作過一次演講，提倡讀經，凡此種種，新中國成立之後自然會被視作落後的表現。

一些歷史悠久的大學裡，大都集中有一大批本校畢業的教授。中央大學的情況當然如此，這在階級觀點鮮明的人看來，也就是封建勢力集中地了。到了六十年代，一些觀點鮮明的人已將南京大學中文系視為封建堡壘。

胡小石先生的情況有些不同。他一生清白，性格孤高，無論在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時期，都與政要沒有任何瓜葛。他在護校運動中立過大功。國民黨潰退前夕，政府嚴令中央大學遷至台灣，為此教職工組織了護校委員會，拒絕遷校。委員會由梁希、潘菽、胡小石三人負責。其時風聲鶴唳。梁希因與共產黨有直接聯繫，隨後到解放區去了。潘菽因兩個堂弟潘梓年、潘漢年都是共產黨的高幹，也不便耽在校內，因此後期只有胡先生一人在此主持護校委員會。他積極支持學生運動，與民主黨派中人有些來往，因此建國之後一直受到黨和政府的尊重，初期仍然出任文學院院長，到了1952年秋，轉任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這大約也是為了削弱中文系內封建勢力的需要吧。

南京大學在教育界的地位，在1952年院系調整中遭到了嚴重削弱，文科尤甚。哲學系合併到了北京大學中去，中文系中並過來的教師，只有任職於金陵女子大學的陳中凡先生一人，而在此之前，卻調出去了不少名教授。呂叔湘去了北京，唐圭璋去了東北，段熙仲回安徽老家去了，張世祿在華東革命大學學習後，分配到復旦大學去了。這些先生何以一一離開服務多年的母校，我也說不清楚，事後看來，當與剷除封建堡壘有關。老師既不便動，那就把他麾下的學生一一調走，來個釜底抽薪吧。

中央大學位於國民政府的首都，蔣介石曾經兼任過中央大學校長，校內一些教授與國民黨政要有關係的很多，或在各種衙門內任職過，不管是實職還是閑職，是實名還是虛銜，情況的確很複雜。改朝換代之後，勢必要有一番清理，這也是歷史上的常態。只是當今情況又有不同。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初建時，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有一個蘇聯在教育上有一些完整的經驗，因此大學院系調整時，分為文理科的綜合性大學和各種專業的工業大學兩種，這些都是從蘇聯引進的做法。首都北京，重點建設北京大學；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重點打造一個復旦大學，也就相當於蘇聯的莫斯科大學和列寧格勒大學。位於二者地理位置中段的南京大學，政治上情況複雜，勢必要有降格的處理。當然，各級領導都沒有明白地宣布過這一點，作為一名底層的學生，僅憑個人觀察，也無法具體地說明內情，只是從大勢來看，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山重水複

時至上一世紀六十年代之初，羅根澤、方光燾、胡小石等幾位先生先後去世，南京大學已無知名人物。三十年代聲華藉甚的南雍重鎮，已經虛有其名，無怪乎處在南京本地區的兄弟院系也對我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的學術水平表示輕視。

建國初期，全國高校之間很少來往，因此中文系的窘態還不會明顯地暴露，教師不會感到有什麼壓力。只是到了五十年代末，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分裂，中國為了擺脫蘇聯的影響，提出了反修（蘇聯修正主義）的口號。中共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主持編寫一系列的大學教材，取代前此仿照蘇聯模式或直接從彼處引進的各種教科書。為了強調中國的獨立自主，突出悠久的文學傳統，中國文學批評史開始得到重視。周揚安排復旦大學與南京大學各編一套中國文學批評史和中國古代文論選，大約是看到復旦有郭紹虞與朱東潤兩位專家，南大有陳中凡與羅根澤兩位專家，因而讓兩家各搞一套的吧。只是陳先生此時已年過七十，羅先生患高血壓與肝硬化，已不能任事，因此兩校的實力已無法相比。

這項工作初起時，還在「大躍進」的高潮中，學生為主大編教材，轟轟烈烈，關起門來搞，仍然可以自我陶醉。但要兩校相拼，拿出真貨色來，可就顯出高低來了。到了六十年代，上級指定兩種批評史方面的教材都要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南京大學可是窘態畢露了。

