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作家吐露秘密，讓我們側耳傾聽

　　索爾·貝婁說過：「文學始於秘密。」

　　一位作家的秘密，在我看來通常包含兩種：一種是由他的成長、情感、交遊等等構成的人生經歷，包括那些激發他寫作的決定性事件和許多靈光閃現的隱秘時刻；另一種是他寫作中隱藏的技藝和思想，雖然讀者會在閱讀時自行辨別，但實際上常常和作者所想相去甚遠。關於前者，大部分現代作家希望能夠讓自己的作品和生平區分開，尤其反對讀者從小說中去辨認作者形象，哪怕許多作家最開始寫的常常是包含自傳因素的小說。不管怎樣，很多作家並不願過多談論自己的過去，特別是那些可以稱為「秘密」的事件。關於後者，技藝和思想是寫作的獨創性保證，有的作家將其視為自己的核心機密，有的不願意談論這些，僅僅是因為這會讓人顯得自大——比之和盤托出，他更願意讓作品本身去說話，讓讀者自己去發現。

　　因此，當我們有幸聽到作家自己談論他的秘密時——他總會在某些時刻吐露心聲——那將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刻。索爾·貝婁，197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三次獲美國全國圖書獎，一次普利策獎，作品在全世界享有盛譽，在國內也有很多忠實讀者。他的小說總體來說呈現的是現代派面貌，充滿思辨色彩，涵蓋了龐雜的現實，並且，他的句式是一種和海明威式簡潔對立的繁複句式，這都讓讀者理解起來不那麼容易。這本訪談錄的翻譯出版，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更真實的索爾·貝婁。

　　洞察世事、談論創作、評點作家，對於一個立場鮮明又過於耿直的人來說，這樣吐露「秘密」似乎並不是「穩妥」的選擇，但正如訪談標題所說：《在我離去之前，結清我的賬目》，接受訪談時貝婁已84歲了，他還有什麼好在乎的呢？

　　第一種秘密

　　文化和身份的衝突賦予了他不同視角

　　索爾·貝婁的父母是在彼得堡經商的猶太人，在俄國生活富足安逸。移居加拿大後一切重新開始，後來又舉家遷往美國的芝加哥。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父母彼此說俄語，和貝婁說意第緒語，而貝婁同時也要說英語、法語，並學習希伯來語，他就是在多種語言的交匯中開始領悟世界的。由於忙於生計，父母對孩子無暇顧及，他自己找到的解決辦法，用他的話說，「碰巧是閱讀」，除了大量閱讀英美文學作品，他還讀了很多俄羅斯小說，因為他覺得那裡是「故鄉」。

　　歐洲傳統，猶太人身份，美國的開放精神，這就註定了索爾·貝婁一出生就處在一個劇烈的衝突和矛盾之中，既有現實生活的，也有思想、信仰上的。他在訪談錄中透露，8歲時曾因病住院，周圍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人，除了《新約》沒有任何讀物，於是他感到自己「愛上了基督」。考慮到他身邊的孩子不斷病死，自己也病得很重，福音書帶來安慰是可以理解的。可對一個猶太家庭來說，這可有點離經叛道。這是他第一個大秘密，他從來沒敢告訴家裡人，因為那會嚇壞他的母親。直到晚年，他仍對此無法忘懷。

　　高中之後貝婁是個讓家裡擔心的「問題青年」，他著迷於當時的流行思想，有一陣成了威廉·萊希的信徒，「在沙發上進行裸體治療，為了成為我的動物自我。」但問題並沒有看起來那麼嚴重，因為他的叛逆，更多體現在追求思想的層面，這種荒唐、盲目的探索，讓他收穫了寶貴的經歷，並逐步形成健全成熟的自我，「目睹生活是如何形成的，是件令人著迷的事」，以至於後來存在主義這樣的新潮思想，再也不能輕易影響他了。

