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毓秀：【讀書筆記】歷史的三個片段（歐洲中世紀史）書評*

一西羅馬的覆滅或許是必然的，因為帝國實在太龐大了，一如遠在東方的中國。在日耳曼摧毀西羅馬之前，西羅馬內部就腐朽墮落了。啟蒙時代的哲人在反思帝國敗亡原因時，往往將罪責歸於基督教。一如五四運動的哲人，視儒學為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就像吉本在《羅馬帝國興亡史》里，將基督教視為羅馬帝國朽壞的罪魁禍首。然而一如程朱理學是東方帝國政治失敗的結果而非原因，鄙夷塵世嚮往天國的基督教的出現乃至興盛與其說是帝國崩潰的原因，不如說是結果。 現代學者威爾·杜蘭特在《世界文明史：凱撒與基督》里指出：「基督教的成長，與其說是羅馬帝國衰頹的原因，勿寧說是羅馬帝國衰頹所造成的結果。在基督出現之前，舊的宗教已告瓦解……帝國征服希臘，是道德倫喪之始，至尼祿王時代已敗壞到了極點，而基督教對羅馬帝國倫理道德的重整，頗有裨益……人們對國家漸漸失去信心，並非由於基督教促使其如此，而是因為羅馬帝國為了保全財富而不恤貧窮，為了捕獲奴隸而去打仗，為了奢侈的享受而儘力課稅，不可能把人民從飢餓、疾病、侵擾及貧困中解救出來。……羅馬帝國的滅亡既非由於蠻族之入侵，更非緣於基督教之興起；事實上，在蠻族入侵，基督教興盛之際，羅馬帝國已只剩下一個空殼子了。」 而究其原因，在於大一統的迷思。大一統是帝國出現的動力，也是帝國失敗的原因。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意識到過度擴張才是共和國變成羅馬帝國的原因，也是帝國衰亡的原因。當軍事擴張到一定程度以後，限於古代落後的交通條件，帝國龐大的疆域實在難以被有效治理，這也是羅馬帝國為什麼會分裂成東西羅馬的原因。但即便僅是西羅馬，對於當時的統治技術來說也是難以承受的重荷，皇帝陛下又選擇了訴諸中央集權，於是他就只能仰仗食利尋租的官僚集團以飲鴆止渴，而臃腫龐大的官僚主義不僅是低效率的代名詞，更是腐敗的淵藪。這在起初或許並不明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便是整個社會的墮落和腐朽，勤儉樸素的風氣被浮誇奢靡的新風尚取代，原本剛強雄健的羅馬人放棄了立國之初的樸實傳統，在縱慾和享樂當中不可自拔，末人的泛濫伴隨的是整個社會生育率的下降——這是迷戀科層制的大一統吏治社會必然命運。西羅馬如是，東羅馬如是，奧斯曼如是，俄羅斯如是，中華帝國亦如是，凡帝國末季殆無例外。 而陪伴縱慾與享樂的，則是心靈上的空虛，整個社會呼喚著能夠填補心靈枯寂的學說出現，基督教就是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亦可說天命所歸。基督教的前身猶太教原本只是地中海東岸黎凡特世界一個閃族小國以色列的部族宗教，在黎凡特世界幾千年孕育出來的宗教之林中並不起眼。然而卻在亞歷山大打通東地中海商路帶來的希臘化時代，與強勢的希臘哲學相結合，孕育出了基督教。彼時這個猶太教異端教派在黎凡特世界也不過是小小的一粒塵埃，但他放棄了猶太教只有成為猶太人才能得救的狹隘，許諾只要成為基督徒，那麼不分民族、性別、年齡、貧富都能得救，真正成為一個普世的宗教。於是一發不可收拾，在接連戰勝黎凡特世界各種古老宗教後統治了羅馬人的心靈。 基督教繼承了猶太教只拜上帝不拜君王不拜他神的傳統，因而在傳教之初接連遭到將皇帝進行神化的帝國政府的打壓。但在一個腐敗奢靡的吏治社會裡，許諾給予信徒心靈慰藉的宗教是不可能被禁絕的，只會隨著社會的墮落而蓬勃壯大，帝國後期羅馬人尤西比烏創作的《基督教會史》如實地記錄了在皇帝間歇性地打壓之下，卻是基督教的狂熱殉道者數量爆炸性地增長。最後的結果，是腐朽的帝國向生機勃勃的基督教屈服，在皇帝君士坦丁治下，基督教合法化並成為國教，一切希臘異教統統被禁絕。之後就算有所反覆，基督教在羅馬人心靈的統治地位也已經不可動搖。而在君士坦丁死後不到六十年，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兩羅馬，彼此分治。 與羅馬一起衰落的，則是希臘文化。許多人以為古典文明的衰落源自蠻族入侵，然而在蠻族摧毀帝國之前，古典文明在帝國境內便已苟延殘喘。