六十年代之初，羅根澤先生去世，這裡最後的一張王牌已告失效。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的力量已經跌到谷底，其後又遭不斷摧殘，成了革命小將和革命教師大顯身手的一塊陣地。經過反覆清理，封建堡壘已蕩然無存。像我這樣一名不成材的學生，僅因跟老師學得認真一些，也被加上封建學者俘虜的惡謚，成了一名革命師生群起而攻之的不合格教師。

柳暗花明

「文革」結束，天日重光，社會觀念起了根本變化，南京大學的教師不必再為歷史蒙羞。因為大家的態度趨於客觀，學界不再用進化論與階級論的觀點來衡量一切，甚至《學衡》派的價值也有人來重新加以評估。學者只要在某些方面作出過貢獻，就會得到肯定。大家不再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鑒別上來分高下，那些自命為社會主義精英的人也不能僅憑几句語錄打遍天下了。

到了八十年代，學術界成立起了各種不同系列的學會，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成立後，我也被吸收入內。1981年時，《中國文學批評小史》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我把三年教學中積累起來的講義改寫了一下，沿用前此形成的思路，向少而精的方向努力，考慮讀者需要，行文深入淺出，追求體系的完整與明晰。全書僅二十萬字，出版不久就售完了。其後在國內與境外多次翻印，還有兩種不同語種的譯本，傳播也就更廣，影響不斷擴大。

1985年，程千帆先生主辦了一次黃季剛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與會者很多，大都屬於章黃學派中人，遞交的論文大都集中在語言文字方面。千帆先生以為季剛先生建樹多端，決非小學方面可以概括。《文心雕龍札記》水平甚高，影響深遠，而我正在開《文心雕龍》的選修課，因此讓我寫一篇這方面的文章。剛巧其時千帆先生讓人把諸祖耿等整理的章太炎國學講演稿印了出來，裡面提到民國之初北京大學的一段往事，主《文選》的黃侃與主桐城的姚永朴曾發生過一場衝突，由此我就想到這一時期的駢文、散文之爭，表現為《文選》派與桐城派的衝突，北京大學學壇上的這件往事，可謂新文學運動起來之前古代文學領域中的一次迴光返照式的謝幕。隨後我就寫了一篇《論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淵源》，反響頗大，一些研究近代學術發展史的學者常加引用，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心雕龍札記》，列入「蓬萊閣叢書」，即以這篇文章為導讀。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步入改革開放時期，學術界頗呈蓬勃之勢，中華書局創辦了一本《學林漫錄》，集中介紹學人的一些軼事。中央大學時期集中了一大批學界名流，傅璇琮先生就約我為本師胡小石先生寫一點東西。胡先生歿於1962年，方光燾先生當時就提議讓我寫一篇有關教學方面的文章作紀念。胡先生特別能講課，在老輩中非常突出，方先生就說你可以寫一篇這方面的文字，好讓外界有所了解。方先生眼光獨到，他說國內學者紀念老師時常講些學術活動或學術建樹，國外有些教授水平很高，但不留下什麼東西，而教學水平特高，對學生影響很大，一些學生就從他的教學方面加以論述。方先生的這番開導，我記住了，但自知力不能逮，遲遲不敢動筆。況且其時極「左」思潮愈演愈烈，當時要想讓這類揄揚學術權威的文章面世，困難很多。時移勢轉，大家都想看到一些過去被壓制下來的有用知識，我就想到利用這次機會完成宿願，於是就寫下了一篇《胡小石師的教學藝術》。

不論是黃侃，還是小石師，早年即身負重望，但一直不太寫東西。我時常與千帆先生講起小石師在文學史的建設上有重大貢獻。但他只留下一本在上海一家小出版社匆促印出來的《中國文學史講稿（上冊）》，大家不太容易看到，也就影響到此書的傳播，難以獲得相應的稱譽；程先生聽過胡先生的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課，與我的看法一致，他就叫我把這些看法寫出來，隨後我就寫下了《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說的重要歷史意義》、《胡小石先生與中國文學史研究》等文，向外發表。

