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騎兵衝擊戰術的強化

騎兵將領的湧現

東漢靈帝死後，外戚何進試圖誅殺宦官，引起宮廷內戰，邊將董卓被招入洛陽，由此引發全面內戰，經歷二十餘年軍閥割據混戰，方進入三國鼎立時期。這一過程和秦末、王莽末年的大戰亂基本相似，參戰各方兵種以步兵為主。但和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時期騎兵對步兵進行衝擊的戰術運用更為廣泛，已經取得了對步兵的技術優勢。騎兵從此不再是陸戰的輔助力量，職能也不再局限於戰術性的偵察、襲擾和追擊，而是成為和步兵一起決定陸戰勝負的主力兵種。

漢末到三國的戰爭中，伴隨騎兵成為陸戰主力的是一代名將的崛起，他們特別擅長騎馬衝擊作戰，經常衝殺在戰場第一線。回首此前的戰爭，我們很少能找到以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而著稱的將帥。因為在從戰國到東漢的戰爭中步兵都是戰鬥主力，將帥的主要職能是用旗鼓等方式指揮步兵方陣以適當的方式移動接敵，很少有機會親身投入到徒步的搏殺當中。而騎兵主要採用騎射戰術，騎兵軍官即使願意親自出擊（如李廣），也不會和敵軍直接交手肉搏。但當騎兵衝擊步兵的戰術廣泛採用後，將帥騎馬親自參戰的幾率就大大增加了。因為騎兵衝鋒速度快，高速賓士的隊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揮方式，所以騎兵統帥只能親自參與衝鋒，以便隨時指揮高速運動的部屬，普通騎兵則隨時觀察和追隨統帥的旗幟，以此實現騎兵部隊的統一行動。其實，這種高速集群作戰方式在春秋時期的車戰中已經非常普遍，因為高速戰車同樣需要統帥衝鋒在前，以身作則進行「示範式」的指揮。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春秋列國的君主、統帥頻頻出現在戰場搏殺的第一線，傷亡或者被俘的情況都不少見。六百餘年之後，隨著戰馬再次成為戰場主角，這種場面又頻頻出現在三國戰場，歷史由此進入了另一個馬背上的「英雄時代」。

當然，並非漢末三國時期的所有軍事統帥（或者說割據勢力的軍閥）都是合格的騎兵軍官。他們大體分兩種情況：一種出身承平時期的文官系統，如曹操、袁紹、袁術、劉表等人，後來即使成為統帥也較少親自參加戰鬥；另一種則出自基層軍官，比如孫堅、呂布、公孫瓚、馬超等人，經常騎馬衝殺在戰場第一線。不過這也和個人風格有關，比如公孫瓚地位升高後就較少親自作戰，而孫策、孫權兄弟即使已經成為統帥或皇帝，也依舊保持著親自衝鋒陷陣的習慣。（可惜孫權上陣的戰鬥基本都是輸）

漢末三國騎兵衝擊的戰例

為了便於衝擊作戰，東漢末騎兵的普遍裝備已經是長矛而不是戟。內戰爆發前，公孫瓚與鮮卑騎兵的一次遭遇戰，可以讓人重溫漢軍騎兵與游牧族激戰的場景：

瓚……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沖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東漢末的大規模內戰中，騎兵將領之間的馬上肉搏戰也時有發生。比如呂布與董卓舊部郭汜的一場戰鬥，兩將約定單獨決戰：「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另一場決鬥發生在馬超和閻行之間，「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之」。值得注意的是，郭汜、馬超、閻行都是關西軍人：馬超是右扶風人，郭汜張掖人，閻行金城人，似乎這種騎士單打獨鬥的風氣在西部比較盛行。

當時騎兵戰鬥更多發生在對步兵作戰中。和東漢初期相比，這一時期騎兵對步兵軍陣的威脅性更大，往往無須等待步兵軍陣出現鬆動，或者步陣沒有明顯的薄弱方面時，騎兵都會對步兵軍陣發起強行衝擊。如呂布到河北投奔袁紹後，一起進攻張燕武裝：