傳統希臘羅馬神話的多神信仰仍然存活了一個多世紀，但和一神教的基督教衝突日增，亞歷山大城在宗主教利羅治下，驅逐了猶太教人、焚燒了亞歷山大圖書館，自稱信奉基督的暴徒更是殺害了希臘哲學家希帕提婭，這進一步標誌著古典哲學輝煌的時期告一段落，代之而起的是基督教神學的時代。可另一方面，基督教對延緩羅馬帝國的崩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對異教自殺習俗的摒棄和對當時縱慾風俗的否定，使得在根基已被暴亂、內戰與腐敗動搖的帝國有起死回生之相。彼時羅馬帝國彷彿迴光返照，儘管他的衰落其實在所難免。 而對基督教來說，雖然自君士坦丁以後，羅馬帝國拜倒在上帝的十字架下。但在一個大一統帝國里，君王的權力必然會高於教會，雖然將皇帝等同於在世神明的多神教傳統已被基督教擊敗，然而皇帝依然被神話，進而威脅教會與基督徒的自由，就像日後東正教淪為拜占庭皇帝和沙皇掌下的玩偶。幸運的是游牧民族從東方而來，摧毀了西羅馬帝國。此後日耳曼蠻族的野性與基督教的靈性相結合，誕下了現代西歐社會的前身。而西羅馬這個罹患癌症，垂死的帝國轟然倒下，在廢墟與灰燼之中誕生的是人類文明走出吏治帝國，開啟新道路的曙光。 二、在輝格史學家麥考萊看來，西羅馬的覆滅對於當時的羅馬人來說是一場悲劇，然而對於整個歷史來說未嘗不是一場幸事，因為西歐世界久違的封建制度借日耳曼之手又重新復活了。農耕民族必然專制，而游牧蠻族帶來自由。就像希臘的前身克里特與邁錫尼同樣是埃及式專制政體，蠻族多利亞人對文明的摧毀固然帶來了黑暗時代，但清新的空氣引入了廢墟，在灰燼之上又重新出現新的希望。 現代民主社會發端於英格蘭，但英格蘭政制與其說創新，不如說是復古，其實與彼時的歐陸各國也一般無二，都是社會當中階級森嚴，尊卑判然，但沒有一個凌駕於各階級之上、外在於社會的強大政權，社會或者說諸社團依據王國的法統和各階級的法權自我治理。而這又源自日耳曼蠻族在軍事殖民勝利以後，貴族廢王，平民奪權，國王、貴族、平民內部爭鬥不休，貴族召開賢人會議推舉國王，平民獲得特許狀內部自治。在日耳曼人征服西歐之前，同樣的歷史也發生在希臘、羅馬的土地上，邁錫尼、克里特都是埃及式「嗶—」政體，荷馬時代北方野蠻人的入侵摧毀舊制度的同時，在廢墟因為內部權力鬥爭，而發育出古典民主政體，羅馬也是偶遭異族征服，之後因為三角權力鬥爭方有日後貴族共和國之政體。但日耳曼人並非文化的敵人，也沒有毀滅和銷毀羅馬文明，相反，他們保存和發展了它。羅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從內部贏得的，是長達數個世紀的和平滲透的結果。在此期間，他們吸收羅馬文化，接手帝國的管理；羅馬並未衰落，羅馬制度和文化一直在延續。與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歷史想像不同，西羅馬帝國並非突然消失的，就算帝國謝幕以後，他的遺澤也依然被後來人繼承。 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雷納在《中世紀的城市》里指出環地中海商業圈才是羅馬世界的立身之本，就算在西羅馬在5世紀覆滅後也沒有停止運作，日耳曼人儘管湧入了西羅馬帝國的疆域，但是並沒有也不可能摒棄羅馬文明，當羅馬帝國的諸行省變成各日耳曼王國後，蠻族的君王一直都仰仗地中海商業貿易的稅收使政府得以運作。蠻族只是將帝國粗俗化，但並沒有使之日耳曼化，十人團、保衛官、城市志（記載正式法律）等羅馬時代的城市制度依然存續，君王們也有意識地鼓勵商業的發展。所謂日耳曼人反對城市的說法，純屬啟蒙哲人的捏造，日耳曼人的入侵併沒有結束古典文明的經濟統一。西羅馬的覆滅在當時只是歷史的微瀾，只有在後人的回憶里才有大轉折大激變的意義。 但8世紀初穆斯林的擴張，真正意義上地結束了古典文明。在征服波斯、奪取敘利亞、埃及、北非和西班牙後，伊斯蘭教完成了對羅馬世界的包圍圈，原本的商路斷絕，地中海共同體就此終結。而此時興起的法蘭克王國/查理曼帝國便是對此的應激反應，一如同集權化的匈奴的崛起是為了應對南方農耕帝國的挑戰。騎士史詩《羅蘭之歌》所講訴的核心之一，就是查理曼大帝粉碎了穆斯林的進攻，使其止步於比利牛斯山脈之下。 與前代的墨洛溫王朝不同，加洛林王朝治下的法蘭克王國從一個海洋國家變成內陸國家，西歐文明被隔絕封閉，找不到出路。商業的衰落導致了城市的解體，而這意味著中世紀真正的開始，黑暗的年代降臨了。城市由於缺少商業的支撐，使得市民紛紛逃向農村。大莊園土地所有制盛行，自由農民為了人身安全投靠莊園主，變成隸農。