吾與吾師

我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進入大學的，舊時流風遺韻尚存，老師喜歡學生前去提問，我就常前往胡小石師、汪辟疆師家中請教，他們對抗日戰爭之前的一段生活很懷念，經常講起與王伯沆、吳瞿安、黃季剛、汪旭初等人交往事，汪師還拿出一把九教授結社題詩的摺扇給我看，可見其時詩酒風流的盛況。我在與師輩的交往中，聽到過一些文壇掌故，後來與學生輩交談時，也會偶爾提及這些往事。當今的學生對「文革」之前的事已有隔膜，對抗日戰爭之前的事更感陌生，而今學風又已改變，中央大學時期的學者業已恢複名譽，報章雜誌上也常見介紹，內中時有不實之處，因而在有些場合，我也時而講些前輩學人的掌故。

實際說來，我是不太喜歡把師輩的事常掛在嘴邊的。「文革」之前，這會被人視作吹捧封建學者，不合時宜；「文革」之後，在學術界活動，動輒提及名師，會被人視作招搖。自知本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用不到撈什麼虛名。小石師、辟疆師交遊廣，桃李滿天下，我自可借重他們的名義去一一登門拜訪，而這與我的本性相違。我不喜歡拉關係，訪名人，只願以文會友，因此我在出席大小會議時也很少拜訪他人。

「文革」之前，運動不斷，知識分子稍有不慎，便會引起麻煩。我很明白，自己的性格不容易適應嚴峻的政治形勢，因此我的處世之道是「君子隨遇而安，一切順乎自然」，從未想過拋頭露面，青雲直上，然而情況的發展出人意料。1980年後，中國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的任務不斷出現，我為師輩連續寫下了一些紀念文章。這些方面的介紹，無疑也是學術史的重要內容。這些工作本屬無心，卻是為表揚東南學術盡到了一份責任。

目下東南學術這一課題已經引起了各界的興趣，也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好些研究近代學術史的學者，已經視作研究對象。作為長期在南京工作承上啟下的一名教師，自然會進入這一行列。實際說來，像黃侃、吳梅、小石師與辟疆師等人，早年都曾在北京學習或工作過，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至抗日戰爭之前，才陸續彙集到南京來的。總的看來，這一些人確是呈現出某些共同特點，他們大都出身於書香門第，在清代末年開始求學，民國初期逐漸成長。早年接受的是清儒傳統的培育方式，訓練比較規範。因此他們的教學與研究，能夠帖近古人心靈，並不純屬理性方面的解讀。

東南學術的幾位代表人物都在中國文史的領域中分別作出了貢獻，如黃季剛的經學、小學、《選》學與《文心雕龍》的研究，小石師的文學史、楚辭、詩歌、書法史，辟疆師的唐人小說、清詩、目錄學、《水經注》研究等，都有開拓新局面的作用。東南學術後來受人重視，也就為這一群體恢復了歷史原貌。

程千帆先生為發揚東南學術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在求學階段親炙這些大師，頗得各家真傳，因此他的治學，能夠體現這一學統的特點。他提出，治學應重文獻學與文藝學的結合，而重文獻之說，即承清儒樸學而來。

千帆先生早年有《文論要詮》（後改名《文論十箋》）一書行世，首列章太炎的《文學總略》，後有章學誠的《文德》、《古文十弊》等多種，說明其時他很重視章氏大文學的觀點，而與時人普遍傾向純文學的看法不同。後來他又提出「兩點論」，且付之實踐。除學習理論、注重文獻外，還要背誦名篇，從事創作，培養藝術感覺，以為這樣才能深刻領會前人的詩意。因此，他在培養學生時，也要讓他們寫作古文與創作詩歌，全面提高他們的修養。

我教過幾年文學批評史，讀過一些詩話詞話。其中一些高水平的著作，雖僅寥寥數語，卻能抓住根本，對一代詩風或一代名家的成就作扼要的點撥，幫助你掌握要領。因為詩話作者的生活環境與接受的教育比較接近評論對象，他們的見解不大會隔靴搔癢，不像當代一些學者那樣純靠一些現成的理論去硬套，因此我對一些著名的詩話下了些工夫。例如1986年應邀參加福建邵武紀念嚴羽的會議，我就寫了一篇《從「唐人七律第一之爭」看文學觀念的演變》，得到與會者的好評。其後我寫《李白評傳》，敘及李詩在形式技巧方面的創造與貢獻，也就大量引用前人成說。陳伯海編了一本《唐詩匯評》，收入各家評論甚多，我就從中挑取一些切當而有啟發性的評語，供讀者參考。

