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石渠寶笈特展

「石渠寶笈特展」是故宮博物院為紀念建院90周年而舉辦的系列大展中的重量級展覽，分為「典藏篇」和「編纂篇」兩個部分，旨在體現《石渠寶笈》編纂及其著錄書畫的特點，讓觀眾了解清宮典藏書畫的聚散和特質。

「石渠寶笈特展典藏篇」在武英殿展出，以《石渠寶笈》著錄書畫為主軸，注重揭示書畫收藏、流傳、辨偽的歷史。記者在現場看到，本展區展出82件（套）書畫藏品，大多為歷代書畫中的經典之作。據介紹，此次展出的文物規格之高，一級品之多，在故宮博物院乃至博物館界都難得一見。其中，東晉顧愷之的《列女圖》（宋摹本）和傳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圖》反映了我國最早名家人物畫和山水畫的風格。東晉王《伯遠帖》為王氏家族唯一傳世真跡。長528厘米的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這次全卷鋪開陳列。10年來，《清明上河圖》僅在香港和日本展出過兩次，但都未曾全展開。

「石渠寶笈特展編纂篇」在延禧宮展出，以《石渠寶笈》著錄的書畫來源、編纂人員、編纂體例、貯藏地點及其版本與璽印五個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寶笈》諸編的內容與特徵，展出故宮博物院藏、《石渠寶笈》諸編著錄的典型作品72件（套），其中圖書善本12冊，《石渠寶笈》所用寶璽15件，直觀詮釋這一書畫著錄巨作。本部分展出的晉顧愷之《洛神圖卷》，畫卷中乾隆及內府大臣的題識再述了《石渠寶笈》這一書畫著錄巨著的編纂體例與其嚴謹的考據特點，並生動地勾勒出乾隆的藝術趣味。

隋 展子虔 游春圖卷

宋 趙昌 寫生蛺蝶圖卷

宋 趙佶 雪江歸棹圖卷

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卷

元 商琦 春山圖卷

明 沈周 桐蔭玩鶴圖軸

明 徐渭 梅花蕉葉圖軸

明 宋旭 五嶽圖卷

明 李士達 歲朝村慶圖

清 冷枚 避暑山莊圖軸

清 王致誠 十駿馬圖冊

清 弘曆 庚辰歲朝圖並新正重華宮詩軸

清 張若澄 興安嶺圖軸

清 佚名 鴿譜圖冊

《石渠寶笈》與乾隆的趣味

《石渠寶笈》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宮廷編纂的大型著錄文獻，共有三編，由乾隆皇帝命令大臣編纂，初編成書於乾隆十年（1745年），共四十四卷；二編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四十冊；三編成書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石渠寶笈》著錄了清廷內府所藏曆代書畫藏品，分書畫卷、軸、冊九類，收錄我國上迄魏晉，下至清初近兩千年書畫名家最優秀的書畫作品達一萬兩千餘種。作為我國書畫著錄史上集大成者的巨著，負責編撰的人員均為當時的書畫大家或權威書畫研究專家，自清乾隆8年開始編撰，直到完成，耗時74年。全書修編定稿後，即指定專人以精整的小楷繕寫成朱絲欄抄本兩套，分函加以保存，一套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一套現存中國台北。

「石渠」一名，典出《漢書》。西漢皇家藏書之處稱「石渠閣」，在長安未央宮殿北。乾隆帝以「石渠」為內府書畫著錄命名，表現了對古代文化傳統的景仰和追溯。

清代皇帝重視文治以及滿漢文化的深入融合，國家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為乾隆編撰這部大型書畫著錄書籍提供了文化和物質的基礎。康雍兩朝為乾隆時期文化藝術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對宮廷藝術而言，最高峰是雍正時期，乾隆在文化藝術上更多的是繼承、守成。乾隆時期，漢化已經非常深了，皇族貴胄每個人都是從五歲左右開始接受滿漢兩種文化的教育。乾隆還是寶親王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收藏了，《石渠寶笈》中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他年輕時收藏的。另外，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書畫學習、創作，他個人的喜好，是編纂和整理宮廷收藏的直接誘因和精神基礎。