　　為了讀大學，他到父親的煤場賺學費，他和經商格格不入，上大學後就徹底和家裡生意斷絕了關係。也正是在大學期間，他開始意識到自己要成為職業作家，並用一生的實踐不斷堅定這一信念。他自己說過：文學始於秘密。的確是這樣的，在他的成長中，身份的疏離和精神的孤獨，以及對其尋根問底的過程（這種向內的探尋包含著對更廣闊世界的渴望），是他投身寫作一個顯而易見的根源。也正是因為從這種動蕩衝突中走出來，鍛煉了他清醒的頭腦，讓他對時代有著敏銳的觀察和判斷。20世紀，許多大藝術家、作家都是猶太人，並不是一種巧合，身份賦予了他們不同的視角：他們會不由自主地從外部觀察自己生活的環境，也會從內部探究生存的根本問題。動蕩的生活和多舛的命運賦予了他們表達的渴望和勇敢面對真相的氣質。體現在索爾·貝婁身上，正是通過一個「外來人」的體驗，美國巨大的包容和基本價值觀中偏重理想主義的部分才讓他有了更深的體會，也讓他能夠從美國社會「野蠻的實用主義」之平庸中挖掘出自己的故事，並保持「適度的樂觀主義」。

　　第二種秘密

　　他的工作就是做他自己

　　由於文化上先天的聯繫，他很自然把歐洲的傳統植入了美國文學。有評論家認為，他是這一代美國作家中，唯一吸收傳承了整個歐洲經典遺產的人。但他也是非常美國化的，他發明的新的「美國句式」，他關注的美國知識分子和美國生活，都表明每個作家只能在自己的範圍內才能達到深刻。索爾·貝婁認為，關於世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版本。從睜開眼睛開始看到這個世界，到每時每刻不同的經歷，每個人的世界都是不一樣的。對個體的注目，對獨特性的探求一直貫穿在他的寫作中。他說，他的工作，就是做他自己。

　　在對世界進行觀察和感受時，他覺得自己終生保持了孩子似的直覺，也一直無法擺脫從兒時起就有的對死亡的恐懼。前者是他觀察世界的方式，後者是他對世界的深沉之愛。他非常看重真實，認為如果不是表現真實，那麼所寫的東西就不值得任何人關注。作為一個小說家，他找到了自己表現真實的方式。在他深入喧囂的時代深入探討人性時，他不再試圖給出終極答案，他接受了這樣的事實：不再努力使一種立場盡善盡美，而是正在容忍你不知何故就是無法擺脫的秘密偏好或秘密的解決之道。

　　在訪談中貝婁還有很多關於寫作的經驗之談。比如，他談到了嚴肅寫作中的遊戲體驗，作品中人物的觀點和作者的觀點是兩碼事，把寫作當做一個具有自身規則的工程，等等。對自己的作品《赫索格》《洪堡的禮物》等也都有問必答，可以說坦率到了可愛的程度。關於《赫索格》寫了十到十五稿的問題，他說，那只是為了不讓它毀於嚴肅。

　　他得意地宣稱，自己「在荒誕的人物中放置了某種價值觀」。思想不應該是嚴肅的嗎？不。索爾·貝婁清楚地道明了這一切：「存在另一種被我們所忽略的現實，真正的現實。這另一種現實總是在向我們傳遞著暗示，如果沒有藝術，我們便接受不到這種暗示。」

　　不管受採訪者馬內阿（當今羅馬尼亞被翻譯最多的作家）友誼的激勵，還是年老後看透世事，索爾·貝婁在訪談中不僅講出了許多自己的秘密，對朋友、同道也直言不諱地加以褒貶，對許多嚴肅的事，甚至可能觸碰美國主流社會「政治正確」的事也心直口快，不做保留，這都讓這部訪談錄更為真誠有趣。若說從讀者角度還有什麼缺憾的話，那就是訪談錄的篇幅還是有些短了，讓人意猶未盡。不過還是讓我們以在生活中應有的態度來結尾：珍惜已經有的，而不是遺憾那些沒有的。對真正的作家來說，他的一言一行，哪怕日常的聊天也有助於提高我們精神生活的純度，我們可以藉此更清楚地審視自我。

　　毫無疑問，在當代精神生活是隱秘且被潮流所抗拒的，當貝婁的編輯問他對美國文化的衰落和他自己與它的關係持何種看法時，他回答：「當我決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時，我知道，社會將不容於我。我也知道我會獲勝……那將是次小小的勝利。」這種孤獨的勇敢和自信，對每個依然堅持珍貴的精神生活的人來說，都是最好的激勵。

　　□王志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