由上可知，我們培養學生時的關注之點，重視從傳統方面尋求解決問題。作為一門古老的學科，這種培養的方式很對路。時至上一世紀後期，莫礪鋒等幾個博士生陸續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後，大家開始注意南京大學的這一群體。趙昌平在《評程千帆吳新雷先生的〈兩宋文學史〉》時就提到：「由於出版工作的職業需要，我常注意各研究單位的學術動態。總感到南大中文系，至少是中古段的群體力量是學界的一股新氣象：有老成典型的帶頭人，有功底深厚的若干中堅，更有一批虎虎生氣、成績突出的後起之秀，尤可貴者是能彼此緊密合作，有發展成鮮明特色的學派的趨勢。」傅傑在《書林漫遊錄》中論及余歷雄的《師門問學錄》而提到我時說：「在教書育人方面，他與程千帆先生共同培養了一批傑出的學生，成為國內古典文學人才培養的最為成功的範例，已是當之無愧的教授之教授，博導之博導。」這對我來說當然受之有愧。前此我與千帆先生也討論過，學派之說不敢當，但我們也確是在努力，怎樣把我們師輩的學風繼續發揚。不論從千帆先生提出的文獻學與文藝學而言，還是從我後來提出的文獻學與綜合研究而言，都可說明我們都很重視培育文獻學方面的基礎，而這正是繼承了清儒樸學的優秀傳統。

薪火相傳

南京大學重視文獻的特點，得到了同道的認可。1999年我在參加哈爾濱師範大學主辦的「全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博士點新世紀學科研究發展討論會」時，曾與北京大學周先慎教授論及全國各大學培養學生的特點，他就認為我們這裡的人文獻學基礎較好。我也曾說過，我們這裡的人寫的東西水平如何任人評說，而在文獻的處理上還不至於有多大毛病，總想做到植根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決不望空立論，歪曲材料，甚或偷襲他人成果。

2000年時，江蘇古籍出版社為我出了一套七卷本的《周勛初文集》，《文學遺產》編輯部邀請程毅中先生寫了一篇書評，題為《尋求新樸學發展的道路》，內云：「文獻學和綜合研究，體現了一種具有樸學精神的治學方法，也許可以說是開拓了一條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他還聯繫實際，對我的治學道路進行評述，雲是：「在歷次政治運動的衝擊下，在生搬硬套前蘇聯教學制度的專業分科下，在過分強調理論批判的空氣中，有幾個人敢講樸學家的傳統呢？而周勛初則是比較自覺、比較堅定地遵守他的師法，不怕『學風陳舊』、『觀點不行』等議論譏笑，默默地、刻苦地走自己的路，終於取得了令人歆羨的成績。」

自上一世紀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期，我一直擔任南京大學古代文學重點學科的學術帶頭人，教學與科研中的感受，也就更多了。

中國過去稱人文學科中的很多知識為文史之學，學術上並無嚴格的分科意識，後以西學東漸，文學才慢慢獨立。五四運動之後，隨著白話文運動的興起，又有新文學與舊文學之分。我所從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源遠流長，可謂最傳統的一種學問，裡面充滿著古人的智慧。我在幾十年的教學實踐中，經常感到儒家的教育思想有其重要的借鑒作用。

作為高等院校的一名教師，當然要做研究工作，為此我也寫下了一些東西。但我的本職是教師，自當把教書育人放在第一位。自從程千帆先生手中接過重點學科學術帶頭人的重任之後，理當帶領大家一起繼續前進。經過一二十年的集體努力，南京大學文學院古典文學團隊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與好評。自本世紀開始，我年事已高，逐漸卸下這副擔子，由莫礪鋒教授接任。薪火相傳，至今火焰仍熾，回望過去，差堪自慰。