（張）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

值得注意的是，呂布每次衝擊所率騎兵數量並不多。這種衝擊的主要意義不在於殺傷多少敵人，而是沖斷敵步陣的隊列和指揮序列，從精神上打擊震懾敵軍，製造混亂，從而為己方主力發起總攻創造條件。曹操征討關西諸將時試圖渡過渭河建立營地，築營軍隊也遭到了馬超騎兵的這種衝擊：「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關羽斬袁紹部將顏良之戰，也是騎兵衝擊步兵軍陣的經典戰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此戰顏良雖可能騎馬，但關羽必須沖開敵步兵密集的隊列才能接近顏良，所以也可以視為騎兵對步陣的成功衝擊作戰。另外，關羽動作為「刺」，則說明所用武器是長矛，而非演義小說中的「青龍偃月刀」。

面對騎兵日益強化的衝擊作戰職能，東漢末的步兵也在尋求應對之道。這方面並沒有太新奇的兵器和戰術，步兵對抗騎兵的最關鍵要素，還是其傳統的軍陣戰術：密集的隊列和堅忍的紀律。初平三年（192年）公孫瓚和袁紹爭奪冀州的戰爭，就是一次典型的騎兵與步兵對決。公孫瓚一直控制幽州，有北方的烏桓雜胡騎兵可用，且公孫瓚本人一直擅長騎兵戰術。袁紹剛剛佔據冀州，缺乏騎兵，所部多是弓箭步兵。公孫瓚軍在開戰前的軍陣格局是：

瓚步兵三萬餘人為方陳，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

公孫瓚騎兵在接戰之前先射箭壓制敵軍，說明當時騎兵負擔衝擊職能的同時並未放棄傳統的射箭戰術。「左射右，右射左」應當是公孫瓚的右翼射擊袁紹軍左翼、左翼射擊袁軍右翼。袁紹軍的應戰策略是：

紹令麹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斗，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

麹義的八百「先登」和一千強弩兵配置在袁紹主力步兵之前。公孫瓚遂試圖先消滅這支突出的小部隊，「放騎欲陵蹈之」，指用騎兵衝擊和踩踏步兵，這已是當時標準的衝擊戰術。麹義步兵在以前與羌人的戰鬥中，已經積累了應對騎兵衝擊的戰術：先靠盾牌防禦敵軍的箭雨，待敵騎沖近時再發起衝鋒，弩手同時向敵騎射擊，「義兵皆伏盾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終於挫敗公孫瓚騎兵的衝擊。這個戰例說明當時步兵並非不能對抗騎兵的衝擊，但要靠嚴格的紀律和多次戰鬥的鍛煉，還有指揮者選擇戰機、鼓舞士氣的素質。

馬鎧（甲騎具裝）的出現

在東漢末和三國時代，尚未有馬鐙出現的直接史料和考古證據（詳見下章），但另一種衝擊騎兵的重要裝備—馬鎧已有文獻記載。給戰馬披上鎧甲，本身並沒有什麼技術困難，在春秋時期拉戰車的馬匹就有鎧甲了。齊晉鞍之戰中，齊侯急於戰勝，「不介馬而馳之」，「介」即甲。湖北隨州出土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中，隨葬車馬坑的戰馬就穿有皮製甲胄。但從「胡服騎射」以來到東漢，尚未見到騎兵戰馬披甲的記載和文物。到東漢末年內戰中，又有了關於「馬鎧」的記載：

魏武《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精練，不與今時等也。

這應該是曹操回憶和袁紹在官渡決戰時的情況。袁本初即袁紹，可見當時披甲戰馬的數量較少。這場騎兵戰鬥發生在建安五年（200年）四月，當時曹操帶兵救出了一支被袁紹軍圍困在白馬（今河南滑縣東）的隊伍，然後向西撤退。袁紹主力進行追擊：

（曹）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丑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丑。良、丑皆紹名將也……