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其實是迫不得已的，因此除了自己享用外，多餘的產品又能與誰交換使之成為商品，又該如何處理呢？正是在商業趨於消失的狀況下，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才會進行貨幣改革，以銀幣取代金幣。其直接原因是貿易消失導致法蘭克王國貴金屬稀缺，而根本原因是商業衰落和普遍貧困導致交換經濟為消費經濟所取代。 可以這麼說，沒有穆罕默德，就沒有查理曼，也就沒有中世紀。 北方的維京海盜和9世紀東方的馬扎爾人（即匈牙利人）對歐洲的入侵也加劇了這一過程，僅有的北方商業也遭到了重創，同時西歐各國的王權也遭到不同的打擊，法國的王權被徹底摧毀，在國王無法保護國家安全的現實面前，人們不得不在險要之地修建城堡以自保，騎士時代出現。可以說，這是歐洲最黑暗的時刻。 但黑暗年代只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到了10世紀歐洲開始出現轉折。相對的和平與穩固在西歐出現，諾曼底公國的誕生標誌著維京人入侵的終結，東方匈牙利人、波蘭人被天主教馴化，法國的王權步入復甦。從11世紀開始，商業在南部的義大利和北部的佛蘭德斯復興，「城市的空氣讓人自由」，人口快速增長，大面積的墾荒成為潮流，這新氣象最後孕育了文藝復興。而1096年發動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除了宗教上的意義，最重要便的是打通商業道路，直到奧斯曼人再度興起阻隔商路，逼迫歐洲人將視線轉向大西洋。三、傳統上視1453年拜占庭陷落於奧斯曼為中世紀的標誌，但英法百年戰爭結束之年同樣被認為是中世紀結束的標誌之一，原因在於平民/步兵取代了貴族/騎兵在戰爭中的地位，這不單意味著戰爭的全面擴大化，同時也象徵著歐陸貴族階級的沒落。對暴力的壟斷是現代國家的發明，而頻繁的戰爭則是中世紀的自然狀態。戰爭雖說都是殘酷的，但中世紀的戰爭乃是貴族之間的競技，如同春秋時期，參軍乃是少數人的榮譽和特權，其目的乃是恢復某種秩序。因此戰爭固然頻繁，其過程對平民的侵擾較小，以對方服輸、屈服為目的，不論勝負雙方都保留著各自的尊嚴。服輸之後，簽訂條約或協議，雙方就相互遵守。因此在這種戰爭中，雙方在戰場上也遵守著貴族的原則。然而當戰爭將平民也裹挾進去以後，服兵役成為所有人的義務，戰爭的殘酷性驟然加強，不但對平民的欺損加大，彷彿絞肉機一般將國家的氣血吞噬乾淨，更是改變了戰爭規則，勝利成為最高目的，為了勝利可以不擇手段，戰爭從遊戲變成讀博，贏者通吃，敗者輸的傾家蕩產。所謂的和平，不過是暫時的停戰，為下一次更猛烈的戰爭休養生息。 惡性的軍事競爭，破壞了中世紀/春秋的自然秩序，彷彿癌細胞病變，被稱為絕對主義國家的怪獸進入了黑暗森林。為了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就需要有更大規模的常備軍，供應常備軍就需要有更多的稅收，收稅就需要加強中央集權，加強中央集權就需要打壓貴族的地位，破壞地方自治。於是在惡性循環之下，中世紀的地方自治與貴族議會被不斷打壓，多階級並立的封建社會扁平化，向直面王權的原子個人社會邁進。正如佩里·安德森 在《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 里所說：「在16世紀，西方出現了絕對主義國家，法國、英國、西班牙集權化君主政體是與金字塔式的四分五裂君主制及其領地制、封臣制這一整套中世紀社會結構的決裂。」自由的封建國家被對峙的利維坦取代，浮士德揮舞著他手中的鐵棍，希望以鍊金術來恢復國家的元氣，然而這不過是飲鴆止渴，使順民提前了衰老的進程。 當法蘭西從百年戰爭的硝煙當中走出後，整個歐羅巴都在這個巨獸面前顫慄。為了阻止法蘭西攜戰勝英格蘭之餘威在歐陸的擴張，神聖羅馬帝國和西班牙聯合起來與其角力，彷彿多米諾骨牌的倒下，一個又一個新的法蘭西出現，青出之於藍而勝於藍。彼時歐羅巴人的心聲，彷彿李鴻章在帝國末季的感慨：「實為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花捲稀飯大學 陳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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