就在2013年暑假中，教育部指定我校舉辦一次「2013年度中國文獻學暑期學校」，為全國研究生搭建一個學術交流平台。這也是對我們重點學科治學特點的認可，我們當然感到高興。為了組織好教學，學科內的教師都踴躍參加，還請其他高校的教師來授課，甚至還請了不少日本和台灣、香港地區學者前來授課。因為我們早已認識到，漢學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世界各地都有一批學者在做研究，其中就有不少在文獻方面卓有建樹的學者，我們應該請他們來傳道，幫助這裡的年輕一輩打開眼界。

立在其中

時至中國國門大開之後，大家從前時的觀點至上轉為方法至上，以為只要掌握了新方法，就可在古代文史的研究上打開一條新路，於是大家競相引進境外的種種新方法。不管是民國時期已經有人介紹過的學說，還是當下歐美最新潮的方法論，都有人引進與倡導。我與千帆先生討論過，覺得國外的那些研究方法或是成功經驗，是從他們的研究對象中總結出來的，用在中國傳統的文史研究上，往往鑿枘難合。與其這樣，還不如挑選一些我國學人文史研究方面的名篇，進行具體分析，看他們採取了哪些研究手段，才能取得成功。這樣做，既是一種學術史的研究，也是一種方法論的探討。對學生來說，可能更實際，也容易操作一些，於是我便開了一門「近代學者治學方法研究」的新課。

我選了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漢魏博士考》二文，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論韓愈》、《韋莊秦婦吟校箋》三文，進行分析。大家不難看出，這些文章並非目下中文系的教師所普遍認可的文學研究，而是一種文史方面的研究。這也反映出了我的治學特點，不想局限於純文學方面的研究，而是喜歡從源頭上探討，從學術史的高度來俯視文學。我認為，這樣考慮問題比較切合中國古來做學問的實際情況。

我也不想從章太炎、黃季剛等人講起。從學術史的發展來說，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研究工作更有新意。因此，我在介紹東南學術時，眼睛並不盯在家門口這一塊。我講羅根澤師的學術，也介紹朱東潤先生的貢獻，這樣才能見到中國學術的整體。

就以東南學術而言，內容也很多樣，即如小石師的研究楚辭，就運用了宗教學、民俗學、神話學與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知識，我在他的指導下，研究楚辭，也就帶有同樣的特點。其後我把這方面的知識用到李白研究中，同樣呈現出了這些特點。因此，我所主張的研究方針是文獻學與綜合研究。因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內容極為多樣，研究的對象各不相同，人們自可從各種不同角度進行考察，運用多種不同學科的知識幫助解讀。

我想，學術史的研究應是大有可為的。近代學術史的研究，更有很多新的領域可以開拓。不光是東南學術尚有許多文章可做，就是蜀學、湘學、粵學等，從清末發展下來，分別作出了貢獻，而且各有其特點。即以蜀學而言，為什麼會有廖平、吳虞等人出現？一代今文學大師廖平，下開廣東萬木草堂康有為一派；「著手打倒孔家店」的吳虞，出於今文而又變得如此激進。蜀中學人舊學基礎之深厚，大家都知道，那又為什麼定要出川之後才能擴大影響？蜀人自雲「出川後是一條龍，不出川是一條蟲」，古今似乎都有這種現象，這種地域文化又是怎樣形成的？

近百年來，中國一直處在急劇的轉型過程中，新舊學風衝突，也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多趣聞。創作領域中有京派、海派之說，據云學術界也有所謂「京派」、「海派」之別，這又如何區別？如能成立，又將如何論證？在當時認為先進的民主聖地又有良好的學術環境的西南聯大，劉文典為什麼還能享有這麼高的尊榮？後來名聞天下的沈從文，為什麼沒有得到相應的對待？這裡就有很多內容可以挖掘，可以探討。上一世紀下半期，在一次次的大批判運動中，上級號召，全民動員，聲勢之大，亘古未聞。上峰雲是「批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但至今似乎尚未見到有人總結過「立」在哪些地方。而那些挨「批」的文字，不論是所謂觀點落後，或是所謂煩瑣考證，反而又博得了大家的青睞，歷史到底在開什麼玩笑？如從學術史的角度分析學風的衝突與演變，不但內容豐富，而且富有情趣，可覘世運之變遷，還可看出中國人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