在歷次《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的編纂中，許多在書畫的鑒定和創作上卓有建樹的大臣、學者參與其中，如董邦達、董誥父子，他們的書畫作品很多被《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著錄了，這二人是乾、嘉兩朝文臣山水畫的代表畫家，具有極高的社會聲譽，而參與《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編纂的黃鉞，則是著名的鑒定家和書畫家，所以說，乾隆時期，除了文物的庋藏豐富，人才濟濟的宮廷文化隊伍，也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編纂成功的保障。

《石渠寶笈》經過初編、續編和三編，收錄藏品計有數萬件之多。其中著錄的清廷內府所藏曆代書畫藏品，分書畫卷、軸、冊九類；每類又分為上下兩等，真而精的為上等，記述詳細；不佳或存有問題的為次等，記述甚簡；再據其收藏之處，如乾清宮、養心殿、三希堂、重華宮、御書房等，各自成編。

《石渠寶笈》中所收錄的書畫精品，都曾為宮廷所珍藏。清末及民國初年，溥儀以賞賜等名義，使部分書畫名作散失；出宮時還將大批藏品遷離紫禁城，至偽滿洲國結束期間，部分藏品失散於民間甚至海外。

一旦被《石渠寶笈》著錄，免不了被乾隆蓋章

一般《石渠寶笈初編》著錄的書畫都鈐有「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和殿座章，如果是被鑒定為「上等」的，則加鈐「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和「宜子孫」印。《石渠寶笈重編》著錄的應鈐除以上諸印外，有「石渠定鑒」和「寶笈重編」，後經嘉慶庋藏的會有「嘉慶御覽」等璽；乾隆帝又命人在這些作品又加蓋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寶」和「八徵耄念之寶」朱方大印。《石渠寶笈三編》的則加鈐「嘉慶御覽之寶」、「寶笈三編」印。而《石渠寶笈》著錄作為內府書畫總帳，是按書畫所存放的地點登記的，如重華宮、養心殿、靜寄山莊、御書房、乾清宮、學詩堂等，存放在各處的書畫畫心必定有以其所放宮殿名稱專刻的「殿座章」如馮承素摹《蘭亭》中左側最末一印「重華宮鑒藏寶」。這種編寫體例，是早在乾隆八年編纂《秘殿珠林初編》之前就由乾隆帝親自指定的，諭旨曰：內府所藏書畫「何者貯乾清宮，何者貯萬壽殿、大高殿等處，分別部居，無相奪倫，俾後人披籍而知其所在。」而且，以後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寶笈》各編也都依此體例，並無更易，有關殿座章也有例外的現象，如乾隆帝書《塔山西面記卷》，由於與另外四卷作為一套藏品即「清高宗書白塔山記五卷」著錄於《石渠寶笈重編永安寺》，或許殿座章鈐在某一卷上，所以，此幅上就沒有「永安寺」的殿座。但類似的情況十分罕見。2、清內府鑒藏印的鈐蓋嚴格的格式　內府印章的鈐蓋不是隨意來的，它們的位置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固定的。比如掛軸，「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印或「太上皇帝」一類的大印一般在畫幅正上方或稍偏，「乾隆鑒賞」圓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鑒璽」與「宜子孫」是一對，鈐在畫幅的左中側或右中側，「石渠寶笈」長印和殿座章也是蓋在畫幅上的某一側。如果畫面上部較窄或有畫意、空白少，正中位置的印章則是有往上移，成為上隔水與畫心的騎縫印的，但極少見到在掛軸上把數枚內府藏印蓋在立軸的畫心兩側當騎縫印用的，即使畫心兩側都有畫意，也會直接蓋在畫意上邊。在手卷或冊頁中，「太上皇帝」、「避暑山莊」、「圓明園」一類的大印都是蓋在引首和後隔水或前後附頁上，「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印及殿座蓋在畫心上，有時「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印會在冊頁上當作中縫上的騎縫印用。另外，帶乾隆御題的手卷還會有他的閑章作騎縫印，花樣紛繁，令人目不暇接。