可見這是一場騎兵之間的戰鬥，袁紹方面有五六千騎，曹軍則只有不到六百騎兵。但曹軍利用敵騎分頭搶劫輜重的機會發動突襲，擊敗了袁軍。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見自己馬鎧數量遠遠不如袁紹，索性連這不到十具馬鎧都不使用了，「見其少，遂不施也」。其實這恰恰表明了馬鎧的用途：它是為騎兵衝擊步兵而準備的。如前面提及的公孫瓚與袁紹的戰鬥，騎兵沖近步兵軍陣時，會受到密集箭矢的射擊，緊接著是密集的長矛隊列，戰馬非常容易受傷，所以馬鎧才出現在東漢末的戰爭中。而此前騎兵很少用於衝擊步兵，不會用到馬鎧。當騎兵互相交戰時，馬鎧的重要性就低多了。因為騎兵隊列不如步兵密集，箭矢的密集程度也不如步兵，又處在相對的高速賓士中，射箭命中的威脅相對較小；加之馬鎧會增加戰馬的負擔，使戰馬過早疲倦，影響奔跑。這點機動性的降低，在衝擊步兵時影響並不明顯，因為步兵的速度和騎兵差距太大；但當交戰雙方都是騎兵時，馬鎧對戰馬速度的影響可能就是致命的了。所以西漢與匈奴持續多年的大規模騎兵戰爭中，馬鎧並沒有投入使用；這次曹操看到袁紹的騎兵眾多，也索性捨棄不多的馬鎧而不用。

簡言之，馬鎧（甲騎具裝）是騎兵對步兵戰鬥的產物，在騎兵之間的戰鬥不適用。所以馬鎧最流行的年代是東晉十六國到南北朝。當時北方政權有絕對的騎兵優勢，南方政權則缺乏騎兵，所以史籍記載中北方使用具裝騎兵的事例特別多，具裝騎兵造型也頻頻出現在十六國和北朝的隨葬俑、壁畫中。當時南方政權也有具裝騎兵，但當他們對抗北方優勢甲騎時，也常常和曹操一樣，不用具裝，禿馬上陣，以便發揮機動性（詳見後章南北朝部分）。到隋唐時期，統一的中原王朝並不缺乏戰馬，和突厥等游牧族進行大規模騎兵作戰時，甲騎具裝就再次銷聲匿跡了。當然，當後世再度出現南北朝那種絕對優勢騎兵對戰步兵的時候，具裝馬鎧又會再度復生。一句話，馬鎧具裝的流行和淡出並不僅僅是技術進化論的問題，而且是由作戰雙方的兵種差異決定的。

在歷史文獻中，裝備了馬鎧的騎兵又稱「鐵馬」「鐵騎」「鎧馬」等。比如東漢末河西涼州地區陷入內戰時，燉煌張恭就曾派出「鐵騎二百」接應曹魏派來的官員。需要注意的是，幾乎從東漢末馬鎧騎兵剛剛出現，就有把「鐵馬」「鐵騎」「鎧馬」這類詞語文學化的趨勢，就是用這種詞來稱呼並沒有馬鎧的普通騎兵。古人習慣文學化的語言以壯聲勢，這給現在的戰史研究帶來了很多麻煩。比如建安四年（199年）公孫瓚被袁紹軍隊圍困，寫信給其子公孫續求救，要他「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公孫瓚固然不缺騎兵，前文所述192年與袁紹作戰時曾有上萬騎兵，但並非所有騎兵都有馬鎧，200年袁紹已滅公孫瓚，兼并其武裝，與曹操決戰官渡時也才「馬鎧三百具」，則199年公孫續的五千騎兵多數應不是真正的「鐵騎」。再如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征討關西的馬超等人，「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這五千騎兵也未必都裝備了馬鎧。公孫瓚早年曾師從大儒盧植，有一點點文化，寫信喜歡誇張和掉書袋，自是古代文人通病（其實現代也有這毛病）。這種對「鎧馬」的文學性的誇張在東晉南北朝時也可以見到。