一般來講，宮廷收藏的古代書畫作品和御筆書畫作品上的皇帝印璽並不是乾隆或嘉慶自己鈐蓋的，而是負責此項任務的詞臣根據皇帝或自己與皇帝的鑒定、探討的結論，奉命在書畫上鈐蓋的，有時還要負責對御筆書畫做「潤色」的工作。根據內府印的鈐蓋方式鑒定宮廷書畫是這類文物鑒定的重要手段。

清內府尤其是乾隆時期，宮廷庋藏的畫院作品、帝王書畫以及內府收藏的前代書畫，都按皇帝的親筆指示，有極為標準的裝裱要求和形式：掛軸多根據畫的內容和色調選用淺米色或淡青色花綾作裱邊，花紋有折枝花、雲鶴、團龍等。包首用絹，簽用仿古紙如金粟山藏經紙、側理紙等，軸頭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筆的書畫以玉軸頭為多。畫軸外包裝有織錦面，單色綢里畫套，套簽為白綾墨筆書作品名稱。手卷亦以綾為裱，畫心上下為窄細的綾或紙撞邊，壓摩光滑平整。引首用內務府定造宮廷用紙，有藏經紙、手工描金花箋或雲龍箋、手工墨筆描卷草紋或龍珠箋等，常有乾隆御筆題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濃重黑亮，神采煥發。包首花樣百出，用各種

折枝花錦、織金錦及緙絲，其中以緙絲為包首的手卷，其圖名都是用藏藍色絲線以緙絲手法織出，精美絕倫。手卷的絛帶有八寶圖案、雲龍圖案等，色彩有豆綠、赭紅等。玉別有白玉、碧玉，正面刻雲龍、夔龍紋，內側陰刻圖名並添金。堵頭以玉制居多，還可見琺琅、鏤空銅鍍金等材質。題籤多用藏經紙窄條，楷書或行書圖名，有的還書寫上裝裱時間。卷用藍色海水雲龍紋綢袱包裝，內襯白綢里，上正中用墨線界出方框，框內墨筆書作者、圖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質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鈿等。冊頁多用淡米色綾邊，前後附頁有各種仿古紙、撒金箋、色箋或撒金絹、色絹，夾板有紫檀、紅木、松木或軟木包各種彩色織錦，圖案大方典雅，許多都是內務府特製的仿古錦。夾板還有少量的銅胎漆布面夾板，圖案有類似琉球的菊石等樣式。

乾隆喜歡的，假的也要寫成真的

《石渠寶笈》中，既有在中國書畫發展歷史上璀璨炫目的明珠瑰寶，也有歷代大量的偽作和仿作，書中著錄的某家作品並不一定就是這家的真跡，故宮博物院的書畫庫房裡，就專門有存放雖然經過《石渠寶笈》著錄，但並非真跡的資料庫。《石渠寶笈》的著錄只能保證：所錄作品確在清宮收藏過；《石渠寶笈》著錄的贗品，不會晚於乾隆或嘉慶。

此外，《石渠寶笈》只是相對客觀地反映了宮廷收藏的情況，但在鑒別上仍有很多不嚴謹之處。這是由幾方面造成的，一方面當時沒有博物館，無論是皇帝，還是他身邊的近臣，其對書畫的了解和學習條件比較差。而當時都是私家或皇室秘藏，外人沒有特殊的關係很難看到。編纂者或者鑒定者由於自己見識的高低，判斷力就會大打折扣。另外，皇帝一言既出，別人是無法不遵從的。比如說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偽品先進入了宮廷，乾隆一看甚是喜歡，拚命題詩，讚揚得無以復加，結果真跡來了，他也明白真跡比假的好，但是自己的身份在這兒，不可能自己承認我看錯了，他就讓手下的大臣去題詩說這個真跡怎麼不好，這其實就是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